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香港書展發言稿。因為疫情的關係，發言透過視訊。跟主持人商量後，形式改為她問我答，這個稿件中的大部分東西未被提及。這次參加書展是應香港資深報人江迅先生的邀請，2019年他就跟我說了此事，2020年因為疫情停辦，2021年才成行。加了微信之後我經常看他的朋友圈，實在是精力充沛的媒體前輩，專業而又胸懷理想。書展視訊時我們還打了招呼，匆匆一面，且因為訊號的關係並不是十分清晰。2021年10月13日，突聞江迅病逝於香港仁濟醫院，我開啟微信，7月他還在給我發會展現場的宣傳照，想起了黑塞在《流浪者之歌》中所寫：「所有的奶娃娃身上都揹負著死亡，所有的垂死之人都有著永恆的生命。」唯一重要的是愛這個世界，而不是輕視這個世界。
書展的朋友讓我定下一個題目，實話說，我真的不知道該講什麼，一個作家除了寫作之外，出來講話到底應該講什麼，一直是很困擾我的一個問題，如果是就一本書，或者一個給定的問題，似乎還稍微輕鬆點，至少有的放矢，而且你也可以選擇不去，我大部分時候都選擇不去，如果去的話，一定是關於這個標的我有想說的話。最害怕的就是這種讓自己定題目的發言，所謂自由式，通常是最讓人撓頭的。我平時不怎麼發言，一是因為懶，寫小說本來就是一件很消耗人的事情，在寫它之外，還要再去說別的，想想就很累。我剛開始寫東西的時候，如果有人約我的採訪，我一般都很興奮，說起來滔滔不絕，後來漸漸興趣消散了，主要原因是，大規模地談論自己真的很無聊，而且那個自己的真實性非常可疑，即使我努力警惕口中的自己的形象，記錄著寫出來之後好像還是跟自己所觀察和想象的自己不太一樣。另一個原因是，如果不談論自己而談論別的，尤其是一個抽象問題，我會感覺心裡沒底，或者說，對自己的觀點缺乏自信。我很羨慕能夠斬釘截鐵對一個事情表明態度的作家，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經常感覺到自己的觀點在變，過去認定的事情，認為絕不可能變化的想法，現在有很多已經改變，在我自己身上，都充滿了這種多變性和兩面性，在世界的很多問題上，我當然也覺得心虛。可以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這個詞很好，我最近經常使用這個詞，研究研究，意思是端詳端詳，摸一摸，聞一聞，像一條小狗一樣，我覺得這樣挺好，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這句話我可以稍微改一改，大狗要叫，小狗可以聞一聞。
基於以上的原因，我這次就定了一個很寬泛的題目，叫做小說家的工作。因為我自己就做的這項工作，所以講一講這個，即使沒什麼創見，總有些經驗可以談。我從2010年開始正式寫小說，之前也不正式地寫過，大學啊，工作之後啊，寫的時候很認真，目的是自娛自樂，寫得也都不好。以2010年為起點，是因為當時寫了一篇小說叫做《翅鬼》，參加比賽時叫做《飛》，得了臺灣一個文學獎，叫做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據說這個獎現在已經不存在了），才開始走上了文學的道路。（走上了文學的道路，這個句子好土啊，但是寫出來好舒服。）這是我的幸運之處，就是之前寫的都很差，因為要參加比賽，急就章，寫得還算流暢，至少比過去寫的所有東西完整流暢得多，從此就沒想要去幹別的，就幹這件事情幹到現在。中途我對小說這個文體的理解當然發生了不少次改變，我試過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我寫的長篇都沒有太長，最長的也就十三四萬字，短篇小說有的特別短，但是即使特別短，放在一個小說集裡，也有它的意思，它的必要，就像銀河系的行星，無論大小，每一顆都很必要。所以我對這幾種長度的小說的理解，一直在發生著，一直在變化著，但是我對小說的最基本的理解，跟我寫《翅鬼》時沒有根本性的變化，這也牽扯到了什麼是小說家的工作的問題：我覺得所謂小說家的工作，就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現自己的藝術追求和對世界的感受和認識。所以無論小說長與短，首先是講一個故事，或者說，用你自己特殊的方式把這個故事講了。我們在生活中，經常給其他人講故事，對於很多人來說，有些故事是第一次講，完全是想到哪兒講到哪兒，用唱歌人的話說，就是freestyle。有些人把故事講了好幾遍，已經形成一個模式，每次飯局快要冷場時都拿出來講，動作，停頓，每次都一模一樣，這種情況也經常發生。對於我來說，我很推崇寫作時的freestyle，尤其在寫初稿的時候，因為很多批評家在分析小說的時候發現很多蛛絲馬跡，比如我自己的小說也出現這種被分析的情況，但是很多時候他們確實是牽強附會的，或者本來就是要說他們自己的問題（比如要坐到某一個位置），拿你做一個領位員。
我覺得創作或者說搞藝術，首先要放鬆和自由，其次才是嚴整和深邃，對於小說來說尤其是如此，因為小說這個文體從誕生伊始，就給寫作者帶來了愉悅，而這種自由感是小說的本質，無論是《堂吉訶德》還是《水滸傳》（無論後世多推崇它們），都充滿了隨意感。我很喜歡這種感覺，當然很難描述這種感覺，就像是在飯局裡，你突然想給旁邊的女孩講一個故事的那種感覺，而這個故事你從來沒講過，你因為講述而興奮，而不是你已經在心裡練習了好幾遍，準備在公司的年終晚會上背誦的那個東西。
順著問題我們往下說，既然要講故事，就涉及怎麼講故事的問題。小說用什麼講故事呢？語言，準確地說，是書面語言。用這個東西敘事，把你想講的故事講出來。我有時候聽見別人說，我用口語寫小說。我就會覺得有點奇怪，因為這句話本身就有語病，口語是用嘴說出來的，寫出來的東西，無論多麼淺白，都是書面語言。目前中國作家使用的語言基本是白話文，也就是五四之後，確定了的一種書寫的語言，而這種語言不是突然發明的，它本來就存在於中國人的生活中，基本語法已成，只是原來中國知識分子說的和寫的東西，區別很大，寫的東西叫文言文，沒有一定的基礎是讀不懂的。後來筆和口對應上，又規範了一下拼音和文法，白話文就成為幾乎唯一的敘事工具。魯迅先生來香港推廣過白話文，那篇著名的演講《無聲的中國》，影響甚巨，我想很多香港的朋友們都知道（但是據說當時很多人並不知道魯迅在講什麼）。白話文本身是一種包容性很強、很有彈性的語言，它有一定的規矩，規矩又都不是死的，再加上我們的白話文和文言文和方言又有切不斷的聯絡，包含的大量的成語俗語就是一例，這也使得白話文是一種非常有生命的語言，因為它的自由和包容。中文裡的優秀寫作者，風格區別都非常之大，有的時候，幾句話就可以看出這是誰的作品，比如張愛玲和老舍，比如王小波和王朔，我想這是白話文的包容度所致。文言文的大家也都有自己的風格，歸有光和張岱肯定不同，但是我覺得風格之間的區別似乎沒有白話文這麼明顯，當然這也許是我才疏學淺所致。目前的中國小說家，都在用白話文寫小說，風格各異，我的習慣還是以中國自發的語言為基礎來寫，啥叫自發，我也說不太清楚，但是我一時又想不到其他的詞。中國的翻譯文學的量是極大的，這裡頭有歷史的原因，也有長時間以來中國對中國之外的國家的態度的原因，這對於寫作者來說是非常好的事情，因為你就有許多東西可以看，我最近就發現，很多意想不到的偵探作家的小說中國都翻譯過，這帶給人一種幸福感。與此同時，翻譯體從白話文創立伊始，就開始影響著中文寫作，啥叫翻譯體？當然也很難定義，我的理解就是，因為白話文的彈性很大，所以其可以模仿很多外國語言的句式，當然肯定有些東西是很難模仿或者說是模仿不了的，比如德語裡的陽性詞、中性詞和陰性詞，比如詩歌的韻腳，但是總體來說，翻譯體是一種模仿的語言，要用中文去模仿外文的行文。有時候在翻譯文學裡看到很長很長的句子，包含了很多從句，這在中文裡是不會出現的，這只是淺顯的一例，更多的模仿的是語態，就像走路的步態。那我剛才說的自發的語言是啥呢？一個是《水滸傳》《金瓶梅》和《紅樓夢》的傳統，我們的語言肯定無法回到明清章回體小說裡去了，那個時候的話本式的白話文和我們現在使用的白話文也有區別，且所謂話本也是跟口語，跟「說」有關，但是那裡頭包含的書面的創作實踐是非常重要和豐富的。二是我們的文言文敘事的遺產，無論是《史記》還是《聊齋志異》，因為文言文雖與白話文不同，但是內在當然有一脈相承的東西，你總會在文言文的敘事裡，感受到我們現在使用語言的底座，好的文言文作品沒有死去，仍然活著，仍然可以陶冶著我們，影響著我們。三是我們當代的口語資源，人說的話是非常靈活和生動的，如果不去觀察，體會，整日活在舊書中也是不行的，大部分人說話不會說出文言文或者翻譯體的，可能是各種方言，這就是一種口語的文體。當然，把口語書面化，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以上三種基礎，都會導致句子不會太長，有人說我愛用短句，可能也是這個原因，我也會使用中等長度的句子，但是太長的句子我寫得確實很少。如果我們觀察魯迅、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老舍的句子，發現它們都不是很長，中文的句子變長是後來的事情，或者中文的句子變得非常整齊，像是防風林的樹木一樣，是後來的事情。包括汪曾祺和阿城在內，所使用的語言基本是中短交雜的，汪曾祺中長的多一些，阿城短的多一些，但是他們語言的基礎，我認為還是從上述三個基礎來的。翻譯體也有好處，好處就是它可以用新的角度描摹事物和內心，好的翻譯體的韻律也是非常誘人的，而且發明了很多新的詞語和句法。這些東西完全可以吸收進來，就像我剛才說的，白話文彈性如此之大，為什麼不去吸收呢？生活中的新詞，新的語言習慣都可以吸收，翻譯體這麼好的東西為什麼不吸收呢？任何語言都有自己的脊椎，我剛才講的可以叫做小說語言的脊椎問題。
我想講的小說家的工作的最後一項，是小說的存在狀況，這是所有小說家關心的東西，應該也算是小說家的工作吧。小說這個問題的存在狀況，不往大說，往具體的說，是三類人決定的：一是小說家，二是讀者，三是小說研究者，也可以叫做批評家。這裡頭又涉及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小說是要作為一種純藝術文體活著還是要跟讀者產生關係。雖然我假設了這個問題，但是我認為這個問題是一個偽問題，這個偽問題誕生的背景是我們有一類作家認為自己寫的東西只能給「專業人士」看，或者說，有一群所謂的「專業人士」，逐漸形成了一個圈子，互相閱讀對方的作品，做出批評，然後互換角色再來一遍。我對這種模式是有懷疑的，無論是歌德、巴爾扎克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這些我們現在認為是經典作家的作家無不與讀者有緊密的聯絡，我想，這又回到了我最開始說的小說的本質上，用文字講一個故事。如果這個故事沒人願意讀，很少人喜歡，而很少喜歡的原因是它太專業，只適合專業人士來讀，我也願意接受這種作品，我自己當然也樂意寫，如果我可以寫得足夠深邃和「專業」的話。只是現在很多作家的作品沒人願意看，是因為它真的很高深嗎？還是因為它故作高深，實則很舊，很無聊，讓人討厭呢？這兩者確實在短時間裡是難以區分的，我們很多作家就鑽了這個空子，以此為生。當然社會里的寄生蟲和騙子非常多，作家還是很可愛的一種，一個作家走上什麼樣的寫作道路，有時候也並非自己能決定的。我想說的是，這種難以區分的作品，需要批評家站出來予以區分，不過現實告訴我們，這是非常難的事情，好的敏銳的批評是非常少的，我們現在很多作家還能夠混在市面上，其實是跟批評的包庇有關係，當然在這個資訊特別複雜的時代裡，去甄別一個東西是好是壞，也確實是一件很難的事情，而且再有才華的批評家也很難不被更大的環境所左右，這裡就不多講了。那讀者呢？讀者是非常可愛的，但也是非常容易被煽動和被營銷的。我有時候看豆瓣，會發現有些人是看不懂書的，但是他的目的是引起別人的注意，引起別人注意的方式當然不是誇讚一本書，一定是罵一本書。這些「罵將」呢，通常受過一定的教育，能夠找出引人注目的話，他們就到處罵，努力罵得精彩，這些人的粉絲會越來越多，很多人很信他們，覺得他們罵得這麼堅決，這麼漂亮，一定是對的，本來生活裡就有很多憤怒，看他們罵人覺得很解氣。出版社到頭來，要去求這些罵將，不要罵了，我給你寄更多的書，更多的紀念品。我想，這是我們時代的一種病症，大大小小的意見領袖，很多是草包，都是通過一些手段混上排頭，然後就引領著大家往前走。如果你把這個場景當做電影場景，當做一場戰役的場景去想象，就會覺得很恐怖。說了這麼多，小說家應該怎麼辦呢？我的感覺是，還是要相信讀者，也只有相信讀者，相信讀者中的優秀者，尤其是寫小說的人，把故事講給有心人聽，這個感覺不能丟掉。這些有心人，不是那些喧譁和騷動的人，不是那些人云亦云的人，是一些有自己判斷，用心靈在閱讀的人。你小心講給他／她的故事，他／她在內心儲存著，有時機的時候就傳遞下去。也許你寫了十年，這樣的人一個都沒有面見過，但是不妨礙他們存在，在你不知道的地方閱讀著你的作品。奇妙的是，即使這些人不說話，你總會感到他們的存在。我想一個小說家最好有兩類讀者，一個是自己身邊的第一讀者，一個具體的人，他／她明白你要幹什麼，永遠說真話，你永遠信任他／她。另一個是遠方的優秀讀者，他們是模糊的，甚至是沉默的，但是他們存在，在買你的書，期待你的故事，供養著你的生存，用心靈傳遞著你的故事。
不知不覺說了這麼多，好了，就說到這兒，祝大家午安。
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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