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跛人》所寫創作談。那一年《收穫》組織了一次青年作家專號，分兩期共發表二十一篇小說，其中包括我在內的十六位青年作家都是首次在《收穫》發表作品。《跛人》發表於當年第四期，為首期專號八篇小說裡的第八篇。
在很久之前，好像是上初中的時候，我曾經從圖書館借出一本書，叫做《枕邊的輝煌》，副標題是「蘇童選：影響我的十部短篇小說」。這套書有好幾本，我當時問了管理員，為什麼其他幾本空有條目而沒有圖書，她指了指身後牆上的石英鐘，時間是差一刻五點，她要下班了。我帶著這本書回家，看了幾遍，有的篇目完全沒有看懂，裡面有篇卡佛的《馬轡頭》，譯者是主萬，我特意查了一下「轡」字的讀音，用鉛筆寫在旁邊，但是並沒能幫助我理解卡佛的世界。但是不知為啥，這本書我就是不想還回去，即使是不懂的篇章也看了多遍，張愛玲的《鴻鸞禧》還抄了一部分，她那種冷峻的妙喻，過了多年我還記得，「玉清是銀幕上最後映出的雪白耀眼的‘完’字，而她們則是精彩的下期佳片預告」。裡面最奇妙的一篇叫做《阿拉比》，每次看都好像跟著那少年走了一趟寥落的夜市，雖然心裡知道，這篇小說絕不像我理解得那樣簡單，可那種少年的孤獨和當時的心境貼在一起，覺得每一筆都好像在寫我，我住在都柏林的北理奇蒙德街上，為了一個長我幾歲的女孩兒，走到一個陌生的世界裡去。
2011年我尚在單位任職，白天上班，夜裡寫小說，抽掉了一箱「中南海」，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寄給《收穫》。一個月之後，編輯走走給我打來電話，問我是誰，在做什麼，小說先留在那裡，保持聯絡。放下電話，我跑去公司浴室衝了一個澡，唱了半小時歌，隔壁女浴室的人聽得真切，以為公司混進了瘋子，趕緊擦乾自己走掉。後來那部小說沒能在《收穫》發表。第二年夏天，夜裡睡不著，想了想村上春樹，喜歡爵士樂的村上春樹，一直在跑步的村上春樹，黃牛一樣寫小說的村上春樹，又想了想一年前和走走通過的電話，第二天一早就去辭職，然後回家開始寫小說。我覺得，我應該可以寫小說，那就寫小說好了，別的事情，也想了一些，但是後來都忘記了。
實話說，我是抱著希望能在《收穫》發表小說的態度在寫小說。文學的境界浩渺無際，我的境界很低，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僅是想證明自己是能寫的，我幹過很多事情，但是我最應該寫小說，這是我唯一需要的證明。一年過去，我沒有發表過任何東西。我時常想起《阿拉比》，那枚少年緊緊攥在手心的銀幣。
2013年11月，我有幾天沒怎麼睡覺，兒子出生，家裡亂做一團，想起尿不溼的價格，實在不容易入睡。未來就像一條幽暗的隧道，時有微光閃過，但是看不清隧道那頭是啥東西。我整三十歲，感到恐懼。我忽然明白了《阿拉比》寫的是什麼，就在那缺少睡眠忐忑不安的亢奮中，我明白了《阿拉比》，那是一個少年站在如叢林一樣的成人世界前，感到的孤獨和戰慄。我比那孩子大很多，但是我和他一樣。於是我關上門，開始寫一篇叫做《跛人》的小說，兩天時間就寫好，通常我對修改是不厭其煩的，但是《跛人》幾乎沒有怎麼更動。我讓他們走上綠皮火車，自己就跟著登上了那列火車，男孩兒退卻的時候，我為他和自己感到羞恥，劉一朵消失的時候，我就站在庸常而平靜的成人生活裡想念她。
後來聽說這篇小說可以在《收穫》上發表，我很開心。一年多的時間過去，我的想法變了很多，只是希望自己能一直寫下去，並且寫得好些。一年裡我寫了十幾個中短篇小說，每篇都不太一樣，我不太喜歡「風格」這個詞，覺得風格就是約束。風格應該像呼吸一樣，是自然發生的，無論你做什麼都會發生，我努力亂寫，罔顧風格，並從中得到快樂。我看重語言，極端看重。語言是小說的源頭，也許現實是另一個源頭，但是我總覺得語言是一個更重要的源頭，因為語言本身即有虛構性，當你敘述的時候，必然和現實分離。納博科夫發現了這點，他認為小說是和現實世界比肩而立的另一個世界，現實世界僅提供材料，小說即神話。我覺得這一切的基礎，是語言的虛構屬性，好的小說家通常不自覺地掌握了這種屬性，順利地完成了從現實到小說的跨越，掌握語言的秘密是小說的開始和小說的終點。我喜歡故事，故事並非故事性，而是故事本身，小說不是哲學或者社會學的分支，「小說家並不是人類思想巨輪上的一個小小齒輪，而是想象文學的巨輪的一個小小齒輪」（菲利普·羅斯語）。小說當中存在思想，但不是思想的奴隸，故事和想象才是小說的命脈，急於傾訴想法的小說在我看來是無機物，而飽含著故事智慧的小說才具有有機性。
當年那張圖書卡是父親幫我辦的，他熱愛讀書，不求甚解，有趣或者無聊是他的標準。十幾年過去，那張圖書卡已不知所終，我也失去了許多其他的東西。我竟成了一個寫作者，準備一直這麼寫小說。每想起這件事，我就想起了所有的事，他給了我手中的銀幣，我去阿拉比，或者不是阿拉比，那裡一枚銀幣就富可敵國，永遠不會打烊。
我就這樣懷著恐懼和期待，去找我自己的東西。
2014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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