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斯納赫特，一九三四年
他從未打算逃離自己的國家。他沒能看出預兆。他誤解了德國，這個本該刻在他靈魂上的地方。他想到只要自己一踏進慕尼黑，就會被從家裡拖走，帶到一個再也出不去的地方，就恍如身在夢中。
每天早晨他們用餐時讀報，總有一人會分享新聞，納粹又犯下什麼暴行，逮捕了誰或是沒收了誰的財產，又有什麼威脅了歐洲的和平，對猶太人、作家、藝術家或共產黨又有什麼古怪的指控，然後他們就嘆口氣沉默下來。有時候卡提婭讀新聞，會說最糟糕的不過如此，但隨即埃麗卡糾正她說，自己看到了更聳人聽聞的事。
起初，他覺得他的義大利英語老師過於窮酸，他都無法集中精力學習。語法學習和不停的重複教學也很乏味。戴眼鏡的老師顯然惱了，他拿出一本但丁《地獄》的英譯本，帶著托馬斯一行行地讀，讓他抄寫所有的生詞，並在下一堂課前記住這些單詞的意義。當托馬斯在餐桌上說到他在學習但丁的英語原著時，埃麗卡和米夏埃爾都跳起來糾正他。
「我拿過諾貝爾文學獎，」托馬斯說，「我知道但丁是用哪種語言寫的！」
卡提婭決定一起來聽課，但托馬斯覺得她更像老師而不是學生。她已學完了一本英語語法書，她要求慢慢地、細緻地講解規則，從現在時態講起。每天早晨，她交給托馬斯一張二十個英語單詞的列表，背後寫著德語詞義，她說他得在晚上之前記住它們。上課時，她努力做得比老師更好，經常一不高興就講德語，但義大利人不懂這門語言。
數月後，卡提婭找了一個住在附近的年輕英國詩人，請他來家裡上對話課，不講語法。她說她更習慣過去時態，想要聊聊歷史。
「歷史都是過去時，」她說，「所以討論歷史有助於學習。他在過去。它在過去。她在過去。他們在過去。這個在過去。這些在過去。」
托馬斯知道，終有一日他不得不從安全的外界批判德國的事，但此刻儘管承受壓力，他不想讓卡提婭的父母再遭危險，也不想讓自己的書從書店下架。而且他的出版商戈特弗裡德·貝爾曼還在德國。如果托馬斯的書無法在國內發行，貝爾曼就沒有生意可做，重印這些書也只會讓他落入更大的險境。雖然卡提婭和埃麗卡持相反論調，托馬斯仍然認為希特勒的將軍會讓他下臺，或者會發生群眾起義。他每天早晨開啟報紙，都希望能看到納粹的勢力正在衰退。
他發現他與卡提婭的護照即將到期。他去更新護照，德國官員先是駁回，然後不予理睬。他曾指望瑞士能介入此事並給予他和他家人國籍，但他發現這是個愚蠢的想法。他明白這個接納他的國家既是一處避難所，也是一座堡壘。最終瑞士給了他臨時居留身份和讓他能夠旅行的臨時證件。
這時，瑞士的報紙毫無諷刺地稱希特勒為「元首」。托馬斯開始失去信心，覺得德國政權不會倒臺了。他意識到納粹不是慕尼黑起義中的詩人。他們是街頭打群架的混混，但攫取權力後並沒有失去對街道的控制。他們既當政府，又當反對者。他們憑藉敵人的理念崛起，把敵人包含在自身之內。他們不怕負面宣傳——相反，他們想把自己的惡劣行為傳遍天下，讓每個人，包括他們的死忠黨，都害怕他們。
起初他背井離鄉，離開他那彷彿永固的慕尼黑豪宅，還緩不過神來，以為只需要找個安全的落腳點。但當他拿到瑞士的證件時，他開始不安了，似乎盧加諾只是第一站，是臨時的避難所。離家令他恐懼。那些日子裡當他想到一本書，就知道它大概在書房的什麼位置，但他無法把書取下來，無法開啟書，這令他心裡難受，有時也感到恐慌。另一方面，住在瑞士，聽著當地人說話的有趣口音，讀著當地報紙，讓他感覺輕鬆自在，猶如踏上了一段冒險旅程。
於是，遷往法國南部的決定似乎是一時興起。但決定之後，他和卡提婭都不想列舉種種理由來說明這一變化的合理性。沒有理由。他們覺得應該做些什麼，就下定決心去做了，想到這點，他不禁微微一笑。別人問他，他就說南法會讓他覺得更舒服，許多德國人都遷去了那裡。一家人先到邦多勒，然後跟著其他作家去了薩納瑞蘇梅爾，在那租了一棟大房子。
在盧加諾和阿羅薩，托馬斯能讀到德國報紙。而在薩納瑞，謠言四起，還有各種派系鬥爭。大多數德國流亡者每天早晨去咖啡館。他發現，猶太人感興趣的是留在德國的猶太群體的命運，他們受到的威脅與日俱增。社會民主黨忙著憎恨共產黨，共產黨也憎恨社會民主黨。他發現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很能惹是生非，他一家家咖啡館地散佈異議。他驚訝的是恩斯特·托勒，此人曾是慕尼黑叛亂的領袖之一，現在也在薩納瑞發表意見，彷彿他的意見很重要似的。其他人來來去去，包括海因裡希。他主要待在尼斯，在當地一家報紙上用法語寫專欄，批判希特勒及其政權。
他早間的作息一成不變，但到了下午時常忍不住去鎮中心走走，去報攤看看新到的外國報紙，在咖啡館喝一杯咖啡。托馬斯很樂意和猶太人或社會民主黨人坐在一桌上，但他會避開共產黨人的桌子。
一天下午，他獨自坐著，發覺旁邊一群講德語的年輕人正在注意他。當其中一人過來邀請他與他們同坐時，他笑著站起來，和每個年輕人打招呼。他發現自己的到來引起了這群人中兩個瘦長臉的疑慮。他一齣現，他們就停止了交談。他看到邀請他加入的那個人欲言又止。
「你是詩人嗎？」托馬斯問他。
「不是。有時我寫一兩句，但接著就會塗掉，連手稿都不留。」
「那麼你是做什麼的呢？」
他意識到這話問得有些嘲諷。
「我為自己感到遺憾。」這個年輕人說。
另一人笑起來。
「他不喜歡德國，」他說，「但他更討厭法國。」
「你的慕尼黑豪宅還在嗎？」一個瘦長臉的年輕人問。
「我覺得房子快被沒收了。」托馬斯說。
「慕尼黑叛亂時，我是負責監督你的人。」
托馬斯面露困惑。
「別驚訝。當時我十六歲，看起來天真無邪。我盯著你進進出出，然後把所有的事上報。」
「為什麼？」
「因為你寫了那些書。」另一個人竊笑著說。
「你本來可能會挨槍子兒。」年輕人繼續說。
「那我可能就會名聲大振了。」托馬斯說。
「是托勒阻止了這件事。」
「我知道。」托馬斯說。
「現在他在這裡身無分文，而你和你家人住著大房子。總有一天這一切會改變。」
「你是說在希特勒的手中改變？」托馬斯問。
「你知道我的意思。」年輕人答道。
托馬斯發誓再也不去咖啡館，但他不能拒絕所有流亡者朋友的邀請。他想，這可真奇怪，就連他們中間最愛談論政治的人，也興致勃勃地談起自身的苦難了，比如財產損失和簽證問題。他觀察他們時，覺得他們是一群已經被打敗了的、正在蒙受真實和想象中的痛苦，同時等著新聞或錢的人，他們的衣著日漸寒酸。
他想避開這群人的原因之一是，他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正在慢慢變成什麼樣。和他們一樣，他每天等著訊息，報紙上的頭條新聞或內版的一則故事可以讓他安睡，也可以讓他做噩夢。
其他人都以各種方式批判這個政權，他是唯一一個沒有這麼做的。他知道以布萊希特為首的這群人正注視著他——這個他們當中最有名望的人。他和卡提婭傍晚去廣場散步時，特意不穿看起來很新或很貴的衣服。
一天傍晚，卡提婭略感不適，他獨自去參加了一場流亡者的晚宴，飯局上他與恩斯特·托勒打了個照面。
他一直不明白為何這個不成熟的年輕人能成為革命領袖，當上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所謂的總統，即便只當了六天。他不明白是什麼驅使恩斯特·托勒把慕尼黑攪得天翻地覆。
托勒緊張激動地和他握手，問他是否有時間一起喝杯咖啡或酒，托馬斯以為這位詩人是想要錢。他帶了點現金，他想可以一坐下來就把錢給托勒，或許還可問問托勒是否欠了酒店錢，他可以幫忙付賬。
然而托勒沒有提到錢，卻問他對克勞斯寫文章激勵國外民眾起來反抗希特勒的事有何看法。
「這讓我們所有人都感到慚愧。」托勒說。
托馬斯說他與兒子已有段時間沒聯絡了。
「他非常優秀，」托勒說，「他孜孜不倦地寫作。也許他的成就只有在將來才能被認可。」
托馬斯一直聽人這麼評價海因裡希，但還是第一次聽人這麼說克勞斯。
「我想單獨見你是有原因的。」托勒說。
他越發緊張了。托馬斯尋思他是否會開口要一大筆錢。
「埃裡克·米薩姆被納粹抓了。他們在國會縱火案後拘捕了他。我知道他被用了刑。他和我們其他人不同。你知道，他是劇作家、詩人，但也是老派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在監獄裡是不會為自己爭取好處的。」
托馬斯想起來，米薩姆是另一個不太可能但卻當上了慕尼黑革命領袖的人。
「你是說他會直言不諱？」
「是的。」
酒送來了，他們沉默無言地坐著。
「他一直為你說好話，」托勒最後說，「我能否請你幫他？」
「怎麼幫呢？」
「你是在世的最有影響力的德國人之一。」
「現在不是了。」
「可你一定有一些朋友和熟人？」
「在納粹裡嗎？」
「在有影響力的人中。」
「如果我有，我怎會還在這兒？」
「我來問你，也是束手無策了。想到他我就睡不著覺。你一定有人可以聯絡。」
「我在納粹裡沒有朋友。」
托勒悲傷地點點頭。
「那麼他完了。我沒有其他辦法了。」
走在回家路上，托馬斯自問那些流亡者是否真的認為他有足夠的影響力，能把一個人從監獄裡解救出來。他想，托勒的請求並非心血來潮，而是經過慎重考慮的。托馬斯認識的唯一一個納粹就是恩斯特·貝爾特拉姆，如果貝爾特拉姆收到托馬斯·曼的信，要求他動用自己的權力把一個參與慕尼黑革命的無政府主義者從監獄裡放出來，托馬斯都能想象他的驚訝。
他什麼都做不了，但這種無能為力的感覺令他不安。當他獨自坐在書房中時，他突然想到，他可以引發外界，甚至是美國，對米薩姆案件的興趣，但這也許會讓他的處境變得更糟。最好還是什麼都不做。他去睡覺時想明白了這點。但他不知自己的動機是否單純，他做出袖手旁觀的決定是為了規避風險，還是有更好的理由。
越來越多的德國作家、藝術家攜家帶口離開這個國家，包括海因裡希的新女友內莉·克勒格爾。海因裡希和米米幾年前分手了。米米和戈斯基現今生活在布拉格。海因裡希時常寫信給托馬斯，提及他離開她們的內疚感，以及對她們命運的擔憂。他無法邀請她們來尼斯，因為他自己都生活拮据。等內莉來了，經濟就更困難了。
海因裡希也把法語剪報寄給托馬斯，還在剪報上畫了重點。托馬斯和卡提婭想過回寄一些東西，但後來也就忘了。托馬斯決定每週六給哥哥寫信，即便無甚新事可談。他可以告訴海因裡希他正在讀什麼小說和詩，但他知道海因裡希對政治進展更感興趣。
海因裡希從尼斯搬來和他們同住後，對薩納瑞的流亡者數量之多大感興趣。他通常一早起床，去市中心買報紙，然後看看咖啡館裡都坐著些什麼人。等托馬斯和卡提婭下來用早餐，海因裡希早已收集了一籮筐的最新訊息。托馬斯以為薩納瑞的大部分德國人，包括布萊希特、瓦爾特·本雅明和斯蒂芬·茨威格在內，見面只是為了聚眾賭博，但海因裡希說他與他們一起討論藝術和政治。
「無論德國是誰掌權，」托馬斯說，「這些人都會覺得被排擠在外。」
「你應該和他們多相處，」海因裡希說，「他們的視角超越戰爭，甚至超越和平。他們見面是為了討論思想，這當中會誕生重要的書。」
「他們想要創造一個新世界，」托馬斯說，「但我更喜歡舊世界。所以我對他們沒用。」
海因裡希又倒了些咖啡，往椅背上一靠。
傍晚，他們去廣場散步，順便把海因裡希送進某家咖啡館，回家路上沒有海因裡希，托馬斯和卡提婭都感到如釋重負。
有海因裡希時，他傾聽、微笑，在餐館裡他堅持付賬。他問到米米和戈斯基，也問到內莉·克勒格爾。
他們說好，等內莉來尼斯，她和海因裡希就會去薩納瑞，住在一家小酒店中。等她來了，托馬斯和卡提婭會去接她和海因裡希，為他們接風洗塵。
當他們去酒店大堂接他們時，托馬斯看到哥哥身邊坐著一個年輕的金髮女子。那一瞬間，他以為她是酒店員工，或是酒吧裡的侍者。當內莉站起來拍手，發出一聲歡呼，引得周圍人都朝她看時，他注意到卡提婭的神色頓時嚴峻。
「啊，一頓美妙的盛宴，有汽水、紅酒、湯，還有龍蝦，或者我們能吃鴨子嗎？你覺得他們會有鴨子嗎，我的小鴨子？」
她撫弄著海因裡希的一隻耳朵。
「他們會給你準備一切。」海因裡希答道。
他們走向餐廳時，內莉把目光投向卡提婭。
「天熱的時候，我覺得冷，天冷了，我覺得熱。我不知道我是怎麼回事！希望在長途旅行之後我不會感到寒冷。但有人說，嗒嗒的火車聲能讓人快速熱起來。」
卡提婭冷冷地望著遠處。
餐桌上，海因裡希想和托馬斯聊聊他從下午的報紙上讀到的訊息，但內莉打斷了他。
「不談政治，不談書。」
「那你想談什麼呢？」托馬斯問，「你是客人。」
「哦，談美食和愛！還有別的可談嗎？也許可以談錢，也許談我們女人能否在冬天到來前買到皮大衣，還有皮帽、絲襪。」
餐廳裡有一個長桌上坐著一群古板的中年法國人。他們正在彼此低聲交談，然後似乎吃了一驚，因為內莉在餐後點了科涅克白蘭地，說只要她還沒有向法國和所有法國人祝酒，這個傍晚就不能結束。
托馬斯看到，因為她是用德語祝酒，那張長桌上的人並沒有被打動。
她還要繼續，這會兒連海因裡希也讓她坐下來，侍者似乎也面露憂色來到一邊。
「為了法國，」她說，「我為法國乾了這杯。你們不想為法國乾杯嗎？」
她終於坐下後，把注意力轉向了海因裡希。
「親愛的，我想今晚就在鎮上逍遙。先找家高檔酒吧，一直喝到港口的爛酒館，怎麼樣？」
「這就是我盼望見到你的原因。」海因裡希說。
「卡提婭，」內莉說，「你知道晚上去哪裡玩最好？」
「我這輩子從來沒真正地晚上出去玩過。」卡提婭說。
「啊，那你一定要和我們一起去。你可以把俾斯麥留在家裡。我肯定他還有一部書要寫。」
來薩納瑞的流亡者越多，當地人就越討厭他們。托馬斯走在街上，不想被人認出是德國人，卡提婭也不喜歡走進商店時因為她的國籍而受到注視。十五六歲的伊麗莎白和米夏埃爾還在上學，他們希望可以生活在一個不會因為他們說的語言而被區別對待的地方。
托馬斯決定舉家搬回瑞士，伊麗莎白和米夏埃爾可以等開學後去上德語學校。他們希望在薩納瑞鬱鬱寡歡的莫妮卡，能在瑞士找點事做。
他們一回去，卡提婭就又找了一個英語老師，來彌補義大利老師工作上的不足。
「是的，我瞭解但丁，」她對托馬斯說，「人生的中途、幽暗的森林<注："引自《神曲》的開篇：「在人生的中途，我發現我已經迷失了正路，走進了一座幽暗的森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田德望譯）。">，所有這些我都瞭解，但這幫不了我去雜貨店買胡蘿蔔，也沒法和一個管道工解釋水管滲漏的事。我們需要學習日常美國英語。」
克勞斯主編了一本文學雜誌《集合》，當創刊號從他居住的阿姆斯特丹寄來時，托馬斯發現自己的名字被列在未來的作者中。他想，他沒有特地批准讓自己的名字被印上去，但他在某種程度上同意了將會為雜誌撰稿。然而無人告訴他，尤其是克勞斯對此隻字不提，它會採取如此尖銳的政治立場。海因裡希的文章和克勞斯的編者按都激烈抨擊納粹政體，克勞斯寫道，雖然這份出版物不是政治性的，但它有明確的政治使命。
自從一九三〇年的柏林講座後，托馬斯還沒做過觸犯當局的事。在流亡法國和瑞士的這些年裡，他謹慎地沒有接受任何採訪。他從他的出版商貝爾曼那裡得知，他的緘默已為柏林所注意。納粹也許會沒收他的財產，拒絕更新他和他家人的護照，但仍然允許他的書出售。
他想到在未來某一天，他的書會在德國下架，他便恐懼起來。他回想起為他奠定聲譽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魔山》，意識到假如他當初在寫作時就知道，沒有一個德國人會被允許讀它們，那麼這兩部書一定會大為遜色，不會有如此的自信和強度。他在寫那些書時，不必去想它們會在想象層面上干預本國焦慮的公眾生活。這種空想是不必要的。他的詞彙與德國讀者之間的關係是平和自然的。他知道這種關係遲早會被打破，但他希望儘可能地推遲這一天。
如今克勞斯把他的名字印在雜誌的未來撰稿人中，就是把他拖進了流亡者的叛離網，把一切都置於危險之中。
「是的，」卡提婭說，「我也認為這是一種誤判。他也許應該發表海因裡希正在寫的長篇的一個章節，而不是一篇針對希特勒的檄文。而且你說得對，這篇編者按太過尖銳，雖然也無人能說他寫得不對。而且最好刪掉未來撰稿人名單。」
「克勞斯故意把我列入他的異見者名流群。」
「克勞斯頭腦發熱，欠缺考慮，」卡提婭說，「但他光明正大，不耍陰謀詭計。我建議你寫一封信，語氣要平和，但要強調這種事不能再發生。」
托馬斯想，如果不是德國的一份貿易雜誌釋出了德語寫作促進會辦公室禁止書商經銷克勞斯的雜誌的警告，那麼此事或許就會平息。貝爾曼著了慌，他聯絡托馬斯，說他與這一惹事的出版物的關係或許會導致他的書下架。托馬斯沒有與卡提婭商量，便拍電報給貿易雜誌，確認《集合》的創刊號與其初衷不符。
他的電報被布拉格和維也納的德語報紙攻擊。戈洛告訴了他，於是他知道克勞斯是多麼傷心，在深夜打了讓母親付費的電話，說他飽受打擊，父親對他的事業毫無尊重。戈洛說，克勞斯不相信父親會這樣背叛他。
「他覺得有需要時就利用我的名字，」托馬斯說，「與此同時他也不覺得損傷我的名譽有何不妥。」
「譴責希特勒並不會損傷你的名譽。」戈洛說。
「是否要譴責希特勒，此事由我決定，而不是別人。」
戈洛起身離開房間。
很快卡提婭來了。
「以後發電報必須和我商量，」她嚴厲地說，「但你發了這個很有用。」
「我不覺得……」
「哦，是的，這讓我告訴克勞斯，他父親和他一樣頭腦發熱，他聽了似乎很開心。」
托馬斯以為埃麗卡會對他橫加指責，已經打算求她放過他。當時他和卡提婭正忙著搬進一棟三層樓的別墅，那地方靠近蘇黎世，在屈斯納赫特的湖邊。等埃麗卡來住時，她和母親一起去買新傢俱，並負責接收他們從慕尼黑救回來的書籍和油畫。她眼下忙個不停，顧不上還在阿姆斯特丹的弟弟的苦難。
得到瑞士當局讓《胡椒磨》——她在離開德國前就排演過的反納粹卡巴萊歌舞——重新上臺的批准後，她開始重寫幾首緊扣時事的歌曲。她訂場地，僱新演員，電話終日響個不停。
「我想讓他們恨我。」首演之日臨近時，她說。
「哦，這不難吧。」莫妮卡說。
「我要讓瑞士恨我，但要等到歌舞劇結束。我要讓納粹知道我還在舞臺上。如果每個人都和我一樣做，很快希特勒就會來粉刷我們的門廳，費用還比現在的低。」
「如果沒有希特勒，你會做什麼？」戈洛問。
「我從來不想‘如果’。」埃麗卡說。
「但你剛剛還說‘如果每個人都像我一樣做’。」戈洛指出。
「戈洛，我太忙了，顧不上前後一致。我有太多事要幹。」
《胡椒磨》在劇院裡滿座上演了。卡提婭告訴托馬斯，卡巴萊歌舞劇巡迴演出時，埃麗卡和一個女伴坐頭等車廂，住最好的酒店，而其他演員坐二等車廂，住便宜酒店，托馬斯不由好笑。
「她從來就不是社會主義者，」托馬斯說，「她還是娃娃時就相信自由市場。」
埃麗卡在阿姆斯特丹見到了克勞斯，他被戈培爾廢除了國籍，這讓托馬斯意識到自己的半無國籍狀態也不會長久。他考慮像海因裡希一樣申請捷克國籍。托馬斯在一次會議上見到了捷克外交部長愛德華·貝內斯，被告知說他們樂意接受他的申請。埃麗卡的德國護照即將到期，她回來時告訴父母，她決定自食其力，找個外國丈夫。
「我第一眼見到那個叫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人時，」她說，「就知道他適合我。他是矮個子、英國人、作家、同性戀。我把他勾引到了克勞斯喜歡的一家阿姆斯特丹的酒吧的角落裡，我直奔主題。我以為他會說他願意。但令我驚駭的是，伊舍伍德說了不，說障礙是他男友還是他母親，或者兩者都是。然後他主動提出聯絡他的朋友，那人更有名，更像英國人，也更像同性戀。他叫奧登。這個奧登說他很願意和我結婚。於是我換上最好的套裝，飛去英國，他人很好，就是有點兒難以琢磨。所以我不僅結了婚，還變成了英國人，現在人人都得多看我一眼了。」
「我們要見你的丈夫嗎？」卡提婭問。
「我不確定他能否待在英國之外的土地上。」埃麗卡說。
當埃麗卡告訴她的家人，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得知自己為她「拉皮條」而出名後很高興，他們告誡莫妮卡說，她也快失去國籍了，她也應該找個諸如英國人的丈夫。
「他們不洗衣服，」伊麗莎白說，「英語裡沒有‘肥皂’這個詞。」
「你得嫁給伊舍伍德，」米夏埃爾對她說，「如果他願意娶你的話。他不想娶埃麗卡。」
「他要我的，」埃麗卡說，「但時機不對。」
「魔術師，」莫妮卡說，「要把我們都變成捷克人。」
「我寧可變成丹麥人。」伊麗莎白說。
「或者巴西人，就像我們祖母一樣。」莫妮卡說。
「如果海因裡希伯伯能成，我們都會變成俄國人。」米夏埃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