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了門，司機不在。這不是個好兆頭，他昨晚就吩咐過司機要早點兒來。他已經跑了？有人命令他別來？他只好自己拿鑰匙開車。他開得很慢，以防不負責任的行人橫穿馬路或突然衝到車前，他們總覺得應該是司機而非他們自己要把心思放在避免交通事故上。半小時後，他把車停在位於太子港市中心的多明尼加使館的門前。還差幾分鐘才到十一點，於是他在開著空調的車裡等了一會兒。當他看到錶盤顯示的時間是十一點時，就熄了火，走出車子，敲響了使館的大門。開門的是三天前為他開門的同一位皮膚黝黑的姑娘。
「領事先生已經在等著您了，」她十分和善地笑著對他說道，「請進。」
這麼說，這次接見他的依然不是大使。姑娘把他引至他上次來過的那間辦公室。領事依然穿著那件灰色西服，太緊了，看上去他很難呼吸。他強擠出一絲笑容，炯炯有神的小眼睛令阿貝斯·加西亞印象深刻。
「有訊息嗎，領事先生？」阿貝斯·加西亞立刻問道。
「很遺憾，還沒有，上校，」領事回答道，同時示意他坐下，「還沒有答覆。」
阿貝斯·加西亞感覺自己滿頭是汗，心臟在胸口劇烈地跳動。
「我想和大使先生談談，」他請求道，用了哀求的語氣，「我只佔用他十分鐘，不，五分鐘。求您了，領事先生。這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我必須當面和他解釋。」
「大使不在，上校，」領事說道，「我的意思是，他不在海地。他被召回聖多明各了。」
阿貝斯·加西亞知道領事在撒謊。他確信如果自己往大使辦公室的門上踢一腳，肯定會看到坐在寫字檯後方一臉驚恐的大使本人，然後大使會對他說另一番謊言。
「您不清楚我的處境，」他艱難地開了口，「我的性命、我妻子和兩個女兒的性命危在旦夕。我在給巴拉格爾總統的信中寫得很明白。如果他們把我們殺了，對他而言也將會是一樁國際大丑聞，這樁醜聞將給他的政府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您能明白嗎？」
「我很清楚這些，上校，我發誓，」領事點著頭說道，「我們把此事詳細地向多明尼加外交部作了解釋，他們肯定正在研究您的事情。一有訊息，我就會立刻通知您。」
「您要麼沒搞清楚，要麼在對我撒謊，」阿貝斯·加西亞忍耐不住了，「您認為我還等得起？他們可能今天就會把我們殺掉，很可能是今天下午。我們是多明尼加公民，理應受到保護，也有權立刻回國。」
領事從寫字檯後方站起來，過來坐到了他身邊。他似乎在糾結著要不要說些什麼，但是沒敢說出口。他那雙小眼睛透著驚恐，左看看，右望望。當他再次開口說話時，竭力壓低了嗓門。
「請允許我給您一個建議，上校，快逃難去吧，別再等了，例如逃到墨西哥使館去。我是以朋友的身份而非以領事的身份對您說這些話的，您寫給巴拉格爾總統的信永遠不會收到回覆，我十分清楚。我是冒著被罷免的風險告訴您這個情況的，上校。我這麼做純粹是因為我主仁慈，因為我清楚您和您家人的處境。別再等了。」
阿貝斯·加西亞試著撐起身子，但又渾身戰抖起來，因而再次跌坐在椅子上。這個建議有什麼意義？也許有，但是多年前他就被墨西哥驅逐過，還被列入了不受歡迎之人的名單。那就去阿根廷或者巴西，或者巴拉圭。儘管他的腿抖得厲害，可是第二次嘗試時還是站了起來。他沒向領事告別，像個機器人似的往正門口走去。他也沒有回應那位黑皮膚姑娘的道別。他坐回車子上，沒有發動車子，劇烈的戰抖終於停止了。沒錯，就這麼幹，到某個拉丁美洲國家的使館去尋求庇護，除了墨西哥。巴西，對，就去巴西使館，或者巴拉圭使館。那些國家在太子港有大使館嗎？他得翻翻電話黃頁。那個婊子養的巴拉格爾收到了他的信卻故意不回，還拐彎抹角的。巴拉格爾當然希望「醫生老爹」把他殺掉，也許杜瓦利埃總統早就詢問他的意見。「我要怎麼處置他，總統先生？」那隻老狐狸肯定會這樣回答：「任您處置，陛下。」巴拉格爾害怕再次看到他出現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的土地上，因為他有能力動員那些依然對元首十分忠誠的人，那些人不僅僅分佈在軍隊裡。巴拉格爾希望「醫生老爹」幹這髒活，結果了他。
路過佩蒂翁維爾軍事學校時，他回憶起兩年來在這裡幹過的工作，也回憶起自己對士官生們發表的那一場場關於國家安全、令人難以置信的講話。他曾給那些官員、那些曾是登記在冊的囚犯如今卻成了「通頓馬庫特」輔助人員的人講過那麼多奇特的案例。他總是講得很慢，口譯員會根據筆記把他的話翻譯成克里奧爾語。那些課程能起到什麼作用？至少士官生們、官員們和輔助人員們看上去都挺感興趣。他們就如何讓囚犯開口招供問了他許多問題。那就要靠恐懼了，他給他們解釋過無數遍這個道理。必須讓囚犯感到極度恐懼，比如把他們閹了。再比如把他們活活燒死。又比如挖掉他們的眼睛。再比如把木棍或酒瓶插入他們的屁眼。他甚至曾經給他們買過一把電椅，那把電椅和特魯希略城誇倫塔監獄裡的電椅以及拉姆菲斯將軍放在空軍基地裡的電椅非常相似，只有一個區別：佩蒂翁維爾的這把電椅從沒展示過它的真正威力——這把電椅那麼貴，卻不能調節電量，因此不能被用來慢慢地折磨那些囚犯直到他們招供；這把電椅一下子就把囚犯烤焦了。他不自覺地笑了，他記得當時他的學生們也都笑了，因為他給他們講了個故事：以前在特魯希略城，在審訊過程中，每當犯人們發出尖叫或向他搖尾乞憐，他總會想背誦幾首阿瑪多·內爾沃寫的那些感人詩句，或哼幾首阿古斯丁·拉臘的曲子。
他真是瘋了才會和馬科斯·多米尼克上校攪在一起。愚蠢又可悲的瘋狂，這可能會讓他坐上佩蒂翁維爾軍事學校裡的那把電椅。那把電椅不會慢慢折磨犯人，只會使他們在電流通過身體的一瞬間就立刻死去。真是大錯特錯。來到海地是他犯的第一個錯誤，自從來到這裡，在他身上就沒發生過好事。為什麼「醫生老爹」還沒像槍決那些軍官那樣把他殺掉？他想用怎樣的酷刑對付他？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經和朋友巴拉格爾談過了。回到佩蒂翁維爾的家中，阿貝斯·加西亞的褲子、襯衫、外套和領帶全被汗水浸透了。
希塔正在客廳裡給兩個小姑娘讀故事書，一看到他的樣子，她的臉色瞬間變得蒼白了。他搖了搖頭，表明了事情的結果。
「大使沒有接見我，還是上次那個小員工。」他的聲音在顫抖。他想，如果自己哭出聲來，妻子肯定會害怕，女兒們也一樣。他努力調整著情緒，冷靜了一些，然後慢慢說了句話，聲音揭示了他的恐懼：「巴拉格爾沒回信。咱們得逃難去了，我現在就給巴西大使館打電話。幫我把電話黃頁拿來吧。」
希塔去找黃頁時，兩個女孩依然坐在沙發上，很安靜。她們倆更像媽媽，而不像他。她們穿的衣服很漂亮，還戴著藍色圍兜，小鞋子則是白色的。她們發現爸爸一動也不動，還很嚴肅，這意味著發生了某些不好的事，還是別問爸爸比較好。
希塔回來時，阿貝斯·加西亞發現她手裡沒有電話黃頁，正要責備她，卻發現妻子的臉色不對，眼神中滿是驚恐。她原本高大而結實，但是最近這些日子裡消瘦了許多。她抬起一條胳膊，指向窗戶。「怎麼了？」他嘟囔了一句，然後往朝向花園和街道的大窗戶走過去。幾輛卡車剛剛停在他們的花園門口，一共是三輛卡車。現在第四輛也挨著它們停了下來。一群男人從卡車上跳下來，一襲黑衣，帽子也是黑色的，是「通頓馬庫特」的制服。他們手裡拿著粗棍和匕首，他確信——儘管並沒有看到——他們寬大的黑色腰帶上一定彆著手槍。他們在圍欄前排成一列，卻沒有闖進來，明顯是在等待命令。「到底來了。」他想道。他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些什麼、說些什麼。
「你還在等什麼，喬尼？」希塔在他背後喊道。他轉過身，看到妻子已經抱起了兩個女兒，她們正靠在媽媽身上哭泣。「做點兒什麼，做點兒什麼啊，喬尼。」
「我的手槍。」想到這裡，他立刻向臥室跑去，從上鎖的床頭櫃裡取出了手槍。他要殺死希塔，殺死女兒們，然後自殺。
但是，他從臥室窗戶向外望去，「通頓馬庫特」的兵士們（這裡面有多少人曾是他在佩蒂翁維爾軍事學校教過的學生？）依然站在那裡，齊齊圍住了圍欄和花園大門。為什麼不乾脆衝進來？對了，現在要進來了。其中一名兵士一腳踢飛了花園的小木門，其他兵士紛紛踹倒圍欄，成隊地向雞舍逼近，完全不理睬衝著他們吠叫的兩條看門狗。不管他是否相信，握著手槍的阿貝斯·加西亞還看到「通頓馬庫特」的兵士們佔領了整個花園，肆意踐踏著鮮花及其他植物，還亂棍加亂刀殺死了兩條狗，此時正在屠殺雞舍中的母雞。羽毛漫天飛舞，雞叫聲和入侵者的吼叫聲夾雜在一起，震耳欲聾。
「他們殺了狗和雞，」他聽到希塔喊道，「要輪到我們了。」
三個用人跪在地上，邊哭泣邊禱告。這場屠殺和這些喊叫聲似乎永無終結。阿貝斯·加西亞荒唐地命令三個用人把大門鑰匙扔掉，但他們根本沒聽到他的吩咐，又或是已經沒力氣照他說的去做。
他看到房門被踢開，緊接著看到幾顆黑腦袋和幾雙呆滯的眼睛（「他們被下蠱了。」他甚至這樣想）。他舉起手槍開始射擊。他沒聽到槍響，只聽到撞針撞擊空彈夾時發出的乾澀響聲。他忘記裝子彈了。他連自衛都沒做就要死了，甚至連一個令人作嘔的對手都沒能殺死。這些兵士就像是在嚴格地執行命令，他們沒有衝向他、希塔或兩個小女孩，而是先用粗棍和匕首猛敲、捅殺三個用人，嘴裡喊著些沒人能聽懂的話，肯定是在咒罵。他抱緊希塔和女兒們，她們把頭埋進他的胸口，一家人都在戰抖，連哭的力氣都沒了。
「通頓馬庫特」的兵士們此時像跳舞般在三個用人的屍體或殘骸邊跳來跳去。阿貝斯·加西亞看到他們的手上、臉上、衣服上、棍棒上都是血，這不像是一場屠殺，更像是一場野蠻而又原始的慶典或儀式。哪怕是在最可怕的噩夢中，他都從沒想過自己會這樣死去：被一群發狂的野蠻人屠戮，儘管帶著手槍，卻更喜歡用棍棒和刀殺人，像遙遠的從前，像那些居住在史前洞窟和叢林中的野人。
無論是喬尼·阿貝斯·加西亞、希塔還是兩個小女孩都沒能看到那場慘事的結局，卻有一位目擊者見證了一切：多蘿西·桑德斯嬤嬤。她是他們的鄰居，儘管大家都住在同一條街上，卻只有見面打聲招呼的交情。後來她只能靠服用鎮定藥來控制緊張情緒，最後終於決定辭去傳教士的工作，儘早返回美國。據她所言，那場可怕的屠殺結束後，那群黑人四處潑灑煤油，最後點了火。她親眼看到那幢房屋被燒成了灰燼，還看到那些殺人兇手、縱火犯跳上卡車，揚長而去。他們肯定認為已經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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