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爾塔·博雷羅·帕拉是和一位女管家一起生活的，那位女管家是秘魯萬卡約人，謹慎低調，給我們端來兩杯檸檬水之後就不見了。後來只在讓瑪爾塔就著水吃藥或女主人請她拿來些東西時才現身。事實上，她並不像是僱員，更像是秘書和旅伴，或是好朋友。
瑪爾塔很快就拋開了政治話題，感傷起來。她對我說她現在的生活很平靜，就靠回憶過日子了——說話時，她的手還在擺弄著周圍的花和別的物件——她也經常回憶自己在世界各地漫遊的那些日子。我強忍住沒有問那個已經滑到嘴邊的問題：「您還在繼續為美國中情局工作嗎？」儘管她會「時不時地出去遛彎兒」，但已經很少去旅遊了，原因顯而易見。但幸虧有電視，她依然能在每天晚上跟隨那些旅行節目的鏡頭環遊世界，至少環遊一小時，然後她就會上床睡覺。有的紀錄片拍得特別好。前一天晚上，她還看了一部介紹不丹王國的片子，那些山真美啊，還有他們的國王，胖胖的，面無表情，像個活圖騰。儘管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再也沒回去過，但她會經常回想起她的祖國瓜地馬拉，想起那裡的叢林、火山、印第安人五顏六色的服飾以及每週六都會在村落裡出現的集市。她很遺憾自己從未見到過活的鳳尾綠咬鵑飛翔的樣子，那種鳥是他們國家的象徵，她只在圖畫和照片裡見過。她最後一次踏上瓜地馬拉的土地時，那裡正在舉行總統大選，她難過地發現瓜地馬拉仍是那麼貧窮。共產主義分子讓那裡佈滿鮮血和火焰，搞得山裡全是游擊隊，恐怖分子則在城市裡扔炸彈，綁架、殺害那些正派人。還好軍隊依然堅定，依然在對抗他們。要是沒有強有力的軍隊，可憐的拉丁美洲會變成什麼樣子啊！因此她每天都會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向拉丁美洲的軍人致敬。那些勇敢計程車兵收入微薄，還一直被赤色分子誹謗，可要是沒有他們，整個美洲大陸早就都效仿古巴模式了。「一想到那些軍人，我就忍不住流眼淚。」她喃喃道，像演戲一樣用手帕擦了擦眼睛。
她的座位旁邊有一張巨幅照片，照片中，布什家族三代人圍在她周圍要擁抱她。這個家族出了兩位美國總統，傑布·布什則曾出任佛羅里達州州長。她對我說，她曾是共和黨內非常活躍的黨員，認同共和黨人的觀點，就像她認同由古巴流亡者組建的古巴正統黨的觀點。每次美國總統大選，她都會幫共和黨在拉美裔移民中拉票，這裡是她的第二祖國，她像熱愛瓜地馬拉一樣熱愛美國。她最近非常高興，不僅因為唐納德·特朗普入主白宮且不斷兌現競選承諾，還因為她購入或繼承的某些中國債券——我到最後也沒搞清楚她指的到底是什麼——終於得到了中國政府的認可。因此，如果一切順利，她很快就會變成百萬富翁。她年事已高，肯定花不完那麼多錢，不過她會用那筆錢成立一個基金，用來支援全世界的反共組織。
託尼·拉夫爾很熟悉她，曾花很大精力調查過她的過去，因此他向我描述的關於她的很多情況應該都屬實。同樣沒有疑問的是，從年輕時候起，她就是個精明、勇敢、手段多、愛冒險、有能力應對任何突發狀況的女人。她還是個沒有畏懼心的強女人，經歷瞭如此多的可怕事件都活了下來。託尼本人曾在《罪之狂想曲：特魯希略對卡斯蒂略·阿馬斯》（聖多明各，格里哈爾博出版社，2017年）一書的前幾頁中講述她靠阿貝斯·加西亞的幫助在特魯希略城安頓下來，當時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傀儡總統埃克托爾·本貝尼多·特魯希略（綽號「黑特魯希略」，元首的弟弟）把她叫到了總統辦公室，想收買她，讓她陪他睡覺：給了她一張支票，還對她說「你自己填金額」。卻沒想到這位暴怒的瓜地馬拉女人撲到他身上大喊著「我不是婊子」，然後抓他，撓他，還差點兒咬掉他一隻耳朵，直到衛隊衝進來把他和這隻發狂的母獸分開。
我問她那件事是不是真的。她點了點頭，像個小女孩一樣開心地笑個不停：
「我的嘴上現在還留有那隻鬥牛犬的耳朵的味道呢。我竟然沒把它咬下來，對他而言真是個奇蹟！」
但是我沒像她那樣樂起來，而是追問在「黑特魯希略」或他那位顯赫的兄長堂拉斐爾·萊昂尼達斯本人試圖殺掉她之前，是不是美國中情局幫助她成功逃離特魯希略城的。
「我不記得當時的情況了。已經過去太久了！」
她立刻換了話題，對我說她當時「是個很迷人的女人」，還說如果我不信，可以看看屋子裡的幾面牆。
她給我指了指一些巨大的照片，照片裡的她確實年輕、漂亮，戴著極具熱帶風情的頭巾，擋不住一頭秀髮滑落在裸肩。
我不知道我們的談話是怎樣立刻轉向哈科沃·阿本斯的。「我從年輕時起就無比厭恨那個人」，她對我承認，但是既然「現在他已經死了」，她嘆了口氣，補充道，「我倒是有些同情他了」。
「那些年的流亡生活肯定讓他和家人受了不少罪，」她又嘆了口氣，「無論他們走到哪兒，左翼和共產黨都指責他是懦夫，說他本應拿起武器來抗爭，卻主動辭職逃到國外了。菲德爾·卡斯特羅甚至曾當面羞辱他，他在一次演講中指責哈科沃·阿本斯沒有鑽進大山訓練游擊隊，以對抗卡斯蒂略·阿馬斯。換句話說，他指責阿本斯沒有自尋死路。」
「您現在知道阿本斯從來就不是共產主義者了？」我問道，「他只是民主人士，也許有點兒天真，不過他確實想把瓜地馬拉變成民主、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國家。儘管流亡之後他加入了瓜地馬拉勞動黨，卻從來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他確實很天真，但是他被赤色分子利用了，」她糾正我，「我只同情流亡時期的他和他的家人。他們東跑西跑，從未在任何一個地方紮根：墨西哥、捷克斯洛伐克、蘇聯、中國、烏拉圭……走到哪兒都不受待見，甚至似乎還吃不飽飯。不管怎麼說，這都是家庭悲劇。所有認識他們的人都說他的女兒阿拉貝婭長得很漂亮，後來嫁給了平庸的鬥牛士海梅·布拉沃，更過分的是他還出軌了。她最後在他和他情人的住處飲彈自盡。甚至有人說阿本斯的妻子，那位以聰明才智和高雅氣質著稱的瑪利亞·克里斯蒂娜·維拉諾瓦也揹著丈夫跟一個古巴人搞在了一起，那人是她的德語老師。阿本斯知道此事，卻什麼也沒說，默默地戴著那頂綠帽子。更有甚者，他的另一個女兒萊奧諾拉曾經進過好幾家瘋人院，幾年前也自殺了。所有這些事加在一起，最終摧毀了阿本斯。他沉迷酒精，某次醉酒後竟然溺死在自家的浴缸中，這件事是在墨西哥發生的。不過也許是自殺。總之，我希望他在臨死前曾對自己的罪行產生過悔意，這樣上帝或許還會原諒他，讓他進入天國。」
她顯得十分悲傷，畫了好幾次十字，還不斷做著深呼吸。
我問她，這麼多年過去了，她是不是也在胡安·何塞·阿雷瓦洛身上看到了某些優點？
「完全沒有，」她略帶怒意，斬釘截鐵地答道，「作為總統，他為給瓜地馬拉帶來不幸的阿本斯政府上臺打下了基礎。除此之外，阿本斯在私生活方面很檢點，可是阿雷瓦洛很喜歡玩女人。您難道不記得被阿雷瓦洛及其狐朋狗友帶出去玩樂的那兩個俄國舞女是怎麼死的了？他們在路上發生了交通事故，那兩個女人死掉了，他們當時都喝醉了。當然，無論是阿雷瓦洛還是和他一起坐在車裡的那個混蛋都沒受到任何處罰。」
她停頓了一會兒，吃了幾片藥。女管家又一次消失不見之後，我問她道：
「您能和我談談您與美國中情局之間的關係嗎，瑪爾塔夫人？卡斯蒂略·阿馬斯的許多朋友認為，當美國人不再支援上校時，您卻在為該組織效命。當時美國人覺得他沒能力繼續領導瓜地馬拉了，決定找一個更有精力、更具吸引力的人來取代他，例如米格爾·伊迪戈拉斯·富恩特斯將軍。」
「這是一個很微妙的話題，咱們最好還是別聊這個了。」她這樣答道，雖說沒有生氣，但態度十分堅決，而且表情嚴肅。她緊盯著我的雙眼，彷彿想把我釘在椅子上。
儘管如此，儘管考慮到了最糟糕的後果，我還是堅持說完。
「還有，您不得不立刻離開多明尼加共和國的時候很快就獲得允許來到了美國，而且先拿到了長期居留，後來幾乎立刻取得了美國國籍。很多人認為，這些正是您為美國中情局做過許多有價值的工作的證據，瑪爾塔夫人。」
「如果您繼續說這些，我恐怕只能請您立刻離開。」她嘟囔道。
她沒有抬高聲量，但是每個單詞都發得力道十足。她藉助柺杖，費了很大力氣，終於站了起來。
我請求了她的原諒，保證再也不會提這類讓她不快的問題，才使她又坐了下來。但很明顯，我觸碰到了敏感話題，這讓她十分不快，甚至有些惱怒。從那時起，她的態度變了。她不主動多談，表情有些麻木，眼神也帶著敵意，這使得整個談話的氛圍都冷淡下來。她現在把我當作敵人了？甚至看作給她下套的共產主義者？她不會恢復常態了，也不會再開俏皮的玩笑了。當我發現對話的氣氛越來越沉重，又沒有什麼好辦法把這種情況扭轉時，別無他法，只得感謝她的接見，並向她道別。把我送到門口時，她像是發表版權宣告似的補充了一句：
「這本書出版後請給我寄一本來，堂馬里奧。當然，我肯定是不會讀的，但是我提醒您，我的律師們會讀的。」
當天晚上，索萊達·阿爾瓦雷斯、託尼·拉夫爾和我約定在華盛頓喬治城的米蘭咖啡餐廳聊一聊我們的這場談話，那是個熱鬧的地方，總是擠滿人，還很吵鬧，不過可以吃到很正宗的義大利菜，喝到很棒的義大利紅酒。我們預訂了好位子，這樣就可以安心交談了。索萊達和我一致認為託尼不把他的最新著作寄給瑪爾塔是正確的，因為她肯定不會為那本書的內容而感到高興。託尼對她的態度親近、友好，不過他給我們講了許多她肯定不希望別人談論的事情，就算談起，也不能像我們當時那樣談得如此熱火朝天。
我們仨都認為，我對「瓜地馬拉小姐」的拜訪是值得的，儘管我從此行中收穫的問題比答案更多。從瑪爾塔對我說的事情、不願意對我說的事情，尤其是和我談話的方式以及她最後的惱怒，我推測出她當年肯定是為美國中情局效力的，而且為這一世界馳名組織作出過重大貢獻。他們倆也都對此表示同意。但是在她是否參與了刺殺卡斯蒂略·阿馬斯的行動上，我們之間產生了分歧。早在行動開始前她就得知此事，還是說她甚至曾有意識地參與那次行動，又或者她是因為和阿貝斯·加西亞及美國中情局在瓜地馬拉的特工之間的關係而在無意間被慢慢拖入那起陰謀？我們意見不一，最終沒能討論出什麼結論，但還是一致認為，當她得知恩裡克·特里尼達·奧利瓦上校要把她捲入那起刺殺事件時，她除了逃亡再無其他選擇，這就更顯得她和該案有關，阿貝斯·加西亞和那個實際上不叫邁克的男人也是同樣的情況。她宣稱的自己對卡斯蒂略·阿馬斯的愛應該是真的，並非因為她有意或無意被捲入該案而心生悔恨才那麼說，當然了，不能完全排除她想借此誤導調查方向、洗清自己嫌疑的可能性。
我們仨都認為，美國在準備發起旨在顛覆阿本斯政府的軍事行動時選擇卡斯蒂略·阿馬斯作為領頭人是一個愚蠢透頂的選擇。這一選擇直接導致了那次政變產生的影響與美國人的預想南轅北轍，得手的喜悅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作用也很有限。政變在整個拉丁美洲範圍內激化了反美情緒，壯大了信奉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和以菲德爾·卡斯特羅為典範的政黨的力量。它的直接後果是使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七·二六運動」更加激進，進而投向了共產主義。菲德爾·卡斯特羅從瓜地馬拉發生的事情上得出了許多顯而易見的結論。我們也不能忘記古巴革命的二號人物切·格瓦拉在自由軍開始入侵時正身處瓜地馬拉，但他當時正在挨家挨戶地推銷百科全書，以此來養活自己。他正是在那裡認識了他的第一任妻子——秘魯人希爾達·加蒂亞。在卡斯蒂略·阿馬斯的入侵行動開始後，切·格瓦拉甚至想加入民兵組織，但阿本斯始終沒能成功地把民兵組織起來，於是他不得不逃往阿根廷大使館避難，免受那段時期在整個國家瀰漫開來的反共情緒的危害。但很可能就是在那裡，他得出了對古巴的結論：要以一場真正的革命徹底摧毀軍方。毫無疑問，這就解釋了為何埃內斯托·格瓦拉後來會在聖卡洛斯卡巴納城堡主持大規模槍決軍人的行動。以下觀點也是從發生在瓜地馬拉的事情中衍生出來的：古巴革命想要成功，想要抵擋住壓力、封鎖和美國人可能發起的武力入侵，就必須倒向蘇聯和共產主義。如果美國接受了阿雷瓦洛和阿本斯試圖在瓜地馬拉推行的現代化、民主化改革，古巴的歷史可能會被改寫。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古巴的聖地亞哥攻擊蒙卡達兵營時，菲德爾·卡斯特羅還表示自己希望給古巴社會帶來的是民主化和現代化，他的思想當時離強權和集體主義相去甚遠，可是如今在古巴實行統治的成了不合潮流的政權，一個很好的例證是菲德爾·卡斯特羅那篇題為《歷史將宣判我無罪》的演講，那是他因為發動了對蒙卡達兵營的襲擊而上庭接受審判時宣讀的。卡斯蒂略·阿馬斯的得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給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帶來的影響同樣巨大，尤其是瓜地馬拉。美國對瓜地馬拉的干涉使得這片大陸的民主化程式放緩了腳步，耽擱了數十年，還導致成千上萬人犧牲，因為它促使武裝革命和社會主義在整個拉丁美洲發展起來，至少三代年輕人為了那個夢想兵戎相向。比起哈科沃·阿本斯，後來者們無疑更加激進，也更加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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