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後，在四處漂泊的流亡途中，哈科沃·阿本斯的記憶總是會回到他大權在握的那短短三年半的時間裡，他將會記起其中最重要的執政經歷：一九五二年四月和五月的那幾周裡，他先是把土地改革計劃提交部長會議討論，後來又遞交共和國國會審議。他知道這項改革對瓜地馬拉的未來多麼重要——關係重大，影響深遠——他也想在徹底推行改革之前聽聽黨內人士和政敵公開表達對此次改革的看法。媒體事無鉅細地加以報道。他專門在總統府發表多次演講，每次現場都擠滿來自全國各地的電臺記者。
土地改革讓他的朋友和敵人都很興奮，但最興奮的人無疑是他自己。他在這件事上傾注的精力是最多的，做了大量研究。據他所言，他想努力實施「一項完滿的法令，不能有任何漏洞，必須完美無缺、無可爭議」。他怎麼可能想到那項法令會導致他的政府垮臺，讓成百上千的瓜地馬拉人身首異處，讓更多人遭受牢獄之災？甚至連他和家人都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餘生無比悽慘。
當時總共召開過三場公開討論會，每次都持續數小時，第三場更是拖到半夜才結束。參會人員不得不在中午短暫休息，吃了點兒玉米餅或三明治，喝了些無酒精飲料，接著繼續投入工作，直到所有議程結束。參會的不僅有黨內人士，更主要的是政敵。阿本斯總統的態度很明確：「讓他們都來。從聯合果品公司的律師到農民總會的負責人、土地所有人代表，當然國家農業協會的人也要來，還有報紙和電臺的記者，包括外國記者。」所有人——這是他對黨內有些人提的要求，他們中的一些人，例如農工工會總秘書長維克托·曼努埃爾·古鐵雷斯，原本希望不要把那項法令向如此廣泛的反對者公示，他們擔心政府的敵人會藉機毀掉整個計劃。阿本斯沒有讓步：「我們必須傾聽各方意見，不管是支援我們的還是反對我們的。批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改善計劃。」
阿本斯經常進行自我批評，從不為自己犯的錯找藉口；而且只要人們說服他接受自己犯了錯，他就一定會把錯誤改正。他一向認為自己的缺點不會影響執政。不過冷靜下來之後，他也會承認做錯了許多事。他對自己在那些討論會上的表現非常滿意，堅定捍衛計劃中的所有條款，對所有質疑進行回擊。那些所謂的專家和技術人員希望能縮小那項法案的適用範圍，劃出一些特例，企圖獲得阿本斯政府的承諾以保證幾個世紀以來就在瓜地馬拉存在的土地所有權不受本次改革的影響，但阿本斯不允許出現這種特例。遺憾的是，這種堅定的態度沒能奏效，反而進一步激怒了他的敵人。
阿本斯確信，這場土地改革將從根本上改變瓜地馬拉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將為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奠定基礎，而這一切又會為這個國家帶來公平、正義和現代化文明。「土地改革將會讓所有瓜地馬拉人都獲得機會，而現在那些機會只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中。」阿本斯在演講中無數次這樣強調。他的妻子瑪利亞對他的言行一向態度苛刻，可這次也無比激動、熱淚盈眶地擁抱他，緊緊摟著他的胳膊：「你表現得太棒了，哈科沃。」政府中所有的部長以及他的朋友們都和瑪利亞的看法一致，都認為他在那些辯論中的表現無可挑剔。但他始終無法說服那些敵人。從那時起，莊園主們對他的怒意更甚了。
年輕時的阿本斯幾乎沒怎麼考慮過他的祖國所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例如印第安人的處境，貧富人口的比例嚴重失衡，四分之三的國民掙扎在社會邊緣甚至填不飽肚子，印第安人和富人、專業人士、莊園主及企業老闆之間的貧富差距極大。他過了很久才意識到只有一小撮同胞在享受著特權。他花了很長時間才明白，只有把特權從那一小撮人手裡收回、轉交給所有瓜地馬拉人，才算是從根本上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做成此事的關鍵就是土地改革。
他毫不羞愧地說，多虧了瑪利亞·維拉諾瓦，他才終於明白自己生活在怎樣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很美，有悠久的歷史，卻滿是可怕的不公。那個女人既漂亮又優雅，他第一次見到她就愛上了她。發現那個眼神靈動、體形勻稱、鼻樑挺拔的年輕姑娘還擁有著極高的智慧與情商之後，他對她的愛意更濃了。儘管她出身於薩爾瓦多上層家庭，卻從青年時代起就意識到中美洲國家是多麼落後，也看到了阿本斯和他的許多同齡人當時並沒有注意到的社會問題。
早在他成為軍校裡大名鼎鼎的人物之前，瑪利亞·維拉諾瓦就幫助阿本斯發現了所有那些他以前視而不見的東西。在那之前，阿本斯和他的戰友一樣，腦子裡只有武器、口號、戰術、密碼、英雄和戰鬥，對社會中存在的種族偏見等問題完全沒有概念，沒能看出「文明社會」是怎樣歧視著數百萬印第安人。
是瑪利亞·維拉諾瓦幫他開啟了一個他以前完全不瞭解的新天地——充滿著不公、偏見和種族主義，那裡的人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這也同時激發起了他的鬥志：只要人民覺醒了，行動起來，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和整個中美洲地區的其他國家就一定可以改變落後的面貌。她給他講述了自己在美國學到的東西。他認識到拉丁美洲國家落後的根源在於經濟和社會的極度不公，這種不公使得社會各階層勢同水火，窮人想要擺脫貧困、接受教育、改善處境的機會少得可憐，如果不用「壓根沒有」來形容。那是拉丁美洲國家和美國這樣的現代民主國家之間的最大差別。聽了瑪利亞·維拉諾瓦的教導，阿本斯拋棄了瓜地馬拉白人在言語和行動中透出的種種偏見——那裡的白人，或者說那些自認為是白人的人，完全把印第安人當作動物看待。那時瑪利亞和他還沒有結婚，不過阿本斯已經開始試著擺脫無知的狀態了。他深入社會中的各個角落，學習社會學、政治理論和經濟學，也開始積極思考怎樣才能把他的祖國——包括中美洲其他國家——從深陷的枯井中拉出來，改造它，使它睜開眼睛，改掉瑪利亞·克里斯蒂娜所觀察到的種種陋習，有朝一日成為像美國那樣的民主國家。
那幾年，哈科沃·阿本斯剛剛成為軍官，通過瑪利亞結識了不少朋友。受瑪利亞和這些朋友的影響，他得出結論：要讓瓜地馬拉社會真正開始發生改變，不可或缺的工具就是土地改革，這也是引導一切變革的金鑰。必須改變在農村佔主導地位的封建式結構，生活在那裡的大多數瓜地馬拉人——農民——手上沒有土地，只能為狡詐的白人莊園主做工，收取的報酬少得可憐；大莊園主活像殖民時期的原住民領主，享受著現代化帶來的一切好處。
如何處置綽號「水果攤」的聯合果品公司這條有名的「章魚」？那是一家大公司，靠著瓜地馬拉歷屆貪腐政府，尤其是獨裁政府，獲得了損害該國國家利益的眾多特權，這些特權是任何一個現代民主國家都不可能接受的，例如這家公司從不繳稅。和許多持激進立場的朋友不同，哈科沃·阿本斯始終認為，無論如何都不能把這條「章魚」從瓜地馬拉趕走，應該做的只是讓它遵守法律、按規定納稅、尊重工人、允許勞工組建工會。他想把這家公司變成一個典範，吸引更多的美國和歐洲的公司前來投資，這對瓜地馬拉的工業發展是不可或缺的。
阿本斯永遠記得在瑪利亞·維拉諾瓦的促成下，自己與那些朋友進行了一次次無休止的討論。他們每週至少聚會一次，有時兩次，地點是其中某個人的家，有時也會選在哈科沃和瑪利亞的家裡進行，時間通常是週六。大家參與討論，聆聽別人的觀點，連吃飯喝酒時也會談論書藉或政治事件。那些朋友從事各種職業——記者、藝術家、教師、政治家——都是阿本斯以前從未接觸過的人。他們向他揭示這個國家不為其所知的各副面孔，讓他了解到那裡存在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內戰和獨裁者——例如當時大權在握的豪爾赫·烏維科·卡斯塔涅達——帶來的苦難，也讓他明白了什麼是民主、選舉自由、獨立媒體、批評自由和社會主義。他竭力與那些朋友進行爭論，反對共產主義，力挺資本主義民主。「要像美國那樣，」他總是這樣說，「美國才是這個國家要效仿的物件。」
瑪利亞喜歡那些身無分文卻過著不羈生活的畫家、音樂家和詩人，阿本斯則對他們不那麼感興趣。他更不喜歡的是記者和大學教師，例如那些總和他討論政治的人。卡洛斯·曼努埃爾·佩耶賽爾和何塞·曼努埃爾·福圖尼本來也在其列，可後來他們成了朋友，如果說保守、沉默的哈科沃·阿本斯也有所謂密友的話，這兩人肯定要算在內。他覺得福圖尼和佩耶賽爾跟自己很像，連操心的事情都一樣；他能理解他們的直率和對物質生活的輕視，甚至對兩人生活方式的散漫無序也不以為意（「生活有條理的人當然更有吸引力。」他這樣想過許多次）。阿本斯從不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他每次都會嘲笑福圖尼通過閱讀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著作來增長見識的舉動（那些書在瓜地馬拉是買不到的，只能從墨西哥運來。福圖尼把填飽肚子的錢都花在這上面了），還在某日嘲笑了後者希望在瓜地馬拉建立共產主義政黨的想法。可事實上，儘管他們在這些事情上存在分歧，阿本斯卻不得不承認福圖尼的政治眼光更高一籌。阿本斯執政之後，福圖尼的主意和建議幫了他很多。
他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革命」期間結識福圖尼的，後者比他年紀小一些，當時大概只有二十五歲，是《每日氣息》欄目的播音員，那個欄目屬於作家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創辦的一家電臺，福圖尼當時就有了放蕩不羈、聰明勇敢的名聲。他十二歲就進了聲名顯赫的師範學校，但他從來沒想過要當老師，也沒讀完在聖卡洛斯大學法律系的律師課程。輟學原因是他想投身報界，認為新聞工作更適合他放浪的天性。他為好幾份報紙雜誌撰稿，針對烏維科獨裁政權的政治活動給他帶來了許多麻煩，他不得不流亡到鄰近的聖薩爾瓦多避難，在那裡繼續從事新聞工作。
佩耶賽爾是阿本斯在軍校的學生，曾流亡墨西哥。回到瓜地馬拉後，他致力於組建工會和合作社，和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政府合作頗多，主要負責在農耕區推廣文化專案。他很清楚這個國家的農業問題，後來也幫助阿本斯瞭解這些問題（多年之後，他成了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甚至為多個軍事獨裁政府效力）。
聆聽這些朋友的想法之後，哈科沃·阿本斯瞭解到自己以前忽略的很多東西。和他的想法一致，福圖尼和佩耶賽爾都認為，若想把瓜地馬拉從泥淖中拉出來，進而把它變成民主社會，第一步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推行土地改革。只有這樣，歧視和暴力才會停止。通過土地改革，鄉村將滿是學校，印第安人家中無論男孩還是女孩都能學會讀書識字，也能用上自來水、電燈，會有公路，有體面的工作，拿不錯的報酬，吃得更好，穿得也更好。這是難以實現的美夢嗎？不，不，在他的政府成立之初他就說過：這絕對是有可能實現的，這個國家將迎來希望、工作崗位和美好願景。兩年過去了，他開始懷疑自己當初是不是過於樂觀了。
阿本斯特別欣賞福圖尼身上那些自己所不具有的特點：放蕩不羈、漠視紀律、聰明狡黠，對與文化相關的所有話題都有所涉獵，對演員、思想家、電影藝術和歌手總是興致盎然，對美食很有研究，酒量也不小。他就像是阿本斯的反面，因為阿本斯守時、嚴格、有條理、遵守紀律。兩人經常會陷入長時間的爭論，很多時候——尤其是爭論過於激烈的時候——瑪利亞會插進來讓兩人保持冷靜。他們時常意見相左，尤其是每次談論社會主義時福圖尼都會說，如果讓他在美國和蘇聯之間選擇，他肯定會選擇後者。哈科沃和瑪利亞則選擇美國，因為他們堅持認為，儘管有很多缺點，美國依然是自由、繁榮的國家，而在蘇聯掌權的是獨裁政權，雖說後者曾在戰爭中站在了同盟國一方，對抗希特勒的納粹主義。
後來「十月革命」爆發，烏維科政府垮臺，繼任者費德里科·龐塞·維德斯將軍不久也失去了權力，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榮登總統寶座，阿本斯當了他的國防部長，不得不中斷對經濟的研究，尤其是對土地改革的研究，因為工作佔據了他所有的時間。他最根本的任務是避免軍隊因政治原因而分裂、投效陰謀叛亂者，這在中美洲歷史上屢見不鮮。他經常和軍方的同事碰頭，視察軍營，向軍人們解釋阿雷瓦洛總統推行的改革等舉措的重要性。只要發現有人出現叛亂的苗頭，他就會奪走那人的兵權。在那些年裡，福圖尼和佩耶賽爾依然在國會對哈科沃施以援手，彼時兩人都被選為議員。私下裡，哪怕時間再短，他們也會找機會交流意見。此外，福圖尼還負責給哈科沃撰寫演講稿，面對緊急情況也總能提出有益的看法，是他引導了支援阿雷瓦洛的兩個政黨——人民解放陣線和國家改革黨——的走向並促使它們合併成革命行動黨。
福圖尼儘管傾向共產主義，卻很務實。土地改革引發軒然大波之際，阿本斯驗證了這一點。這位曾經的記者給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援，不僅幫他應付農民總會的暴怒律師，還幫他應對左翼極端分子——這些人希望所有土地歸集體所有，主張強行把土地從所有者手中奪走，再重新劃分國營農場（蘇聯就是這麼做的）。福圖尼和阿本斯都認為後一種想法是在胡言亂語，將在國內外引發巨大的反對聲浪，尤其是在美國。而且不能保證那個辦法一定奏效。他們還一起研究了帕斯·埃斯登索羅總統在玻利維亞實施的土地改革，阿本斯對此持嚴厲的批評立場，原因正是他覺得那項改革的主導者是國家而非農民。相反，阿本斯對中國臺灣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很感興趣——蔣介石政權在實行資本主義體系的前提下把土地分割成小份——阿本斯也想在瓜地馬拉的農民中推廣這種做法。
一九五二年四月在總統府進行多場公開討論會之前，阿本斯從來沒說過那麼多的話。和他親近的人都知道他性情溫和、沉默寡言，這些人看到他為了捍衛自己的改革計劃而與眾人唇槍舌戰時都嚇了一跳。他解釋說政府只會徵用大農場主們手頭的閒置土地，把這些土地的使用權交給農民卻不給他們產權，以防他們把土地轉手賣給銀行家。分配完土地，政府還會向農民提供技術、財力方面的支援，以便他們購置機器，安心投入農業生產。至於被徵用的土地，政府將按照估值向所有者提供經濟補償。
福圖尼在議會大力幫助了阿本斯，尤其是在關於改革法的討論中。經過一些修改，改革法終於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七日頒佈實施。當日，全國範圍內都出現了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儘管朋友們不斷試圖勸酒，阿本斯依然恪守總統任期內滴酒不沾的誓言，以果汁和清水代替了酒。
哈科沃·阿本斯沒能預料到的糟糕情況是強佔土地問題。有人侵入農莊和莊園，把所有者精耕細作的田地佔為己有，可法案其實是把那些土地排除在被徵收範圍之外的。幾乎所有反對派媒體，尤其是《時刻報》和《公正報》把這些強佔行為描述成了醜聞，誇大了其中的暴力成分，和美國媒體一道控訴阿本斯政府是在效仿蘇聯模式，唯蘇聯馬首是瞻。儘管民告官的勝率並不大，可那些被侵害的土地所有者還是上了法庭要求把入侵者趕走，還要求政府給他們經濟補償。在有些案例中，非法入侵引發的暴力衝突還造成了人員傷亡。農民和工人工會秘書長維克托·曼努埃爾·古鐵雷斯保證說，包括他在內的該組織所有領導層成員都沒有預料到會出現那種入侵行為，不過警方和軍方的調查報告顯示恰恰是那些農民組織的領導者慫恿印第安人強佔土地。這一問題在人口密集區尤為嚴重，因為那裡的閒置土地很少，而貧窮又沒有工作的農民卻很多，那些組織還給農民分發棍棒、長矛甚至槍械。報紙和電臺把這些當作巨大的醜聞添油加醋，以此作為指控土地改革法「染有共產主義性質」的鐵證，還說這項法案如今已經引發巨大的社會暴力問題，必然會演變成對財產所有者的大屠殺，進而完全消滅私有財產。阿本斯在電臺發表過多次演說，還親自到全國各地處理強佔土地問題，不斷解釋說那種行為是不負責任的，會破壞生產，還說改革一定要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進行，不能損害守法公民的權益；他還強調說所有參與強佔土地的人都會被送上法庭，受到法律的制裁。可實際情況並不總是按照他的預期進行，有時良好的意願在無比複雜的現實面前會被撞擊得粉碎。
阿本斯永遠記得一九五一年五月，當他看到反對派在一份抗議書中徵集到了近八千個簽名時是多麼驚愕，事情的起因僅僅是他的政府決定以社工取代在孤兒院照顧孤兒的慈愛會嬤嬤。此外還出現了指控他的政府在未獲得法官許可的情況下就把反對派人士投入監獄的聲音，他們甚至聲稱政府毆打、折磨犯人。一開始連他本人都被這些傳言激怒了。他立刻給警備部門長官海梅·羅森伯格將軍和治安部門長官羅赫里奧·克魯斯·威爾下達了命令，讓他們小心行事，嚴禁對囚犯施加暴力。可這些事情還是不斷發生，尤其是後來卡斯蒂略·阿馬斯在美國支援下發起的侵略威脅日益凸顯之際，關於人權、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等問題與政府的生死存亡比起來已經不再是什麼要緊的事了。
一天晚上，睡下之後，哈科沃和瑪利亞·維拉諾瓦一直聊到深夜。突然，哈科沃聽到他的妻子說道：「一團小雪球從山頂向下滾落的時候，甚至可能引發雪崩。」
沒錯，事情正是如此。印第安人終於覺醒了，但他們沒耐心地希望所有的改革都能立竿見影。挑起佔地運動的到底是印第安人和農民還是城裡的一小撮煽動分子？還是說幕後真兇恰恰是利益回吐的莊園主或聯合果品公司，以便在事後控訴政府支援極端主義？
他的朋友們紛紛祝賀他在那三場討論會中為捍衛改革計劃而做出的表現，甚至連敵對媒體都承認他在回答政敵提問時表現得冷靜且無畏，但是《公正報》和《時刻報》及其他報紙依然堅稱那項法案將是共產主義革命在瓜地馬拉爆發的開端。
經過一些小修改，法案在國會獲得通過，《900號法案》正式開始實施，人們都喜歡這樣稱呼它。也許在那些激動人心的日子裡，最讓阿本斯吃驚的事情還得算是境外媒體發起的宣傳攻勢，尤其是美國媒體，他們指責阿本斯政府把瓜地馬拉交到了蘇聯人手裡並密謀在中美洲建立共產主義第五縱隊，蘇聯將通過該國威脅巴拿馬海峽，那裡是美洲大陸自由貿易與航行的戰略中心。
除了驚訝，阿本斯心中還充滿了沒有答案的疑問：這怎麼可能？這個國家的媒體不是都很自由嗎？他的政府正在做的事情怎麼會和媒體那些扭曲、諷刺的報道扯上關係？他在實踐中所效仿的難道不正是美國的民主模式嗎？難道在美國也存在封建主義？土地改革法所倡導的不正是企業精神、自由競爭和保護私有財產嗎？天真的阿本斯一直以為美國一定會全力支援自己的政策，幫他把瓜地馬拉從原始狀態中拉出來，繼而將之建設成現代化國家。
後來他終於明白一切都是徒勞。他和他的部長們所作的解釋壓根無法扭轉局勢，謊言打造的宣傳攻勢已經壓倒了事實。阿本斯開始擔心另一個問題：軍隊。那種宣傳肯定為內部敵人引誘軍人叛亂提供了方便，他們對政府的忠誠會被動搖，甚至會參與軍事政變。可悲的「斧子臉」會是領頭人嗎？絕不可能，軍隊裡沒人瞧得上他，他是個一事無成的傢伙，既沒有才華也沒有領導力，只是個極端分子。銀行家們和「章魚」只不過是把他當槍使。軍隊長官卡洛斯·恩裡克·迪亞斯上校是他信得過的朋友，恩裡克曾對他保證軍方將永遠忠誠。可是當那位如颶風般破壞力驚人的新任美國大使接替了溫和、有教養的帕特森先生和魯道夫·e.紹恩菲爾德之後，軍隊的態度就開始發生變化了。新任美國大使約翰·埃米爾·普里弗伊曾毫不掩飾地聲稱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共產主義對美洲的威脅，而這種威脅的代表就是哈科沃·阿本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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