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變成瑞士人呢？」莫妮卡問。
「因為瑞士不頒發國籍，」托馬斯說，「事實上他們不把國籍給任何人，更不用說從希特勒那裡逃出來的德國人。」
「我們就是這類人嗎？」米夏埃爾問。
「醒醒，我的小弟，」埃麗卡說，「我們說話時，希特勒正在看你的檔案。他看到了一個惡形惡狀、滿臉雀斑、脾氣暴躁的小夥子。」
她做了個舞臺上的怪相，朝米夏埃爾伸出胳膊，像是要打他，然後她追著他滿桌子轉。
他們想在屈斯納赫特這棟湖景房中安居下來。他們不僅把他呂貝克祖母家裡的大燭臺搬來放在餐廳裡，把魏瑪版143卷的《歌德全集》擺在了他的書架上，卡提婭還以她的風格佈置了私密而舒適的角落，以及更大更豪華的空間。她每到一處都這麼做，在薩納瑞是，在慕尼黑也是。
他開始夢見他以前住過的房子。在每個夢中，他都是當下的自己。經過某種神秘的安排，他可以短暫地返回那些已經清空的房間。在呂貝克，他看到了原先放鋼琴的地方，還有母親的梳妝檯的位置，以及樓梯井那幅仕女畫被取下來後，牆紙上留下的痕跡。
他穿梭在蒙斯特勞斯街祖母的房子裡，心知它終有一日會歸他所有。
但另一棟房子，就是慕尼黑波琴格街的房子，經常在另一個夢中出現。那裡的房間沒有人，沒有傢俱，沒有書，也沒有油畫。他回去找遺落的某物。必須把它找回來。黑夜裡，他摸索著找路。他越來越焦慮，記不起來他想帶走的是什麼東西。正當他擔心有人會在這裡找到他時，就聽到樓梯上的腳步聲、叫喊聲，他被捕了，無助地被帶出房子，送上軍車，飛馳在慕尼黑的街道上。
一九三五年春，他和愛因斯坦被哈佛大學授予榮譽博士。他以為卡提婭會擔心身在慕尼黑的父母而不願遠行。曾經有一陣子，她的父親下決心搬家離開，但卡提婭的母親猶豫不決。後來等她母親決定了，她的丈夫卻改變了主意。由於他們經營的不是猶太人商行，沒有被勒令關門。她說，他們深居簡出，威妮弗雷德·華格納也一再保證會保護他們。她說，他們從不喜歡瑞士。為何會有人想去瑞士呢？
儘管擔心父母，卡提婭仍然堅持要他接受榮譽博士。
「在這種時候，我們需要盟友，」她說，「如果知道哈佛是站在我們這邊的，我就能睡好覺了。」
輪船比他想象得更舒適，旅程也更平穩。他在小放映室裡看美國電影自娛，並避開其他乘客。
輪船靠岸後，他的美國出版商阿爾弗雷德·克瑙夫做出了大動作，要求允許新聞記者登船採訪這位偉人，要求當局給予托馬斯和卡提婭特殊待遇，這讓同船乘客大吃一驚。
在哈佛盛典上有六千人。愛因斯坦似乎很高興作家得到的喝彩聲比科學家的更響亮。
「就該這樣，」他說，「事情倒過來的話就亂套了。」
托馬斯心想此言何意，但他忙於為仰慕者們在書上簽名，無暇多想。在午餐以及後來晚餐前的酒席上，他注意到愛因斯坦在故意逗卡提婭發笑。
「他比卓別林更風趣，」她說，「我之前很怕他會聊科學。我父親對他的理論頗有研究，可我已經忘了。他不會原諒我的。」
「誰？」
「我父親。他曾說過，只要愛因斯坦能聽他的，事情將會大為不同。」
托馬斯差點想說這就是普林斯海姆家的特點，但他不想打破其樂融融的場面。
他們收到許多請柬，被請去波士頓與紐約之間的多處豪宅客居，但當白宮晚宴的邀請送來，所有計劃都改變了。既然要與羅斯福會面，托馬斯就得思考他該如何評論德國。他想，也許他可以與總統談談德國的猶太人的遭遇，有多少猶太人走投無路，到處藏身，這個話題應該十分有力。他想知道美國能否成為他們的避風港。但他應該避免讓總統感覺他是在為某個群體代言，是來遊說或威嚇他的。
在紐約的某一天，卡提婭接起他們房間的電話，發現是《華盛頓郵報》來找托馬斯。他知道德國大使館在監督他的行動。在之前數次採訪中，他儘量少說話，聲稱只想談文學。他不想有意外，於是當卡提婭遞來話筒時，他搖了搖頭。
「我恐怕他不會接受任何採訪。」卡提婭努力用英語說。
他看到她皺起眉，聽到她用德語和電話那頭的人說什麼。她說了好幾遍道歉的話。
「她是《華盛頓郵報》的老闆，」卡提婭捂住聽筒說，「她說她曾聯絡過你。她叫阿格尼絲·邁耶。她說德語。」
他記得在哈佛收到過一張具名此人的便條，但他沒有回覆。
「我該怎麼處理？」卡提婭問。
「她想幹什麼？」
他還沒來得及讓她別問，卡提婭已經問了電話那頭的女子有何貴幹。托馬斯從自己坐著的地方都能聽到阿格尼絲的咆哮聲。
「要麼我掛電話，要麼你自己和她講。」卡提婭再次捂住話筒說。
托馬斯接過話筒時，那個女子還在大罵卡提婭，她以為卡提婭是一個秘書。
「剛才接電話的是我的妻子。」托馬斯說。
電話那頭沉默了片刻，接著阿格尼絲·邁耶說歡迎他來美國，隨後立刻說請他去白宮是她的主意。
「他需要了解中間派，」她說，「迄今為止他只知道納粹，他不喜歡，還有反叛者，他更不喜歡。我向他保證，你會在整件事上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在華盛頓飽受誹謗。」
「我們？」
「德國人。」
「也許那很對。」托馬斯說。
「總統不會想聽到這個的。」她說。
他不喜歡她的語氣。
「你是誰？」他問。
「我是阿格尼絲·邁耶，《華盛頓郵報》老闆尤金·邁耶的妻子。」
「你打電話來有何貴幹？」
「別這麼和我說話。」她說。
「你不如回答我的問題？」
「我打電話來是想說，我們應該在華盛頓見個面，我就在華盛頓。我不會參加晚宴，那將是一個私密場合。我打電話來是因為你需要知道兩件事。第一，羅斯福不會在位很久了。第二，我會對你很有用。」
「謝謝。」
「等我看到你的日程，我會添上一次和我的會面，地點在我們住的新月山莊。這將是一次私人會面。現在我得掛電話了。謝謝你接電話，請向你的妻子代為致意。」
白宮比他想象得更小。他們被帶進去的那個邊門毫不起眼。在一間在他看來桌布太花哨、窗簾太像劇院的客廳裡，他見到了羅斯福夫人和其他幾位客人，他們都問他和卡提婭旅程如何，打算何時回歐洲。
他努力地說英語，但翻譯接手後，他感覺輕鬆多了。
在餐廳裡，總統也來了，是一個男助理用輪椅推他來的。他穿著紫色的晚宴服，似乎很高興見到他們。
「歐洲人覺得我很奇怪，」他說，「我既是總統，又是總理。但這沒有壞處。」
在這頓非常普通的晚餐上，總統什麼都沒問，只是發表了許多幽默的評論。當聽說曼家夫婦接到阿格尼絲·邁耶的電話時，他和妻子都覺得好笑。
「私下裡，她是個可怕的人，」他說，「但電話上，她是一個歌劇演唱家。」
「我們最近還聽了一場歌劇，」羅斯福夫人說，「總統現在猶有心悸。」
晚餐後，他們看了一場電影，然後總統以有緊急事為由，被輪椅推走了，他的妻子帶他們參觀他的書房。
托馬斯以為他和總統會有一次單獨對話，也許會談談德國的事，但總統顯然無意於此。
第二天，阿格尼絲·邁耶向他保證，這是羅斯福夫婦表達友善的方式。
「他們極少對別人這樣，」她說，「他們說話越少，食物越簡單，就表明他們越喜歡你。他們沒有邀請要人，就說明他們信任你。你看，我對他們說過要信任你。第一夫人想要深入瞭解你，我認為她喜歡你有所保留的態度。哈佛那邊的人覺得你古板，但羅斯福夫婦更有見識。你瞧，他們都讚賞你的妻子，此事意味深長。他們是很看重家庭的人。」
托馬斯不知該如何接話。
「你隨時都可以給我發訊號，」她繼續說，「我會為你在美國開啟方便之門。克瑙夫出版社只對紐約一知半解。他們是書商，沒有真正的影響力。如果你不給我訊號，我等到時機成熟時，會給你發訊號。」
「發什麼訊號？」
「你會在美國定居的訊號。同時，你也得抓緊學英語了。」
托馬斯從美國回來，仍然沒做任何不利於當局的公眾發言。當埃麗卡發現他決意不批判希特勒，是為了不把他的德國出版商貝爾曼拖入泥沼，便致信他說，現在他應當表明自己的立場，還說她不在乎貝爾曼。
「她不明白你父母的危險處境。」托馬斯對卡提婭說。
「克勞斯、埃麗卡和海因裡希火力全開，」卡提婭說，「若會出什麼亂子，早就出了。你的發言不會對他們有影響。不過話說回來，他們是時候離開德國了。」
「看來我的發言會對埃麗卡有影響。」
「會對我們都有影響。」
當貝爾曼因為留在德國繼續出版而受到流亡者的指責時，托馬斯發表宣告支援貝爾曼，這時埃麗卡寫信給他，語氣是有節制的憤怒。
您也許會因為這封信很生我的氣。我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友好相處的時光註定會讓人分離。您與貝爾曼博士及其出版社的關係是不可終結的——您似乎準備為此付出一切代價。如果這對於您是一種犧牲，那麼我，毫無疑問，終將成為您的損失，如果到這一步，也不必介懷。這對我來說是悲傷而可怕的事。
托馬斯把信給卡提婭看，他以為她會有很多話要說，說埃麗卡從出生那天起就試圖以各種方式控制他們的人生。可卡提婭什麼都沒說。
他知道，埃麗卡要與他劃清界限的事也許會傳得眾所周知。他也從阿爾弗雷德·克瑙夫那裡瞭解到，去見他的美國讀眾是把他視為在世的最重要的德國作家，只因反對希特勒而流亡在外。如此一來，向他們解釋他的沉默便不那麼容易了。
迄今為止，他都將自己視為一個例外，因此他不曾想過加入反對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害怕。卡提婭理解這點，但埃麗卡、克勞斯、海因裡希不理解。他們不理解怯懦。對他們而言，只有透徹。但托馬斯認為，這個時代的透徹只屬於少數勇士。對其餘人而言，這個時代唯有混亂。而他歸屬於「其餘人」的方式，如今並不讓他感到自豪。他想要以有原則的形象立足於世，但他覺得這個形象其實是軟弱的。克勞斯拍來的電報給埃麗卡點燃的火上又澆了把油，托馬斯獨自去湖邊散步。等埃麗卡寫信後再行動，正是克勞斯的一貫做法！他差點想寫信給他倆，說既然他們如此精明，不妨把自從一家人流亡以來，他們從他那裡得到的錢都加起來算算。
但最令他更生氣的是，他知道埃麗卡和克勞斯是對的。
他每天都在寫基於《舊約》中的約瑟故事的長篇小說的第二部。即便好戰者的聲音在德國日漸喧囂，他仍然覺得這樣的書會有讀者。然而一旦他開口反對政體，他就會失去德國讀者。他已經寫下的那些字將會死在紙頁上，只能仰仗翻譯。而且他將會永遠留在納粹的黑名單上，卡提婭的父母也會進一步遭受逼迫。但當他朝家走去時，他告訴自己，其他作家都曾面對此事，還有很多人也是如此。
他忠於他的出版商，他想保住他的德國讀者。他閃爍其詞，拖延應對。他曾試圖不去想自己該怎麼做。他不敢面對他已經失去了德國的現實。他一旦發聲，將別無選擇。
他當然要批判希特勒！但在女兒的勒令之下，在眾目睽睽下這麼做，他覺得顏面掃地。只要埃麗卡能不作聲，他就會行動起來。
卡提婭寫信給埃麗卡，對她的語氣表示傷心。她強調說，埃麗卡給父親寫這樣的信，讓他倆都很難過，她很注意沒有與托馬斯拉開距離。托馬斯則在數日後寫了一封溫和的信安撫埃麗卡，說他可以發聲的那天即將到來。
這兩封信卻讓埃麗卡愈加惱怒。
幾天後的早晨，他從書房視窗看到卡提婭在門口車道上收到郵件。他看著她拆開一封信，讀著讀著皺起了眉，他就知道是埃麗卡的信。他奇怪卡提婭沒有立刻來他書房把信給他。午餐時，他們聊著當天的各種事，唯獨沒有提到埃麗卡。直到後來他找到卡提婭，問她要不要陪他去散步，她才把這封滿紙尖酸刻薄的信交給他，但一起交給他的還有她自己用老式手寫字型起草的一份宣言，抨擊納粹的宣言，這是讓他拿去發表的。
「你們都要跟我作對了嗎？」他問。
「這事不急，」她說，「我這只是一份提綱。我相信你自己能寫得更好。這裡寫的你都想過了。」
「埃麗卡要為我做決定嗎？」他問。
「不，決定是我做的。」她說。
「你同意她信裡的意見？」
「我對她的信沒有興趣。今天早晨我掃了一眼。我已經忘了信裡寫了什麼。」
數日後，他的宣言在《新蘇黎世報》上發表，面面俱到地批判了政體，但缺乏真正的尖銳。他寫的時候，卡提婭站在一旁看著。
起初，他的宣言幾乎無人注意。他收到了海因裡希一封簡訊，熱烈祝賀他站對了位置，但其他人都沒來聯絡，他也沒有收到來自政體的任何威脅。他猜測，納粹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此信唯一的實際後果是，伯恩大學撤銷了他的榮譽博士學位。
他在這件事上思考得越充分，就越想寫一封更長、更有激情的，能被全世界報紙轉載的信。如果埃麗卡能發怒，那麼他會讓她見識何為真正的憤怒。如果她能說，他更能口若懸河。他沒把這番打算告訴卡提婭。他要一個人做。
讀者經常抱怨他的句子太長，格調太高。他決定這次的文風要更為高蹈。他要用他掌握的所有體系對納粹發言。他要用納粹出現之前的作家曾使用的語氣，居高臨下地站在德語的地位上對他們發言。他要把大量的從句和巢狀從句擲向那些相信自由與進步的人士恐懼和厭惡的人。他會提出一個彷彿他有權得到回答的問題：所謂的領袖如何在短短四年內，把德國降格成了一個無法被準確描述的國家。他會提出一個彷彿無人能夠回答的問題：一個習慣於對文字負責的作家，該如何在這個毀滅靈魂的政權危及整個大陸時保持緘默。
他知道此信將會在巴黎、倫敦和華盛頓被閱讀，因此他會強調這一點，鎮壓、消滅一切反對勢力的唯一原因，就是要讓德國人備戰。
他動筆時心裡很清楚，此事做得太遲了，而這番如此高傲、自信的語氣，像是來自一支已經寫了許多批判希特勒的檄文的筆。托馬斯意識到，從沉默到發言，他轉變得太快，可當寫下這些句子時，他找到了自信，他把文章再讀一遍，感到心頭一鬆。他本該在希特勒上臺那天晚上就寫的。
海因裡希對托馬斯第一封信的反饋是禮貌的，也是平淡的。但這次他的來信顯然激動了，他很高興看到弟弟一口氣鏗鏘有力地說出了所有該說的話。他肯定地說，之前托馬斯長期的沉默，並沒有讓世界遭受損失，因為如今他說的才是最終陳詞。
埃麗卡給母親寫信表達她的喜悅之情。現在魔術師把一切都撥亂反正了，她說。克勞斯也來信表揚父親對納粹驕傲的出擊。
「如果你給克勞斯寫封信，」卡提婭說，「也許會有用。」
「寫信說什麼呢？」
「我相信你會知道該說什麼。也許可以寫你盼著讀到他的下一部書。埃麗卡說他正在寫一部現代版的《浮士德》。」
他們的美國之旅讓他們明白，要把英語說得流利，還得多加努力。卡提婭找了個女子把句子和片語從德語翻譯成英語讓她記誦。她已經學會了所有的時態和規則，還記了五百個單詞，但她開口說話仍然不自信。英國詩人每天和他們練習一小時對話，他發覺他們犯的錯誤後，就再講一小時語法。
「這個‘did’，」托馬斯說，「能讓我一命嗚呼。你可以說‘hediddo’，否定是‘hedidn'tdo’<注："德語中否定句一般直接在句尾加否定詞，無須新增助動詞。因此這一點對托馬斯很難。">。難怪英語像打仗。」
「那麼‘does’呢？」卡提婭問。
「難道不是‘do’嗎？」<注："托馬斯沒學會助動詞的單數第三人稱變形，以為現在時的「hedoesdo」是「hedodo」。">他問。
「兩個都是。還有動詞短語，」卡提婭說，「我買了一本這方面的書。」
托馬斯留意到去湖邊散步的人越來越少。他想，如果納粹真想把他遣返，從山林田野間把他抓走就行。這個念頭閃過之後，便揮之不去。瑞士和德國的邊境是互通的，把他拖上一部汽車，綁在車廂裡，給他注射一針安眠劑，這事並不難。他猶豫著是否要把這些擔憂告訴卡提婭，但他覺得她一定早已想過。如今他們應該更認真地考慮美國的邀請。
一天下午四五點鐘，他們朝房子走去時，看到有個人站在一輛車旁，車子幾乎堵了他們的車道。托馬斯朝卡提婭打手勢，意思他們應該轉身。
「我感覺不妙。」他說。
「每次有人來送貨，或是郵遞員來時，我都有這種感覺。」她說。
他們迂迴繞到房子正面。當他們能把整個景象看清楚時，那人已經走了。
次日一早，卡提婭走進他書房。
「他又在我們房子外面了。」她說。
托馬斯來到樓上的視窗，朝下瞥了一眼。那人三十多歲。他隨意地站在他們車道前面，雙手插在兜裡。
「如果我們報警，」卡提婭說，「會很難跟他們解釋。而且也會讓我們引人注目。」
托馬斯想，如果埃麗卡在，她就能把這人趕走，不管他是誰。
午餐後，他決定出去看看這人是何來歷。卡提婭從視窗觀望，隨時準備報警。
他走到那人面前，那人把手從兜裡伸出來，面露微笑。
「我接到命令不能打擾你，所以我想就在你家門口等到你出門或回來為止。」
「你是誰？」
「我是恩斯特·托勒的朋友。我們曾在薩納瑞的咖啡館裡見過。有人告訴過你，他曾監視你家，我就是那人的同事，但這次是托勒派我來的。」
「他想幹什麼？」
這人似乎因他的語氣吃了一驚。托馬斯努力笑了笑，緩和氣氛。
「他派我來傳個口信。」
「你要進來坐坐嗎？」
進了門，他向卡提婭自我介紹，說他去年曾在薩納瑞街頭見過她。
「你是流亡者嗎？」她問他。
「是的，」他說，「可以這麼說。我曾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甚至是無政府主義者，但現在就是一個流亡者。」
「對於這些身份而言，你似乎太過年輕。」卡提婭說。
「我在慕尼黑革命期間是恩斯特·托勒的助手，但我沒有被監禁。他在獄中時，我為他工作。」
「革命時期你一定還是個孩子。」卡提婭說。
「是的。」
在托馬斯的書房中，咖啡端上來後，他看到此人流露出之前沒有的硬氣。他想到此人看似文質彬彬，但其實幹過革命，便不由覺得好笑。他想，也許列寧也曾經如此。
「我得告訴你，埃裡克·米薩姆是怎麼死的，」此人突兀地開啟話題，「這就是恩斯特·托勒派我來的目的。我知道你曾在埃裡剋死後，寄錢給他的遺孀。我們現在已經把事件始末拼湊了起來。」
「他是呂貝克人，」托馬斯說，「我不贊同他的政治觀點，但聽到他的死訊，我是很震驚的。」
「你必須知道他是怎麼死的，因為曾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如今正發生在其他人身上，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猶太人，任何被納粹盯上了的人。人們被關押在集中營裡。米薩姆被關過三個不同的集中營。他幾乎不間斷地遭受折磨，我們對此有真憑實據。據說希特勒恨他是因為他參與慕尼黑革命。他們可以指控他，甚至處決他。可他們沒有這麼做。托勒讓我來告訴你，這種新的暴虐行為已經很普遍了。集中營裡的守衛，行為沒有任何制約，可是在米薩姆這件事上，他們是有計劃的。他們打碎了他的牙齒，這可能是即興行為，但他們還用燒紅的烙鐵在他頭皮上打了個「」字印，這一定是有預謀的。他們讓他自掘墳墓，還模擬了行刑。最後他們讓他在廁所裡上吊，他拒絕了，他們就殺了他，把他從演兵場上一路拖過去，他的頭骨碎裂了，然後他們把他吊在廁所裡。對此我們有見證人。在埃裡克的監禁期間，我們有證據證明他每天被打。這些發生在將近十八個月中。」
「你為什麼來告訴我這些？」
「托勒覺得你不明白當下正在發生的事。他以前對你說過埃裡克的事。可是無人能救他。現在，輪到其他人了。」
「我能幹什麼呢？」
「謹慎小心。我們從未見過這種事。我們所有涉及那次慕尼黑事件的人都在名單上。」
「我並沒有支援過慕尼黑革命。」
「我知道。當米薩姆和托勒阻止其他人抓捕你、沒收你房子時，我就在那屋裡。米薩姆說，在我們即將創造的新世界中，你將會有用武之地。可是並沒有什麼新世界，只有集中營裡創造的那個世界。」
他站起來時，托馬斯覺察出他有種軍人的儀態。
「現在你要去哪？」托馬斯問。
「托勒打算去美國，如果我可以的話，會跟隨他去。他相信，或有時相信，我們在那裡會安全。現在到處都瀰漫著絕望。無論如何，我們都得走，哪裡對我們都不安全。你也是。」
托馬斯送他出門，站在門口看著他走下車道。
「他是誰？」卡提婭問。
「恩斯特·托勒派他來傳話，」托馬斯說，「他是一個來自過去的人，或許來自未來。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