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不為大多數人所知，在歷史著作中也不佔據顯眼的位置，但對瓜地馬拉——或者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對整個中美洲地區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命運——產生過最為重大影響的兩個人可能是愛德華·l.伯內斯和薩姆·塞穆萊。然而從出身、性格和志趣來看，恐怕再也找不出像他倆這樣天差地別的人了。

塞穆萊一八七七年出生在距離黑海不遠的地方，作為生活在排猶運動愈演愈烈的俄國土地上的猶太人，他在姑姑的帶領下逃去了美國，那時他還不滿十五歲。後來他們一起逃到住在阿拉巴馬州塞爾瑪的幾位親戚家避難。愛德華·l.伯內斯也來自猶太移民家庭，但是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很高，家裡還出過一位顯赫人物：他的舅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儘管兩人並非嚴格的教徒，可畢竟同為猶太人。但除此以外，他們再沒什麼相似之處了。愛德華·l.伯內斯自稱「公共關係學之父」，那門學問就算不是他首創的，也被他帶到了難以預料的高度（以瓜地馬拉為代價），甚至成了二十世紀最主要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武器。這些都是事實，但過度的自我崇拜經常使他的言談充斥著病態的誇張。他們的第一次相遇是在一九四八年，也是他們開始合作的年份。薩姆·塞穆萊向伯內斯提出了會面請求，後者在他當時位於曼哈頓中心地段的小辦公室接見了塞穆萊。塞穆萊體形龐大，衣著很不上檔次，沒打領帶，也沒刮鬍子，衣服已經掉色了，腳上是鄉下人慣穿的鞋子；伯內斯則穿著考究，言談得體，身上灑著亞德利香水，舉手投足都像個貴族——所以很可能塞穆萊剛走進辦公室時根本沒有引起伯內斯太大的興趣。

「我試著讀了讀您的大作《宣傳》，但我沒怎麼看懂。」塞穆萊像作自我介紹一樣對那位公共關係學專家說了這番話。他的英語很蹩腳，好像每說一個詞都要猶豫半天。

「我是用很淺顯的語言寫的。我覺得每個識字的人都能看懂。」伯內斯毫不客氣地答道。

「很可能是我自己的問題，」大個子男人坦陳，似乎沒有感到絲毫不快，「其實我讀書不多。我小時候在俄國上過學，但沒怎麼學過英語，這您也看得出來。寫信的時候就更糟糕了，我寫的信裡全是拼寫錯誤。比起腦力勞動，我更喜歡動手實踐。」

「好吧，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不知道能為您做些什麼了，塞穆萊先生。」伯內斯打斷了他，同時做出想起身送客的動作。

「我不會耽誤您太久，」塞穆萊反過來打斷了伯內斯，「我開了家公司，做的生意是把香蕉從中美洲運到美國。」

「聯合果品公司？」伯內斯有些吃驚地問道，開始饒有興致地打量起這位衣衫襤褸的訪客了。

「我們公司在美國和中美洲似乎都沒什麼好名聲，或者說，在我們公司開展業務的地方，名聲都不太好，」塞穆萊聳了聳肩，「顯而易見，您能幫我們改變這種局面。我想僱您當我們公司公共關係部門的主管，或者隨便什麼您喜歡的頭銜。為了節省時間，請告訴我您希望的報酬。」

兩個幾乎毫無相似之處的男人就這樣開始了那段合作。一位是自視為專家、知識分子的文雅的宣傳高手；另一位則是與文雅毫不沾邊的薩姆·塞穆萊，白手起家的冒險型企業家，以一百五十美元的積蓄成立了一家公司，搖身一變，成了百萬富翁——儘管這一點從他的外表壓根看不出來。當然了，香蕉不是他發明的，但因為他，香蕉才走進了數百萬美國人的日常餐桌，進而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流行起來。在那之前，在美國，很少有人願意品嚐這種進口水果。他是怎麼做到的？很難確切地搞清楚，因為薩姆·塞穆萊的人生經歷已經和傳說及神話混雜在一起。比起美國工業化程式中的其他人物，這位初創企業家更像是從某本冒險故事書中走出來的。而且他和伯內斯不同，他不愛慕虛榮，很少談論自己。

經過無數次的旅行，塞穆萊在中美洲叢林裡發現了香蕉。敏銳的直覺告訴他，這種水果蘊含著巨大的商業價值。於是他開始用船把香蕉運往新奧爾良和其他美國城市。從一開始，香蕉就受到了廣泛歡迎。不斷增長的需求量使得塞穆萊成了專業香蕉種植者和國際貿易商。這就是聯合果品公司的起源。這家公司到了五十年代初已經在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哥倫比亞和加勒比海的幾個島國成立了分部，貿易額超過了大部分美國企業，甚至在世界範圍內也是數一數二的。締造這個帝國的，毫無疑問只有一個人：薩姆·塞穆萊。現在，成千上萬的人要靠他的公司維生了。

為了維持帝國的正常運轉，塞穆萊必須沒日沒夜地在整個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來回奔波，做出了一系列英雄般的業績。他和其他同類冒險家一起，靠刀槍掠奪土地。他無數次席地而眠，成為蚊子的大餐；也無數次患上瘧疾，受盡折磨。他收買權貴，欺騙天真的農民和原住民，與腐敗的獨裁政權合作——他利用後者的貪婪或愚蠢，不斷攫取土地資產，在那片地區獲得的土地甚至比一個正常的歐洲國家的國土面積還要大。他創造了成千上萬個工作崗位，還修建鐵路和港口，把野蠻與文明聯通到了一起——至少每當聯合果品公司遭受抨擊時，薩姆·塞穆萊總是這樣為自己辯護（在整個中美洲，人們都管那家公司叫「水果攤」，或是用綽號「章魚」來稱呼它）。抨擊不僅來自妒忌他的人，也來自美國的競爭者，可實際上那些競爭者從來就沒能成為聯合果品公司的真正對手，因為塞穆萊在那片地區早就如暴君般壟斷了香蕉種植和貿易。例如在瓜地馬拉，聯合果品公司對該國位於加勒比海沿岸的唯一港口巴里奧斯港有絕對控制權，從那裡到太平洋沿岸海港的鐵路和電力系統也都在塞穆萊的掌控下，甚至連太平洋沿岸的海港也是受聯合果品公司控制的。

儘管兩人差異明顯，卻組成了一支很好的團隊。毫無疑問，伯內斯在改善聯合果品公司在美國的形象方面貢獻良多，使得華盛頓的上層政客和波士頓的百萬富翁（他們得益於被視為貴族）都接受了它。他還使用許多間接方式為公司做宣傳，主要依賴他良好的人際關係。他的人脈圈涵蓋了各個階層，但主要是外交官、政客、報社電臺和電視臺老闆、企業家及業績斐然的銀行家。伯內斯是個聰明人，還很和善、勤勞。他最早取得的成就之一是促成了義大利著名歌唱家卡魯索在美國的巡迴演出。他優雅、熱情、有教養、行事得體，讓所有人覺得舒服，給人的感覺是：他比看上去更重要，也更具影響力。當然了，廣告宣傳和公共關係早在伯內斯出生前就出現了，但伯內斯提升了它們的地位，把它們變成了高層次的腦力遊戲，所有公司都依賴它們。在那之前，廣告被視為次等業務，只被看成是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分支。他在許多知名學府做講座、上課，還發表文章，出版著作，把他的職業描述得足以代表二十世紀，儼然現代和進步的代名詞。他在《宣傳》一書中寫下了以下預言性的句子：「對大眾的意識和習慣進行刻意的、經過策劃的操縱，是民主社會最重要的基礎之一。那些操縱了這種未知機制的人組成了一個無形政府，他們手中掌握著控制我們國家的真正權力……少數精英需要持續地、系統地對民眾進行洗腦教化。」從某種程度來看，他的這些話後來確實成了現實。這本著作被許多評論家認為是對民主的否定，不過伯內斯抓住機會將其中的理論高效地運用到了瓜地馬拉事件中。事件發生時，他已經作為宣傳專家為聯合果品公司服務了十年。

他的顧問工作極大改善了公司形象，幫助公司在政界獲得了更多支援和更大影響力。「章魚」也一向不加掩飾地把自己在工商業領域的業績描述為對整個社會有益，尤其是對那些它正在當地開展業務的「野蠻國家」而言——聲稱它一直在幫助那些國家擺脫「蠻荒狀態」（這是伯內斯的說法），為當地成千上萬的人提供工作崗位，那些人因此提高了生活水平，融入了二十世紀的現代化進步之中，也融入了文明社會之中。伯內斯說服塞穆萊在該公司開展商業活動的國家興建一些學校，建立醫療輔助機構和其他類似的東西，再給那裡的老師和學生提供遊學獎學金。這些都會成為該公司為當地現代化建設作出貢獻的證明。同時，經過一番精心策劃，公司還在科學家與科技工作者的幫助下，慢慢地推廣宣傳香蕉既適合在早餐時食用，也可以在全天任何時段食用，這對於人體健康、對於擁有強健的運動員式的體魄是必不可少的。伯內斯還成功地把巴西歌手、舞者卡門·米蘭達（眾多電影和演出中的「香蕉女郎」）帶到美國，她佩戴以成串香蕉製作的頭飾進行的表演大獲成功，藉助流行歌曲卓有成效地推動了那種水果的銷售。在這些宣傳攻勢的作用下，香蕉成了美國人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伯內斯也成功地使得聯合果品公司走進波士頓的貴族圈子及最有權勢的政客的生活圈子，薩姆·塞穆萊在那之前從未設想過這種可能性。波士頓最富有的人不僅擁有金錢，還握有權力。他們帶有偏見，通常來說都是些反猶傾向，因此要做成此事還真不容易。伯內斯成功地說服了亨利·卡伯特·洛奇加入公司董事會，還成功地使得紐約知名度極高的蘇利文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的約翰·福斯特和艾倫·杜勒斯兄弟出任公司的法律顧問，這些都大費周折。伯內斯知道，錢可以敲開任何一扇門，連種族偏見也抵擋不住金錢的威力。一九四四年，瓜地馬拉爆發了所謂的「十月革命」，聯合果品公司開始感覺自己在當地的生意處於危機之中時，他再次促成了各方之間的艱難聯合。伯內斯的頭腦和人脈發揮了無與倫比的作用，他參與顛覆了所謂的瓜地馬拉「共產主義政府」，推動了另一個所謂的「民主政府」——或者也可以說，是更符合該公司利益的政府——上臺。

在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執政時期（1945—1950），警鐘就開始敲響了。不僅因為阿雷瓦洛博士推崇過度理想化的精神社會主義並與聯合果品公司為敵，還因為他的政府通過了一項勞動法，允許工人和農民組建或加入工會——在那之前，這項權利在聯合果品公司所管轄的地區一向是不被允許的。這種情況引起了塞穆萊和其他董事的注意。在波士頓召開的董事會議上，大家一致同意派愛德華·l.伯內斯到瓜地馬拉去一趟，評估一下當前局勢和未來走向，看看那個國家有史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自由選舉所選出的政府作出的決定到底對聯合果品公司意味著多大的危險。

l.伯內斯在瓜地馬拉待了兩個禮拜，一直住在位於市中心的泛美酒店，離總統府只有一步之遙。由於他不懂西班牙語，只能在翻譯的幫助下和一些莊園主、軍人、銀行家、議員、政治家、長居該國的外國人、工會領袖、記者和美國大使館的外交人員（當然有他們了）及聯合果品公司的工作人員進行了交流。儘管蚊蟲叮咬、氣候炎熱讓他吃盡了苦頭，可他還是很好地完成了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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