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喝一杯。」他想。人們揮舞手臂，「萬歲」的喊聲就像在給他的耳朵上刑，還有無數人舉著喇叭喊他的名字。他想擺脫這一切，於是對瑪利亞·維拉諾瓦低聲說道：「我去一下洗手間。」他幾乎是一路推搡著從陽臺溜走回到總統府的。他跑回自己擔任阿雷瓦洛政府國防部長時的辦公室，從裡面上了門鎖，飛速開啟一直鎖著、位於書桌後方的小櫃子。裡面放著一瓶威士忌。他迫不及待地開啟酒瓶，整整倒了半杯酒。他的身子在發抖，手抖得尤其厲害。他不得不用雙手把杯子捧起來，只有這樣，酒杯才不會跌落地上，杯子裡的酒也不會灑到他的褲子上。
「你又變成酒鬼了，」他害怕地想道，「你這是在自殺。你最後會變得和爸爸一樣。這絕對不行。」
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的父親祖籍瑞士，是一名藥劑師，定居在位於瓜地馬拉西部山區高原上的克薩爾特南戈，那裡也是哈科沃·阿本斯於一九一三年九月十四日出生的地方。父親的自殺對他而言一直是難解的謎團。他為什麼要那麼做？因為藥房經營不善？他欠了債？藥房關門歇業了？父親是移民，選擇在那片傳承了瑪雅文化的山區定居，還在那裡與當地一位叫奧克塔維婭·古斯曼·卡瓦列羅斯的女教師結了婚，這位女士從來沒有告訴過她的兒子關於丈夫自殺的經過（也許連她也不知道）。多年以後，阿本斯才發現他的父親，那個沉默寡言的男人，一直飽受十二指腸潰瘍的折磨，必須靠注射嗎啡來緩解疼痛。
為什麼他不把手中那杯讓他魂牽夢縈的威士忌一飲而盡？在慶祝他獲勝的活動現場，他一直想喝酒，這種想法讓他感到十分害怕。「我變成酒鬼了嗎？」他又想道。他可是重任在肩的人啊！那麼多瓜地馬拉人把希望寄託在了他的身上！就因為這嗜酒的惡習，他就要辜負他們嗎？不過，他既沒有勇氣把手中被他輕輕搖晃著的威士忌倒掉，也沒法把它喝下去。
哈科沃的童年和青年時期都是在那片高原上度過的，那裡的印第安人極度貧困，還要承受莊園主的無情剝削，因此哈科沃從很年輕時就注意到瓜地馬拉國記憶體在著嚴重的不公、剝削、貧困等社會問題，儘管後來很多人說都是因為他娶了薩爾瓦多人瑪利亞·克里斯蒂娜·維拉諾瓦，才成了左翼人士。
年輕時的哈科沃還是一個充滿激情的運動健將，他在田徑、游泳、足球和馬術等方面都很在行，可能這也是為什麼他選擇走上軍人之路。當然在父親悲劇性的死亡發生之後，家裡艱難的經濟狀況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他從小就和同齡人不一樣——既溫文爾雅、成績優秀，又有很高的運動天賦。他非常內向、孤僻而嚴肅，可以長時間保持沉默，不和他人交流。這些個性可能都繼承自他的父親。他在一九三二年年中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軍事學院，即瓜地馬拉軍事學校，當時人們都說這個年輕人將來肯定會有出息。士官生們在校學習期間都會獲得軍銜；阿本斯獲得了軍校自創辦以來學員獲得過的最高等級軍銜：一等軍士長。他還曾擔任軍校旗手，並在拳擊比賽中拿過冠軍。
他就是在那裡染上酗酒惡習的嗎？他記得在士官生、工作人員和長官之中，最能用來劃分層次的就是喝酒能力。優異的成績和完美的履歷都不算什麼，能喝酒的人才最能贏得別人的尊重。「太愚蠢了。」他想道。
結識美麗又聰明的瑪利亞·克里斯蒂娜·維拉諾瓦時，他還是個士官生。她當時來瓜地馬拉訪問，在十一月十一日向當時掌權的獨裁者豪爾赫·烏維科·卡斯塔涅達致敬的一場活動中，有人介紹兩人互相認識。那天，年輕的哈科沃面色蒼白，因為他之前騎摩托出了事故，剛剛出院。兩人都對對方產生了好感，那位姑娘回到聖薩爾瓦多後，他們仍不斷交換情書。在薄薄的自傳中，她說兩人戀愛時不止談論風花雪月的事，有時也會談及一些更加嚴肅的話題，「例如化學和物理」。瑪利亞·克里斯蒂娜一九一五年出生，是薩爾瓦多人稱「十四家族」的成員之一。她是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貝爾蒙特灣區聖母學校上的學，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法語；如果家人允許，她本想繼續留在那裡上大學，可家人並沒有同意，因為根據那個時代的觀念，體面的女子是不會讀大學的。她對文學、政治和藝術的熱愛無法在大學延續，但幸好她可以閱讀。她是個不安於現狀的女人，想法很前衛，對中美洲的經濟和社會狀況憂心忡忡。此外，她還會利用閒暇時間繪畫。儘管瑪利亞·克里斯蒂娜的家人竭力反對，兩個年輕人還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當時哈科沃·阿本斯剛剛獲得少尉軍銜。他們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在一所教堂裡完婚，那是他第一次做懺悔，也是第一次領聖餐，在那之前他所接受的都是世俗化教育。作為新婚禮物，瑪利亞的家人在瓜地馬拉給這對新人購置了一座農莊：位於埃斯昆特拉省聖露西亞·科祖馬爾瓜帕市的卡洪莊園。當然了，是瑪利亞·維拉諾瓦首先發現他那種單純的愛好正在變成一種惡習。他聽到妻子多次這樣說：「夠了，哈科沃，你的舌頭都打結了，別再喝了！」他每次都聽她的話。
婚姻生活很幸福，瑪利亞·克里斯蒂娜在文化和情感方面對這位年輕軍官的影響是巨大的。她介紹他認識了許多知識分子、作家、記者和藝術家，這些人不僅來自瓜地馬拉，還來自哈科沃·阿本斯不常去的中美洲其他國家，其中不乏所謂的社會主義者和極端分子，這些人提起中美洲隨處可見的軍事獨裁政權（例如烏維科將軍的政府）時都咬牙切齒，他們希望在瓜地馬拉建立民主政權，把選舉、媒體和政黨自由帶到這個國家，還希望進行一系列改革，把印第安人從殖民時期陷入的悲慘境況中解救出來。那些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問題，他想，就是和他一樣愛喝酒。每次和他們待在一起雖然能學到很多東西，但聚會結束時大家都會爛醉如泥。他依然像是被催眠了似的盯著手中那杯淡黃色液體。
未來，很多人會批評瑪利亞·克里斯蒂娜，說她來到瓜地馬拉之後和兩個素有共產主義者名聲的女人交往甚密：後來成為她秘書的智利人維吉尼亞·布拉沃·萊特里爾和薩爾瓦多人馬蒂爾德·埃萊娜·洛佩斯。不過哈科沃·阿本斯的妻子並不在意那些批評的聲音，她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壓根就不在乎別人說什麼。她的這種性格也是最吸引哈科沃·阿本斯之處。他依然沒把威士忌倒掉，也沒有喝光。他的目光沒有從酒杯上移開，但想的是別的事情。在總統府外，在中央公園裡，歡呼聲和叫喊他名字的聲音依然此起彼伏。
哈科沃·阿本斯和瑪利亞·維拉諾瓦生了三個孩子，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出生於一九四〇年的阿拉貝婭、出生於一九四二年的瑪利亞·萊奧諾拉和出生於一九四六年的胡安·哈科沃。瑪利亞·維拉諾瓦像官員一樣陪在丈夫身邊，例如他在聖胡安·薩卡特佩蓋斯軍營和富埃爾特·德·聖何塞軍營服役時——他正是在那裡逐漸獲得了軍人同伴的擁護。哈科沃·阿本斯後來被任命為首都軍營、光榮軍營、百年軍事學校計程車官生教官，其後又成為科學與歷史學科的教師，瑪利亞·克里斯蒂娜甚至比丈夫還要高興。
他們在宿舍里居住了很長時間，因為他那微薄的工資（每月七十美元）不夠支付公寓租金。最後，由於哈科沃·阿本斯得到晉升，他們終於搬進了位於改革大道和蒙圖法爾街交界處的「博莫納之家」，那裡有一座大花園，周圍到處是高大的樹木。這種環境使得那裡的居民時常感覺自己是住在鄉間。他們在新居繼續和知識分子及藝術家聚會，以前時常和他們談天說地的許多人都被追捕，甚至入獄，或是由於政治思想方面的問題而不得不流亡海外，例如卡洛斯·曼努埃爾·佩耶賽爾，他是軍事學校的畢業生，由於反對烏維科政府，先是被關進監獄，後來逃亡去了墨西哥；還有師範學校畢業生、記者、政治家何塞·曼努埃爾·福圖尼，他先是擔任左翼民主運動組織革命行動黨的領導人，後來成為瓜地馬拉勞動黨（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可是我從來沒喝醉過，也沒嘔吐過，更沒有做過許多同志飲酒過量後幹出的荒唐事。」他想道。不管怎麼說，從來沒人見到他喝醉過。他把醉意掩飾得很好。每次一旦感到頭皮發癢，發現自己沒辦法說話不吞音或拖長母音，他就會停止飲酒。他會沉默下來，靜靜地等待，既不走動，也不參與到對話或爭論之中，直到那股醉意慢慢消散。
豪爾赫·烏維科·卡斯塔涅達將軍在位十三年，他的統治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告結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他曾公開表現出對希特勒和納粹的支援。在西班牙內戰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他承認了佛朗哥政府，還經常參加長槍黨人在西班牙駐瓜地馬拉使館門前舉行的示威活動。他總是身著藍衣，還喜歡行法西斯抬手禮。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之後，工於心計、善於投機的烏維科治下的瓜地馬拉就成了最早和德國斷絕關係的國家，轉而投向了盟軍一方，還對德國宣戰。
一九四四年，瓜地馬拉爆發了多場反獨裁遊行。最早走上街頭的是古老的聖卡洛斯大學的學生，社會輿論很快倒向了示威者一方，勞動者、工人，尤其是年輕人加入了遊行隊伍。時任上校的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是促使軍方反對獨裁者的主要軍官之一。後來，烏維科下臺，政權落到了另一個軍人手中，也就是費德里科·龐塞·維德斯將軍。哈科沃·阿本斯威脅說要繼續未竟的事業，反抗類似的獨裁政府。此後又爆發了多次示威遊行，人們反對獨裁政權的延續，軍方也站在了人民一邊，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有兩位軍官：司令員弗朗西斯科·哈維爾·阿拉納上校和哈科沃·阿本斯上校。他們支援人民反獨裁，龐塞·維德斯只好辭去總統一職。反獨裁陣營結成了同盟，領頭人就是那兩位軍官：阿本斯和阿拉納。外加一位商人：豪爾赫·托里埃略。這位商人依照約定，號召召開制憲大會，舉行總統和議員大選。那是瓜地馬拉有史以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民主選舉。使選舉成為可能的這場人民運動，後來被稱為「十月革命」，它為這個國家揭開了新時期的序幕。在選舉中獲勝的是一位教師、思想家（儘管他的虛榮心很強）：胡安·何塞·阿雷瓦洛。他曾長期流亡阿根廷，一九四四年九月三日才以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回到瓜地馬拉，受到了廣泛歡迎。他在與費德里科·龐塞·維德斯的較量中取得了壓倒性優勢：獲得了百分之八十五的選票。
哈科沃·阿本斯在阿雷瓦洛競選總統時是後者的主要支援者，後來在阿雷瓦洛政府出任國防部長，後來升任軍隊司令。阿雷瓦洛能夠順利幹完四年任期，大力推行政治和社會改革，哈科沃·阿本斯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據說阿雷瓦洛政府曾挫敗了超過三十次政變陰謀，大部分是仰仗阿本斯的力量與威望——他對軍人有著巨大影響，總是能及時逮捕叛亂分子或是以武力將之鎮壓。其中一次叛亂的領導者是一位心懷不滿的官員，綽號「斧子臉」的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馬斯上校，他和阿本斯年齡相仿。阿本斯只記得他是個不起眼的小人物，哪怕在軍事學校期間也不曾取得過耀眼的成績。儘管當時無足輕重，可這個頑固的敵人後來逐漸成了阿本斯的頭號敵人。
他把自己鎖在總統府辦公室裡幾分鐘了？至少十分鐘，他依然在輕輕晃動著手中的威士忌。汗水已經浸透了他的衣裳。和往常一樣，無論是在飲酒前還是飲酒後，他都會心生悔意，感到厭煩。現在他就生出了這樣的感覺——儘管並未喝酒，而且他相信自己應該不會把這杯威士忌喝掉。
和設想的一樣，阿本斯擔任阿雷瓦洛政府國防部長期間，瑪利亞·克里斯蒂娜·維拉諾瓦和丈夫的合作十分緊密。儘管從傳統和法律的角度來看，總統或部長的妻子應該只是「花瓶女郎」，但瑪利亞·克里斯蒂娜·維拉諾瓦不管這些。她是丈夫的首席顧問，而且據阿本斯本人以及與他們交往甚密的人所言，很多時候她的建議要比其他顧問提出的意見更及時，而阿本斯也總是樂意聽從她的建議。
阿雷瓦洛執政期間，哈科沃·阿本斯和武裝部隊首長弗朗西斯科·哈維爾·阿拉納上校成了死對頭，後者一直希望成為阿雷瓦洛的繼任者。阿拉納是個聰明又和善的人，家庭出身十分普通，後來參軍入伍，沒什麼靠山，更沒上過軍事學校，卻慢慢成了軍隊中的重要人物。阿拉納同樣在烏維科獨裁政府垮臺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他當時獲得了阿雷瓦洛政府的兩大重要政黨——自由人民陣線和國家革新黨，後者併入革命行動黨——的許諾，同意支援他參加一九五〇年總統大選。自從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登上總統寶座，阿拉納多次試圖阻礙某些社會改革的程式。他主張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適度進行經濟改革，抗拒那些具有爭議性的政策。他的政敵和黨內異見者散佈訊息說他密謀發動政變，儘管他無意將胡安·何塞·阿雷瓦洛趕下臺，卻會把他變成沒有實權的傀儡。忠於阿雷瓦洛的軍人警告說阿拉納把自己的親信安插到了軍隊內的各個重要位置，例如任命「斧子臉」做了第四營營長。在國會議長馬里奧·蒙特福特·託雷多出席的部長會議中，大家最終作出了逮捕阿拉納的決定。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阿拉納上校來到總統府，向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總統請求將加勒比軍團——一個志願軍組織，曾在哥斯大黎加把何塞·菲格雷斯送上總統之位，還曾嘗試登陸多明尼加共和國，準備發動推翻特魯希略政權的鬥爭，但沒有成功——歸還給阿雷瓦洛政府的武器交給軍隊。那批武器已經被移交了，然而武裝部隊一直沒有拿到。敵視政府的媒體曾放出口風，稱阿雷瓦洛想把那批武器交給一些所謂的民兵組織。總統通知阿拉納說這些武器被放置在了屬於政府財產的莫爾隆別墅中，那裡曾是烏維科週末度假的去處，現在則成了軍方聚會的俱樂部。那裡離阿馬蒂特蘭湖很近，離瓜地馬拉城三十公里。阿拉納上校在總參謀長的陪同下離開了總統府，阿雷瓦洛總統命令後者將那批武器交到軍方手中。在他們之後出發的是國民警衛隊下屬部隊，領頭人是恩裡克·布蘭科司令，他接到的命令是在阿拉納上校交接完武器的回程中將其逮捕。
武裝部隊的首長被堵在了米恰託亞湖的「光榮之橋」上，雙方發生激烈交火，阿拉納和布蘭科總參謀長都死在了那次衝突中。後來政敵們將阿拉納之死歸罪於阿本斯上校，事發之時，阿本斯在聯合國公園內一座山丘最高處的瞭望臺上目睹了事發經過。歷史學家們至今依然為此事的真相而爭執不休，它成了瓜地馬拉政治史上的又一謎團。不管是意外也好，有預謀也罷，阿拉納之死成了此後阿本斯上校政治生涯中的汙點，他的政敵都指責說是他一手策劃了那起剷除異己的行動。這也成了自詡阿拉納門徒的卡斯蒂略·阿馬斯上校發起顛覆阿雷瓦洛政府行動的最主要口實，為了達成目的，他還指控阿雷瓦洛政府與共產主義組織私下勾結。
事實上，就在阿拉納命喪黃泉的同一天，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八日晚，還爆發了一場在數小時內幾乎顛覆阿雷瓦洛政權的軍人叛亂。名為「榮譽衛隊」的組織、航空軍和第四營的軍人在卡斯蒂略·阿馬斯上校的帶領下對政府掌控的主要設施發動了襲擊。其他軍營和武裝力量則效忠於國防部長哈科沃·阿本斯，在他的帶領下，這些軍人開始抵抗武裝叛亂。槍戰爆發後，雙方互有傷亡，在當晚大部分時間裡，戰事走向都很不明朗。時任阿雷瓦洛政府文化流動團團長的卡洛斯·曼努埃爾·佩耶賽爾組織起一些民兵，與阿拉納的支援者們作戰，後者的領頭人物是馬里奧·門德斯·蒙特內格羅。天亮時，叛軍投降了，最主要的叛亂分子都逃進了外國使館，政變失敗了。
那一切結束後，他也像此時一樣把自己鎖在同一間辦公室裡喝酒。他還記得那時的自己是多麼疲憊：一杯接一杯地喝，直到感覺頭皮發癢。那次癢得比平時厲害，突然，他的胃起了痙攣，不得不衝進洗手間嘔吐。此刻的他已經把酒杯舉到了嘴邊，他的嘴唇溼潤了，不過這次他連一滴酒都沒喝。他感到十分厭惡自己。
在阿雷瓦洛執政時期，阿本斯和律師何塞·曼努埃爾·福圖尼建立起了親密的合作關係，後者領導的革命行動黨一手促成了阿本斯在大選中獲勝，而且何塞·曼努埃爾·福圖尼在學生時代就投入到推翻烏維科政權的鬥爭中去了，後來他成了阿本斯身邊最有影響力的顧問之一。那時的福圖尼退出了革命行動黨，加入了瓜地馬拉勞動黨，該政黨從未成為重要大黨，也沒有證據顯示它得到過蘇聯的支援或經濟援助，儘管如此，它卻成了該國及外國媒體指責阿本斯投向共產主義的最有力例證。實際上，阿本斯的共產主義傾向從未被證實。多年之後，在回憶錄中，福圖尼本人講述道，在那個時代，瓜地馬拉勞動黨的領導者們對馬克思主義知之甚少，包括他本人在內。儘管在政治觀點上存在分歧，阿本斯和福圖尼在前者擔任總統期間卻合作得親密無間，尤其是在涉及土地改革法（《900號法案》）的相關問題上。福圖尼自稱撰寫了阿本斯所有的演講稿，包括宣佈辭職的那篇，儘管最後這份發言稿由誰執筆至今存疑。異見媒體抨擊阿本斯的另一個要點是阿本斯政府幕僚中有卡洛斯·曼努埃爾·佩耶賽爾和維克托·曼努埃爾·古鐵雷斯，兩人都以革命思想而聞名，曾竭力組織工人和農民的工會或聯盟活動。
一九五〇年，胡安·何塞·阿雷瓦洛任期結束後，哈科沃·阿本斯獲得所有曾支援阿雷瓦洛政府的政黨及社會團體的一致支援，希望他能成為阿雷瓦洛的繼任者。他在競選中以壓倒性優勢獲勝：在九名候選人中，他獲得了百分之六十五的選票。阿本斯的執政方略主要包含五個要點：修建一條終點至大西洋沿岸的鐵路，在加勒比海沿岸修建聖托馬斯港，建立胡倫-馬里納拉水力發電體系，建設進口初級原油提煉廠，而重中之重是土地改革。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五日，阿本斯的手中握著威士忌酒杯。總統府外的中央公園裡，成千上萬瓜地馬拉人依然在歡慶他的勝選。他不能辜負他們。他站起身子，走向衛生間，把威士忌倒進馬桶，衝了水。他暗下決心，只要他還是瓜地馬拉總統，就一定滴酒不沾。他嚴格地遵守自己定下的這條規矩，直到辭職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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