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是一道分水嶺，平穩的生活被攔腰截斷，自此分為此岸與彼岸。在踏入該年之前，他們就從歷史的依據中得到訊號，知道這一年要輪到他「上山下鄉」了——孟清河，也就是我的父親。半年以來，他們常在黃浦江邊散步，談論未來的趨向，從每一個微小跡象中尋找提示。等待，似是唯一可做的事，而這個過程多少助長了他們的憂慮。當時雅紅剛滿十六歲，是父親小學同學的妹妹。他年長雅紅三歲，因與她哥哥關係親近，幾乎見證了雅紅的成長。到了某一個年份，像突然掌握除錯的訣竅，模糊的佔有慾驀地轉向鋒利、清晰，於是兩人各自向對方贈獻了初戀。

夏日收尾時，父親收到通知書，他被分配到九江廬山的一個農場。相對而言，江西離上海近，尋常的亞熱帶季風氣候，生活條件也不至過於顛蕩。那時，父親還和幾個姐弟住在老南市區的弄堂裡。雅紅在天井裡站著，不肯進去。她擰開公用龍頭，衝了很久手，水池底部的青苔浮游於水中。父親在舊地圖冊找九江的位置，用食指將它和上海相連，示意雅紅看。父親說，很近的，每年都可以回來。為這件事，雅紅已經哭了許多次，往後仍有許多哭泣的機會，但那天她只是點了點頭。父親說，你自己好好生活，我會給你寫信。雅紅看了他一眼。臨別時，雅紅告訴父親，她會一直等他回來。

父親給雅紅的最後一封信，是進農場後第四年寫的。寫時並未做告別的打算，潦草一段，也不長。緊接而來的日子裡，農場突然忙碌不迭。父親每日凌晨起來插秧，到夜裡才休息；又逢開墾荒山，山中荊棘叢生，五斤重的開山鋤常常被虯曲的根莖彈回。如此晝夜不停，攢一身痠痛。有時父親握著鋤頭，雙眼忍不住合上，迷糊之際一心盤算的，只有如何調往九江市裡的工廠。等稍加空閒，農場裡的青年們組織郊遊，或隔三差五回城看電影，父親也熱衷參與其中。一轉眼，便已一年多沒給雅紅寫信了。後來春節回家時，雅紅託哥哥將父親的信件、禮物一併歸還，兩人不再見面。

那些年裡，父親逐漸明白，那個所籠罩他的世界已改變了側重點。上海消沉於回憶之中，他的父母離世早，姐弟們各自撐搭生活的一角——那些飯桌上的絮語、從屋頂翻進果園所做的微不足道的偷竊、去遙遠的北新涇挑菜、姐姐出嫁時房間裡不停歇的哭泣，像溺水前浮於眼中的幻景。它淡化、消逝，成為夢魘的一部分。而真實生活在這裡，儘管他仍然想著有一天回去，但不可否認，只有這個農場才是可以感知的，是他一切生命力量複雜而強勢的來源。

過了兩三年，父親如願入職九江儀表廠。父親年輕時儀表堂堂，又自繁華都市來，不少熱心人為他物色物件。經父親的一個同事介紹，他認識了母親。沒過多久，幾乎是順理成章，兩人懵懂地步入婚姻。

在我的童年時代，每逢父母劇烈的爭吵結束，父親便帶我去看長江。我們望著水的盡頭，一條深藏若虛的色線，消隱又呈現。青山與城樓相對出，架在渾濁的水面上。黃昏從宇宙的某一面遠道而來，襯著翻浪的聲音，彷彿世上一切都是鬆弛易碎的。父親對我說起九江，「三江之口，七省通衢」，如此反覆地介紹。等很多年後的一日，我突然明白過來，唯有異鄉人才會用那種端正的口吻談論九江。父親失去了故土，成為一層真空的塑膠膜，只能靠模仿他人來抵達應有的生活。

父親從未意識到這一點，他所體察到的，只是無盡的、向量亂序的壓力。他想作出改變，辭職、做生意、喝酒、認識朋友，但都無濟於事，或者說有效性極為短暫。最後，離婚的提議在廝打之中落成，又終被雙方接受。自此以後，我只在道聽途說中知曉父親的人生。

父親回了上海。祖宅由大姐打理，念高中的侄子低頭鑽進矮門，與父親打招呼。大姐小心翼翼地問他今後打算，他注意到大姐眉眼間的算計——眼下，他是一個外敵，這個拮据的家庭決不允許他將戶口遷入，更不會有他的安身之處。

那天夜晚，他獨自散步到外灘。他曾熱切盼望重回此地，可真的回來，上海早已面目全非。從前熟悉的店鋪都被拆除，黃浦江沿岸增設了欄杆，再也無人下水游泳——隱形的新規則在此滋長，人群變得沉默而端莊。對岸浦東新建了高樓、電視塔，他往跨江望遠鏡裡投了五毛，湊近一看，卻發現投一元才能用。他摸遍口袋，找不到任何多餘硬幣。這一刻，他終於真切地體會到，在離去的那些年裡，這座曾賦予他許多生命經驗的城市徹底背叛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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