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什麼啊？」

「梅德韋沙克。」

「謝謝啊。」他嚴肅地說道，好像當天晚上就能用上這條資訊一樣。

「瑪雅那條街會不會叫諾瓦卡瓦街。」

「諾瓦卡瓦？」我問道。

「沒錯！」他大喊道，臉上綻放著欣慰的光芒，「諾瓦卡瓦！」

「幸好你夢裡沒跑去波斯尼亞，兄弟，」塞利姆說，「要是讓我們的人盯上你，你就等著渾身冒冷汗吧。」

屋裡鴉雀無聲。塞利姆剛剛投下了一枚炸彈。

「塞利姆，從現在開始，這種話你自己知道就行了。我不想讓教室變成戰場。」

塞利姆受不了波班的塞爾維亞做派，這是明擺著的：波班發言的時候，塞利姆就翻白眼，大口喘氣，捂著嘴咳嗽。輪到塞利姆發言時，他的波斯尼亞口音會比在外面時更重，我很確信這一點。

奈維娜完全不一樣。她講話的特點是語言分裂症：她會結結巴巴地混用各地方言，比方說一句話開頭是南塞維爾亞方言，接下來是薩格勒布腔，然後是拖腔拉調的波斯尼亞語，令人眼花繚亂，不禁會覺得她是不是自閉少女。她後來跟我解釋說，她爸爸是塞爾維亞人，媽媽是克羅埃西亞人，兩人一直劍拔弩張，最後在戰爭爆發前夕分開了。種族問題壓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肩頭。奈維娜後來搬去跟波斯尼亞的奶奶同住，後來輾轉來到阿姆斯特丹，開啟了難民生涯。

「我在荷蘭語裡比較舒服。」她告訴我，好像荷蘭語是個睡袋一樣。

烏羅什一直嘟嘟囔囔的，我們都聽不太明白。他講話也愛用地方土語。就像十九世紀俄國小說裡的僕人一樣，他似乎在用這些土語來安撫身邊的人。他跟人說話時，好像害怕對方打他的鼻子，而這些親切的鄉音能抵擋傷害似的。班上其他人都取笑烏羅什的土話，就像荷蘭人一樣。於是，對烏羅什來說，課堂發言成了語言審判，所以我基本不叫他。

伊戈爾荷蘭語說得很好。對他來說，荷蘭語意味著自由，而母語則成了負擔。

「我在講我們的語言時，我感覺就是在鄉下演戲，你懂我意思。」他說。「你懂我意思」是用英語說的。他在說我們的語言時總會摻上一點英語，這樣他覺得更自在。

「我們的語言，每一門語言，它們都想要建立一套標準語。但只有不純的、俚俗的變種聽起來才舒服自然；也就是方言。聽達爾馬提亞人講克羅埃西亞語的時候，我就在想：‘哈哈，真酷。’而聽官員講克羅埃西亞語的時候，我就想到了盛氣凌人，還有強姦。這些語言有不少都多少有些不自然——克羅埃西亞語、塞爾維亞語、波斯尼亞語……你看，我是玩搖滾的，搞音樂的。我耳朵很靈的。我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伊戈爾口中我們的語言指的是標準克羅埃西亞語。自從他出國以來，這門語言變得更加古板了。媒體裡每天都在播。改口音的壓力是很大的。有些人順從地說起了新話，其他人則噤若寒蟬。有些人將其視為表忠心的唯一途徑，其他人則認為它是一場噩夢。乾癟空洞的套話能讓日子變得簡單，讓長的故事變短。套話就是密語，能抹去說話者的個性，在他身邊豎起一道牆。套話是關於不可言喻之事的語言。只有兩種選擇：誠實地沉默、欺騙地發聲。

年輕人自發地躲進了他們曾經鄙夷，視為土話的方言裡面；或者遁入私人言談，比方說小夥伴和同學。官方語言隨著戰火而來，蔓延荼毒。方言和私人言談是他們臨時的避難所，就像是小孩子編的密語，專門不讓大人聽懂。i—ay，ust—may，el—tay，u—yay，um—say，ing—thay.

語言是我們共同的痛，可以呈現出最扭曲的形態。有一個波斯尼亞女人的案例讓我久久難以忘懷。據說她背下了自己被強姦的故事，有機會就跟別人講。然後，強姦戰在國際上出了名，而她是唯一能說出連貫故事的受害者。她迅速成為外國記者和女性組織的搶手人物，其中一家還請她去了美國。她在美國各城穿梭，編織著受辱的故事，最後竟然可以拿英文直接說了。她講啊講，不停地講，早已離題萬里——就像葬禮上僱來的哭喪農民一樣。讓自己變成播放悲痛故事的錄音帶正是她壓抑痛苦的方式。

我經常在想，自己的克羅埃西亞語是不是也開始變得乾癟，失去色彩了。有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成了外國學生，正在學習克羅埃西亞語：我的克羅埃西亞語是那麼程式化，那麼冷冰冰的，似乎嘴裡真的有冰塊一樣。

「還記得我們以前看過的日本武士片嗎？」波班有一天說道，「武士不說話，只有表情和翻白眼。不說話，突然躥出去。我一直都挺怕的。好了，現在我們跟他們武士一樣了。臉龐通紅，眼睛瞪得大大的，太陽穴的血管都要爆了。一言不發。拔刀吧。」

班裡爆發出一陣掌聲。

「好啦，好啦！」伊戈爾說，「真不知道你還有這一手！米洛舍維奇聽了手都抬不起來！」

「好樣的！」梅麗哈說，「我是薩拉熱窩武士。」

梅麗哈總是有貨。她的薩拉熱窩故事我們都聽不夠——恐懼、黑暗、侮辱、瘋狂、仇恨、生與死……梅麗哈特別會講細節，哪怕是拉響警報後伸手不見五指的避難所。她講過什麼？她講有一個女人，孩子被手榴彈炸死以後就發了瘋病，拿面頰在自家灰泥外牆上蹭了好幾個鐘頭，整個臉上都是傷。她講了自己打仗前的生活，她去的第一個難民營，還有一位優雅的荷蘭老男人花錢請她做伴。她講了自己的媽媽，照顧鄰居家的三歲小孩，順便學點荷蘭語，在孩童的囈語中走進一個沒有傷痛的世界，抹去她渴望遺忘的不久前的回憶。

我們認真聽著她的每一個字。只有她一個人願意敞開心扉。有的人驚魂未定，有的人覺得太羞恥了。有的人不說話是因為負罪感，因為他們沒能親歷戰爭；其他人不說話是因為恐懼，因為他們親歷了戰爭。

歸根結底，國內的語言民族性大討論既是謊言又是灌輸；歸根結底，我的學生們雖然在英語和荷蘭語上都有很大提高空間，但他們都覺得說這兩門語言比說母語更自在。母語即族語。克羅埃西亞詩人在狂喜中會這樣形容它：

狂風，巨鍾，迴響，轟鳴

雷霆，咆哮，迴盪——

突然間，母語在他們眼中呈現出了全新的模樣。民族性更像是一種語言貧血症，言辭的枯竭，抽搐，口吃，賭咒，發誓，或者是純粹的語言暴力。

「兄弟姐妹們！」梅麗哈有一天突然喊道，「去他的語言吧！我們只要說話！」

一瞬間，活力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