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口述，記者孫若茜採訪整理，我稍作文字修改，發表在《三聯生活週刊》上。
豔粉街是我虛構的場域，在這一點上我和許多人沒有共識，這裡頭包含了虛構者的狂妄和虛構者的弱小，狂妄是因為書寫記憶就是創造記憶，或者說創造屬於自己的精神真實，弱小是因為確實很多事情忘記了，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虛構的記憶侵佔了真實的記憶，兩者層巒疊嶂，不可細究。所以看到豔粉街在王兵的紀錄片（《鐵西區》第二部分：《豔粉街》）裡出現的第一個鏡頭，我的眼淚就「唰」地下來了。那是另一個豔粉街。雖然也經過了遴選，但是那是偉大的事實，客觀的，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員，街上是泥濘小路，一進屋就沒了太陽，總有幾個人在街上閒晃，人在白天也能喝得醉醺醺，站在破副食店門口一聊就聊上半天，無所事事。
我大概是在十歲的時候，1993年前後，從瀋陽的一個繁華商業街的衚衕搬到了豔粉街，市裡最落魄的一個區域。那時候我們不說「豔粉街」，提起來都說「胭粉」或者「胭粉屯」，裡面有很多閒雜人等，我的鄰居大概有小偷、詐騙犯、碰瓷兒的、酒鬼、賭徒，也有正經人，但是得找。總之，在那個環境裡，會看見各種各樣的人，和後來一樣。
那時我有個鄰居，整了一條白色的京巴，把狗塞在別人三輪車底下，車一開，狗就「汪」一聲跳出來，倆大眼珠子向外瞪著。「完了完了，你把我狗軋了。」他專門訛那些過來賣菜的農民，讓他們賠個二三十塊錢，或者至少也得給整根菸抽。外來的農民總還是幹不過城裡的地痞，不是因為身手不行，是因為陌生感，就像我剛來北京也不敢和人吵架，所以他總能成功。後來這條狗都跟著練成了，只要車一發動就跳得老快了，從來沒受過傷，出來的時候還一拐一拐的，絕對是表演藝術家。
有一陣我們住在街拐角的一個房子裡，那是個直角彎，經常會有車剮破別的車，兩個人就打起來了。我經常在那個拐角裡面，看著外面的人打架鬥毆。有一次一個人把我們家門推開，闖進屋裡抄起爐鉤子就走。可氣的是，我家的門鎖老修不好，所以有一陣只要外面傳來吵鬧聲，我就用手把門從裡面拽住。是拽了一次還是每次都如此，我記不清了。
溜冰場、檯球廳、遊戲廳這三個地兒也老有打架的，衝突一般都是因女孩兒而起。溜冰場我不去，從小溜冰就不行，檯球廳又去不起，那是逗大孩子玩的地兒，遊戲廳我倒去過幾次，裡面烏煙瘴氣，我們管那兒叫「大型兒」，用大型遊戲機玩《街霸》，有人還專門把遊戲幣掏個眼兒，拴個繩兒，扔裡邊玩兒一把再給拽出來，再往裡塞。我去得比較少，因為爸媽管我嚴，他們都比較正派、老實。實話說，我這點上遺傳了我爸，人多的地方不愛去。
老實人生活在豔粉街，其實是有點格格不入的。我爸棋下得好，所以還算有點威望，很多人專門來找他下棋。不知道是因為閒人多還是怎麼著，在我小時候，象棋在東北特別興盛，街頭有好多象棋攤，一般都和修車的或者配鑰匙的伴在一起。大冬天，六七十歲的老頭穿得倍兒嚴實，拿個暖水瓶在那兒一蹲蹲一天，感覺他們身體老好了，我蹲一會兒倆腳就沒知覺了，人家沒事兒。這些棋攤兒水平還都挺高，不像北京的棋攤兒，話太多，精力都花在嘴上。只不過我爸這威望滲透不到別的領域，這也是好事兒，保持了區域性的單純。
我雖然住在鐵西區的豔粉街，但每天父母騎車送我去城裡的和平區上學。豔粉街也有學校，叫豔粉小學，但是教學水平可以想見。到了市區，我又是另類。大家都住在學校附近，我是個野孩子。雖然一直成績可以，但是總體上隔閡很大。初中時同學家裡都有電話，只有我們家沒有，放學之後他們互相打電話約著出去玩兒，永遠找不到我。
老師也特別勢利眼，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待人的方式，我還記得有一次開家長會，我媽穿著工廠的工作服去了學校，老師都不願意跟她說話。同學的爸媽有的是公務員，有的是自己做生意的個體戶，條件都比較好。我過去是班裡的語文課代表，後來老師把這個職位換給了一個家境比較好的同學。其實當時我沒有察覺，只是覺得可能是自己不夠努力，沒有達到老師的要求。後來有次同學聚會，他們告訴我是這麼回事兒，我才知道這麼多年裡我一直是個幼稚的人。
氣憤，不是氣憤，是一種意冷，想原來你們就是這樣的貨色，比我想象的更卑劣，而我曾經被教導要向你們學習。我初中的學校，在我看來，是中國社會的恰當隱喻。控制和權威，人的懦弱和慾望，人的變異和堅持，這還是書生氣的一種思考吧，也許並沒什麼太大的意義，隱喻在當下沒什麼力量。
家境的差別讓我從那時起就產生了一種自卑感，這個自卑感是不用具體的事情提醒你的。當時就清醒地認識到，你無法和這個世界對抗，根本打不贏。我強烈地感覺到成人世界充滿錯誤，包括他們教給我的東西和整個教育體系的執行機制。我的青春期叛逆不是非要往反方向走，而是對成人世界的失望。我當時還告誡自己，長大以後千萬別忘了這種失望，也不要去做這樣的人，可惜就像錢德勒說的，人註定要老去並且卑賤，我也沒有做得多好。
我曾經在《走出格勒》裡寫過這樣一段：「這條街區裡只有一個旱廁，冬天的早晨會在旱廁前面排起長隊，想要拉屎的人站在寒風裡等待著，相互說著話，嘴上冒著哈氣。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大約四十幾歲的女人，正在和身邊的人開著玩笑，突然從隊伍裡跳出來，脫下褲子蹲在地上，把肚子裡的東西拉在冰面上，它們會長久地凍在那裡。我經常會想到這個景象，它像隻手電筒一樣，直射我的眼睛，讓我在夜裡讀書時不那麼睏倦。……」
我小時候確實是一個很努力的學生，不能跟最努力的相比，但是自己跟自己比，我後來都沒那麼努力過，這裡頭包含了一種逃脫自我的決心，或者說建立了一直到現在都在我身上有效的思維方式，通過學習可能完成自我改造，知識不僅能改變階級，甚至能改變天性。
我遵守規則小心翼翼地走，好好學習，學書法，上學第一天，我媽就拿個本子讓我寫日記，開始都還只能寫拼音，後來作文就寫得不錯了。家裡條件一般就修煉點兒才藝唄，你沒有試錯的成本，有什麼別的出路？現實的強大就是你一旦走偏就無法再回來。我一直希望完成父母的心願，成為一個工工整整的學生。中考的時候特別特別緊張，考試那三天都沒睡覺，可能考前的一個月甚至半年都沒怎麼睡好過，就是緊張，特別怕辜負父母的期待，怕把自己毀了。他們本身對我的教育還是比較在意的，希望孩子能夠變成一個有文化的人，或者說他們一生致力於把我培養成和他們不一樣的人。他們也是那個時代的渺小的人，能做的只是以他們有限的能力支援這點小小的希望。
結果我真的沒考好，語文成績比我預想的低很多，我就特別想看一看卷子。於是我和我的同學一起，騎了兩個多小時的腳踏車到一個很遠的地方查分，結果徒勞無功。騎到中間吃了一個極甜的大西瓜，往地下一摔，一人吃了幾瓣兒，那可能是我少年時期少有的亮色。我記得當時接待我們的是一個特別小的視窗和一個特別敷衍的人。我覺得那可能就是那種生活的縮影，當你有疑義，它只是一個對著你的小視窗，毫無意義。
這種自卑一直困擾著我，我經常想，到現在我還因此是個比較懦弱的人。它讓我害怕出錯，行動力很差，於是才進入了一個空想的領域創作。最初開始寫作，到北京生活的時候，我特別容易附和別人，可能心裡覺得對方說得不對，但表面上又好像覺得他說得對。特別習慣點頭，並且嘴裡發出一種含糊的嗯嗯聲。這給對方造成了不小的錯覺，以至於覺得我「前恭後倨」，直至翻臉不認人，這確實也是事實，雖然我是下意識的。我覺得那是一種心理疾病，都是我的自卑感造成的。這幾年好一點，我努力盡量把自己真實的想法說出來，不願意就是為了給別人留個好印象而非要說些什麼，但是習慣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這幾年不知不覺也說了不少假話。
《豔粉街》那個紀錄片非常真實。雖然裡面也有他創作的成分，拍什麼不拍什麼，選擇本身就是他的一個創作，但畢竟它是直接從生活中來的。甚至那些在鏡頭裡前前後後走過的人我看著都特別眼熟。我特別怕在裡面看到自己，心裡非常忐忑，所以只看了個開頭就不敢再往下看了，到現在也沒把它看完。那種血淋淋赤裸裸的真實真的挺嚇人的。因為它離我蠻近的，甚至已經進到我的內部了。特別近的東西，就叫「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吧，這個片子就是那個「來人」。有時候，真的挺害怕看見那種真實的，怕我腦海裡的東西被粉碎掉，我覺得它還是儲存在我的記憶裡好一些。
好像閱讀會給人錯覺，其實我的小說里正面寫豔粉街的東西並不多，故事發生在豔粉街的很少。在《光明堂》和《走出格勒》裡豔粉街算是一個主體，其他的好像只是提到一個細節，或是一個場景，像《平原上的摩西》裡就只有一個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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