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宮城縣農業高中邂逅「海嘯鋼琴」
與韓國的交流
2011年，我的活動從1月9日在韓國首爾舉辦的音樂會開始。曾在專輯chasm先行發售的單曲「undercooled」（2004）中合作過的韓國說唱歌手mcsniper是這場音樂會的嘉賓，在觀眾要求返場時，我們倆第一次同臺演奏了這首曲子。我還記得觀眾被他的熾熱能量感染，現場熱浪沸騰的景象。
這一天的公演在ustream上進行了直播，並在以日本國內為主的400處場地進行了公共觀影轉播。2010年我在北美的獨奏巡迴演出，以及與大貫妙子合作的「utau」巡迴演出，都曾在ustream上免費播出過，我在西雅圖演出時，在「推特」上和我有過交流的日本微軟前會長古川享和多媒體創意者平野友康特意趕到現場，為演奏會的轉播提供了技術支援。我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進行演奏會的直播，這些年直播用到的器材越來越便宜和輕便，也確實讓我感受到了技術給時代帶來的變化。儘管直播的音質並不是很好，但看到觀看直播的觀眾們發推文說「想去現場看真正的演奏會」「想要親身體驗那樣的氛圍」，我也十分高興。
在韓國舉辦音樂會的時候，《音樂即自由》已經在韓國出版，籤售會上排起了長龍。除了年長的男性，還有好多年輕的女性也來參加籤售，這讓我有些吃驚。在日本已經很久沒有遇到這樣的情形了。我還收到了好多粉絲的來信和禮物，甚至有人還畫了我的肖像畫。他們跨越了所謂的「日本人」「韓國人」的國籍界限，支援同為亞洲人的我，讓我感覺很溫暖。有人告訴我：「您為《末代皇帝》創作的音樂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配樂獎，您是第一位獲得這個獎的亞洲音樂家，我為您感到驕傲！」我在紐約的時候，也常常感受到來自亞洲的支援，在美國的演奏會有很多亞裔觀眾來觀看，我非常感謝他們能把我當成亞洲同胞來支援。
順便一提，我也曾經收到一位中國高中女孩的來信，信中說：「最近在中國也能看到《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了，我看完之後很感動。但大衛·鮑伊先生已經離開人世，所以我要做您的粉絲。」不論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我為現在仍能獲得年輕一代的關注而感到非常榮幸。
我第一次在韓國舉辦音樂會，是在日韓世界盃比賽前，也就是2000年。「二戰」後李承晚政權對日本流行文化進行的持續限制剛有所緩和，我應該是限制令解除後在韓國舉辦音樂會的第二個日本人。當時，三星和現代汽車等韓國企業開始崛起，韓國經濟的勢頭快要超過日本，我想許多韓國人精神振奮，覺得「馬上就要打敗宿敵日本！接下來是我們的上升期了！」吧——接下來發生的事實也確實是這樣。
儘管如此，當我們在韓國與當地合作的音樂同行們聊天，稱讚韓國的迅速發展時，他們會馬上說：「不不，在文化發展上韓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還有很多地方要向日本學習。」他們的謙虛、冷靜和看待事物的平衡感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年過去了，現在以「防彈少年團」（bts）和韓國電影《寄生蟲》為代表的「韓流」（韓國流行文化）正在席捲全球。我自己也是一個「韓流」愛好者，從「韓流」電視劇鼻祖《冬季戀歌》開始，再到後來的《大長今》《陽光先生》，我沉迷於韓劇，現在也經常在「網飛」（netflix）上追劇。
韓國在1980年發生了「光州事件」。那是光州市民發起的抗議當局「戒嚴令」的鬥爭，儘管在與警察、軍隊的衝突中造成了大量傷亡，但是在當時沒有任何新聞報道。我只是聽到一些傳言，說「韓國正在發生一些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有「光州事件」，老實說我在1981年因為雜誌的工作第一次訪問韓國時有點緊張。但我踏上首爾的街道時十分驚訝。乍一看，這座城市的風貌與東京的幾乎一模一樣，只是街頭的文字從日語變成了韓語。我覺得自己彷彿置身於科幻電影之中，穿越時空造訪了另一個星球。首爾的氣氛，與我去過的擁有亞洲都市獨特熱情的中國香港或馬尼拉又略有不同。當我走在首爾的小巷裡，迎面走過來的人看起來都像是我在學校裡認識的同學，比如山田君或是小林君。東京和首爾這兩座城市如同雙生子一般，只是語言不同，真的很奇妙，這種感覺讓我很難忘。
20世紀80年代的韓國還在實施戒嚴令，凌晨0點至4點之間點禁止在街上活動。也許是這個原因吧，到了晚上，我住的酒店大廳裡總有韓國女士等著和日本大叔進行交涉，達成一致後，他們便一起消失在酒店的房間裡。那時就是這樣的時代。
還有一次，我在集市上散步的時候看到了天婦羅的攤位，不禁喃喃自語，「是天婦羅啊」，老闆娘便對我怒吼：「不就是你們的父輩帶到韓國來的嗎？」我當下呆若木雞，也不知道該如何向她道歉。加害者總是很快就會忘記，但被害者會世世代代記得受壓迫的事實。因為有這樣的經驗，我一直對日本和東亞的歷史很感興趣。
我結交的第一位韓國友人，是中上健次介紹的韓國音樂團體「四物遊戲」的創始人金德洙。他是長鼓演奏者，我們是同齡人，所以很快就熟悉了起來。長鼓是朝鮮半島的傳統樂器，近似日本的太鼓。金德洙的伴侶是在日韓國人利惠女士，她是韓國傳統舞蹈老師。我每次去首爾幾乎都會與他們見面。
2011年的音樂會結束後，我從首爾回到了紐約，那年春天又因為別的工作在東京停留。然後，那一天來臨了。
「3·11」東日本大地震
2011年3月11日，是三池崇史導演的電影《一命》的電影原聲錄音日。當地時間14點46分，我正在東京青山的victorstudio為錄音做準備，突然感到腳下地板一陣劇烈搖晃。那一瞬間我還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但出於音樂家可悲的職業本能，我馬上先摁住了昂貴的麥克風，而不是先躲到桌子下面。雖然我出生和成長在東京，在此之前也經歷過好幾次地震，但這一次地震的震感明顯和以往不同。劇烈的搖晃持續了5分鐘以上，餘震不斷，我下意識地感到事態非常嚴重。
第二次猛烈的餘震平息之後，我們先完成了遲來的村治佳織的錄音工作，便從青山的錄音棚驅車前往六本木的酒店。一路上擁堵不堪，完全無法移動。我在車裡無意中側頭看向人行道，頭戴白色安全帽的女職員們都在朝澀谷的方向行走。可能這個說法很不恰當，那種情形下感覺哥斯拉隨時會出現，就像是特攝電影中描繪的場景，一點也不真實。但作為首都的東京一旦發生直下型地震，緊急車輛根本就無法在擁堵的馬路上行駛，只能任由火災蔓延，想象這個場景就讓我心生恐懼。最後，從青山到六本木的車程整整有三個鐘頭，為什麼不走路簡直是個謎，走路的話，大概只需要40分鐘吧。
到達酒店時，大堂裡已經坐滿了避難者，每個人都得到了水和毛毯。幸運的是當天我剛好預定了酒店的房間，不過電車停運，應該有不少人因為無法回家滯留在酒店大堂過夜。村治女士也因為當晚無法回家，住在了酒店裡。
第二天一早，新聞就報道了福島第一核電站由於海嘯失去電源，隨時都可能發生氫氣爆炸的情況。更糟糕的是，後來得知福島核電站在地震當天就已經發生熔燬，我們趕緊去找能抑制輻射的碘劑，卻發現已經無處可買。很可能在那個時候，碘劑就已經全部處於政府的管控之下了。當時我們無計可施，準備緊急撤離到日本的西部，但在查詢酒店的空房時卻發現，整個日本除了沖繩，所有的地方都已經沒有空房。
在這期間，3月12日下午的核電站1號機、3月14日的3號機、3月15日的4號機相繼發生氫氣爆炸。我從20世紀90年代就一直致力於關注環境問題，2006年發起了「stoprokkasho」專案，呼籲社會關注核能發電的危險性，但此刻，我目睹了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情景發生。
因為暫時無法離開日本，我留在東京完成了《一命》電影原聲音樂的錄音工作後，從成田機場飛往美國應該是3月20日以後了。通常情況下，飛往紐約的航班會直接從成田機場向北方的堪察加半島方向飛行，但核電站事故之後，航班似乎為了避免飛過福島縣上空，而直接向東飛往夏威夷。我拍下了機內顯示器上的航線照片。
回到紐約後，我於4月9日參加了臨時策劃的東日本大地震慈善音樂會。在這次演出中我只有30分鐘的表演時間，但還是儘可能地做了許多嘗試。
首先，在紐約活動的舞蹈家山口真世（mayomiwayamaguchi）演繹了表達哀悼之意的能樂曲《江口》，為了配合她的舞蹈，我有一段即興鋼琴演奏。同時，我播放了大友良英從日本寄來的用「備長炭」燃燒發出的聲音製作而成的噪聲音樂，以及由大衛·西爾文朗誦的阿爾謝尼·塔可夫斯基（電影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父親）的幾首詩歌。接下來，我對合作過好幾次專輯製作的友人、音樂家克里斯蒂安·芬奈斯製作的電子音源進行了混音。最後，我與美籍日裔小提琴家安妮·秋子·梅耶斯合作了二重奏，演奏了卓別林的《微笑》。這是我和真世、梅耶斯的第一次合作，但作為擁有相同的日本文化背景的人，我們都有著為受災地區做些事情的願望。演出時間短暫，但非常充實。
在災區體驗到的無力感
日本的狀況仍然讓人擔憂，但4月我還是前往德國與卡斯滕·尼古拉舉行了歐洲巡演，巡演從5月持續到6月。巡演名稱基於我們合作的專輯summvs（2011），取了專輯的首字母稱為「stour」。樂隊成員多是天生冷幽默的英國人，大家彼此熟悉，在一起總是非常愉快。
我在第一回介紹了我的好朋友卡斯滕。不久前，他擔心因為癌症治療住院的我，發簡訊問我：「能為你做些什麼？」於是我效仿歌德，給他回覆說：「給我更多的光吧！」結果過了一段時間，卡斯滕給我寄來了一封信。開啟信封，是他自己製作的信箋，上面滿是他畫的水彩畫，還有鼓舞我的藝術字。他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傢伙。
當時，卡斯滕住在柏林的米特區，這個曾屬於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地區殘留著獨特的社會主義氣息。據說在柏林牆倒塌後不久，這裡就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許多年輕人會去的舞廳和酒吧。在21世紀初，米特區成了柏林當代文化的中心。這裡沒有過度商業化，白天看起來像是一條媽媽們會推著嬰兒車漫步的寧靜街道。但到了晚上，當你走進逼仄的小巷，走進門口沒有任何招牌、半毀壞的古怪大樓深處時，眼前會驚喜地出現一個寬敞的俱樂部空間。這裡每週營業的時間並不固定，年輕人也只是隨意地聚在這裡玩而已。當時這一帶便是這樣的氛圍。
卡斯滕帶我去的酒吧也很有趣。這裡看起來像廢墟，沒有椅子，老闆會粗魯地說：「用地板上亂放的‘大屁股電視機’當凳子！」後來我才聽說，這家酒吧是影像藝術家開的，每週只營業一天。
在米特區，隨處可見各種拼貼藝術——手工藝術充滿了創造力，讓我感動不已。我太喜歡這裡了，甚至在這裡租過一間公寓，以便隨時可以過來。然而遺憾的是，現在這裡已經變得過於「正經」，卡斯滕本人也離開了米特區。但柏林物價相對較低，生活也比較方便，吸引了來自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輕人，他們中有許多人從事創意工作。與此同時，在這裡能親身感受到柏林才有的獨特歷史風貌。我認為這仍然是一座非常迷人的城市。
在隨後的7月我回到日本，去了岩手縣陸前高田市和氣仙郡的住田町。此時距離東日本大地震已經過去4個月，當我真正目睹沿海地區散落的廢墟時，仍然感受到了比想象中更強烈的衝擊力。我深深地覺得，人類創造的一切最終都會被毀滅。在創作outofnoise時，為了表達對大自然的敬畏之情，整張專輯最後呈現出來像是一幅大型山水畫，但在大地震之後，我的想法又進一步確定，認識到人類根本無法與自然抗衡。
我喜歡一位名叫安塞爾姆·基弗的德國藝術家。他以包括納粹政權在內的德國現代史中的暗黑部分為主題，以用真實的稻草和灰燼等素材製作的大幅畫作而聞名。但我想，在面對日本東北地區的廢墟時，他那些震撼人心的作品也會黯然失色。毫不避諱地說，我認為我在災區看到的場景是終極的裝置作品，是人類無法企及的超凡藝術。當然，這樣的想法反過來也影響了我對待工作的態度，我陷入一種即使人類努力創作音樂和進行表達，最終也會喪失意義的無力感。
然而與此同時，當我注視著這些人類花費了大量時間建造的東西在瞬間被摧毀後留下的廢墟，也開始逐漸產生一種「是否能在這些廢墟上新增一些東西」的想法。原本只是聆聽微風吹拂的聲音便可以感受到足夠的美感，但人類一直孜孜不倦地創作著音樂。在承認「人類難敵自然」這個前提下，我也認為我們有去享受在自然之中加上兩三個聲音的權利吧。或許以前我也有著類似這樣的模糊想法，但在震災之後，我的想法更加明確了。
此外，在那個時期，我與通過「臉書」認識的朋友們聯絡，相互推薦一些有助於放鬆心情和啟發思考的書籍。我們整理了一份書單，並在8月緊急出版了《此刻想讀的書——「3·11」事件之後的日本》。這本書收錄了從茨木則子到s.a.阿列克謝耶維奇等各個時代、各個領域的作家們的深刻洞見。編輯思路和我在「9·11」事件之後出版的《非戰》一樣。
目睹震災發生後日本的政治形勢後，我認為日本的民主主義還沒有完全成熟，於是重新閱讀了丸山真男的著作。他尖銳地批評了戰前日本政府的決策體系，稱之為「無責任的體系」，他的批評依然適用於當今時代。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我在新書中介紹了丸山真男的代表作《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中的一篇文章——《現代社會的人與政治》。
「moretrees」的活動
2011年7月訪問災區，是為了我發起的森林保育再造計劃「moretrees」的活動。陸前高田市面朝大海，而毗鄰的山區住田町則一直以林業聞名。地震發生後不久，為了幫助在海嘯中失去家園的陸前高田市民，我們與當地的土木建築公司合作，用住田町產的木材建造了大約100座舒適的臨時住房。
然而，住田町向岩手縣政府申請補助金時，據說被告知「町政府自發的決策不適用於災害救助法」，遭到拒絕。我偶然在網上看到了這件事的報道，那種墨守成規的愚蠢把我氣得冒煙。既然住田町在震災後的專案如此出色，我決定通過「moretrees」計劃幫助他們籌集所需的3億日元，這就是我們緊急發起的「life311」專案。
因為有這樣的背景，我便開始了與當地居民的交流，並見到了住田町的町長，他是一個非常有男子氣概的帥氣的人。在我們的活動被媒體報道之後，岩手縣政府突然改變態度，慌忙跑來說「我們還是會出錢的」，但聽說町長自己拒絕了，讓他們不要搞「馬後炮」這一套。雖然通過「moretrees」計劃籌集的捐款最終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我們還是籌集到了約2.4億日元。
在接下來「moretrees」的活動中，我還訪問了日本宮崎縣的諸塚村，這裡同樣以林業聞名，村長也是非常有見識的人。其實林業繁榮的土地通常位於日本比較偏遠的地方，但這裡的人一直關注著世界的變化。有位老先生對我說：「坂本先生，日本也必須儘快轉向低碳社會啊。」從事第一產業的人每天都與自然接觸，他們一定能夠非常敏銳地感受到環境的變化。在水產業領域，海水溫度上升一攝氏度就會導致無法捕魚，自然界的變化與他們的生計息息相關。
雖然諸塚村以林業為主，卻沒有完全依賴林業，還注重栽培香菇、製茶和畜牧業。據說是為了確保在氣候不穩定的年份也能有收入，昭和三十年代（1955—1964）的村長帶頭構建了這樣的產業體系。我認為，日本地方上的許多政治家比中央政府的優秀。
儘管如此，我們在2007年啟動「moretrees」專案時，根本沒有想到世界會變成這樣。最初我只是隨便想到了「nonukes,moretrees」（無核，多樹）這句口號，然後就做了印有這句話的t恤。隨後，我們開始以社團法人的形式在高知縣檮原町開始了植樹造林活動。後來，「moretrees」的森林在全國各地不斷增加，現在已經擴大到了日本國內的16個地方（12個區域）和海外的兩個地方。我原本只是出於自己的興趣開展活動，並非受到社會責任感的驅動和裹挾，但通過這樣的活動，我有幸遇見了一些在音樂創作領域以外的了不起的人，真是太幸運了。
順便一提，與「moretrees」專案相關，2017年還發生了這樣一件事。生日那天，我突然收到了一份從海外寄來的植樹證書。原來是中國的粉絲們共同出資，在我出生的1月17日那天，在內蒙古的沙漠地區種了1170棵樹。在得到事務所同意使用坂本龍一的名字後，他們在對我保密的情況下做了這件事。我真的感動得熱淚盈眶。同一批粉絲在第二年還以我的名義，給中國貧困地區的村子建了音樂教室，贈送了樂器。起初，「nonukes,moretrees」這句話真的只是隨便說說而已，我真的沒想到這句話能對世界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實在是讓我吃驚。
兒童音樂再生基金會
從災區回來以後，通過媒體看到當地廢墟的照片和影片時，我發現瓦礫中有許多樂器的碎片。也許因為我是個音樂人，出於職業的原因，看著它們我不覺得那些只是普通的瓦礫，而是感到刀割般的心痛。能不能修復在地震中損壞的樂器，讓它們再次奏響音樂呢？人們需要的除了水和食物，還有音樂——出於這樣的想法，我與日本全國樂器協會會長商議，成立了兒童音樂再生基金會。
據說經歷了震級6.0以上的地震的學校，僅在受災的三個縣就超過1850所。基金會為受災地區的學校免費修復損壞的樂器，無法修復的樂器則提供購買新樂器的費用支援。修理工作由當地的樂器店負責，儘可能地讓資金迴流到災區。這一年年末，我們還在銀座的雅馬哈音樂廳舉辦了兒童音樂再生基金會主辦的慈善音樂會。
後來，其實是在2012年年初，我得到訊息說有一架鋼琴被海嘯泥水淹沒，於是特地前往宮城縣名取市觀看。實際看到鋼琴時，我的第一反應是鋼琴的堅固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即使遭受了如此大的災難，它的形態也沒有像其他樂器那樣支離破碎。當然，由於長時間被浸泡在鹽水中，金屬琴絃已經完全生鏽。木製琴鍵也因浸泡而膨脹，有一半按下去無法恢復彈起。它無法被輕易修復，即使能修復一部分，也無法用於一般的演奏。
然而，當我按下這架破碎的「海嘯鋼琴」的琴鍵，聆聽著那些已經完全失調的琴絃發出的獨具特色的聲音時，不禁感到這些琴絃在被海嘯的自然之力摧毀後，竟變得如此不同尋常。仔細想想，鋼琴本身就是一種人工造物，它由產自自然界的木材，與鋼鐵相接，為了發出人類喜歡的聲響而被製造出來。因此，反過來說，我也感覺到，自然的力量——海嘯摧毀了人類的自負，讓這架鋼琴變成了更加接近自然本身的形態。
這架鋼琴本來是高中的教學用具，因無法使用而一直被擱置，但又不能一直放著，所以學校最終決定把它遺棄。得知這個訊息後，我不禁想要立刻接手它。我把它帶回家之後，於2017年創作了裝置作品《你的時間》（isyourtime）。我也使用「海嘯鋼琴」的聲音製作了同年發行的專輯《非同步》。
回顧過去，從那時起，我的創作方向就開始擺脫五線譜的限制。五線譜是音樂作為線性時間藝術的一種便利規則。我投身裝置作品的製作，也深深地與我想逃避規則的願望有關。因為至少在藝術畫廊中進行音樂演繹，不需要像一般音樂那樣，一定要有開始和結束的故事線。
夏日音樂節的經歷
2011年8月15日，我在大友良英的邀請下參加了「projectfukushima！」音樂節。這是一個可以免費入場的大型活動，旨在立足福島發揚當地文化。「projectfukushima！」的活動到現在仍在繼續，我認為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為了籌集活動資金，他們事先建立了名為「diyfukushima！」的捐贈網站。我也對他們的活動表示支援，並提供了受福島市詩人和合亮一的詩歌啟發而創作的樂曲《寂靜之夜》。
後來大友良英在《寂靜之夜》中加入吉他和唱片機轉盤的聲音，使原曲脫胎換骨，重新制作了一首《福島的寂靜之夜》（quietnightinfukushima），就像是一首「答詩」，寄到了我擔任共同代表的「rg」。「rg」是震災後，由我與我的朋友平野友康共同創辦的專案。我們從世界各地募集給受災地區的捐款，並向提供捐助的人們贈送贊同該專案的藝術家的作品，以感謝他們的支援。
在音樂節現場，和合亮一朗誦了自己的詩《詩的瓦礫》，我和大友配合他的朗誦，進行了即興演奏。順帶一提，那時候我無論去哪兒都帶著輻射計，當我靠近福島車站前的花壇想要測一下看時，輻射值接近爆表，我頓時驚慌失措。然而，附近的孩子和年輕女性都在毫不知情地路過這片花壇。這情形讓我非常擔心。
音樂節的活動正式開始前，在會場「四季之裡」的草坪上會舉行一個儀式：大家一起來鋪開一張巨大的方巾。我下車朝那裡走，看見一路上擺滿了攤位。其中一個攤位是一位老奶奶在賣水果，她笑著對人們說：「福島的桃子很甜很好吃，但孩子們最好不要吃哦。」她清楚地知道體內輻射的危險性，同時還在賣那些桃子，看著這一幕我一時竟不知道是喜是悲，心情十分複雜。老奶奶還說：「但老人吃的話，沒關係。」
ymo在這個時期也進行了多次現場表演。6月分別在美國洛杉磯的好萊塢碗劇場和舊金山的沃菲爾德劇場舉行了一場演出，7月首次參加了富士搖滾音樂節，8月參加了每年例行舉辦的worldhappiness演唱會。在洛杉磯的演出暌違31年，聚集了全美國狂熱的ymo粉絲，這些粉絲應該31年前就聽過我們的音樂吧。我們也在那次演出時久違地演奏了seoulmusic（1981）和lotuslove（1983）等稀有曲目。
當時在好萊塢碗劇場舉行的現場表演是以日本為主題的演出的一部分，還與小野洋子進行了合作。但主辦方的「富士山、藝伎」風的刻板印象真的很糟糕。都已經2011年了，還在搞「東方主義」那一套，甚至可以說是種族主義，整個讓我很無語。
我還想順帶一說，在富士搖滾音樂節的舞臺上，就連仙人一樣超脫的細野晴臣和隨和的高橋幸宏也發表了「應該停止使用核電」的言論，讓我非常驚訝。我跟他們從二十幾歲就開始交往，但我從來沒有聽說他們在公共場合發表過任何政治或社會性言論。看到這兩個人明確表達反核主張，我既感到欣慰，也能感受到他們對事態嚴重性的擔憂。細野晴臣甚至還隨身攜帶著地震後購買的中國產的輻射計。
吉永小百合女士與美智子皇后
長期以來，呼籲反核的人士中，一直有女演員吉永小百合的身影。自1986年參加在東京舉辦的和平集會以來，吉永小百合便將朗誦「原爆詩」視為自己畢生的事業。據說她一直以志願者身份堅持參加這項活動。原爆詩是為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事件中的逝者與受害者們創作的詩歌，峠三吉和原民喜便是眾所周知的原爆詩詩人。
吉永小百合開始關注這個問題的契機，要追溯到她年輕時曾參演過由大江健三郎的《廣島札記》改編的電影《愛與死的記錄》。後來，她還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nhk電視臺拍攝的電視劇《夢千代日記》中，扮演了在母胎中就遭受原子彈輻射的女性。在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後，她的活動變得更具有現實意義。
2011年10月，她應英國牛津大學的邀請舉行了一次朗誦會，作為伴奏者，我也受邀參加。吉永小百合是日本家喻戶曉的國民級女演員。我也一直是她的粉絲。吉永小百合是現代的卑彌呼女王一般的存在，她發出的邀請，應該沒有人能夠拒絕吧。這也是她首次在歐洲舉辦朗誦會，能出席如此重要的場合也是一種榮幸，我二話不說就接受了邀請。
朗誦會的會場是位於大學校園內的歷史悠久的禮拜堂。在這個只有200個座位的小型會場裡，先由英國人朗誦英譯詩歌，再由吉永小百合朗誦日文原文。或許是吉永小百合的聲音擁有超越語言直擊心靈的力量，從幾乎不懂日語的觀眾席上，傳來了陣陣抽泣聲，我彈著鋼琴，也不由自主地想哭。我還記得，在朗誦會上，禮拜堂裡突然飛入了一隻白鴿。
我與吉永小百合的第一次合作，是2010年夏天在東京舉辦的「吉永小百合和平之約」音樂朗誦會。當時的美智子皇后因為與吉永小百合的交情，也參加了在nhk大廳舉行的這個活動。結束後，參演人員在vip休息室與美智子皇后見了面。輪到我和美智子皇后說話時，她在我面前，我站得筆直，大氣也不敢出，更別提直視她的眼睛了。她問我：「你彈的那首鋼琴曲有樂譜嗎？」我回答說：「沒有，是即興演奏。」她便說：「這樣啊，不留下樂譜嗎？那很可惜。」我緊張到了自己也覺得羞恥的程度。對年輕時參加過「全共鬥」運動，對天皇制度也持批評態度的我來說，這簡直太荒唐了。父親受到軍國主義教育的影響，曾被派往偽滿洲國，或許我也從他那裡遺傳了些什麼東西？雖說父親在戰後抱持自由主義思想，但我認為有些觀念會不自覺地留在腦海中，縈繞終生。
然而，那時與我同臺演出的音樂人比我年紀小得多，當被給予同樣的謁見機會時，他們可以輕鬆地與美智子皇后直接對視，交談非常隨意，聽起來甚至像是同輩之間的對話。看到這種情形，我半開玩笑地暗自想道：「大不敬！」順便提一下，2005年時任美國總統布什訪問日本時，從伊丹機場乘直升機直接在京都御所著陸，我當時與淺田彰一起大怒：「為什麼右翼分子不去抗議美國的大不敬行為啊？！」
後來，應與美智子皇后交好的津田塾大學的早川敦子老師要求，我送過一份我作曲的鋼琴曲譜給美智子皇后。我特別製作了一份印有花卉圖案的曲譜。美智子皇后自己也喜歡彈鋼琴，興許是因為這樣，她想要這份曲譜。我只見過她一次，她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女性。
再會吉本隆明先生
2011年10月底，與工作無關，我突然想去拜訪吉本隆明先生，就去見了他。吉本隆明是戰後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之一，這一點毋庸贅述。他具有教祖般強烈的領袖氣質，以至於在學生運動時，甚至會有「親吉本派」和「反吉本派」之分。我當然是前者，在年輕時就受到他的強烈影響。1986年，我還與他合著了《音樂機械論》。當時，他特地來到我在東京的錄音棚，以我專注的領域「音樂」為主題進行對談，聊的內容多到足夠出一本書，這對我來說是近乎奢侈的經歷。
吉本先生原本身材高大。然而，當我們久違重逢時，我發現他竟然比我記憶中矮了一頭。仔細一看，他已經年邁，腰彎得很厲害。但他一坐在椅子上，便又重新展現出了那種強烈的存在感，讓我感到安心。吉本先生經常就核電發表言論，是著名的評論家。震災發生後，他出版了《反核異論》一書，儘管是左派，但堅定地支援著作為文明象徵的核電站，立場很特殊。在這方面，我的觀點與他的正好相反。當時我應該有許多問題想要問他，但奇怪的是，我在衝動之下拜訪了吉本先生，卻完全不記得跟他聊了些什麼。我想，我們並沒有討論很多政治或思想方面的話題。
我只記得，吉本先生喜歡喝酒，我當時好像帶了一瓶黑龍或是什麼不錯的日本清酒給他做伴手禮，還有吉本先生因為老花眼，在用一個類似放大鏡的工具放大文字以便讀書。儘管吉本先生如此熱愛讀書，但他家中的藏書數量出乎意料地少。書架上只有一些經過嚴選的文庫本和國外的出版物，足見他是真正珍視這些書籍。他好像從很早以前就經常利用家附近的圖書館。這種輕鬆自如的感覺也非常帥氣。
之後過了不到半年，吉本先生就在2012年3月16日因肺炎去世，享年87歲。不敢說那時我對他的離世有什麼預感，但現在回想起來，能在他生前見他一面真的太好了。
人生中最好的禮物
新的一年到來，2012年1月17日，我迎來了人生的「還歷」大壽。事務所的工作人員為我買了一套紅色的嬰兒服，我趕鴨子上架般地穿上了它。一直在奔波忙碌的我，不知不覺間已經60歲，想著自己「竟然到了這個年齡」，覺得很不真實。
那時候，我收到了一張私人制作的致敬專輯作為生日驚喜禮物。我的音樂家朋友們，細野晴臣、高橋幸宏、高野寬、小山田圭吾、高田漣、權藤知彥、u-zhaan等，還有我的女兒坂本美雨，都參與其中，這是一份讓我非常感動的禮物。這張專輯是非賣品，除了我曾經在自己的廣播節目radiosakamoto中特別播放過細野晴臣給我唱的《生日歌》，其他音源都從未對外公開過。
這一年的生日我還收到了一份人生中最棒的禮物。生日當天，我的伴侶邀請我「出去走走」，我聽她的話上了車。車開往曼哈頓57街，那裡是鋼琴製造商施坦威鋼琴的總店。我一面想這裡是格倫·顧爾德也曾到訪的店，一面跑到地下一層試彈了幾架鋼琴。我的伴侶突然對我說：「選一架你喜歡的鋼琴吧，哪款都行！」我當下只有一個反應：「真的嗎？不可能吧！」
她告訴我，她早就看穿我在拿家裡沒有鋼琴為藉口不練習，這次就下定決心，要送我一架鋼琴做禮物，讓我無處可逃。那我就不客氣了，最後挑了一架家裡客廳也放得下的小型平臺鋼琴。從此我再也無法逃避練習了。想想看，這是我自小時候從深受影響的舅舅那裡接手一架棕色的鋼琴以來，在60歲第一次擁有自己的鋼琴。
與發電站樂隊的羈絆
這一年春天，我和卡斯滕在中南美洲的國家舉行了巡迴演出，在第一次訪問的阿根廷和樂隊成員們一起大吃牛肉。7月7日和8日兩天，在日本幕張國際展覽中心舉辦的「nonukes2012」音樂節上，我們的演出陣容強大，除了ymo，還有小山田圭吾、高田漣和權藤知彥。這個音樂節以「反核電」為主題，脫胎於我提出的口號「nonukes,moretrees」，除了有音樂演出，還有嘉賓對談等活動。這個音樂節年初才開始準備，但意想不到的是，有許多藝術家對這個主題表示贊同，並表明了參加意願，這是一個意外之喜。這一年夏天，繼2011年後，我再次作為編著者出版了《nonukes2012：我們的未來指南》一書。
在「nonukes2012」音樂節上，我特別想邀請1975年發表了專輯《放射性》（radioactivity）的德國電子音樂團體發電站樂隊。於是我詢問了樂隊領軍人物拉爾夫·哈特，他很快就答應了出演的邀約，甚至還關心地說：「你們的經費肯定不多，我去日本搭經濟艙就行。」自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以來，遭受了巨大核災害的歐洲對核電站的反對聲越來越多。但沒過多久日本還是發生了福島核電站事故。
拉爾夫想在「nonukes2012」音樂節的舞臺上演奏發電站樂隊的代表曲目《放射性》的特別版。這首歌的歌詞中原本列舉了遭受核災害的地名——「切爾諾貝利、哈里斯堡、塞拉菲爾德、廣島」，但他想要更新歌詞，加入福島。因此，我教他們福島這個地名的發音，幫他們整理他們準備的日語歌詞，我們幾乎每天都會用郵件交流，就這樣迎來了演出的那一天。
從1981年發電站樂隊第一次來日本的時候，我便開始了與他們的交流。對於我們ymo來說，他們是開拓電子流行樂（technopop）的前輩，所以一開始只是去他們的休息室打招呼，就已經非常激動。實際見面之後，我們立刻意氣相投，還帶他們去了當時時髦又有名的迪斯科舞廳—六本木的玉椿。因為他們創作的音樂那麼酷，我們當時甚至幻想他們可能其實是賽博人。結果私下裡他們穿著很土氣的外套，讓我們感到有些失望。而且，在迪斯科舞廳裡，他們跟日本女孩跳舞、調情，也讓我們感到幻滅：「什麼呀，不就是普通的大叔嗎！」當然，我想當時也有人對ymo有相同的想法吧。
在這一年的「nonukes2012」音樂節上，我們終於和如此有人情味的發電站樂隊久違地又合作了一次，這讓我非常感慨。拉爾夫自然不用說，當時陪伴他們的經紀人也一直致力於反核運動。他們在演出結束後，通常不會和其他音樂家一起去慶功派對，但這次他們也非常興奮，演出結束後跟我們的樂隊（ymo）一起去了幕張酒店內的酒吧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