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卡斯蒂略·阿馬斯率領的自由軍從三個方向突破瓜地馬拉和宏都拉斯的邊境線，艾森豪威爾任命的美國駐瓜地馬拉新任大使約翰·埃米爾·普里弗伊已在任上七個月。毫不誇張地說，這位精力充沛的外交官沒有一天不在努力執行其上司、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交辦的任務：顛覆哈科沃·阿本斯政權。

約翰·埃米爾·普里弗伊當時四十六歲，有著大猩猩般強壯的體魄，吃過很多苦，完成了許多工，才爬到了現在這個位置。一九〇七年，他出生在南卡羅來納州小鎮沃爾特伯勒，年輕時父母雙亡，只好寄宿在親戚家。為了生存，他當時幹過各種異常卑微的工作。他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入伍當兵，夢想著被西點軍校錄取，可是因為身體原因，他很早就不再上學了。他在華盛頓做過電梯服務員。一九三六年，他與貝蒂·簡·科克斯結婚，不久便在政府裡謀得了一個不起眼的職位。他野心勃勃又堅韌不拔，逐漸從最底層幹到了美國駐希臘大使一職。當時希臘共產黨使得那個國家到處是武裝鬥爭，眼看就要推翻希臘政府，掌控大權。他在希臘待了三年。

那是他最榮光的一段時期。他能力非凡，見識卓絕，重視實踐，具有常人難以企及的勇氣。他靠這些品質成功重建了受希臘官方支援的軍隊，美國和英國為之提供武器和資金支援。正是這支軍隊擊潰了共產黨人，在希臘建立起專制的高壓政權。他因此贏得了「希臘屠夫」這一綽號。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和弟弟——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認為，既然已經決心明裡暗裡地顛覆哈科沃·阿本斯政府，那麼美國就需要一位像他這樣的外交官赴瓜地馬拉上任。事實上，自從他戴著那頂標誌性的飾有羽毛的小帽子來到瓜地馬拉，就毫不關心「阿本斯政府背後有共產主義力量支援」這一說法是否屬實（儘管他的副手曾斗膽建議他調查清楚），而是立即全身心投入顛覆瓜地馬拉政權的行動。

來到瓜地馬拉城中那座巨大、莊嚴的總統府遞交國書的當天，他就讓阿本斯總統明白了和這位新任美國大使打交道有多麼艱難。儀式結束後，總統把大使請進了一間小型私人會客室。還沒等總統舉起由小夥子端來的香檳和大使碰杯，普里弗伊就先遞過來一張紙，上面寫著四十個人的名字。

「這是什麼意思？」阿本斯總統十分高大，衣著得體，舉止優雅，卻不通英語，因此他的身邊總會跟著一名翻譯。普里弗伊也帶著翻譯。

「這是您政府裡的四十個共產主義分子，」普里弗伊的口氣十分蠻橫，全無外交官該有的樣子，「我謹代表美國政府請求您立即撤銷這些人的職務，因為他們正在為外國勢力效勞，危害瓜地馬拉的國家利益。」

阿本斯回答前先看了一眼那份名單，上面除了一些所謂的左派人士，還有他的朋友和夥伴。許多人和他一樣，跟共產黨一點兒關係也沒有。太愚蠢了！但他還是微微一笑，對客人說道：

「大使先生，咱們的交往開始得並不順利。您的情報有誤。這份名單裡有四位瓜地馬拉勞動黨議員，只有他們曾公開表示自己是共產黨人，但實際上瓜地馬拉勞動黨的大部分領導和加入該黨的軍人壓根就不明白共產主義是什麼意思。名單上的其他人和您一樣反對共產主義，」他停頓了一下，然後保持和善的語氣繼續說道，「另外，難道您忘了瓜地馬拉是主權國家，您只不過是大使，而非殖民地總督？」

普里弗伊大笑一聲，嘴巴時開時合，嚥了口唾沫。為了便於兩位翻譯開展工作，他把語速放得很慢。大使高大、強壯，膚色很白，眼神深邃，具有侵略性；他的眉毛很濃，翹起的鬍鬚中夾雜著幾根白鬚，這種情況對於他這個年紀的人而言有些提早了；他的額頭被汗水浸得發亮，從那一刻起，阿本斯總統每次望向大使都覺得他渾身散發著熱氣，好像隨時會爆炸。

「我一直覺得自己從第一天和您打交道起就得對您開誠佈公，總統先生，您不是說您的政府裡滿是共產主義分子的說法只是美國人的幻覺嗎？這份名單證明那並非幻覺。」

「我能知道是哪個想象力豐富的人列了這份名單嗎？」

「是美國中情局，」大使挑釁地笑了笑，然後解釋道，「這是一個很有效率的機構，納粹已經在戰爭中領教過它的厲害。感謝麥卡錫參議員，美國中情局如今正在肅清美國政府內部的敵對分子，很多赤色分子被揪了出來。這種人在您的政府裡也為數不少。這樣看來，您是不會對他們採取措施了，是嗎？」

「不止如此，您的建議還幫了我的忙，」總統也反過來嘲諷道，「既然美國中情局認為他們是敵人，就意味著我可以信任這些人。感謝您的無禮舉動，大使先生。」

「咱們還真是相處融洽啊，總統先生。」普里弗伊又笑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阿本斯總統對妻子瑪利亞·維拉諾瓦說道：

「美國派了只大猩猩來當大使。」

「這很合理，」她回答道，「美國人不是一向把咱們這裡看成動物園嘛？」

在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馬斯上校看來，自由軍於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八日和十九日發起的早期軍事行動收效甚微。從宏都拉斯出發的軍隊由一百二十二人組成，前往薩卡帕、經過瓜蘭時，他們與塞薩爾·奧古斯托·席爾瓦·希隆少校率領的一支三十人衛隊不期而遇。這位少校雖然年輕，但智勇非凡，早就作好了戰鬥準備。他計程車兵全副武裝，在瓜蘭附近的山地設下埋伏，然後出其不意地對自由軍發起攻勢，迫使自由軍節節敗退；還打死了十幾名自由軍士兵，包括胡安·查洪·楚亞上校，也就是那支自由軍部隊的統帥；此外還造成了多名自由軍士兵負傷，大約三十人被俘。

米格爾·安赫爾·門多薩上校領導的自由軍從新奧科特佩克出發，「斧子臉」也在其列。這支隊伍在黎明時分穿越邊境線，直逼埃斯基普拉斯。他們在那裡遭遇的敵軍擁有比他們想象中更優良的裝備，而且和瓜蘭戰事一樣，那裡的政府軍同樣士氣高漲，作好了迎頭痛擊叛軍的準備。自由軍能夠在那樣一場屈辱的慘敗中倖存，還得感謝布羅德福斯特上校從尼加拉瓜緊急派遣的幾架戰鬥機，其中表現尤為突出的是傑瑞·弗雷德·德拉姆駕駛的戰鬥機扔下兩枚炸彈，準確地擊中了埃斯基普拉斯的政府軍軍營，不知是他技術高超還是運氣太好，其中一枚炸彈恰好炸中了兩門大炮，造成政府軍傷亡慘重。

從宏都拉斯境內馬庫埃利索出發的一路人馬人數最眾，共計一百九十八人，他們兵分兩路逼近巴里奧斯港。一路水軍，軍中有兩棲坦克，還有輕便船，都是元首特魯希略派出的，這一路的領頭人是阿爾貝託·阿爾蒂加；另一路則是陸軍。他們的計劃是一舉殲滅佈防在瓜地馬拉瀕臨加勒比海大港軍區的守軍。但是兩路人馬都遭遇了火力猛烈的壓制，甚至有民兵協助政府軍的守衛工作。除了士兵，巴里奧斯港的軍事設施裡還有許多碼頭工人協助作戰，他們是幾天前剛剛被工會和政府武裝起來的。這是在整個瓜地馬拉境內唯一一次出現所謂「人民武裝力量」，反對派曾經多次警告它的存在，但在那之前它從未現身。自由軍只得倉皇逃竄，把死者和傷者拋棄於戰場或港口周邊。巴里奧斯港的駐軍受到了廣泛支援，普通民眾拿起獵槍、石塊和小刀幫助軍官和士兵在那場戰鬥結束數個小時後再次擊退了來犯之敵。自由軍再次敗退，政府軍則俘虜了不少敗軍，許多俘虜後來被殺死了。第一次正面交鋒，自由軍可以說是全面潰敗。

另一方面，從薩爾瓦多的聖塔安娜出發的叛軍還沒到達瓜地馬拉國境線就先被薩爾瓦多軍隊悉數逮捕，他們的武器盡數被收繳，理由是沒有拿到持械許可。兩天後，在美國大使館的積極斡旋下，被捕的人被移交給了宏都拉斯，因為薩爾瓦多總統奧斯卡·奧索里奧反對卡斯蒂略·阿馬斯的追隨者在他的土地上發起反對瓜地馬拉政府的軍事行動。

然而，在入侵行動開始的最初兩天，對卡斯蒂略·阿馬斯叛軍打擊最大的是自由軍空軍為前線叛軍輸送武器彈藥的所有行動均以失敗告終。空軍當時得到的情報是叛軍已經在瓜地馬拉國土上展開了有效的軍事行動。但那隻不過是吹噓。按照約定，布羅德福斯特上校會派遣數架道葛拉斯c-124c運輸機前往運送戰鬥物資，其中包括食物和藥品，這些物資將以傘包的形式被投放到戰場上，可實際上接應物資的人壓根就沒有出現在指定地點。美國飛行員在空中盤旋多時，直至接到放棄投送物資、返回馬那瓜的指令，因為如果繼續等待，可能他們最後只能把物資扔到海里。本來他們共有三架道葛拉斯c124-c運輸機，後來中情局局長艾倫·杜拉斯親自授權並撥款，增派了一架前來支援。空軍的實力不斷壯大，到戰爭爆發前夕，他們已經擁有六架c-47（dc-3）運輸機、六架f-47雷電戰鬥機、一架p-38閃電式戰鬥機、一架塞斯納180和一架塞斯納140。所有飛行員都是美軍，他們每個月的工資是兩千美元，順利完成一次任務還可以再拿額外的獎金。

接下來，普里弗伊大使在瓜地馬拉度過的將近八個月裡，阿本斯總統幾乎每次與他見面都會努力向他解釋這個國家的真正狀況。阿本斯總統堅持認為自己的政府主導的改革，包括土地改革，都是為了把瓜地馬拉變成像美國和許多其他西方國家一樣現代、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難道他們在這個國家搞過集體農場之類的東西嗎？難道有哪傢俬人企業被國有化了嗎？政府把閒置土地收歸國有再分發給窮苦農民，土地就歸農民個人所有了，這都是為了發展私有化的資本主義農業啊！「對，您沒聽錯，大使先生，資——本——主——義——」總統把這個詞說得很清楚，翻譯也模仿他的口氣譯成了英語。如果政府向聯合果品公司徵稅，那麼瓜地馬拉所有的農民也都要繳稅，政府會利用這些稅款興建學校、公路和橋樑，給教師提高工資，吸引有能力的人來當公務員，撥款給印第安人聚居區進行公共建設——印第安人佔了三百萬瓜地馬拉人口的大多數，卻生活在窮鄉僻壤，飽受貧困折磨。即使阿本斯總統很快發現普里弗伊大使壓根不聽任何事實及道理也依然堅持自己的說法。可大使甚至不願聽總統講話，只是像個口技演員那樣不斷重複地稱共產主義已經在整個瓜地馬拉蔓延開來。馬里亞諾·羅塞爾·伊阿雷亞諾主教在他著名的宣教書中不就是這麼寫的嗎？自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時代起，政府就允許成立工會組織，難道不是這樣？在煽動分子的鼓動下，農民和工人越發難以管束了，這也是假的？他們侵佔農場主和企業家土地和莊園的行為又該作何解釋？難道農場主和企業家沒有感受到威脅？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不是逃到國外去了？報紙和電臺每天都在報道這種事，不是嗎？

「難道美國沒有工會組織？」阿本斯反駁道，「沒有自由獨立的工會組織的地方恰恰是蘇聯啊。」

但是大使壓根不予理睬，只是一次又一次重複地宣稱美國絕不允許在加利福尼亞和巴拿馬運河之間出現蘇聯的衛星國。他的語氣時而嚴肅，時而威脅，還說「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威脅」，海軍陸戰隊已經從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兩個方向包圍了瓜地馬拉。

「您知道此時此刻在瓜地馬拉有幾個蘇聯人嗎？」阿本斯說道，「一個都沒有，大使先生。在這個國家裡，一個蘇聯人都沒有，請問蘇聯打算怎麼把瓜地馬拉變成殖民地？」

由美國報紙打頭陣，繼而全球的報紙都開始炮製假訊息，阿本斯總統對這些媒體的抗議完全徒勞。《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週刊》《新聞週刊》《芝加哥論壇報》之類的權威媒體怎麼會眾口一詞地釋出如此異想天開的玩意兒？共產主義在瓜地馬拉蔓延？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是在抹黑這個國家正在進行的社會改革，這些改革的目的恰恰是要解決貧困、不公和不平等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才是把瓜地馬拉人民推向共產主義的黑手。那位外交官只會回答說美國是民主國家，倡導言論自由，政府不會干涉媒體釋出的訊息。阿本斯事無鉅細地向他解釋土地改革不會把「水果攤」也就是聯合果品公司手中的任何一塊土地收歸國有，對瓜地馬拉本國的大莊園主也是一樣。政府只收回那些無人耕種的閒置土地，而且如果收歸國有的土地是有主的，政府還會根據他們的納稅情況估算土地價值，予以經濟補償。

總統表示，大使與其和軍人時常見面、煽動他們發動顛覆政府的政變——即使聽到這類細節，大使也顯得無所忌憚——倒不如在這個國家多走走，親眼看看五十萬印第安人是怎樣終於有了自己的土地，成為有產者。對，大使先生，有——產——者——他們會越來越富有，瓜地馬拉也將會變成沒有飢餓、沒有剝削、沒有貧窮的國家。這都得益於他的政府是以美國為模板的。普里弗伊大使不為所動，依然專注於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他從沒走出瓜地馬拉城去看看這個國家。每次和總統會面，他只是不斷重複同一個問題：

「為何您的政府要對聯合果品公司這樣的美國企業如此殘酷，總統先生？」

「‘水果攤’來到瓜地馬拉半個多世紀了，卻沒繳過一分錢的稅，您認為這合理嗎，大使先生？」阿本斯回答道，「沒錯，您沒聽錯：沒繳過一分錢，從來沒有。這是事實，它賄賂獨裁者埃斯特拉達·卡布雷拉和烏維科，和他們簽訂協議，免除稅款。可是現在它賄賂不了我。它必須納稅，就像所有在美國、在西方民主國家經營的企業都要納稅一樣。在您的國家，公司難道不必繳稅？事實是，這邊的繳稅金額只是在您國家的一半。」

總統知道說什麼都是白費唇舌。事實上，他很清楚普里弗伊大使會繼續設法煽動軍隊發動政變，顛覆他的政府。他曾經詢問過部長們的意見，看看是不是應該把他驅逐出這個國家，但是總理吉列莫·托里埃略反對說那樣一來勢必激怒美國，激化矛盾。美國甚至可能以此為藉口，下令海軍陸戰隊登陸瓜地馬拉。這種入侵威脅一直是他們擔心的核心問題之一。阿本斯很清楚，軍方對此異常恐懼，他們很擔心美國真的會武力入侵瓜地馬拉。政府通過私下調查瞭解到，如果美國真的武力入侵瓜地馬拉，那麼至少一半到四分之三的瓜地馬拉政府軍會叛變投敵。這也是總統本人最大的擔憂。直到目前為止，他尚能壓制住那些軍人夥伴，但他很清楚，一旦美國海軍陸戰隊登陸瓜地馬拉本土，軍隊內部勢必會出現投敵大潮。在這段緊張時期，他的身體起了反應，經常渴望喝上一口威士忌或朗姆酒，但他從不曾在利誘面前低頭。

阿本斯指出普里弗伊是瓜地馬拉頭號反共人士時看到對方嘲諷地笑了笑。阿本斯還說自己的國家裡一個蘇聯人都沒有，又怎麼可能成為蘇聯的衛星國？不僅如此，他的國家既沒有跟蘇聯建立外交關係，雙方也沒有經貿上的往來，瓜地馬拉憲法還禁止組建國際性政黨。大使只聽著，從不作回應。總統保證說，雖然瓜地馬拉勞動黨被認為是共產黨，可它只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型政黨。此時大使的臉上往往會露出一抹疑慮的神情。有時，普里弗伊大使反駁說瓜地馬拉勞動黨雖然只有四位議員，卻掌控著所有的工會組織，這件事千真萬確，這就給瓜地馬拉的農場主和企業家帶來了極大恐懼，迫使他們不得不逃往國外。「真是對牛彈琴，」阿本斯想道，「美國派了個蠢蛋來。」

然而約翰·埃米爾·普里弗伊並非蠢蛋。毫無疑問，他是狂熱分子，是種族主義者，也是極端的麥卡錫主義者，接受不同看法的速度很遲緩。對於這一點，阿本斯的夫人瑪利亞·克里斯蒂娜·維拉諾瓦自從見過這位大使之後就不斷地向別人這樣形容他。不過他確實很有效率，會悶頭直衝，掃清達成目標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礙。他甚至膽敢設法收買軍隊司令卡洛斯·恩裡克·迪亞斯上校（綽號「小阿本斯」）。在上校前往加拉加斯的旅途中，一名美國中情局特工來找他，提出可以給他二十萬美元的酬勞，換取他「與美國合作」。迪亞斯上校不為所動，從委內瑞拉回國後，將此事報告給了阿本斯總統。上校承認那次經歷著實讓他「膽戰心驚」，還以為找上門的那人是自己老婆派去的，因為上校是和情人一起去加拉加斯旅行的。

普里弗伊大使制定的策略與其當年在希臘實施的方針很像：說服軍隊高官，讓他們相信阿本斯的政策不僅會損害國家利益，而且會傷害軍隊，因為共產主義分子首先要蕩平的就是軍隊，然後用自己的民兵來替代職業軍人，蘇聯及其在二戰後扶持的那些國家都是這樣做的。美國大使幹這些勾當時絲毫不加掩飾，因此阿本斯總統及其政府對這些情況瞭如指掌。總統認為這是「激將法」，是想誘使他把普里弗伊驅逐出瓜地馬拉，這樣美國就有藉口發動軍事入侵了。普里弗伊不斷邀請上校和軍隊指揮官到美國大使館去，從軍隊司令迪亞斯上校開始，然後是其他上校，例如埃爾菲戈·h.蒙松上校、治安部門長官羅赫里奧·克魯斯·威爾上校、法警隊長海梅·羅森博格將軍等。大使有時也會在軍人俱樂部或某人的私宅裡和他們見面，提供見面地點的主要是那些反對各類改革尤其是反對《900號法案》和土地改革的企業家及莊園主，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這輩子從不納稅。大使提醒這些軍人，說如果局勢繼續惡化下去，美國很快就會別無他法，只能選擇武力干預。難道他們想和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作戰？此外，他還提醒這些軍人，自一九五一年以來，也就是自被阿本斯稱為「社會團體」的共產主義組織首次在這個國家出現以來，美國就被迫限制瓜地馬拉從西方國家購買武器、彈藥和其他軍事物資了，許多歐洲國家也採取了同樣的封鎖措施，這極大地損害了瓜地馬拉軍隊。他們對此難道不是都心知肚明？難道這個理由還不足以讓他們採取行動顛覆現政府？

然而大使發現，當卡斯蒂略·阿馬斯的軍隊於六月十八日越過邊境線的時候，那些定期和他會面的軍隊高官大多對此叛變持反對態度。他們認為這種「背叛行為」是「難以容忍的」。那個不起眼的軍人、那個卑微的好事之徒竟敢集結一支絕大多數是外國僱傭兵的隊伍來攻擊自己的祖國。官員們的這種反應迫使普里弗伊改變了策略。他緊急聯絡美國國會和中情局，希望美國不要把它對軍事政變的支援表現得過於明顯，同時建議美國政府支援他早前提出的「制度政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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