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表示卡提婭可以送他去花園，他要告辭了。
次日上午，托馬斯給總統辦公室打了個電話，說明他並不需要和羅斯福通話，但希望能和某個高層官員談一件要事。
回電打來時，他把年輕人說的集中營的事告訴了那位官員。
「我想知道，我聽到的事是不是真的。」
官員說會給他回電。
次日，他接到了助理國務卿阿道夫·貝勒的電話。他首先友好地談起了托馬斯和卡提婭申請美國國籍的事，然後回答了總統的健康問題，但沒透露過多資訊。當他開始問候托馬斯的家人時，托馬斯打斷了他，問他能否談談集中營的事。
「事情比我們想象得更糟糕，」貝勒說，「糟糕得多。你在電話中跟我同事說的情況，只是我們目前所知的事情之一。」
「有多少人知道此事？」
「都知道了，很快就會傳開的。」
托馬斯的對德廣播是bbc安排的。起初他們請他寫一篇演講稿，讓倫敦的德語廣播員來錄音，但現在他在洛杉磯自己錄了講稿，把錄音寄到紐約，然後用電話傳到倫敦錄音，最後在麥克風前播放。
「就像變魔術一樣，」他對卡提婭說，「可這不是魔術，是那些可愛的英語詞（組織、決心）的結果。」
他試著去想象一個在德國的孤獨、恐懼的人，待在一棟黑漆漆的房子裡，或是在黑漆漆的公寓裡，把廣播音量調得很小，不讓鄰居們聽到。他對美國人演講只能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如今可以對公眾說德語了。他使用理性、人本主義的語言，能喚起高尚的覺識。
「正在對你們發言的是，」他說，「一個德國作家，他的作品和他本人，都被你們的統治者驅逐出境了。因此，我很高興能利用英國廣播給我的機會，一次次向你們講述我在美國，在這個我找到了家園的自由偉大的國家中的見聞。」
有幾次他遏制不了自己對德國普通順民的憤怒，他想，這些人越來越讓人難以原諒。
「由於我的同胞們，」他說，「對人性加諸如此殘暴、如此難忘的惡行，我無法想象在將來他們將如何生活在人人平等的世界中。」
他問在聽的人是否還記得，他在前一次戰爭中的看法。他問他們，是否覺得他還是同一個人。因為他如今認為，德國和其他國家一樣，都有普通的優缺點，並非特例。
「德國就是這樣，」他說，「它本質上並不特殊。如今它被敵人包圍，因為是它把敵人招來。它對猶太人的野蠻行為，讓它無以贖罪。為了被拯救，它必須被打敗。」
假如他的觀念能一百八十度轉變，那麼他就能鼓勵一些同胞反思他們的政治。假如他能覺醒，那麼其他人也可以。
在錄音室中，他努力讓自己語氣保持平穩。他希望他聲音中偶爾的顫抖，能讓聽眾觸及他深沉的感情。
這年年末，埃麗卡回來時，聯邦調查局有封信等著她，想要調查她，瞭解一九三三年前在德國參與反法西斯運動、如今身在美國的都有誰。
當卡提婭從陽臺上目送那兩人離開時，她說埃麗卡一定讓那兩位調查者戰戰兢兢了。他們看起來像是為此事了結而喜悅，卡提婭如是說。
埃麗卡有好幾天都在惱火，動輒為小事發怒，她想寫文章或者做講座、接受採訪來講述她的遭遇。
「他們問的什麼問題！他們怎麼這麼訊息不靈通！還固執追問，連最基本的技巧都不懂。」
托馬斯從最後一句中推斷出，他們想必是問了她和女人的關係。
當他收到聯邦調查局的信，請他抽空在家接受調查時，他幾乎感到慶幸。他被列入他們的調查名單，也許會讓埃麗卡感覺他們並沒有單獨針對她。
「如果他們問到任何與你有關的問題，」他對埃麗卡說，「我會說，我是你可憐的無辜的父親，沒人告訴我任何事。」
「他們會說你是共產黨。」她說。
「布萊希特可就高興了。」
約定時間後，房子裡來了兩個人，一個朝氣蓬勃，精神抖擻，另一個年齡較大，死氣沉沉，他決定在書房中會見他們。主客廳的加利福尼亞風格，與聯邦調查局的反法西斯調查似乎格格不入。而書房的氛圍也許能讓他們端正態度。
三人落座後，年長的那位面無表情地向他解釋了他所有的權利。托馬斯讓他們說得慢些，允許他在非母語的語言中掙扎。
「我們完全聽得懂你的話。」年長者說。
「我也能聽懂你們的話。」
接著他們直言是來了解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及其同夥的情況的，托馬斯發現，無論自己說什麼，都將處於艱難的處境。在西海岸的德國流亡者圈子裡，貝托爾特·布萊希特顯然是一個難以繞過的話題，但他對托馬斯及其作品的蔑視也是眾所周知的。雖然他的客人保證會保密，但托馬斯懷疑這一會面的訊息將會洩露出去。他考慮在這天結束時聯絡布萊希特，告知這一會面，或通過與他經常聯絡的海因裡希告知。
「你知道布萊希特先生是共產黨嗎？」年長者問。
「我不瞭解別人的政治傾向，除非他們自己告訴我，但布萊希特先生從未與我討論過這些事。」
他發現，他因這些問題而按捺的怒火，讓他的英語變得格外自信而準確。
「你認識第一夫人嗎？」
「事實上我也認識總統。」
「你能說他們不是共產黨嗎？」
「這很奇怪，難道不能說嗎？」
「那麼，你能說貝托爾特·布萊希特不是共產黨員嗎？」
「這很奇怪。」
「為何奇怪？」年輕人問。
「如果他是共產黨，他一定會去更歡迎共產黨的蘇聯，而不是來到不歡迎共產黨的美國。我想這事不證自明。」
「你讀過他的作品嗎？」
托馬斯猶豫起來。他不想在這兩人面前貶低布萊希特的作品。這會引發其他許多問題。
「以前慕尼黑有時會上演他的作品，但他在巴伐利亞並不很受歡迎。」
「我們知道，布萊希特先生是這棟房子的常客。」
「他從未來過這棟房子。他也許會和我的兄長見面，但他不是我們圈子裡的人。」
「是的，我們知道他和你的兄長關係密切。你和你的兄長持相同的政治觀點嗎？」
「沒有兩個人持相同的政治觀點。」
「在美國，有些人是民主黨，另一些人是共和黨。」
「是的，但他們不會在每件事上都持相同的看法。」
「你的兄長是共產黨嗎？」
「不是。」
「你的女兒呢？」
「哪個女兒？」
「埃麗卡。」
「她不是共產黨。」
「我再次問你，你是否熟悉布萊希特先生的作品。」
「我不熟悉。」
「為何不熟悉？」
「我是小說家，他是劇作家和詩人。」
「小說家不看劇作和詩嗎？」
「他的劇作和詩不合我的口味。」
「為何？」
「它們不適合我。很多人很欣賞他的作品。沒有特別的原因。同理，有些人喜歡看電影，有些人喜歡打籃球。」
他看到他們彼此交換了一下眼神，心知他們在想，他藐視了他們。
「我們請你嚴肅對待此事。」年輕人說。
他微笑點頭。如果這事發生在任何歐洲國家，他有理由害怕。但在這兒，他只需要與這兩人虛與委蛇即可，不說明顯是虛假的事，不羞辱他們的智商，但也不說可能會給布萊希特招致禍患的話，不提他倆之間的不和。
「去年你和布萊希特先生見過多少次？」
「有時我在德國文學圈的聚會上見到他，但我們沒有聊很多。」
「為何沒有。」
「我是一個性格孤僻的人。我的注意力都放在工作和家庭上。任何人都會告訴你，我不愛社交。」
「能否告訴我們，你與布萊希特先生的談話內容，包括最簡短的。」
「你可能會覺得奇怪，但我們都沒談過文學，更別提政治了。我們可能談的是天氣。我說的是真話。我們的談話很隨意也很禮貌。我們是德國人，天生不會饒舌，我們是作家，習慣處處提防。」
「您現在處於提防狀態嗎？」
「任何被聯邦調查局調查的人都會提防的。」
調查又持續了一個小時，其中提到了托馬斯與羅斯福夫婦以及邁耶夫婦的關係，彷彿這事也有疑點似的，又有若干次旁敲側擊問到托馬斯與布萊希特的見面，以及他對布萊希特劇作的看法。
他覺得最後的問題尤其奇怪。
「如果我們使用‘工人階級’這個詞，您覺得是何意義？」年輕人問道。
「一九一八年我在慕尼黑時，城市裡發生了蘇維埃革命。那是在通貨膨脹之前。當時我們在城市裡過著寬裕的生活。我們害怕革命，正如我們後來害怕法西斯。這次革命不了了之，但它是以工人階級的名義展開的。」
「現在那個工人階級在哪？」
「和納粹在一起。」
「布萊希特先生會贊同你嗎？」
「這你得問他。」
「我們在問你。」
「我覺得他也許對這個問題有看法，但會比我的看法更為微妙。」
一天傍晚，在聖莫尼卡的德國人聚會上，出席的大多是作曲家和音樂家。托馬斯注意到了作曲家阿諾爾德·荀白克，他之前也與他見過一面。現在他們愉快地聊了片刻。
托馬斯開始出席他認為荀白克也會出席的社交場合。他覺得在所有說德語的藝術家中，荀白克是最重要的。
荀白克發明的十二音技法，最為明確地創立了古典作曲的無調性理論。德國音樂因他而有了根本的改變。
托馬斯並不想和他親近，或與他討論自己的作品。他想觀察他，從他身上獲取一種形象。從最初的第一次相遇，他就幾乎明白自己在做什麼。
在他的小說中，他想象了一個在一九二〇年代生活在德國的作曲家。此人與某種黑暗力量簽約，讓他的偉大抱負得以實現。他看到了這部書的雛形。他的敘述者將會被取名為蔡特布羅姆。他是一個德國人文學者，也是一個著名作曲家的朋友。小說中的蔡特布羅姆，將會是一個觀察著、留意著、審視著的人。另一個主人公，那個天才作曲家，將會是一個黑暗、不可知的形象，被鬼魂纏身。他招來毀滅，最終也毀滅了自己。認識他，將令他周圍的靈魂枯萎。
當托馬斯在花園裡用早餐時，加利福尼亞的天空是多麼美好，早晨是多麼柔和，這種美如此充盈、無瑕，並沒有潛在地改變他的思想，想到此處，他不由得笑了。相反，灰色的天空、多雨的春季、漫長的冬季、伊薩爾河上粼粼的波光，或是呂貝克頑固的天氣，已經塑就一種穩定的感性，它無法被天堂中持久的魅力所影響或改變。因此，他的小說呈現不出任何他離開德國的跡象。
托馬斯和卡提婭每天看新聞，讀晨報，中午和傍晚聽廣播。他發現他們的心情會隨時因一次失利或勝利而改變。當軸心國軍隊在東線暫時取勝，他們都垂頭喪氣，但當聯軍轟炸魯爾河、柏林和漢堡的訊息傳來，他們開始幻想戰爭會很快結束。
同樣，孩子們的信和電話也能讓他們的心情起起落落。伊麗莎白密切追蹤著戰況，尤其是義大利前線的戰況。已經去了紐約的莫妮卡的來電卻很好笑，講了許多她的倒霉事，還有她與房東、計程車司機的爭執。有時候這成為輕鬆一刻，因為她絕口不提戰爭。
「她在打她自己的小戰爭。」卡提婭說。
因為米夏埃爾沒有保持聯絡，卡提婭開始給格蕾打電話，而格蕾讓弗裡多在電話上跟祖父說話。戈洛在倫敦，在美國廣播公司的德語部工作。他的來信有多麼工整，埃麗卡的來信就有多麼潦草，她四仰八叉的字能劃到信紙邊沿。克勞斯來信比別人更少。有時能看出他是在深夜寫的信，許多句子被軍隊審查人員劃掉了。
阿格尼絲·邁耶在電話中對托馬斯說，每一個說出口的字都要謹慎，哪怕是私下裡說的。華盛頓有些人計劃徹底摧毀德國，令其工業永不復使用，讓德國人被勝利的盟軍統治。她說，他不久應該站出來反對此事。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內莉過量服用藥物。海因裡希發現她時，她已不省人事。她在被救護車送往醫院的路上死去。海因裡希說，他看到她時，她平靜、美麗。
仍住在洛杉磯的那些德國作家來參加她的葬禮，布萊希特和德布林也來了。儀式簡短，海因裡希抹著眼淚。他準備獨自回家時，托馬斯和卡提婭跟著他，用他們的車把他帶到太平洋帕利塞德。午餐後他在沙發上躺了一會兒，然後他們送他回家。
內莉過世後，海因裡希一直提起她。他說她是多麼心善，沒有旁人能像她那樣照顧他。
「她在美國過不下去，」他說，「她在美國過不下去。」
他告訴他們，他摸著、嗅著她的衣服，從中得到慰藉，他沒有送走任何屬於她的東西。他說，他早晨寫作，然後在當天餘下的時間裡就想著她。在她死後，一切都不同了。
他對托馬斯和卡提婭說，他收到了朋友的一封信。朋友在信中說，在這個全世界共同經歷的可怕時代，她只想要一個通風的墳墓，一具柔軟的棺材，上面掛一盞閱讀燈，最重要的是，不要有回憶。他說，他的感覺差不多，只除了回憶的部分。他想要他的回憶。
托馬斯要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底做一個講座，題目是《德國與德國人》，這是他在國會圖書館的職責之一。他並不指望總統或第一夫人會來出席講座，但他以為他們會讀一讀提前列印出來的演講稿。他寫演講稿時，心裡想著羅斯福，他從阿格尼絲·邁耶那裡得知，總統仍然把全部心思放在打敗日本上，對歐洲的未來沒有任何具體設想。
托馬斯想，德國將會被打敗，並被迫認罪。每個有軍銜的人都會入獄。這個國家已經成了廢墟。
「納粹確保，」他寫道，「德意志帝國不能被完整地拯救，只能分崩離析。不存在兩個德國，一個是好德國，一個是壞德國；只有一個德國，美德被狡詐的惡魔腐蝕成了邪惡。這個邪惡的德國正是那個遭遇了不幸、犯下了罪行的好德國轉變、顛覆而來的。」
甚至當他與卡提婭在海邊散步時，他也在心中默默地與羅斯福對話，思考著如果他們在華盛頓見面，自己將對他說什麼。於是四月間，當羅斯福的死訊傳來，他便消沉了。他認為，別無他人能領導盟軍對德國保持一種平衡的態度。沒了羅斯福，斯大林和丘吉爾是幹不好的。他不認為杜魯門擁有羅斯福的能力。
他一度考慮是否將華盛頓的演講變成對過世總統的頌文，但阿格尼絲·邁耶告誡他說，這隻會在杜魯門陣營中樹敵。
他想，他想說的話，也許在這個陣營兩極分化的時候，顯得過於複雜而不會被人重視。他認為全體德國人都應該被譴責，他想要提出，德國文化和德語中包含了納粹的種子，但也包含了一種新民主的種子，它將會催生出一個完整的德國民主。他提到了馬丁·路德的例子，將他作為德國精神的化身、自由的代言人，但他自身也包含了自相矛盾的因素。路德是理性的，但他的演講毫無節制。他是一個改革家，但他在一五二四年對「農民起義」的反應是瘋狂的。他種種憤怒和愚蠢給了納粹啟發，但他自身也包含了一種心理——願意改變，願意接受理性，願意有能催生新德國的進步。
他寫道，路德身上有兩種極端，但也有治癒的雙重性。德國人正是以他的形象被塑造。不明白這點，便不瞭解這個國家及其歷史。
他讀著演講稿，嘆了口氣。他在華盛頓的影響力，有賴於羅斯福對他的肯定。羅斯福認為如他這般理性的人，如今正有用武之地，因為善惡之爭應該被實用性的討論所取代。羅斯福走後，托馬斯想進行的那種論證，即在所有錯綜複雜的問題上喚醒過去，並對當下表達出微妙主張，將被那些取代了他的人視為模糊、無關。
托馬斯決定，他將去華盛頓做出敷衍的演講，裝作它很重要，但他知道，將此事視為空洞的表面文章的，並不只有他一個人。
當訊息傳來，希特勒死了，德國徹底投降，托馬斯給海因裡希打了一個電話，邀請他來用晚餐，並在自己家中過夜。這些天，海因裡希在電話裡顯得疲憊，聲音虛弱。但這次他想爭論。
「現在我們將看到英國人和美國人的真正面目了。」他說。
「也許還能看到德國人，」托馬斯說，「會有審訊的。」
「他們會把這個國家變成一個大美國。一想到軍隊給孩子們發糖果，我就覺得噁心。」
「如果我有選擇……」托馬斯欲言又止。
「什麼選擇？」海因裡希問。
「選擇我的國家被美國人解放，還是被俄國人……」
「你會拿到糖果的。」海因裡希打斷他說。
當托馬斯告訴卡提婭，海因裡希不想來時，她說她過幾天去看他。
「我們有香檳，」她說，「但我想等幾個孩子回來。我時常夢想著，我會在一個普通的傍晚，用普通的食物和酒，可能還有普通的蠟燭，來慶祝希特勒的倒臺。我們可以有一個希特勒不希望我們擁有的傍晚。」
「普通的？」托馬斯問，「在所有這一切發生之後？」
「只一晚，」卡提婭說，「我們就假裝一下。同時，我還有我們很喜歡的溫巴赫酒莊的雷司令酒。我們聊天時就冰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