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士頓重新召開的董事會議上，伯內斯談論了他對瓜地馬拉事件的印象和判斷。他以調查筆記為基礎寫出了一份報告，以專業的犀利口吻毫無羞恥地寫道：「瓜地馬拉變成共產主義國家，成為蘇聯滲透中美洲、掌控巴拿馬運河的橋頭堡這一危機還十分遙遠。我可以斷定，這種可能性暫時是不存在的，」他向參會人員保證，「在瓜地馬拉，很少有人知道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什麼，就連那些創辦光明學校來傳播革命思想、自稱共產主義者的傢伙也不理解那些概念。那種危機並不存在。不過，對我們更有利的是：讓人們以為它是存在的，尤其在美國。真正的危機在別處。我和阿雷瓦洛總統及其親信有過私人交流。他和諸位、和我一樣，是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證據就是：總統及其幕僚堅稱，瓜地馬拉新憲法禁止與其他國家有聯絡的政黨在本國存在，他們曾在不同場合作出過如下宣告：‘共產主義是民主國家面臨的最大威脅。’後來他們還查封了光明學校，流放了那些創辦人。然而有些矛盾的是，他們對民主的過度推崇卻將對聯合果品公司造成巨大的威脅。先生們，這一點，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不要四處聲張。」
他笑了笑，用戲劇演員在舞臺上的那副眼神掃視董事會成員，他們之中有幾位很有教養地報以微笑。短暫的停頓過後，伯內斯繼續談道：「阿雷瓦洛希望把瓜地馬拉變成民主國家，像美國一樣。他尊崇美國，將美國視為典範。有夢想的人往往是危險的。這樣看來，阿雷瓦洛博士很危險。他的計劃根本不可能實現。那個國家只有三百萬人口，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文盲印第安人，很多還篤信異端學說或沒有完全脫離那些信仰；那裡的醫生和薩滿巫師的比例大概是一比三或者一比四。怎麼可能把這樣一個國家變成現代民主國家？此外，當地的少數白人都是些剝削者和種族主義的大莊園主，他們看不起印第安人，只把他們當成奴隸。和我交談過的軍人就像是活在十九世紀，感覺他們隨時可能發動政變。阿雷瓦洛總統已經應付過好幾次軍人叛亂了，把它們全都成功地鎮壓下去了。那麼好了，儘管我認為他們把自己國家變成現代民主國家的努力只不過是鏡花水月，我們也不要掉以輕心，因為他們推出的某些舉措對我們而言是非常有害的。
「這都是有跡可循的，不是嗎？」他繼續談論著，然後做了較長停頓，還利用這一間隙喝了幾口水，「舉幾個例子：阿雷瓦洛政府通過了一項勞動法，允許在企業和莊園內建立工會組織，也允許工人和農民加入其中。他還仿效美國，頒佈了一項反壟斷法案。大家可以想想，這些保障自由競爭的制度一旦推行開來，對我們聯合果品公司將會意味著什麼？就算不化成一片廢墟，我們的利潤也必將直線下降。我們的高效工作、毅力和投入，幫助我們戰勝了該地惡劣的衛生條件，把叢林變成了適合香蕉種植的良田。這一切都將化為烏有。正是靠著壟斷，我們才能威嚇潛在的競爭對手，獲得一系列優惠條件：不繳稅，沒有工會，沒有威脅，也沒有風險——這種經營環境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這不僅是瓜地馬拉的問題，畢竟那裡只是我們商業帝國的很小組成部分，問題在於它會給其他中美洲國家乃至哥倫比亞作出很糟糕的示範，那些國家很可能也想變成現代民主國家。到時候，聯合果品公司將不得不應付工會、接受國際競爭、繳稅、給工人及其家人提供醫療保障和退休金。我們還將成為仇恨和嫉妒的物件，那些窮國就是這麼對待高效、高盈利的大公司的，尤其是對待美國企業。先生們，真正的危險是讓一種不良的示範出現。這與瓜地馬拉是共產主義國家還是民主國家無關。可能最後他們什麼國家也成不了，但他們為實現那個目標而做出的舉動對我們而言意味著回撤和損失。」
他不說話了，環視董事會成員臉上或驚訝或好奇的表情。薩姆·塞穆萊是其中唯一一個沒打領帶的，與長桌上坐著的其他優雅男士相比，他的穿著顯得很不得體。他說道：「好吧，這就是診斷報告。那麼用什麼藥才能治好病？」
「我只想在繼續講話之前，給諸位一點兒喘息的時間，」伯內斯開了個玩笑，又喝了口水，「現在我要開處方了，薩姆。處方很長、很複雜，也很費錢，但是可以從根本上治癒惡疾，還能讓聯合果品公司再次不動聲色地擴張、獲利五十年。」
愛德華·l.伯內斯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他的方案是同時針對美國政府和美國公眾輿論做手腳。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對瓜地馬拉沒什麼概念，更不會認為它是一個問題。現狀總的來說是安穩的。
「向政府和公眾輿論描繪瓜地馬拉這項工作，應該由我們來做。我們得讓他們相信瓜地馬拉是個很嚴肅、很嚴重的問題。而且要立刻著手做這件事。怎麼做？要機敏，要善於把握機會。我們要通過宣傳，使得在民主社會中具有決定性力量的公眾輿論向政府施壓，迫使政府行動起來，解除對本公司的嚴峻威脅。什麼威脅？和我剛才向諸位解釋的一樣，真正的威脅不是瓜地馬拉。我們要讓人們相信：它是蘇聯安插在美國後院的特洛伊木馬。如何讓美國公眾相信瓜地馬拉正在變成共產主義國家？如何讓他們相信如果華盛頓政府不立刻有所行動，它就將變成蘇聯在新大陸的第一個衛星國？答案是通過報刊、電臺和電視臺，無論是在自由國度還是奴隸制國家，這些都是向公民提供資訊、引導他們思考方向的主要渠道。我們要幫助媒體‘睜開眼睛’，看到那種正在逐漸成形的‘危險’，畢竟從美國飛到瓜地馬拉只需要兩個小時，而且那裡離巴拿馬運河只有一步之遙。
「最好讓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發生的，不要表現得像是有人在背後策劃或操縱。不能讓人把這些宣傳和我們扯上關係，儘管這與我們的利益息息相關。瓜地馬拉即將落入蘇聯人手裡的訊息不能由共和黨媒體或美國右翼媒體率先曝出，最好是讓那些所謂的進步媒體率先提出來，也就是民主人士，換句話說，是中間派和左翼人士最常閱讀、收聽的那些媒體，這樣才能讓更多人相信那種訊息。只有自由派媒體才能讓‘訊息’表現出最大可能的真實性。」
薩姆·塞穆萊打斷了他，表達了自己的疑惑：「可我們怎麼才能說服那些自由派狗屎臭媒體呢？」
伯內斯笑了笑，又暫停了一會兒。他就像一名老練的演員，篤定地再次掃視了董事會所有成員：「要做成此事，就要靠公共關係領域的王牌，也就是我本人。」他毫不害臊地開了個玩笑，就好像這是在浪費時間提醒在場的先生們地球是圓的，「此外，先生們，我有很多朋友是美國報紙、電臺和電視臺的老闆或主編。一定要謹慎行事，機密行事，不能讓媒體發現自己被利用了。要像大自然中逐漸發生了神奇轉變那樣慢慢改變他們的想法，得使那些自由派和進步媒體以為是他們自己發現並向世人揭示了那些‘跡象’。要注意照顧記者們的情緒——他們非常喜歡以自我為中心。」
伯內斯說完，薩姆·塞穆萊又開口了：「請別告訴我們，你這個充滿細節的玩笑要花多少錢。我們今天遭受的打擊夠多了。」
「關於費用，我現在什麼都不會說，」伯內斯表示同意，「重要的是，諸位要記得一件事：公司獲得的好處將遠多於推行這項計劃所需的花銷，只要我們能阻止瓜地馬拉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成為阿雷瓦洛總統想建成的現代民主國家。」
愛德華·l.伯內斯在聯合果品公司于波士頓召開的那次董事會議上提出的方案被嚴格地執行了，印證了伯內斯本人所提出的理論：二十世紀是宣傳的世紀，宣傳將成為權力階層實施統治、操縱輿論的最有力武器，無論是在民主國家還是專制國家，無一例外。
慢慢地，在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政府執政末期，但更多的是在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上校執政時期，瓜地馬拉開始出現在美國媒體的報道中，例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或《時代週刊》。那些報道聲稱自由世界正面臨著日益擴大的危險，蘇聯在瓜地馬拉的影響逐漸擴張。瓜地馬拉政府雖然表面上出現某些民主國家的特點，實際上卻遭到了共產主義者的滲透。他們漂洋過海而來，行為愚蠢卻卓有成效；他們竭力對抗法治、泛美主義、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挑動階級鬥爭，激化矛盾，分裂社會，還煽動該國人民對私人企業的敵意。
美國的報紙和雜誌從未如此關注過瓜地馬拉、中美洲甚至整個拉丁美洲。在伯內斯的操縱和佈局下，美國媒體開始派專人前往瓜地馬拉。他們都住在泛美酒店，那家酒店裡的酒吧幾乎成了國際媒體的大本營。記者們收到某些資料夾，裡面的材料涉及某些印證了那些可疑「跡象」的事實——工會已淪為與私人企業對峙、進行破壞的武器。他們還在伯內斯的建議和組織下對莊園主、企業家、神父（有時甚至是主教本人）、當地記者、反對黨領袖、牧師和其他專業人士進行了訪談，這些人事無鉅細地描繪了那個國家的可怖，說它正在慢慢變成蘇聯的衛星國，國際共產主義勢力企圖在整個拉丁美洲地區淡化美國的影響力，與美國爭奪利益。
從某個特定時刻——具體而言，是哈科沃·阿本斯在瓜地馬拉實施土地改革之時——開始，伯內斯操縱報紙和雜誌老闆的行為已不再有意義了，因為彼時在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圈子裡已經出現——要注意，當時正處於冷戰時期——對瓜地馬拉局勢的普遍擔憂，各家媒體都自發地派出專人去調查那個小國家被共產主義滲透的情況。最精彩的部分是合眾國際社發表的由一位英國記者寫成的報道，文章聲稱蘇聯有意在瓜地馬拉建立潛艇基地。《生活》《先驅論壇報》《標準晚報》（倫敦）、《哈潑斯雜誌》《芝加哥論壇報》《視野》（西班牙語）、《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及其他一些報刊以大幅版面羅列事實和具體證據，講述了瓜地馬拉正在投向共產主義和蘇聯。那壓根不像是被陰謀操縱的宣傳成果。洗腦宣傳給現實披上了虛構的外衣，毫無準備的美國記者們以那層虛構為基礎，寫出了報道，他們中的大多數其實只是雜耍藝人手中的提線木偶罷了。這也解釋了為何像弗洛拉·劉易斯這類知名的自由派左翼人士會向美國駐瓜地馬拉大使約翰·埃米爾·普里弗伊大唱讚歌。在麥卡錫主義和美蘇冷戰最糟糕的那幾年，那種讚歌無疑是推波助瀾，將虛構扮成現實。
薩姆·塞穆萊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去世，當時的他即將年滿八十四歲。他住在路易斯安那州，坐擁萬貫家財，已經不再過問生意上的事了。他那時依然覺得愛德華·l.伯內斯在那場遠古的波士頓聯合果品公司董事會議上的謀劃能如此精準地實施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他當然不會想到，儘管贏得了那場競爭，「水果攤」依然走上了分崩離析的道路——短短數年後，該公司老闆自殺身亡，公司也消亡，留在這個世界上的只有人們對它糟糕而又惡劣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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