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尼。」我叫他，但他還在繼續睡覺，或者在假裝睡覺。他的嘴半閉著，嘴唇很紅，就像一道火紅的傷口，裡面是亮晶晶的牙齒。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再撫摸一下他，還是親吻他的額頭，或者輕輕搖醒他。我也在避免思考他生病的緣由：中毒、熱感冒、喝了冰冷的東西、腦膜炎。一切都有可能，或者不可能，我很難推斷，很難建立次序，尤其是我很難提高警惕。我的想法讓我很害怕，我現在不想有想法，我感覺那些想法也帶著病毒。我看到奧托的狀況，擔心自己是所有疾病的源頭，最好要避免接觸伊拉麗亞，我不應該再碰她。最好的辦法是打電話給我們的家庭醫生，那是一位年老的兒科醫生，還有獸醫。我已經打電話了嗎？我是想著去打電話，但實際上忘記了？馬上打電話給他們！這是規則，只需要遵守就行了。儘管馬里奧對疾病的反應一直都讓我很煩。他太害怕生病了，有點疑神疑鬼，為一點兒小問題都會打電話給醫生。爸爸知道——兩個孩子提醒我——住在我們樓下的先生，會把有毒的肉丸放在公園裡；爸爸知道發高燒、頭疼、中毒的症狀出現該怎麼辦；他知道需要個醫生，需要找個獸醫。如果他在這裡——我忍不住想——他一定會先為我叫醫生。但很快我就不那麼想了，我心目中那個勤快、馬上會解決問題的男人，已經不能為我做什麼了。我是個被遺棄的女人，帶著廢棄的身體。我的疾病，只是我作為女人的生命廢棄了，不再有用了。我帶著決心走向了電話，給獸醫打電話，給醫生打電話。我拿起了聽筒。

我馬上憤怒地放下電話。

我的腦子在哪裡？

重新振作，重新抓住自己。

聽筒裡是通常的呼嘯聲和各種雜音，沒有訊號。我知道的，但我假裝不知道。或者說我不知道，我已經沒有可靠的記憶，已經失去了理解、學習的能力，但我依然假裝自己有這些能力。我假裝，我逃避對兩個孩子、對狗承擔責任，帶著啞劇般的冷靜。

我拿起聽筒，撥了兒科醫生的電話，沒有任何用，電話裡還是呼嘯的聲音。我跪在那裡，在桌子下面找插銷，我把電話插銷拔下來，又重新插上。我又試著打了一次，還是一片雜音。我開始對著話筒吹氣，非常用力，就好像我能吹散干擾電話線的呼嘯聲，但依然沒有結果。我放下了電話，很不情願地來到了走廊上。也許我沒明白，我應該儘量集中注意力，應該意識到：詹尼生病了，奧托也生病了。我應該找到一種方法，讓自己變得警覺，意識到狀況很危急，知道這件事的意義。我用手指數了數，努力地思考著。首先，客廳裡的電話壞了，打不通；其次，有個孩子在發高燒，在房間裡嘔吐；第三，狗的狀況也很糟糕，它在馬里奧的書房裡。但奧爾加你不要激動，不要慌張。你要注意，一激動你可能會忘記手臂、聲音、心思。要麼，你讓地板斷開，讓客廳和兩個孩子的房間永遠斷開。我問詹尼，也許過於用力地搖晃著他：

「你感覺怎麼樣？」

孩子睜開了眼睛說：

「打電話給爸爸。」

別再提你們沒用的父親。

「我在這裡，不要擔心。」

「是的，但你要打電話給爸爸。」

爸爸不在，爸爸知道該怎麼辦。他離開了，我們只能自己來應對。現在電話壞了，溝通的渠道沒有了。也許，我也要走了，我腦子清醒了一會兒。我不知道自己要走上哪條路，迷失的路，而不是出口。孩子明白了，因此他擔心的不是他的頭疼，不是高燒，而是擔心我，擔心我。

這讓我很難過，我要找到彌補的辦法，要保持冷靜，不能發瘋。我看見桌子上有個金屬夾子，用來夾零散的紙張。我把它拿過來，夾在了右胳膊的內側，也許它會有用，至少有個東西抓著我。

「我馬上回來。」我對詹尼說。他坐起來一點，為了看清楚我。

「你的鼻子怎麼了？」他問我，「塞了那麼多藥棉，取下來吧。你為什麼在手臂上夾了那個東西？你待在我身邊吧。」

他仔細看了看我。他看到了什麼？藥棉、夾子。他對我的妝容一句話都沒有說，他沒有覺得我很美。那些大大小小的男人，都不懂真正的美，他們永遠在考慮自己的需求。可以肯定的是，他接下來會渴望他父親的情人，極有可能是這樣。我從房間裡出去，去了馬里奧的書房，我又把手臂上那個金屬夾子調整了一下。有沒有可能奧托真的中毒了，是卡拉諾投的毒？

狼狗還在那裡躺著，在主人的書桌下面。它又拉肚子了，臭味真的讓人難以忍受。但現在，不僅只有它在房間裡，在書桌後面，在我丈夫的轉椅上，在藍灰色的光線中，坐著一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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