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住處位於華盛頓特區和弗吉尼亞州之間，離蘭利不遠。可能僅僅是巧合，美國中情局的總部就位於蘭利。她居住的那片住宅區入口處設有圍欄和門崗，想進去必須出示證件。那裡到處是參天大樹，是一個十分靜謐的所在，尤其是在那個春日午後，天空澄淨，柔和的陽光灑在住宅區五顏六色的鮮花上，給它們鍍了層金邊。到處都有鳥叫聲，卻看不到鳥兒在何處，要說能看到什麼，只有幾隻從海岸飛來的海鷗時不時從天空劃過。住宅區都是大房子，還帶有寬敞的花園，車庫裡停放的也都是豪車；眾多房屋中間有一間帶馬廄的茅屋，一位年輕的女騎手正騎在一頭小馬駒上，散開的長髮正隨風飄揚。不過瑪爾塔·博雷羅·帕拉的住處卻比較小，是我這輩子見過的最離奇、古怪的屋子，無論是屋外還是屋內，那幢房屋都像鏡子般反映出女主人的性格和喜好。
索萊達·阿爾瓦雷斯是我的一位多明尼加老朋友，也是一位優秀的詩人。託尼·拉夫爾則是多明尼加詩人、記者和歷史學家，他們倆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動用了各種關係，最終幫我促成了這次訪問。他們不約而同地對我說，今天下午我肯定會獲得許多驚喜。託尼曾經來過這裡，他是瓜地馬拉女人瑪爾塔的好朋友——如果她這輩子曾真心交過朋友的話。她的屋子從外牆開始就有裝飾物，四堵牆上都有，都是各種各樣的植被，應該是塑膠製品。那些「花花草草」把這幢房子裝飾得像一片難以用語言描述的叢林。在那些人工製造的植被中還有一些用紙板、木頭或毛絨製作的小動物，還有許多人造小動物趴在被塗成紅色的牆壁上。屋頂則是用亮瓦片鋪成的，也有些錦葵和九重葛，看上去像真的。
剛進門，我就聽到了一陣吵鬧的鳥叫聲。鳥兒們都被關在籠子裡，我和年邁的「瓜地馬拉小姐」（當然，她從沒真正當選過）對話的至少兩個小時裡，鳥叫聲一刻未停，這倒把我們的對話烘托得更加輕鬆、有趣。我承認我有點兒緊張。我最近兩年一直在想象這個女人的情況、虛構她、把各種各樣的冒險經歷安插在她身上，再解構她，這樣就不會有人——連她也不會——在我虛構的故事中看出她的痕跡了。我設想過很多場景，唯獨沒想到這裡會像個吵鬧的大鳥籠。她養了非洲金絲雀、頸毛異色的鴿子、小鸚鵡、白鸚鵡、金剛鸚鵡及許多我辨識不出是何種類的鳥。「對空曠的恐懼」使得她把整個屋子塞得滿滿的，一點兒閒置空間都沒有。屋子裡到處是擺放著大小花盆的架子，很難在移動的時候不碰倒什麼東西。此外還有雕像、半身像和宗教塑像——佛祖、耶穌、聖母和聖徒。還有埃及靈臺、木乃伊塑像以及向諸如元首特魯希略、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馬斯——最後這一位是她的「畢生所愛」，這是我們對談時她對我親口承認的，她用整整一面牆來紀念他，牆上懸掛著巨大的照片——等拉美獨裁者致敬的標語及畫像，還有一盞許願燈沒日沒夜地亮著，看上去也是塑膠製品，和那些數不清的花——玫瑰、劍蘭、石竹花、含羞草、蘭花、鬱金香和天竺葵——是一樣的。屋子裡還擺著些玩具以及瑪爾塔·博雷羅·帕拉在世界各地旅遊時帶回的紀念品。以我所見到的來判斷，她可能已經做過多次環球旅行。
我們的談話風格和這幢令人難以置信的房屋很像：無序、獨特、含糊、稀奇。我查閱過大量書籍、報紙和傳記，作者都是在她冒險人生的不同時期曾與她結識的人，他們一致認為她是個非常美麗、躁動不安的女人。她的眼睛是灰綠色的，眼神能讓與她交談的人魂不守舍、慌亂焦躁。此時的她應該年過八十了——我沒有冒昧問她這個問題——時間讓她的身形變得更矮、更胖了些，儘管如此，還是能看出她往日的些許風采，讓人相信她的那些風流韻事、冒險傳奇、無數愛她和她愛上的男人的故事都不是空穴來風。她見我時穿的是一身打滿褶的黑色和服，看得出來精心打扮了一番，還戴上了耳環和項鍊。她的睫毛很長，指甲塗成了雨林綠。她穿了一雙吸引眼球的青檸檬色天鵝絨拖鞋。她應該做過多次美容手術，因為她的面部依然富有光澤，神情也依舊高傲，還有那雙謎一樣的眼睛——多少認識她的人曾被那雙眼睛迷住，尤其是男人。
我們剛在那片「盤根錯節的叢林」中的某處空地坐下，她就對我說她知道我「討厭水果籽」（這是事實），還知道我從小時候起最喜歡的歌曲就一直是《靈魂、心靈與生命》，那是一九四六年，也就是我十歲去皮烏拉時那裡正流行的秘魯華爾茲舞曲，我是在皮烏拉第一次聽到那首曲子的，哼曲的是給我們的住處看門的衛兵（我外公是當地政府官員）。當我問她是如何得知關於我私生活的諸多細節時，她微微一笑，就像我這本小說中的人物西姆拉那樣簡練地答道：「我自有辦法。」她喜歡拖音，語氣充滿熱情，很有中美洲特色，這是時間、流亡和旅行都不曾抹掉的東西。但最讓我難忘的還是她那雙灰綠色眼睛以及堅定、大膽、具有穿透力的眼神。
她在未進行任何鋪墊的情況下突然對我說，她有過十個丈夫，而且他們都是她親手埋葬的。她說話的語氣很柔和，絲毫沒有炫耀之意。她說說停停，說話很有節奏感，富有音樂性，一直在尋找合適的措辭。她補充道，當她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一個當醫生的瓜地馬拉共產主義分子把她強姦了，從那時起，她就成了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這一點，我之前就已經知道了，然而讓我驚訝的是她說她這輩子最愛的男人是那位瓜地馬拉上校，共和國總統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馬斯，還稱他為「優雅、細膩的紳士」，曾試圖和他的妻子奧蒂莉亞·巴洛莫離婚以迎娶她，只不過沒有成功，因為「在那之前，可能正是為了阻止此事發生，他們把他殺了」。
她的語速很慢，每個音都發得很清晰，沒等我作出回應或評價就繼續慢慢地說著。有時我甚至感覺她已經忘記了我的存在。
多明尼加共和國上校、元首特魯希略的安保事務主管喬尼·阿貝斯·加西亞是酷刑與謀殺專家，他完成過多項海外暗殺任務並進行過無數犯罪嘗試，其中包括在加拉加斯針對委內瑞拉總統羅慕洛·貝坦科爾特的失敗的刺殺行動以及託尼·拉夫爾所講述的在瓜地馬拉成功暗殺卡斯蒂略·阿馬斯的行動。談及和此人的關係，瑪爾蒂塔的回答就謹慎多了，很多時候給出的都是模稜兩可的說法。她對我說，阿貝斯·加西亞是「另一位紳士」，非常貼心，還很和善，他們倆一起吃飯的時候，阿貝斯·加西亞總會先幫她把麵包和牛排切成小塊。他很愛他的母親，錢包裡放著母親的照片。有一天晚上，他的母親生病了，瑪爾塔看到他跪在母親床邊給她按摩雙腳。如此孝順母親的人肯定是個好人，不是嗎？他和所有人一樣有怪癖。他的怪癖是到處尋找紅玫瑰十字會。要是他能來美國，肯定會很開心，因為這裡到處都有紅玫瑰十字會。阿貝斯·加西亞很愛她，很關照她，總是給她送禮物，先是在瓜地馬拉兩人相識的時候，然後是在當時的特魯希略城。她在特魯希略城度過了青年時期的幾個年頭，當時的職業是政治記者。在那裡，阿貝斯總是帶她去賭場，其中有一次，他給了她三百美元讓她玩輪盤賭，還請她把贏來的錢留下。但是，她向我保證道，她從沒接受過他的示好，也沒和他睡過覺。
然而當我提醒她有很多傳言說她和這位特魯希略主義者生過一個兒子，還有人聲稱與這位私生子有私交，說他年紀輕輕就死在多明尼加共和國時，她不動聲色地反駁道：「這都是毫無事實依據的臆想。」
談到很多報道和歷史書中都有記載的那起著名事件時，她的答案也很含糊。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卡斯蒂略·阿馬斯遇刺當晚，阿貝斯·加西亞是怎樣帶著她逃出瓜地馬拉的？當時總統的朋友和戰友，那些自由軍兵士尤其是疑兇之一恩裡克·特里尼達·奧利瓦上校拼命追尋她的蹤跡，還指控她——以此來混淆視聽——是造成總統身亡的共犯之一。
「那些事早就過去了，那段記憶已經隨風消散。」她絲毫沒有慌亂，依然面帶微笑，然後聳了聳肩，裝出冷漠的樣子，總結道：「何必再去回想？」
她旋即露出神秘的笑容，這肯定是她年輕時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總統遇刺當晚，是古巴槍手卡洛斯·加塞爾·卡斯特羅開車從瓜地馬拉城把您載到聖薩爾瓦多去的，是嗎？」我問她，「第二天，阿貝斯·加西亞用一架私人飛機把您從聖薩爾瓦多轉移到了多明尼加共和國，對嗎？所有的歷史書裡都是這樣寫的。這是真的還是說這也是人們的臆想？」
「我真的這麼有名，都出現在歷史書裡了？」她露出了嘲諷式的微笑，然後調皮地聳了聳肩，「好吧，我只能說，肯定有真實的成分。您別忘了，我已經是個老太太了，不可能記得所有經歷過的事情。老年人的記憶總是不太可靠，咱們會忘掉許多事。」
她立刻短暫地大笑一聲，旋即用手捂住了嘴巴，但這無疑證明她剛才那番話並非全都是真的。
儘管以她的年紀來說，她的身體還十分健康、硬朗，不過走動的時候有些吃力，必須藉助柺杖。有時我感覺她已經在腦子裡把真實和虛構混在一起了，而她自己卻並未察覺。還有些時候，我感到她是刻意製造出那種令人困惑的效果。她知道的事情肯定比講給我聽的要多得多，有時還會胡言亂語一番，當然都是故意的。例如她對我說她堅信外星人的存在，卻沒作更多解釋，不讓我去猜她是不是瘋了。她還時不時調皮地微笑一下，露出一口好牙：「很多人都這麼說嘛。」
最後，我鼓足勇氣進入最主要的話題，也是把我帶到那裡的主要原因，無論是在演講中還是在報刊文章、訪談、每日更新的線上論壇中，只有她一個人堅持己見。
「阿貝斯·加西亞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希塔以及他們的兩個女兒在海地被‘醫生老爹’手下的‘通頓馬庫特’兵士殺死了，一起被屠戮的還有他們的用人、狗和雞，後來他們的房子也被燒了。巴拉格爾總統在自傳（《「特魯希略時期」寵臣回憶錄》）中也是這樣描述的，美國傳教士多蘿西·桑德斯嬤嬤也是這樣和警察說的，她是阿貝斯·加西亞一家在佩蒂翁維爾的鄰居，也是那起案件的目擊證人。您卻堅持認為阿貝斯·加西亞及其家人只是假死。」
瑪爾蒂塔聽我提到此事，表情嚴肅了起來。她想了一會兒，最後作了回答。她的語速依舊緩慢，也依舊平靜，好像沒有什麼能改變。
「那只是美國中情局導演的一齣戲，好讓喬尼擺脫追捕，然後把他悄悄地帶到美國來。我說的都是事實。喬尼在這邊用化名生活，後來還通過外科手術改變了樣貌，但聲音變不了。他現在依然生活在美國。」
「如果他還活著，阿貝斯·加西亞應該有八十多歲了，」我打斷了她，「或者將近九十歲。」
「啊，是嗎？」她有些驚訝，「我還以為他的年紀會更大。」
「您是怎麼想出這樣的故事來的，瑪爾塔夫人？」我堅持自己的看法，「您在美國親眼見到過阿貝斯·加西亞嗎？」
此時她依然鎮定自若。她從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好像在思考是不是值得花費時間來說服我相信那件沒人肯信的事，儘管她認為那件事千真萬確。
她深呼吸了一下，很久沒再說話，鳥兒們唧唧喳喳，叫得更歡了。最後，她又開了口：
「我只見過他一次，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不過我們經常通電話，每次都是他打給我，當然是用公用電話。我不知道他的電話號碼，也不知道他住在哪裡。紐約、加利福尼亞、得克薩斯……誰知道呢。當然了，他很注意保護自己。他搞政治的時候結了太多仇家，這您是很清楚的。但是現在最壞的是那些記者，尤其是花邊媒體的記者，他們靠醜聞過活。」
許多年前的一個冬夜，她聽到有人敲門，敲的正是此時我們聊天的這幢房子的門。她覺得很稀奇，於是去開了門，發現門外站著個男人，那人穿了件很大的外套，圍巾長得拖到腳面上，把他整個人都裹了起來。可是當他一開口說話，她立刻聽出了他的聲音：「你認不出我了嗎，瑪爾蒂塔？」她有些吃驚，又有些迷茫，這也是人之常情。她讓他進入了我們談話的這個小廳，屋子裡當時還沒有這麼多鳥。他們聊了好幾個小時，一直聊到天亮。他們一起喝茶，回憶那些驚心動魄的往事。他對她承認，在他以前的朋友中，她是唯一一個知道他還活著的。
她又停頓了挺長一段時間，然後用英語背誦了斯蒂芬·斯彭德的一句詩。我很吃驚從她的嘴裡聽到這樣的詩句：「黎明孤獨地走開，恍若遠去的英雄。」（我從沒想過她會讀這麼美的詩）離開前，他請求她保守秘密。她在很多年裡都對此守口如瓶，現在已經無需如此謹慎了：所有那些他可能犯過的罪行都已過了法律追訴期，所有他的敵人也幾乎都被埋入黃土。除此之外，難道還有人記得阿貝斯·加西亞是誰？「顯而易見，唯一記得他的人是你，堂馬里奧。」
她再沒見過他，但她確信他還活著，而且隨時有可能再給她打來電話。或許可能在某一天夜裡，他會再來敲響她的屋門，像上次一樣。瑪爾蒂塔會給他講述我們的這場對話，會告訴他我正在寫一本小說，裡面充斥著與他倆的人生有關的謊言和虛構。她還問我，故事的最後，會不會讓他倆結婚，就像那些浪漫愛情小說的結局。她笑了好一會兒，看上去心情很好。她覺得自己的玩笑很有趣，還用那雙灰綠色的眼睛緊緊地盯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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