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行《非同步》之後，我的想法有了一些變化。不知道是不是《非同步》對我的影響太大，我開始覺得，除了攀登過的山，也許還有更高的山峰存在於未知之處，因此想要再去做一些挑戰。
後面我會來詳細說說《非同步》這張專輯。「async」是「asynchronization」的縮寫，意思是「非同步」。現今世界流行的音樂都在追求「同步」，我卻想要提出異議，也是對時間這一存在本身提出質疑。這些背後是我的生死觀的一些變化。
由於住院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本人未能到場參加，但2021年6月，《時間》在阿姆斯特丹的荷蘭藝術節上順利迎來了首演。3天裡演了3場，每場結束之後，我都會跟在現場指揮的高谷史郎連線，遠端對演出做一些修改指示，到最後一場的時候，演出的效果已經可以說是比較理想了。
我不太喜歡使用「完成版」這個詞，儘管《時間》第三次公演時的舞臺確實有了趨近完成的形態。但也就是在那時，我突然產生了想要親手毀掉《時間》這件作品的衝動。《時間》是我在病中堅持完成的作品，前後花費了四五年的時間來製作，我對它有很深的感情，因此這種未曾預料到的破壞衝動，也是一種完全未知的體驗。
為什麼會對自己的作品產生如此強烈的破壞衝動？直到現在，我也還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問題和時間的悖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通過否定a，並同與之相反的b對抗，最終抵達c——這是黑格爾辯證法的思考邏輯。然而，在這種一開始就確定了原因和結果的思維方式裡，早就蘊含著某種時間的幻象。
因此，也許有這樣一種可能：當我目睹《時間》成了一件成型的作品時，哪怕只是一個瞬間，這種完成形態也讓我難以忍耐。和別的舞臺相比，《時間》已經是一個有很多即興元素的作品了，即便如此，當它擁有「完全形態」的時候，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固定化。
今後《時間》要在別的地方演出的話，呈現方式可能也會與在荷蘭藝術節時有所不同。
我以前就不喜歡莊重的有儀式感的東西，看來這種感覺隨著年紀的增長越發明顯了。現在我會隨心所欲地彈鋼琴，每天花幾個小時去享受手指敲擊琴鍵時發出的聲響。對我來說，這樣的心態就足夠了。
對《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的想法
我以前接受採訪的時候，曾經說過「既然好不容易延長了生命，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想要寫出超越《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的作品」這樣的話。
音樂創作的靈感就是一瞬間的事。實際上，我想出《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的那段旋律只花了30秒。坐在鋼琴前，下意識地閉上眼睛，下一個睜開眼睛的瞬間，那段旋律就已經帶著和音浮現在了樂譜上。可能你會覺得，別開玩笑了！但這些都是真的。所以我想，只要我的生命還能延長1分鐘、2分鐘，就有可能寫出更多新的作品。
我尊敬的音樂家們在去世之前也一直堅持創作。巴赫在生命最後的3個月失明，生前最後一部作品《賦格的藝術》中最後一首賦格曲的樂章在中間突然結束。我小時候聽到這首曲子，好奇為什麼會在這裡中斷演奏，後來才知道是因為作曲家寫到這裡時，眼睛已經看不見了。
還有五十多歲離開人世的德布西，他的最後一首作品是獻給一位煤炭商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歐洲物資匱乏，煤炭商人為臥病在床的德布西送去了煤炭。德布西受這位煤炭商人之託，寫下了《燃燒的煤照亮夜空》（lessoirsilluminésparl'ardeurducharbon）。這首鋼琴短曲，也是他的遺作。我很敬仰這些前輩，同時也希望自己能寫出新的作品，直到人生的最後一刻。
為什麼我還要執著於寫出超越《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的作品呢？當然，這首曲子是我的代表作，為世人所知，但我真的很討厭公眾印象就此固定，因此有十年左右的時間，我堅決不在演奏會上彈它。不論我走到哪裡，都會被人問：「您能演奏一下《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嗎？」真是沒完沒了，讓我受夠了。
那我又是為何再次演奏這首曲子呢？其實契機是2010年我在日本的時候，去武道館看了卡洛爾·金和詹姆斯·泰勒的演唱會。我和其他觀眾一樣，都在等著卡洛爾·金唱她的名曲《你有個朋友》（you'vegotafriend），但那天卡洛爾像故意吊觀眾胃口一樣，遲遲不唱。等到最後的最後，卡洛爾終於唱了這首歌，我心滿意足，覺得能在現場聽到太好了。後面還有返場曲目，但聽完這首我就回家了。
想著「我才不要彈《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而固執地拒絕演奏的我，輪到自己去別的藝術家的演奏會，卻因為聽不到代表曲目而煩躁不安。所以那時我就想通了：我不應該否定那些衝著《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來坂本龍一演奏會現場的觀眾的存在。
當然，直到現在，我還是會對「因《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而揚名的坂本龍一」這種介紹方式有些反感。所以在一段時間裡，我也在努力破除世界對我的刻板印象，這種想法轉了一圈，到了「為這種事耗費我寶貴的心力，實在是太無聊了」的階段。
我不願意把改變他人的看法當作自己的動力，只要能默默地做自己想要做的音樂就足夠了。雖然我的最後一首作品不一定是好的，但我不會把打破「坂本龍一等於《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這種刻板印象當成餘生目標。如果為了這個目標來使用我剩下的時間，實在太傻了。這就是經歷了各種心境變化之後，現在我對這首作品的真實想法。
父母的辭世
我想在這裡也回顧一下父母的辭世。我在《音樂即自由》（2009）裡也寫到過，2002年9月28日我父親坂本一龜去世時的事。那時我正在歐洲舉行bossanova音樂的巡迴演出，途中收到母親的訊息，說腎臟不好、常年在做人工透析的父親病情惡化了。
如果當時能找到代替我演奏的人，或許我還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那時，我面臨要不要放下演出回日本的抉擇，非常痛苦，思前想後最終決定留在歐洲，繼續巡迴演出。我想父親會理解我的選擇。
得知父親去世的訊息是在一週後，在從比利時開往法國的巴士上。當時應該是凌晨4點左右。雖然早已做好心理準備，但我記得那時還是有種「父親終究沒能熬過來啊」的巨大無力感。
我母親那時一直在照顧住院的父親，在她離開病房去吃早餐的15分鐘裡，父親去世了。所以我想，要家人臨終時陪在他們身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父親辭世之後，母親一個人在東京生活了一段時間。她也得過包括甲狀腺癌在內的各種疾病，每次手術之後都展現出驚人的恢復能力，還算是健朗。
但原本所有生活瑣事都親力親為的母親，漸漸連打掃也無法順利完成，這讓我越發擔心起來。因此2009年夏天，我說服她住進了醫院。本來我也考慮過臨終關懷的設施，鑑於母親對此有些排斥，我便先帶她去普通醫院進行治療，後來又帶她住進了專門照顧老人的醫院。
母親一開始抱怨說「自己的家才是最好的」，後來似乎漸漸喜歡上了那位年輕的男性理療師，在醫院裡看上去也心情愉悅。
我那時還住在紐約，把母親託付給醫院之後，告訴她「下次回日本工作時我再來看你」便暫時告別了她。當然，我明白她已經八十多歲，就算突然生變也在意料之中，但好在那年12月我又有了在日本的鋼琴演奏會，巡迴演奏的間隙能頻繁前往醫院看她。
其實那一年年末我本來是要回美國的，突然想去和一位住在紐約的熟人商量一下是否應該離開日本。這位女性熟人平常就總說「我能夠看到未來」，而且實際上也因預言成真而備受推崇——聽起來她像是裝神弄鬼的可疑人物，其實她曾經活躍在日本的演藝行業，有不少厲害的成績。
這位熟人告訴我：「新年後的1月9日，我就看不到你母親的能量了。」聽了這話，我也半信半疑，心想她要是算不準當然最好，可還是延長了待在日本的時間。結果，我母親在次年1月9日與世長辭，真的讓我非常驚訝。
母親辭世的時候，我也恰巧沒能在那個瞬間陪在她身邊，但能馬上趕到醫院。我作為母親喪事的喪主，主持了守靈夜、葬禮和告別儀式，等到所有儀式結束後的1月20日回到了美國。我訂了1月20日的機票之後，想想這也確實應驗了那位熟人在上一年年末時所說的讓我待在日本的話。
我在給出席母親葬禮的各位賓客準備的葬禮手冊上，引用了母親生前喜歡的歌者柿本人麻呂的一首和歌：
隱國泊瀨山，山間雲不去，莫非娘子化煙雲？
相傳，這是奈良時代柿本人麻呂為火葬泊瀨山的土形娘子寫下的一首輓歌。因為我是獨生子，母親去世之後，家裡真的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了。我沒有任何想要守護家族制度或墓葬文化的想法，但想到這一點，還是讓我心生寂寥。
生命原本的形態
在過去的幾萬年間，生活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人在爺爺、奶奶生病時，往往無法提供太多幫助，能做的只是默默地看護他們直至離世。當然，即便在沒有現代醫療的年代，當時的各個部落也會傳承使用草藥或唸咒之類的習俗來緩解老人的痛苦。
我之前問過中澤新一，得知在文化人類學研究領域，並沒有留下太多研究人將死之際的成果，這讓我很意外。如果有人特別瞭解這個領域的話，我也很想向他請教。著名的古埃及《亡靈書》，儘管對死後的世界有所記載，卻也對陪伴親近之人離世一事隻字未提。
我出生長大的家庭本質上也是現代城市家庭，所以並沒有積累豐富的生死觀。如果是兩三代前的鄉村家庭，情況可能會有所不同。志賀直哉在小說中描述了這樣的家庭面對家人臨終時的情景。
然而，與此同時，我感到現在支撐日本人生死觀的「脊樑骨」似乎都已經消失。所以我正努力從聽聞的藏傳佛教故事中收集有關生死觀的片段，來思考自身的死亡問題。
順便提一下，南希·伍德將美洲印第安人的哲學總結成了一本書，書名叫《今天是個死去的好日子》（todayisagooddaytodie）。我覺得她這種感性很有意思。我不確定這種說法是不是帶有一種類似鬥士的傲慢，但我想她直接否定了現代思維中儘可能延長生命才是正道的想法，這種乾脆的、順其自然的態度令人嚮往。
我還想起這樣一件逸事。有一位名叫肥田春充的武術家，不高大卻擁有極強的力量，能夠將地板一踏而穿。他創立了肥田式強健術，同時是一位知名的思想家。據說在他72歲的某一天，他因為擔憂人類的前途而進行了長達49天的斷食，最終就這樣離開了人世。這種方式無法模仿，但我覺得確實是一種非常壯烈的死法。
從被診斷出癌症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著這件事：如果這是一百年前，沒有對症治療的方法，我早就已經死了。我還經常做一個比較，那就是夏目漱石在大正時代因為胃潰瘍惡化去世時才49歲，與他相比，即使我在2014年，也就是62歲發現癌症時去世，也已經活了足夠長的時間。我已經順利度過「還歷」，身邊的人也能接受了吧。要知道「還歷」，就是人生的一個迴圈節點啊。
人類能夠活到八九十歲，也就是最近三四十年的事情吧。想到人類長達20萬年的歷史長河，想到沒有高科技醫療的時代，我真的不確定到底是否有必要為了延長壽命而逼迫自己接受治療。
我認為，想要拒絕痛苦的治療，只接受最低限度的護理以迎來生命的最後一刻，這樣的價值觀應該更多被社會接受。從這個角度來說，我也對在瑞士與荷蘭合法化的安樂死感興趣。
儘管如此，我接受了放療，做了外科手術，還願意接受化療這樣的治療方式，這和我的想法其實是矛盾的。讓我感到困惑的還有，我的身體遠比我的意識保守得多。不過，我還是認為，自然地活著和自然地死去，是動物原本的生命方式，只有人類從這種方式中抽離了出來。
40歲之前我從未思考過健康的事情，過著野獸一般的生活。之後，由於視力開始下降，不得不正視自己的身體，並接受了野口推拿和長壽飲食法。但我開始日常服用西方醫學的藥物，也是在62歲第一次確診癌症之後。我想罹患癌症肯定有其原因，而如果我最終因此離世，也能心平氣和地覺得這就是我的人生吧。
2021年1月的手術後，我釋出了一則宣告：「此後的日子，我將與癌症共生。希望接下來可以繼續進行音樂創作，感謝各位一如既往的陪伴。」我選擇「與癌症共生」，而不是「與癌症戰鬥」這樣的表達，也許是因為在我心裡，即使強行戰鬥也沒有意義吧。
死後的世界
有一部由羅伯特·澤米吉斯執導、朱迪·福斯特主演的電影，名為《超時空接觸》。這是一部根據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行星探測隊領袖卡爾·薩根的小說改編的科幻鉅製，上映時引起過轟動，許多人應該看過它。
福斯特飾演的主人公艾莉是一位天文學研究者，從小就對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文明感興趣。然而，她最親密的理解者，即她的父親在年輕時就去世了。電影的後半部分，登上太空船艙的艾莉穿越蟲洞，穿越時空，在一片蔚藍的大海前再次遇見了她最愛的父親——就站在白色的沙灘上。其實是地球外的生命體以她父親的姿態出現，但艾莉仍然因為這次重逢獲得了救贖。在這個廣闊的宇宙中，我們每一個人並不孤獨——這也是這部電影的主題。
卡爾·薩根是康奈爾大學的教授，我想以他的學術生涯和資歷，一般來說應該會對撰寫如此浪漫的故事感到反感。然而，作為一流科學家的薩根，也具備了這樣的想象力，我覺得這一點有著重要的意義。
我也想起了我敬愛的安東尼奧·卡洛斯·裘賓的故事。裘賓深愛著他的國家巴西的自然，他以環保主義者的身份聞名，併為在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地球峰會製作了樂曲。這樣的他，對亞馬孫熱帶雨林的砍伐應該比常人更感到痛心。
裘賓在世時留下了這樣一段話：
神讓亞馬孫的300萬棵樹被如此輕易地砍倒，一定是在別的地方賦予了這些樹新的生命。那裡一定有猴子，有花，有清澈的水流。等我死了，我要去那裡。
父母和孩子一起仰望夜空時常會對孩子說：「那顆閃閃發光的星星就是已經去世的爺爺喲。」從科學角度來說，發出強光的是遠在萬里之外的恆星，具有太陽數千倍的能量，不可能適合人類居住。但孩子們有時候，也想要相信父母說的這些話。
此刻的我，不會去否定薩根和裘賓的想象力，以及人死後會變成星星的天真幻想。雖然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個死後的世界，但我會隱約地思考這些事情。
鈴木正文（masafumisuzuki），出生於1949年，日本記者、編輯。曾任男性時尚雜誌gqjapan、汽車雜誌engine、navi總編，後獨立成為自由編輯兼記者。擔任坂本龍一自傳《音樂即自由》及本書採訪者。——譯者注（若無特殊說明，本書註釋皆為譯者注）
貝納爾多·貝託魯奇（bernardobertolucci，1941—2018），義大利編劇、電影導演。憑電影《末代皇帝》獲得第6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以及金球獎最佳導演等多個獎項。坂本龍一為《末代皇帝》創作了部分的電影原聲音樂，並實際參與演出。
保羅·鮑爾斯（paulbowles，1910—1999），美國作曲家、作家和翻譯家。
當時為防止新型冠狀病毒傳播，日本政府針對海外入境者實行居家或在酒店等地自主隔離兩週的政策。
日本的第二診療意見是指，在患者接受主治醫生的診療意見後，如果對診斷或治療方案有疑慮或不滿，可以尋求另一位醫生的意見和建議，以便做出更明智的醫療決策。
譫妄是指伴隨急性腦功能障礙產生的輕微意識障礙，患者可能出現判斷力及理解力下降的情況，伴隨幻覺和妄想，也稱作「急性器質性意識錯亂狀態」。
日本二手鋼琴交易公司竹本鋼琴（タケモトピアノ株式會社）的電視廣告曲中的一句，該廣告曲由財津一郎演唱並參與表演。
超現實主義自動化是一種藝術創作方法，藝術家在創作中抑制有意識的控制，探索自動書寫和繪畫。嘗試這種創作方法的代表人物有安德烈·馬森、讓·阿爾普等。
卡斯滕·尼古拉（carstennicolai），出生於1965年，德國實驗音樂家和視覺藝術家，與坂本龍一共同創作了多部音樂作品。2005年，兩人曾共同舉行歐洲巡迴演出。
電影《荒野獵人》（therevenant）是2015年上映的美國電影，由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主演。該電影改編自邁克爾·龐克的同名小說，講述了19世紀美國西部的一個獵人在一次狩獵中遭遇灰熊襲擊、同伴背叛而奮力求生的故事。
池田亮司（ryojiikeda），出生於1966年，日本實驗音樂家、視覺藝術家。他的作品涵蓋了音樂、視覺藝術、即時演算、資料藝術等多個領域，其中以大型聲音和光影裝置作品為代表。
spiral是位於日本東京南青山五丁目的一個多功能藝術和文化空間，由建築大師槙文彥設計，於1985年開業。
約瑟夫·博伊斯（josephbeuys，1921—1986），德國著名行為藝術家、雕塑家、繪畫家、社會活動家和教育家，他提出的諸如「社會雕塑」「擴充套件藝術」等概念，對當代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白南準（namjunepaik，1932—2006），著名美籍韓裔現代藝術家、多媒體藝術家，被譽為「影片藝術之父」，其作品主要涉及電子媒介和新技術，探討了技術與文化、社會的關係。
高谷史郎（shirotakatani），出生於1963年，日本藝術家，1984年創立藝術家團體「蠢蛋一族」（dumbtype），其作品多為使用多媒體的舞臺及裝置藝術作品。曾與坂本龍一、野村萬齋等人有過多次跨界合作。
日本東北青年管弦樂團（tohokuyouthorchestra，tyo），在2013年9月舉辦的音樂活動「琉森音樂節·新方舟·松島2013」中負責策劃和組織工作。琉森音樂節是歐洲三大主要音樂節之一，1938年由義大利指揮家托斯卡尼尼創辦，因舉辦地在瑞士中部城市琉森而得名。樂團成員以「3·11」東日本大地震受災三縣（岩手縣、宮城縣、福島縣）的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孩子們為中心，由坂本龍一擔任音樂總監。
萊納·馬利亞·里爾克（rainermariarilke，1875—1926），詩人、小說家和文藝理論家，德語現代主義文學運動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代表作有《新詩集》《杜伊諾哀歌》等。
尾崎喜八（kihachiozaki，1892—1974），日本詩人、散文家和翻譯家。
小林秀雄（hideokobayashi，1902—1983），日本文藝評論家、翻譯家。翻譯過蘭波的《地獄的季節》等作品，對蘭波的作品和思想有著深入的研究和理解。
阿蒂爾·蘭波（arthurrimbaud，1854—1891），19世紀法國詩人，創作時期僅在14—19歲。他是法國文學史上浪漫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象徵主義詩歌的先驅者。
《4分33秒》是美國先鋒派作曲家約翰·凱吉創作的曲子，此曲演奏者從頭至尾都不需要演奏出一個音。
《噴泉》（fountain），是美國法裔藝術家馬塞爾·杜尚於1917年創作的作品，也是他稱為「現成品」（ready-made）的系列作品之一。該作品使用了杜尚在紐約第五大道的商店內購買的男性小便器。1917年4月，杜尚將這件作品交給美國獨立藝術家協會舉辦藝術展覽。
《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merrychristmas,mr.lawrence）是坂本龍一最廣為人知的一首鋼琴曲，也是他為同名電影創作的主題曲。
坂本一龜（kazukisakamoto，1921—2002），坂本龍一的父親，文藝編輯。1947年進入河出書房工作，曾擔任野間宏、島尾敏雄、三島由紀夫、丸谷才一等多位著名作家的責任編輯。
坂本龍一與莫雷倫堡夫婦以「morelenbaum2/sakamoto」的名義共組三重奏，並於2001年發行了共同創作的專輯casa。2002年，三人在歐洲舉辦了巡迴演出。
傳日本奈良時代歌人柿本人麻呂（生歿年不詳）在土形娘子火葬泊瀨山時所作的歌，後收錄於《萬葉集》。
中澤新一（shinichinakazawa），出生於1950年，日本宗教學家、人類學家。1983年出版的《西藏的莫札特》在日本引發了學院派討論熱潮。
古埃及的一種陪葬物品，供「死者」閱讀。內容多為對神的歌頌和除魔咒語，同時也儲存了古埃及神話和民間歌謠。
志賀直哉（naoyashiga，1883—1971），日本小說家，「白樺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到網走去》《和解》等。
南希·伍德（nancywood，1936—2013），美國作家、詩人、攝影師。其作品的主題主要來自美國西南部的原住民文化。
在日本，「還歷」指60歲，意同中文語境的「花甲」之年。
野口推拿是野口晴哉（1911—1976）在20世紀40年代開始提倡的推拿手法，強調「恢復人本身具有的活力」。
長壽飲食法（macrobiotics），源自日本的一種飲食指導方法，旨在通過健康飲食來實現身體、精神和自然的平衡，強調以穀物、蔬菜、豆類、海藻和水果等天然食物為主，儘量避免動物性食物，並採用適當的烹飪方法來攝取均衡的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