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者鈴木正文
貝託魯奇與鮑爾斯
「我還能看到多少次滿月升起？」2022年迎來了古稀之年的我，最近時常會想起這句話。可能有人還記得這句臺詞出自電影《遮蔽的天空》（1990），它也是我在《末代皇帝》（1987）之後再次參與原聲音樂創作的貝納爾多·貝託魯奇導演的電影作品。
在電影的結尾，小說原作者保羅·鮑爾斯登場，緩緩說出這段話：
因為不知死何時將至，我們仍將生命視為無窮無盡、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一生所遇之事也許就只發生那麼幾次。曾經左右過我們人生的童年回憶浮現在心頭的時刻還能有多少次呢？也許還能有四五次。目睹滿月升起的時刻又還能有多少次呢？或許最多還能有二十次。但人們總是深信這些機會將無窮無盡。
實際上鮑爾斯在電影拍完之後不到十年就離開了人世，而我在參與電影《遮蔽的天空》原聲音樂創作的時候也才三十多歲，儘管鮑爾斯的這段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那時並沒有太多感同身受。
但從2014年發現自己罹患口咽癌後，我開始不得不坦然面對和思考自己的生命終點——死亡。
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想法，我在2017年發表的專輯《非同步》（async）中製作了《滿月》（「fullmoon」）這首樂曲。擷取了電影裡鮑爾斯那段話的原聲，將文字翻譯成中文、德語、波斯語等多種語言，並邀請各國藝術家用母語朗讀。
樂曲最後的義大利語版本的朗讀者就是貝納爾多·貝託魯奇。我懷著試一試的想法問他：「如果要收錄義大利語版本的話，除了你我想不到別的人選了。你願意來朗讀嗎？」沒想到他馬上回復說「好啊」，不久就發來了錄音檔案。
鮑爾斯曾經作為前衛作曲家活躍在「二戰」前的紐約，他的嗓音有一絲喑啞，讓人感到他有別於一般美國人的深厚涵養。來自「歌劇之國」的貝託魯奇的嗓音則充滿張力，他的朗讀同樣十分精彩。
然而貝託魯奇也在這首樂曲完成一年後離開了人世。他在《滿月》中的「出演」，雖然是以錄音的形式，也是他生前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
在手術前
在這裡，我想來說明一下我現在的病情，雖然有點殘酷，還請大家耐心聽完。
我於2014年罹患口咽癌之後，隨著治療後病情緩解，也逐步恢復了正常生活。但2020年6月在紐約一家醫院的一次檢查中，我再次被診斷為直腸癌。
由於上次患癌時的放射治療很順利，我非常信任紐約這家癌症治療中心。確診之後，在接受放療的同時我還服用了抗癌藥物，但治療幾個月之後，癌細胞仍然沒有減少。
那一年的12月我在日本有工作行程，當時煩惱於頻繁健忘，想在回日本工作期間順便做一個腦部檢查，於是2020年11月中旬回到日本，在隔離兩週之後去做了全身檢查。檢查結果顯示腦部倒是沒有問題，但別的部位發現了異常——直腸癌的癌細胞轉移到了肝臟和淋巴。
這時距離我做完放射治療已經過去三個月，但不知為何紐約的醫院並未告知我癌細胞轉移的事實。明明至少9月末就應該能夠發現轉移的病灶了。自然，癌細胞轉移這個事實對我打擊很大。在全美國數一數二的這家醫院竟然沒發現癌細胞的轉移，抑或是出於其他原因沒有告訴我這個事實，這些都讓我對紐約這家癌症治療中心產生了疑慮。
日本的醫院中第一位為我診斷的腫瘤內科醫生，非常直接地告訴我：「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只剩半年的生命了。」他還說，由於以往的放療對我的細胞造成了損傷，無法再進行同樣的治療，「即使用上強效的抗癌藥物，進行痛苦的化療，五年的生存率也只有50%」。我想這應該就是基於統計資料的客觀數字吧。
即使是想要擺出事實根據，對患者說明時也應該有更委婉的說法吧？說實話，他的直截了當讓我很生氣。用斷定的語氣告訴我如此悲觀的事實，像是奪走了我所有的希望，我感到備受打擊，陷入消沉。儘管他是一位名醫，但可能並不適合我。
被宣告剩餘生命的第二天，是我舉辦線上演出的日子，也就是後來收錄為ryuichisakamoto:playingthepiano12122020（2021）音源的那場演奏會。最糟糕的精神狀態，加上當天需要配合影像製作的演奏環境也不夠好，都讓我擔心演奏會發揮失常。奇妙的是，越是交往時間長的知交，越是對這場演奏評價頗高。
我決定不再回紐約，在東京接受治療，因為接觸的第一家醫院不太合適，還是拜託了認識的醫生介紹了別的醫院。本來計劃的短期回日本，變成了長居。
接下來在新的醫院聽了第二診療意見，才知道當癌細胞發生轉移時，就會被認定為癌症4期。且在後續的檢查中，發現癌細胞已經轉移到了肺部。容我坦白地說，病情讓人絕望。
2021年1月，我決定接受摘除直腸癌原發病灶、肝臟轉移的兩處，以及淋巴轉移部分的外科手術。這是一臺大手術，需要切除30釐米的大腸。意外的是我在手術前的心情還挺輕鬆，當時留下的照片裡，還有我在被推進手術室之前，跟家人們揮手說「那我去了喲」的樣子。
當初預計需要12個小時的手術，最後花了大約20個小時。從上午開始，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4點。我本人既然已經是「我為魚肉」的狀態，也只能相信醫生，把自己交給他們，畢竟我也確實沒有專業知識，無法跟他們商量「能不能少切一點，比如20釐米怎麼樣」。
我預想到手術後體力和免疫力都會下降，因此在手術前，每天都會走一萬步來鍛鍊身體。我這次要做的是需要全身麻醉的大手術，也有死於醫療事故的風險，因此在手術前，我想著一定要把好吃的東西吃個夠，就連續十天以「最後的晚餐」為名，把東京的牛排、義大利菜都享受了一遍。
譫妄體驗
雖然幸運地完成了手術，卻未承想在術後經歷了譫妄後遺症。由於全身麻醉給大腦帶來的影響，在手術結束後一週左右的時間裡，我出現了好幾次譫妄症狀，醫生們也束手無策。
症狀最厲害的是手術後第二天，我睜開眼睛就覺得自己在韓國的醫院裡，而且不是首爾，而是地方城市的醫院。於是我絞盡腦汁，把會說的韓語都說了，努力想要跟護士溝通，也不知道自己說得到底對不對。
說著說著，我驚訝地發現面前這個「韓國」護士日語講得太好了，這才漸漸明白自己的狀況。這一定是最近幾年韓劇看太多了吧。
還有一次是明明剛做完手術，我卻給助手發簡訊說「不好意思，開會我要遲到了」。而其實我正在病床上，兩條胳膊打著點滴，無法自由行動，還打錯了字。這位助手清晨突然收到還在住院的我的簡訊時，自然也是十分驚訝。
財津一郎唱的那首廣告曲中的「♪大家圍起來，竹本鋼琴～」和廣告裡的舞蹈在我腦海裡不斷重複時，才真正讓人鬱悶得無處可逃，讓我覺得自己快因為譫妄而發瘋了。我並不喜歡這首歌，廣告也是很久以前看過，因此對突如其來的魔音穿腦也感到很不可思議。
我在手術後還有過非常可怕的譫妄體驗：電腦被駭客攻擊，所有資料都暴露到了暗網上，我用上畢生所學的程式知識想要破解，也毫無辦法。暗網是那些普通搜尋引擎無法檢索到的網站，也就是網路上的黑暗世界。
我能清晰地看到被自動操縱的電腦螢幕畫面，拼命想要阻止這一切而敲打鍵盤，但手指卻徒勞地劃過空中。平日裡我從來沒有思考過暗網的問題，可能是偶然看到的相關資訊停留在了大腦裡，此時又通過譫妄體現出來了吧。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三天，有時清醒過來後會發現自己已經被汗水浸溼了。
像這樣初次體驗譫妄很恐怖，但也讓我發現了人類的大腦結構是如此有趣，甚至讓我產生了自己努力一下是不是也能寫出電視劇劇本的錯覺。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在自動化和「垮掉的一代」在無意識表達中嘗試達到的，可能就是這樣一種半睡半醒狀態下的創作吧。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在大腦中竟能積累如此大量的資訊，讓我驚歎不已。
被愛拯救
手術後，醫護人員讓我「即使身體很痛，也要儘量起床，坐在沙發上」，還有「請儘量站起來，多走動」。一直躺著的話，由於身體不必與重力對抗，肌肉力量很快就會退化。即便只有一個星期，肌肉也會萎縮，而肌肉一旦萎縮便很難恢復。
儘管身上插著五根管子，兩隻胳膊都打著點滴，白天我也會盡可能起身坐在病房裡的沙發上。我拄著柺杖走到沙發的位置，在那裡坐下看書，聽音樂，打打盹兒，放鬆。很長時間以來，容易走神的我總是被說意志薄弱，身邊的人甚至笑我是「樹葉般的意志」，儘管總是想選擇安逸地躺在床上，但那段住院的日子我可以說是相當努力了。
隨著時間的流逝，外科手術切開的傷口漸漸開始恢復，也沒有那麼疼了，接下來要煩惱的是術後併發症。併發症就像新開的快閃店一樣每週層出不窮，在應對一個接一個併發症的日子裡，我也吃不好飯，體重掉了13公斤。
醫生們為了我盡心盡力，但我的體能作為關鍵影響因素卻跟不上治療，身體狀態恢復得不如預期，一直在低水平線上徘徊。我開始想象灰暗的未來，也許餘生再也無法走出醫院了，這些想象讓我完全喪失了信心。確診癌症以來，不管是在我自己還是旁人眼裡，這段日子都是最痛苦的吧。
之後終於可以開始吃東西的時候，我又對醫院的餐食感到不滿。雖然我非常感謝這家醫院，但這裡的餐食真的不好吃，以至於我都好奇怎樣才能做出這麼難吃的飯菜。所以我恢復食慾之後，就任性地讓身邊的人給我捎了鰻魚飯和豬排蓋飯改善餐食。
所住醫院附近的天空
我的伴侶每天來醫院看我，給我送飯，卻因為那時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擴大的措施，無法與我見面說話。因此，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隔著醫院前面的馬路揮手致意成了我們的習慣。
傍晚，我拿出手機點亮電筒，朝著馬路對面揮舞致意「我在這裡哦」，然後從10樓病房的窗戶望過去，就能看到對面也有一個豆粒大的閃光點在左右晃動。伴侶為了讓我能從病床上起身，想出了這個方法。
雖然近在咫尺卻無法見面，我們說著「這樣好像羅密歐與朱麗葉」，便把這個習慣叫「羅密朱麗」。每天「羅密朱麗」，持續了大概一個月吧。後來我又再次住院，她也用同樣的方式來看我。雖然是毫不新鮮的表達，但我還是想說，最難受的時候我是被愛拯救的。
在過去的兩年裡，我做了大大小小六次手術，摘除了外科手術範圍內的所有腫瘤。最大的手術是摘除轉移到肺部的惡性腫瘤，在2021年10月和12月分兩次進行，每一次都花了三四個小時。
然而，當我以為這就是最後一次手術了，沒想到病灶仍然殘留在我的身體內，而且以後還會繼續增殖。當醫生告訴我這個事實的時候，我也不由得備受打擊。接下來不能再靠手術摘除腫瘤，而是要靠藥物進行全身治療，真是看不到盡頭的抗癌生活啊。
友人的存在
住院期間意志消沉時，關於友人，我也有了一些思考。我以前老是把「我沒有朋友」這句話掛在嘴邊，二十多年前，也曾經嘗試對「朋友」這個詞下定義。
那時候我的結論是，當身處困境，比如家裡發生火災，進了小偷，又或是馬桶漏水，馬上能打電話商量的人，就是我的朋友。而這次生病，我又數了數能商量的物件，發現在美國，在歐洲，當然還有日本，都有好幾個這樣的人，不由得心生感激。
朋友不需要非得跟我有一樣的思想信念和興趣愛好，唯一的要求就是：值得信賴。即使這樣的人數量不多，但他們的存在已經讓我覺得自己十分幸運。
其中一位就是德國藝術家卡斯滕·尼古拉。他以「阿爾瓦·諾託」（alvanoto）的名義開展音樂活動，我和他一起製作了專輯vrioon（2002）和insen（2005），以及電影《荒野獵人》原聲音樂等作品。
第一次見到卡斯滕，是他和池田亮司一起在青山的spiral演出的時候。卡斯滕長得有點兇，做的音樂也是很前衛的後現代派，但他性格非常溫和，又照顧家人，讓人簡直想稱呼一聲「老爹」！從見到他的那天開始，我就跟他很親近。
卡斯滕的家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那裡在歐洲也算是有鄉土氣息的地方，可以說與日本也有些共通之處。寫到這裡，我想到德國前總理默克爾也來自那裡，在媒體上看到的她也給人「有膽量的媽媽」的印象。總之，我在接受大手術，想到自己有可能在手術中意外去世的瞬間，第一個想要聯絡的人就是住在柏林的卡斯滕。而他也一如往常，像對待自己的事情一樣傾聽我的煩惱。
德國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和美籍韓裔藝術家白南準，身處相隔8000千米以上的歐亞大陸兩端，卻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如果要將我和卡斯滕與偉大的博伊斯和白南準作比，可能太妄自尊大，但我們兩人的友誼確實和他們的關係很像。
可疑的時間
音樂被稱為「時間的藝術」。在時間這條直線上，有音樂作品的起點，也終將迎來作品的終點。因此對我來說，時間一直是一個重要的主題。
在我健康的時候，會不由自主地將時間的永恆性和單向性作為前提進行創作，而當我需要直面生之有限的此刻，我也感覺有必要用和以往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時間。
如果我們不能用更現實、更認真的態度來面對時間，而只是用哲學性的方法論來思考的話，不是會被時間所特有的迷惑性欺騙嗎？從這樣的想法出發，這幾年我閱讀了從亞里士多德到奧古斯丁、康德、海德格爾、柏格森，再到當代物理學者們關於時間的論著。
雖然還是很難找到一個準確答案，但我心裡逐漸確定了一件事：牛頓提倡的「絕對時間」概念是錯誤的。他主張時間與任何觀察者的感受無關，且在任何地方都保持勻速前進。不是的，時間不過是我們的大腦產生的一種幻想，這就是我現在的結論。
但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我們都是基於牛頓式的時間觀念在制定生活方式的規則。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我們的感覺從19世紀末開始就沒有變化，甚至可以說，這些規則變得更加細緻了。
各國的城市之間的時間就是在19世紀末才得以統一的。在那之前，各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時間制度，在歐洲的鐵道網發達之後，才產生了將各個城市的時間進行統一的需要。實際上威尼斯的正午和柏林的正午——那一天裡天空中太陽位置最高的時刻就是不同的，我們只是視而不見，假裝這一刻好像原本就是完全相同的。本來也是，誰都不會在意某個城市的時間是不是晚了10分鐘。
我想在我最近的作品裡，就有我對於時間的這些疑惑和思考。2021年，我和高谷史郎一起製作的劇場作品《時間》（time）以「時間」為名，而在那之前的2020年，我為日本東北青年管弦樂團創作的新曲子就叫《此刻時間在傾斜》。
「時間在傾斜」是個大家不太習慣，甚至覺得有點不可思議的表達方式。它其實是我從里爾克的詩集《時辰祈禱》開頭一個小節裡擷取的句子。這本詩集由同為詩人的尾崎喜八翻譯。以下是這一部分的引用：
時間傾斜，觸碰我，
發出清澈的金屬般的聲響。
我的感官在戰慄，
我覺我能——
我能抓住這可塑的白晝。
讀起來很有韻味吧。其實這一段通常解釋為里爾克描寫的是鐘聲響徹教會的場面，但尾崎喜八把第一句翻譯為日文的「時間傾斜，觸碰我」，這和小林秀雄對蘭波詩集的「超譯」有異曲同工之妙。我覺得這一句是神來之筆，因此在曲名中進行了借鑑。關於《時間》，關於《此刻時間在傾斜》，之後有機會我會來仔細說說。
兒子推薦的音樂
住院的時候有好多難受的事情。體力衰退，免疫力衰退，每天要吃一大堆的藥，身體也無法自由行動。即便在那樣的日子裡，仍然會有讓我醉心音樂的瞬間，在這些瞬間裡，我能夠忘卻自己的病痛。有意思的是，我專注在創作自己作品上的時間也變多了。
比如，準備《時間》的發表，和高谷史郎連線對作品進行微調——在這些時間裡，我能夠忘卻身在病房這個令人鬱悶的事實，也能夠忽略身體的病痛。這些都是讓我慶幸自己從事音樂創作的瞬間。
「music」（音樂）這個詞的詞源是「muse」（繆斯）。繆斯是希臘神話中掌管藝術文化的女神。魅力四射的女神們要是突然降臨在剛做完手術、尚且虛弱的我面前，我還是會有點吃不消的。這種時候，我會告訴她們「過一會兒再來」，然後去聆聽一些還未能成為音樂的聲音。
我特別喜歡雨聲。最近十年，包括在紐約的時候，我經常去聽雨。下雨的時候，我會在病床上豎起耳朵聆聽窗外的雨聲；不下雨的時候，我便整夜播放在youtube上找到的連續8小時播放的雨聲影片。影片網站上的雨聲經過壓縮，與自然界中360度包圍著我的真實雨聲完全不同，即便如此，它們也能讓我心神安定。
還有這樣一件事。住院的時候，我隨意播放了兒子發的一首歌曲，卻沒想到在這首歌的前奏到前面幾小節的部分就突然淚如雨下。這首歌是美國鄉村音樂歌手羅伊·克拉克演唱的《昨日當我年少輕狂》（yesterday,wheniwasyoung）。
我這個人即使平常聽歌曲，也不怎麼在意歌詞，羅伊·克拉克也是我平常很難接觸到的歌手，所以沒想到自己會如此被這首歌打動。
這首歌裡唱的，既有對自己人生的肯定，也有面對那些無可挽回之往日的超脫境界。不可逆的時間線盡頭的苦澀未來，我想不論是誰，不論他是什麼職業，都或多或少想過吧。在我現在這個年紀，這首歌深深地刺痛了我，讓我聽著眼淚止不住地流了下來。
《昨日當我年少輕狂》的作者，是法國香頌歌手夏爾·阿茲納佛。寫這首歌的時候，阿茲納佛還很年輕，而在他晚年演唱這首歌的現場影片裡，那年邁的姿態也特別令人動容。
或許沒有生病的話，我不會覺得這首歌那麼好；又或許沒有到這個年紀的話，我根本不會那麼仔細地去聽這些歌詞。我還沒有仔細聽過日本的演歌，但現在去聽可能會有和年輕時完全不一樣的感受。
寅次郎也是這樣吧。《寅次郎的故事》系列電影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幾乎每年都會上映，但我這個年代的人當時對這樣的電影不屑一顧，只顧著「高科技」「後現代」，在東京街頭流連玩樂。但其實那個時候的寅次郎，已經在用「鄉愁」這個主題，感嘆昭和時代的輝煌即將一去不復返。
從更廣的角度來說，思考不斷變化的地球環境問題，也和這樣的懷舊情緒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所以到了我這個年紀，光是看到《寅次郎的故事》開頭背景畫面裡的江戶川風景，就足以大哭一場了。
第一次產生破壞衝動
我的音樂創作常常被評價為致力於打破傳統價值觀。的確，我不喜歡照搬已有的音樂「公式」。既然是創作，就應該不斷挑戰自我，嘗試新的東西。
然而就像20世紀60年代流行的「先鋒藝術」那樣，「打破傳統價值觀」這個說法，也讓我有些牴觸。「前衛」是新的，「後衛」是舊的；或者說知識分子是進步的，大眾是保守的——這樣的「二分法」早就過時了。
從廣義的角度來理解音樂的話，我做的事情並沒有什麼新鮮之處。在我出生的1952年，約翰·凱吉就發表了《4分33秒》；在美術領域，馬塞爾·杜尚把「現成品」《噴泉》送去參加展覽是1917年。
20世紀60年代後期，在戲劇、電影、文學及音樂等領域，都興起了先鋒運動。一言以蔽之，就是摒棄舊的價值觀，倡導新變革。雖然在今天看來，這些運動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這或許也是一種時間論吧，因為我們現在沒有一個大家共享的線性歷史規則，姑且不論政治是否如此，我個人認為今後在藝術文化方面，應該不會再出現某種具有強烈破壞性的價值觀了。
人各有異，也有一些表達者能在重複過去經驗的創作中收穫快感吧。但很遺憾我不是的，雖然我也沒有要追逐現代最新技術來創作的想法。我只是想創作自己想聽的音樂而已，不會去考慮先鋒派這樣高深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驚訝於自己在《時間》舞臺成型的瞬間，內心產生的破壞衝動。《時間》既是一個裝置，也是一場演出，是我視為《非同步》這張我帶有很深感情的專輯的續篇來完成的作品。
我做事沒什麼計劃性，比如這次爬了北阿爾卑斯山，那下次試試爬南阿爾卑斯山，像制訂登山計劃一般來制訂創作計劃這種事，在我的人生中聞所未聞。四十年來都是隨心所欲，可以說每次創作都和上一次不太一樣。這種不太思考明天要怎麼辦的性格，說得好聽一點，就是「活在當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