於是，我們看到生命在這裡保全了下來，但為此卻付出了比生命本身還要高昂的代價。因為保衛、維持生命的力量是從子孫那裡借來的，於是子孫生來就背上了債務，受到了奴役。這場掙扎中倖存下來的只有保衛生命的本能，而生命本身早已流失，只剩下「生命」這個空名。苟延殘喘者是壓抑的，扭曲的，而降世者生來便受毒害，他們的心是病的。人們沒有完整的思想和言語，因為他們從根上就被剷斷。

——伊沃·安德里奇

我告訴他們不用擔心成績：都會拿高分的。我跟他們講，我發現他們大部分人學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是出於實用目的，所以我不會為難他們。

「我就是來做兩個學期的客座講師，不是來給你們當師長的，所以你們也用不著跟我演戲。」

「那我們幹什麼？」有人問道。

「沒什麼。」我說。

「沒什麼？」他們竊笑著說道。

「好吧，會有點事做的。」我說。

我能感覺到他們在看我，顯然已經迷糊了。

「那好，反正我也來不了，」一名年輕女子說，「我懷孕了。」

「沒問題。」我說。

「謝謝。」年輕女子邊說邊收拾東西，然後走出了房間。

鬨堂大笑過後，學生們回過頭來看我，等著看好戲。梅麗哈發話了。

「我們到了，他們一上來就把我們送到難民營——你也知道那幫達舍人的手段——然後就是心理治療。好吧，結果我們那個心理醫生是我們的人，也是難民。你知道她怎麼跟我講？‘大家夥兒，幫我個忙好不好？找點毛病出來。編點這裡疼那裡疼也行。我不想丟掉工作啊……’」

我們都笑了。下課鈴也響了。

我處在一種荒謬的境地，我自己當然明白，太明白了：我要教授一門官方上來講已經不存在的課程。大學裡本來有一個南斯拉夫語言文學系——教授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波斯尼亞、塞爾維亞、黑山和馬其頓文學——現在已經隨著南斯拉夫國家而一起消逝了。另外，分給我的學生對文學興趣也不大，他們想的是荷蘭的證件。他們是從一個國家（或者說，多個國家）主動逃離或被迫驅逐來到荷蘭的，而校方僱我來就是教他們這個國家（或者說，這些國家）的文學。家已經變為廢墟，而我的職責就是在瓦礫堆中清出一條小路。

於是，我做了一個決定：我的工具就是語言，我們的語言，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但是，這門曾經在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和黑山使用的語言，現在與南斯拉夫一樣解體了，變成了三門官方語言：克羅埃西亞語、塞爾維亞語、波斯尼亞語。誠然，克羅埃西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在南斯拉夫時期就享有一定的自治權，但現在又加入了新事物：邊境檢查點，它們凸顯了兩個民族的差異。我不關心這些新語言。區別有什麼？五十來個單詞。我根本提不起興趣。我更關心的是這門語言包含的某種生硬感，正是這種感覺讓我的學生們不願也不能運用它：他們的母語之前就滲進了半生不熟的英語，最近又加入了半生不熟的荷蘭語，已經不再純正了。

我告訴他們，我堅信克羅埃西亞語、塞爾維亞語、波斯尼亞語是同一門語言的三個變種。「所謂語言，就是背後有軍隊的方言。克羅埃西亞語、塞爾維亞語、波斯尼亞語背後是民兵。你也不想讓半文盲惡棍對你的語言指手畫腳，對吧？」但是，我也意識到了一點：我是最後一代在中小學課本里能同時接觸到斯洛維尼亞、馬其頓、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文學，而且原文是拉丁字母就用拉丁字母，原文是西里爾字母就用西里爾字母的學生了。這些課本本身的存在很快也會被忘卻。

但是，事情並不簡單。我提到軍隊的時候可不是打比方，學生們都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的語言背後都有荷槍實彈的兵，我們的語言被用來咒罵、羞辱、殺戮、強姦和驅逐。這些語言懷著一個信念開戰了：它們之間是不可妥協的。或許，不可妥協的原因正是不可分離。

證件上的語言欄五花八門。屠夫也好，麵包師也好，每個人都速成了語言學。戰爭催生了詞典差異化。大部分塞爾維亞人早已轉用拉丁字母，現在又要全盤改回西里爾字母；克羅埃西亞人迫不及待地要打造克羅埃西亞語的克羅埃西亞，於是從俄語裡借用了幾個奇怪的構詞法，又從「二戰」時期的語言裡搬來了一些更奇怪的詞彙。這是一場包含著怨憤和怒罵的分離。畢竟，語言是一種武器：它會烙印，它會背叛，它會分離，它會聯合。克羅埃西亞人吃krub，塞爾維亞人吃hleb，波斯尼亞人吃hljeb：麵包在三門語言裡是三個單詞。但表示死亡的詞只有一個：smrt。

我倒也不是說分離前的那門語言——叫它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也好，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語也好，塞爾維亞語，克羅埃西亞語都好——就是一種更優秀，更值得認可，可惜在戰爭中被毀掉的語言學建構。不，它當年也發揮著政治功能；它背後也有一支軍隊；它也曾受到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南斯拉夫共同語的操縱和浸染。但是，與一夜間的解體相比，將多種語言變體合而為一的過程要更漫長，也更有意義；正如與一夜間的拆毀相比，建造橋樑和道路的過程要更漫長，也更有意義。

波班跟我們講了自己經常做的一個夢。在夢裡，他在找薩格勒布的一條街道，但不敢問路，怕別人聽出來他是貝爾格萊德人。

「聽出來又怎樣？」我問。

「他們就知道我是塞爾維亞人了呀，沒準會朝我吐吐沫，把我轟走。」

「那又如何？」

「那我就找不到那條街了啊。」

「你找誰呢？」

「我女朋友。她叫瑪雅。」

有人笑出了聲。

「你的瑪雅，她住在哪裡？」

「過了莫薩·皮雅傑大街往右拐。」

「莫薩·皮雅傑大街改名了。」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