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加諾，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三年二月國會縱火案發生時，托馬斯和卡提婭正在瑞士阿羅薩度假。他們每天都聽說又有許多人在街頭被捕，被襲擊。一星期後國民議會選舉開始，托馬斯的第一反應是立刻回慕尼黑，確定有沒有被抄家。如有必要，他們會把房子出租，甚至出售，然後悄悄地把資產轉移到瑞士。
他吃驚地聽到卡提婭在酒店裡告訴一個客人，他們不能回慕尼黑。
他說先與埃麗卡取得聯絡，然後再做決定，但卡提婭說打電話回家不安全。他們不能說自己目前在哪。她打電話時，他就坐在一旁，聽著埃麗卡回話。卡提婭用密語問女兒現在是否可以進行春季大掃除了。
「不行，不行，」埃麗卡說，「而且天氣很糟糕。你們再在那裡待一陣子，你們什麼都不會錯過的。」
埃麗卡和克勞斯儘快離開了慕尼黑。只有戈洛還住在房子裡。他們不解的是，他的來信看似一切正常，似乎這個政權上臺已不再是新聞。他告訴他們，他曾聽到一個謠言，埃麗卡被捕了，被關押在達豪集中營，但他現在知道這不是真的。戈洛又說，他見過叔叔維克托，叔叔非常高興自己在銀行裡升職了。他心想叔叔是不是取代了一個猶太人同事的職位。
卡提婭在盧加諾租了一棟房子，莫妮卡和伊麗莎白也來了。米夏埃爾在一所瑞士寄宿學校唸書。不久埃麗卡也來了，她抽菸比以前更兇，晚上喝很多酒，早晨第一個起來拿報紙。她的聲音灌滿房子，她更像是一個來譴責他們的親戚，而不是像他們一樣來避難的大女兒。埃麗卡對德國最小的地方官的姓名都瞭如指掌，她對他們詳細講述了那邊在強制執行下發生的變化。上午的其餘時間，她給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寫信。她打很多電話。她被關押在達豪集中營的謠言成了她的奇怪談資，對每個人津津樂道。她聲稱要反抗當局，開車回慕尼黑拯救父親的手稿，但在母親的堅持下，她答應不去冒險。但後來托馬斯好笑地聽她說起這段她彷彿親身經歷的旅程，說她如何騙過納粹的邊境守衛，把珍貴的文書藏在駕駛座下帶了回來。
埃麗卡開始和家人爭論，說他們應該接受這一事實——再也回不去慕尼黑的房子，他們失去了它，他們在德國銀行的錢將被沒收，這時他就感覺不那麼好笑了。埃麗卡像是把這些話熟記在心，一遍遍複誦，迫使他和她母親面對他們一直逃避的現實。
埃麗卡讓托馬斯釋出一份宣告，與德國永遠斷絕關係。托馬斯的一場關於華格納的講座被許多巴伐利亞音樂和文化界名人彈劾，一長串名單中包括他的朋友理查德·史特勞斯和漢斯·普菲茨納。托馬斯覺得最好不要對此做出反應，認為他們一定是受到了新政體的威壓才這麼做。埃麗卡則認為他應該利用這一機會，宣佈他對新政府的厭惡。他應該呼籲同胞們以各種方式反對希特勒。托馬斯最終釋出宣告，刊登在瑞士報紙上，但他確保在發出去之前，埃麗卡沒有看到。後來卡提婭告訴他，他的女兒覺得這份宣告的語調諂媚懦弱，他並不感到意外。
在大戰剛開始時，托馬斯對他的德國觀眾有清晰的認知。當他在柏林做講座時，他認為他的聽眾都認可他關於自由民主的觀點，也認可他所說的身為德國人的意義。如今這些人沉默了。已經沒有一處論壇可以讓他對他們說話。如果他在瑞士的安全處境下攻擊希特勒，那麼他也會受到反攻。他的書將在書店和圖書館下架。他不會再被允許發言。
他對納粹的看法人盡皆知。他覺得沒有必要再重複，畢竟戈洛和卡提婭的父母還在德國，他自己在慕尼黑有房子，在德國銀行有存款。更何況，批判一個還只是蠢蠢欲動、令人討厭的德國工人黨，和批判一個在全世界尋求合法性的德國政府是不同的。
讀到戈洛的來信，他們擔心他的安全，但戈洛似乎並不害怕，他在信中寫得好像慕尼黑成了一個劇院，或是一個他必須報道的大場面。他也傳來一些傷心的訊息，特別是寫到他去探望外祖父母。他們仍然住在他們漂亮的房子裡，但對未來的焦慮與日俱增。他寫道，他的外祖父一直在說：「我們竟然要在有生之年目睹這些！」在當局眼中，普林斯海姆家是猶太人。卡提婭的哥哥彼得被柏林的洪堡大學解僱，他和兄弟們一樣，正在計劃離開德國。
卡提婭的父親讓人特地給她送了一封信，信中讓她別寫信也別打電話。她把這段話給托馬斯看：
我一直不確定，是不是每個人都知道你——我的女兒——是埃麗卡和克勞斯·曼的母親、托馬斯·曼的妻子。曾經也許這在慕尼黑是一件驕傲的事。現在你逃離在外，我知道你的孩子們和丈夫將需要發言反對新秩序，對此我能理解。但這會讓我們的生活更加窘迫。我們一直在當忠誠的德國人。我喜歡華格納的音樂，為了支援他，我做了一切，包括幫忙舉辦拜羅伊特音樂節。黑暗中的唯一一線希望來自威妮弗雷德·華格納<注："威妮弗雷德·華格納：威廉·華格納的兒媳，她在丈夫過世後一直舉辦拜羅伊特音樂節，直至「二戰」結束。">，真不可思議，因為她衷心支援那個我不會寫出名字的人。她說她會幫助我們，但我們不知這是什麼意思。
托馬斯發現，雖然伊麗莎白讀了這封信，但其他人並沒有看。餐桌上，卡提婭讓埃麗卡一個人說話。每晚她都儘可能早地回自己房間。當埃麗卡去法國找克勞斯時，她似乎終於鬆了口氣。
十四歲的米夏埃爾和他們同住在盧加諾。托馬斯記得他在慕尼黑時極不情願上小提琴課，而他的鋼琴老師拒絕再給他上課，因為他對老師的輔導相當反感。可是在寄宿學校中，他倒是不討厭一個教小提琴和鋼琴的義大利老師。
「他和你的其他老師有何不同？」卡提婭問。
「他是義大利人，其他老師都嘲笑他。」米夏埃爾說。
「所以你喜歡他嗎？」
「他的父親和哥哥都關在監獄裡。如果他回義大利，就會被捕。而且沒有人真正需要一個小提琴老師。所以他一臉悲傷。」
米夏埃爾每天花數小時練習，他對小提琴格外上心，他還和老師商量好，讓老師每週兩天來盧加諾一起拉琴。
托馬斯對米夏埃爾說，他演奏的音樂很美，米夏埃爾皺起了眉。
「我的老師說，我有音樂天賦，就這樣。」
「你還想要什麼？」卡提婭問。
「天才。」米夏埃爾說。
米夏埃爾建議托馬斯向他的小提琴老師學習英語。
「他的英語非常好，而且他需要錢。」
「他是義大利人，我不想像義大利人那樣說英語。」
「你想像德國人那樣說英語嗎？」米夏埃爾問。
托馬斯答應他會上英語課，還會讀一本簡單的英文書。
戈洛在一封信中描述了在慕尼黑與恩斯特·貝爾特拉姆的一次午餐。貝爾特拉姆說他贊成自由，但這僅限於好德國人。當戈洛說他父親也許永遠不會回德國時，貝爾特拉姆說：「為什麼不回？他畢竟是德國人，我們都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戈洛又說，貝爾特拉姆在盧加諾時沒去探望托馬斯，他試圖為此找藉口。他說，當時他不是一個人，意思是他迫不得已，無法與戈洛的父親維持友誼。
戈洛還說，他在家裡舉辦了一場宴會，以此消耗父親酒窖裡的最好的酒。他不緊不慢地打包收拾書籍，整理資料。
托馬斯每次聽到這種說他再也無法看到老房子的話，都心中一驚。他仍然每天讀報，希望希特勒的勢力能夠衰退下去，或者他被行刺，或者軍隊起義反抗納粹統治者。
起初，觸犯納粹的書在柏林被焚燒時，托馬斯還慶幸他的書不在其中。但埃麗卡回來時，她指出所有重要的德國作家，包括海因裡希和克勞斯，以及布萊希特、赫爾曼·黑塞，他們的書全被扔進火裡。她強調說，被排除在外，很難說是一項榮譽。托馬斯看到卡提婭在默默地點頭。戈洛寫信告訴他們，恩斯特·貝爾特拉姆非常支援燒書，但他沒讓托馬斯的書被一起燒掉。卡提婭先讀了信，然後把信交給他，自己離開了房間。
戈洛把傢俱、油畫、書籍從慕尼黑的家裡搬走，以出售為名搬到了瑞士，這事並不難辦。戈洛還從他父親賬戶裡提走了大筆存款。托馬斯想從德國轉走的有手稿和信件，包括卡提婭從達沃斯寫來的所有信，但他明白最重要的資料是他的日記。日記藏在他波琴格街書房的保險櫃裡。從來沒人看到過它們。他想，卡提婭應該知道日記的存在，也一定知道里面有私密資料，因為日記是被鎖起來的。但她絕對無法想到，穿插在天氣、講座地點這類平淡記敘中的是他的私密夢想和情慾生活。
他必須把日記運出慕尼黑。他得設法讓人開啟保險櫃，把日記原封不動地送交給他。
他的性夢想已經進入他的小說，但在虛構作品中它們能很容易地被解釋為文學遊戲。由於他是六個孩子的父親，從來無人公開指責他內心深處的反常。但如果這些日記出版，他是什麼人，他在幻想什麼，就一清二楚了。人們會發現，他文風裡的疏淡和書卷氣，他性格中的古板，以及他對榮譽的興趣和執著，都是為了掩蓋心底的性慾。當其他作家——包括恩斯特·貝爾特拉姆和詩人斯特凡·喬治——已經公開他們的性取向，托馬斯把他的性興趣鎖在日記本中，日記本又鎖在保險櫃裡。他明白，如果此刻被暴露，那麼他會因為刻意欺瞞而備受鄙夷。
他想，卡提婭已經接受了家裡的損失和長期流亡的可能性，但無法接受丈夫顏面掃地。
「真奇怪，」她說，「現在我們倒是猶太人了。我父母從沒去過猶太教會堂。我把孩子們視為純粹的曼家人，可現在他們因為母親是猶太人而成了猶太人。」
她擔心戈洛留在慕尼黑的時間過久。她也擔心年近三十的埃麗卡和克勞斯，在德國對他們關上大門後該如何謀生。托馬斯想，她對另一種危險還一無所知。不披露日記的內容，他就無法對她分享此事。她會驚駭他是何等愚蠢，竟然把這樣的東西押給了命運。
他想，在他所有的孩子裡，戈洛從小就最能保守秘密。他在餐桌上就喜歡仔細觀察，一言不發。托馬斯把保險箱鑰匙寄給他，讓他把油布封面的筆記本拿出來，不要翻閱，直接裝進箱子寄到盧加諾。他毫不懷疑，戈洛會依命行事。
戈洛說事已辦妥，托馬斯鬆了口氣，現在他要做的只是等它們運達。
戈洛在慕尼黑的處境逐漸艱難起來。銀行不再讓他取錢。他覺得自己被監視了，隨時可能被拘押。他無法阻止當局把兩部家庭汽車都沒收了，沒收時，他發覺是家裡的司機漢斯向納粹告密，說他計劃開其中一部車去瑞士。
當漢斯被指責告密時，他抖起了威風，大搖大擺地走在房子裡，威脅廚師和女傭，說他會讓他們都進監獄。這話戈洛也聽得到，漢斯是特意讓戈洛知道，他也可能會進監獄。
戈洛抵達盧加諾後，將這事告訴父母，又不經意地補充了一句：「我把那個箱子交給漢斯了，他答應幫我去郵局寄。但只有上帝知道他是怎麼做的，他很可能把它交給納粹了。」
卡提婭離開後，托馬斯問戈洛，他交給漢斯的箱子是不是就是那個裝著日記本的。
「他主動說讓他去寄。當時我覺得自己被監控了，我想他不太容易被注意，這看來是最佳方案。我也許應該再等一等，把箱子一起帶過來，可我以為你想盡快拿到它。」
「他有沒有給你收據或什麼紙，證明他已經寄了？」
「沒有。」
戈洛不安地朝他瞟了一眼，托馬斯瞬間意識到，戈洛多少知道日記本里寫了什麼。他心想他是否翻過日記，或者讀過幾段。如果是這樣，他會很快得出結論，為何這些被鎖在保險箱裡，為何只有這些——而不是其他檔案——需要被寄往盧加諾。
戈洛和托馬斯面對面坐在沙發椅上，托馬斯從未離他兒子這麼近。其實最好什麼都別說，這似乎讓戈洛感到舒坦起來。與長兄長姐不同的是，他對別人的心思更感興趣。此刻托馬斯感到，他看穿了父親的心思。畢竟在這些年裡，他一直默默地在家裡觀察。
他想，如果有人讀到這些日記，一定會奇怪他家與普通德國人差距那麼大。當他的同胞們的鈔票變得一文不值時，他在賺美元。那段時間他過著想當然的奢侈生活。政治上，他變得更自由，更國際主義，但在生活上他與外界越發隔離。
最初在一九二〇年代，他不喜歡納粹，因為覺得他們低俗，他以為他們最多隻能成為困境中的德國的一根芒刺。如今他想象著一群納粹在逐頁讀他的日記，對他的自說自話相當不耐煩，但接著看到某幾段，他們精神一振。他們不會追蹤他漫無目的的每日行蹤，但會用燃火的雙眼搜尋場景和句子，並做好摘錄。
他明白，他的長子長女不會如他一般名譽掃地。他們所立足的世界，是他們公開拒斥對性簡單分類的世界。任何破壞他們名譽的作為，只能換來他們和他們朋友滿不在乎的嘲笑。可一旦他的日記被選段出版，沒有人會覺得有趣。
早晨他一睜開眼，就想著也許箱子今天會到。他不確定會是郵車來送，還是別的官方運輸車。托馬斯穿好衣服後，就開始在樓上視窗張望。他樓下的臨時書房面朝房子前方，他能看到所有經過的人。他注意到郵遞員來了，但只是送來幾封信和小包裹。
房子裡很安靜，如果郵車來送箱子，托馬斯覺得他一定能聽到。他留意著是否有發動機的聲響。箱子一日不到，他就知道自己仍處於尊嚴掃地的危險之中。他對納粹瞭解越多，就越懂得他們的宣傳才能。如果日記落到戈培爾<注："戈培爾：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手中，他必定知道掌握了什麼寶貝。他會挑出最具破壞力的細節，並在全世界曝光。他會把托馬斯·曼的名聲從偉大的德國作家變成醜聞的代名詞。
托馬斯在蘇黎世找了一個書商，在他為自己的臨時小圖書館所開列的書單上，又加上了王爾德的傳記。他知道自己即便曝光，也不會像王爾德那樣鋃鐺入獄，他也知道王爾德曾過著浪蕩的生活，而他不是。他感興趣的是如何從一個名作家走到恥辱的公眾人物這一步。這在王爾德身上發生得如此猝不及防，而公眾又是多麼翻臉無情地對之譴責！
他一遍遍回想日記裡寫過什麼。一些私人內容是無妨的。他記得自己寫過對伊麗莎白的疼愛，那對任何一位父親來說都是恰當的感情。即便是居心叵測的納粹，也不能指出他對伊麗莎白的寫法有何不妥。但當他想起對克勞斯寫過什麼，不禁蹙起眉頭。長子年幼時，他曾為他的美貌心動。一天，他進入克勞斯和戈洛合住的臥室，看到克勞斯赤身裸體。這一形象印在他腦海中，足以讓他在日記中寫下他被兒子莫名吸引。
他想，一定曾有幾次他在日記中寫過克勞斯身體的誘惑，或是當克勞斯身穿泳衣出現在他面前，他心中的悸動。
他想，這並不是許多父親都會有的想法。他知道自己並非特例，但也知道那少數幾位父親——或許只有極少數——發現兒子對自己有性吸引力後，並沒有蠢到把話說出來。他當然沒有告訴任何人，他確定無論是克勞斯還是其他家庭成員都對他的心理活動毫無所知。
然而他付諸日記。如今在德國的某個地方，這些日記可能正在被竭力想毀壞他聲譽的人檢查。
家裡電話鈴一響，托馬斯就擔心會不會有人來通知他，部分日記已經出現在報端。他在家門口的馬路上踱來踱去，巴望著聽到來送箱子的郵車聲。他尋思著，萬一日記落入納粹手中，他能否說日記不是他的，而是精心策劃的偽造材料。但他知道，那上面記載了太多細節和太多日常資訊，無人能夠炮製出來。
日記裡還有許多他珍愛然而無法與人分享的時刻。對前來聽他講座的年輕人或是在音樂會上對偶遇者的無意一瞥。有時這種視線是相互的，對視的力度使其意義昭然無疑。他對公眾的景仰感到受用，對他吸引的龐大觀眾感到欣慰，但留在心底的卻總是這些沉默而隱秘的偶遇。注視中充滿秘密能量，不把這些資訊記入日記，是不可想象的。他想把轉瞬即逝的東西固化起來。他所知道的唯一方式就是付諸筆墨。難道他能讓他的人生故事就此離開，徹底湮滅嗎？
日記中最令他擔心的是對一個名叫克勞斯·霍伊澤爾的男孩的感情。他是在六年前，一九二七年的夏天遇到他的，當時他與卡提婭正帶著三個幼子幼女在北海敘爾特島的坎彭鎮度假。
第一天颳著猛烈的風，大家都不能去沙灘，托馬斯坐在陽臺上，望著白雲在天上飛速穿梭。他想讀書，可是空氣中有種沉重感，他只覺得昏昏欲睡。卡提婭買了雨衣，租了腳踏車，帶孩子們騎車去了。
托馬斯下樓來到門廳，雖然才下午，光線已經很暗。他想，如果他們去的是西西里島或威尼斯，情況會多麼不同。如果去了特拉沃明德，他心中會有怎樣的波瀾。
從酒店的廊簷下，他看到一個正在風中艱難行走的老婦。她一手提著沉重的購物袋，另一手拄著柺杖。一陣狂風颳來，她的帽子被吹走了。他正要出去撿，看到走在老婦身後的一個高高瘦瘦的金髮少年，飛快轉過身，跑去撿起了帽子。
他聽不見少年對老婦說了什麼，但那一定很幽默，她大笑起來，大聲說謝謝。少年主動幫老婦提購物袋，但她拒絕了。他的穿著和自信的樣子都說明他不是島上居民。少年經過托馬斯身邊走進門廳時，朝他笑了笑。
第一天傍晚，晚餐快結束時，一個男子走到他們桌前，自稱是來自呂貝克的美術教授。他告訴這家人，他非常欣賞《布登勃洛克一家》，覺得這部小說讓他的城市脫離了鄉土氣。他名叫哈倫。他有個習慣，每晚都與朋友霍伊澤爾教授——一位來自杜塞爾多夫的畫家——一起喝酒，因此他問他倆能否與這位作者在今晚或其他晚上一起喝一杯。他指了指一張桌子，那邊的男子舉手向他們致意。托馬斯想，那位就是霍伊澤爾教授了。而坐在他身邊饒有興趣觀望此事的，正是他早先看到的少年，顯然他是此人的兒子。托馬斯對那位教授點點頭，然後把目光投向少年，少年也回視著他。他們都站起來時，他覺得這少年應該是十七八歲。少年對他父親說了幾句，然後帶著他的身材窈窕的母親離開了餐廳。
當晚他們在酒店休閒廳裡喝酒時，托馬斯知道這兩位美術教授並不想問他的書。他們討論的是彼此都認識和仰慕的畫家，托馬斯對這些名字一無所知。他們興致勃勃地談論著夜總會和德國小巷子裡的場景對畫家來說是多麼有價值的題材。
「通貨膨脹時代的百萬富翁的臉，」霍伊澤爾教授說，「能畫一幅好肖像畫。」
「或者是還沒有開始寫書的哲學家。」呂貝克的教授說。
「也許他已經寫了‘我是’，然後不知道該怎麼寫下去。」
托馬斯背對著門，沒看到霍伊澤爾的兒子進來，但他注意到了這位父親臉上浮現出寵愛的笑容。他把兒子克勞斯介紹給托馬斯。
「我的兒子讀完了《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和《死於威尼斯》。你能想象他發現他和最喜歡的作家住在同一家酒店的心情嗎？」
「我相信這位作家有其他的事要做，沒空想象我的心情。」克勞斯說。他開心地彎起嘴角，然後笑開了。
「他們在跟您聊畫畫嗎？」他問托馬斯。
「我們晚上通常只聊這個，」他的父親說，「我們非常無聊。」
第二天午餐時，伊麗莎白與克勞斯·霍伊澤爾交上了朋友。
「他告訴我，」她小聲說，「島上有個人能預報天氣，這人說很快會有酷熱。」
「克勞斯是怎麼認識這個人的呢？」卡提婭問。
「他騎車出去，」伊麗莎白說，「遇到了這個人。」
「你是在哪遇到克勞斯的？」托馬斯問。
「我腳踏車的鏈條掉了，是他過來修的。」
「他真是個熱心人。」托馬斯說。
「他知道我們所有人的名字。」莫妮卡也說。
「怎麼知道的？」卡提婭問。
「他和前臺那個人交上了朋友，他檢視了登記簿上我們的名字。」莫妮卡說。
下午天氣更壞了，但其他人又出去騎車遊蕩。托馬斯站在陽臺上，望著巨浪拍岸，白沫翻滾。敲門聲響起時，他以為是酒店員工，便喊了聲「進來」，但無人進來。敲門聲又起，他過去開門，發現站在那裡的是克勞斯·霍伊澤爾。
「抱歉打擾了您。您的女兒告訴我，您只在上午寫作，所以我希望您現在不在工作。」
他彬彬有禮，但不露怯。他的語氣裡有種揶揄，這讓托馬斯想起自己的兒子克勞斯經常對母親說話的口氣。托馬斯請他進房間，克勞斯直接走到視窗，托馬斯不知該讓門開著還是關上。克勞斯沒有回身，他開始欣賞風景，托馬斯輕輕關上了門。
「我來是因為我父親昨晚一時興奮告訴您，我讀完了《魔山》。我當時很尷尬，因為我只讀了開頭。但我讀完了《布登勃洛克一家》和《死於威尼斯》，我非常喜歡它們。」
他語氣中充滿自信，說完後卻紅了臉。
「《魔山》非常長，」托馬斯說，「我經常想是否有人讀得完它。」
「我喜歡開頭，就是漢斯遇到表兄那裡。」
一陣風來，吹得窗框作響，托馬斯走到他旁邊，一起放眼眺望。
「天氣要變了，」克勞斯說，「我遇到一個人，據說是島上的專家，他有關節炎，能憑身上的疼痛情況判斷天氣。」
「你學的是藝術嗎？」托馬斯問。
「不，我學商務，我沒有藝術天賦。」
少年環顧房間。
「您是在這裡寫作的嗎？」
「如你所說，上午在這寫作。」
「下午呢？」
「讀書，如果天氣好轉，我會去沙灘。」
「我得走了，不打擾您了。明天會轉晴，也許我會在沙灘上遇見您。」
很快克勞斯·霍伊澤爾的關節炎預報被證實是對的。天氣轉暖，一絲風也沒有。早晨海上的白雲總雜著幾縷烏雲，但到了中午就晴空萬里。托馬斯一到沙灘，就需要陽傘遮陰。他讀書或眺望大海，而卡提婭被米夏埃爾纏住，不得不幫他建造沙堡，陪他玩水。莫妮卡和伊麗莎白被克勞斯·霍伊澤爾帶去海灘的另一頭。
「我們一定會小心的。」克勞斯出現時說。
伊麗莎白要克勞斯午餐時和他們坐在一起。他對她說，他母親會想他的，她就讓家人晚點用餐，讓克勞斯先和他父母吃飯，然後再到曼家這邊來。
克勞斯·霍伊澤爾開始每天中午來見托馬斯，這時托馬斯已完成上午的寫作。
「我父親和哈倫教授聊過您的書。他們說您寫了一篇關於一位教授和他家庭的小說。」
托馬斯被克勞斯熱誠的語氣逗樂了。
「那篇是《混亂與早期的悲傷》，」他說，「是的，那位父親是個教授。」
「我父親也是。可是很難把我父親寫入一篇小說。」
「為什麼？」
「因為他清楚知道自己就是一篇小說裡的角色。這很顯然嘛。他就像是一篇畫家小說裡的畫家。所以他畫自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