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豔粉街的描述，《走出格勒》裡有挺長一段：「清晨的街道上佈滿了垃圾，只有一個獨眼的環衛工人打掃。他年過花甲，老是用那隻沒瞎的眼睛審視著那些清晨時候下班的妓女，她們大多挎著鑲有閃閃亮片的皮包，穿著高跟鞋，有的搖搖晃晃，已經醉了，妝容花在臉上，有的抽著菸捲，眼睛快要睜不開，急匆匆地趕回出租屋去睡覺。路上常有人打劫，劫匪一般都是附近職業中學的高年級學生，他們的專業是水案或者修理汽車。他們在褲兜揣著摺疊刀，三五個一夥兒，在拐角或者樹後面出現，把你拉到衚衕裡，打你兩拳，然後開始搜你的身上。我記不清自己被搶了多少次，按道理說，他們如果能夠資訊共享的話，搶劫我這樣的孩子是十分沒有效率的，我兜裡沒有一分錢，腕上也沒戴手錶，只有書包裡的書和一個生鏽的文具盒。可惜在那個行當裡，總是有新人加入，他們不認識我，他們需要錢去買遊戲機的幣子或者給自己喜歡的女孩兒買八王寺汽水。我已經習慣站在他們面前，自己主動把衣服脫掉，讓他們看清楚之後再把衣服穿上。這樣既能避過一些拳腳，還能節省時間，防止遲到。」
這是我2013年寫的，六年前，我現在回看，感覺確實是充滿了虛構的，但是我也有點說不清哪些是虛構了，剛才我說我辨不清記憶的真假就是這個意思。
我寫了大概幾十篇小說，只有這一兩篇發生在豔粉街，為什麼還給人留下這麼深的印象？我也不知道。身邊的朋友也跟我問起過關於豔粉街的事兒，他們很好奇，覺得那是一個非常神奇的場域。可能是人談論什麼都需要一個把手，尤其是不知怎麼開頭的時候，豔粉街就承擔了這個功能。
對我來說，它可能有點兒像美國西部。你可以把豔粉街當做我的美國西部，它是一個一些規則並不是特別好用的地方，一個比較自由的地方，一個比較底層的地方，但它因此而產生了活力。它是一個由罪惡的和善良的、維護秩序的和一些破壞秩序的很多東西交織在一起的地方。對我自己來說是這樣，它就像是我的一個正午小鎮，但實際上它也許就是一個平淡的棚戶區。誰要是相信作家的話誰就比我還要幼稚，因為我從來不覺得小說應該有民俗上的意義，但它應該是比較有光彩的存在吧。它是有活力的、鮮豔的，是可以被書寫、被塑造、被虛構的，它給了我這麼一個機會。這和它本身存在的那種客觀的樣貌肯定有關係，它的蕪雜和它的藏汙納垢，它被主流社會排除在外，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
它天然具備的氣質特別適合被改造成一個文學的王國。我形容它是鮮豔的，但其實它可能是灰突突的，就像紀錄片裡那樣。我寫的東西和這部紀錄片的反差很大。在一個小說裡追求真實，它就會丟失真實，這是肯定的。承認小說的虛構才會得到真實，這是一個辯證法。
我的思維方式是比較唯心的，應該是從「我」出發，我的想象世界是比較重要的，我生活在這個裡頭。
比如《光明堂》的開頭就寫，一個叫廖澄湖的人畫過一張豔粉街的地圖。但如果真想拿我的小說按圖索驥，其實是不可能的。有一位學者寫過一篇文章，推敲了我小說裡的地理，他說我繪製了一幅南轅北轍的導覽圖，真實的豔粉街位於瀋陽市內五區中最西邊的鐵西區，而《平原上的摩西》中豔粉街卻被寫在城市的最東頭。裡面寫到的一個與書中案件直接相關的地點「南京街和北三路的交口」，用他的話說是「混亂空間方位的城市地理表述」。
其實我基本上都是隨便寫的，我把它寫準有什麼意義呢？在小說裡，從來沒有什麼必須是準確的，不能虛構的。真假在小說裡是一個元命題。承認小說是假的，這是作者和讀者之間達成的一種契約，讀的過程中讀者可能會忘記，越來越感覺不到是誰創造了它們，直到讀完之後才反省過來這是一個作品，這是令作者值得驕傲的。
身邊的朋友基本沒有對我的作品給出過這方面的反饋，他們從不會覺得我寫的事情是真的，也許他們會看到一些熟悉的地名，會想「我就住北二馬路上」，或者「南三馬路就在我們家門口」，但小說的腔調和氛圍只會讓他們覺得讀的是一個小說。在這一點上，我身邊的這些朋友，包括普通讀者要比以研究小說為生的人幸福。當然有時候幸福和求真知是矛盾的，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
那些在我的小說中反覆出現的元素很多也都是不存在的，比如我特別喜歡大火和湖。火這個東西有種什麼樣的感覺呢？燒，然後就沒了，其實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在逐漸地把自己燒沒了的過程，對不對？但如果是一個質地好的木料，剩下的灰燼也是很乾淨的。
湖水也是特別好的一個意象，一大片水，一個分隔出兩個世界的大平面，不僅僅是地平面以上和以下的區別，是水中和世界的問題，我特別喜歡這個。湖水還可能變成冰面，有的湖甚至能全部凍透，從湖面到湖底形成一個大冰坨。但是《光明堂》裡面寫到的那個豔粉街上的影子湖我其實已經記不得了，只記得那個地方是有水的，是一個湖，還是一個什麼形狀的水域，不記得了。所以說所有的藝術都是一種催眠。
《光明堂》裡寫的小教堂，在豔粉街裡其實也並不存在，但我覺得它可以在那裡出現。我之所以覺得它們可能存在，覺得豔粉街是鮮豔的，是因為豔粉街裡雖然也有人對生活破罐子破摔，但絕大多數的人還是在謀求幸福的，即使他們並不是在用其他人慣有的方式，比如說他們會詐騙，或者碰瓷，還有其他什麼方式，但有些人還是在謀求自己生活的正當性。豔粉街沒有那麼特殊，它並不是一個完全獨立於城市之外的非常特殊的地方。如果它讓人覺得非常特殊，那也是因為我的寫作產生了誤導，這裡頭我得跟豔粉街曾經的居民道歉。
人們對豔粉街有一些刻板印象，就像是人們對東北的思考也是簡化後的，比如抖音，比如穿貂，現在誰還穿貂啊？我記得豔粉街裡有一個老爺子，他家比別人家都大，裡面有好幾套房子。老爺子又瘦又高，脖子上掛著大金鍊子，養著幾條大狼狗，天還沒那麼熱的時候他就光著膀子，有人推車過來賣辣椒，他拿起生的就咔咔吃起來，擱那兒一坐就是大地痞的感覺。但他的兒子好像是在魯迅美術學院學雕塑的，這讓我印象挺深的。
我對豔粉街還有兩個特別深刻的印象，其中一個是冬天，東北老是冰天雪地，但房間裡熱氣騰騰。熱的東西在內部，冷的東西在外部，外冷內熱，這個對應經常在我腦子裡出現。我經常會寫一個人在冬天走了很長時間的路，帽子一摘，譁，熱氣就騰地起來了。豔粉街在我心裡是很潔白的，雖然實際它可能很髒。一下雪它就變得潔白，那種潔白是曾經存在於某一個瞬間的，之後很快就又泥濘了，變髒了。屋裡的窗子上總是有冰花的，熱氣騰騰的。桌子上有一個蓋簾兒，開啟之後是包子和饅頭，嘩的一下，熱氣噴出來。進屋的人把鞋上的雪跺一跺，把手套和帽子上的雪抖一抖，臉凍得通紅，鬍子上都是冰碴，但帽子一摘裡頭全是汗，然後就開始吃飯。另一個畫面是在夏天，一個年輕人穿著一件白色的襯衫，坐在一棵大樹底下捏泥塑。但是實際上，那個學雕塑的人從來沒回過豔粉街。
在我心裡，這兩個場景特別真實，比真實存在過的還要真實。那個捏泥塑的少年，就被我寫成了《光明堂》裡的人物廖澄湖。他不是真實的，但強烈地存在在我的腦海裡，我不知道那種樹蔭底下的專心致志是怎麼出現的，但它卻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我也想做一個那樣的人。
1998年前後，在豔粉街拆遷之前，我們搬了出去。後來《平原上的摩西》導演和劇組來看景，我陪他們回去看過。那裡已經成了一大片居民樓，有小廣場，還有噴泉，有老人坐在路邊曬太陽。我也看到了一條白色的京巴，但是它表情呆滯，似乎不會表演，只是趴在一個老人的腳邊，一動不動，是啊，為什麼要受苦呢，既然我們的記性這麼不好。
2019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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