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卑斯山區有數不清的未登峰，而它之外還有更雄偉的山脈尚未被繪成地圖，也不曾有人勘探和攀登過，像安第斯、高加索、喜馬拉雅……阿爾卑斯俱樂部的成員們在一八五九年出版過一部頗受歡迎的選集——《高峰、埡口與冰川》（peaks, passes and glaciers），第一版中的一篇評論就提醒人們關注阿爾卑斯山區「無窮的探險之地」，「更別提英國人的雙腳有朝一日定會攀上的無數其他山脈了」。這英國人的其他身體部位應該也會跟著去。
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受到廣大未知地區的召喚，義大利、法國、德國、瑞士、美國以及英國的登山者蜂擁來到阿爾卑斯山區，搶佔先機，登臨山頂，為群峰命名；而意義最重大的，莫過於將它們繪入地圖。
在歐洲早期繪製的地圖上，山脈是以象徵方式表現的，看上去像一些鼴鼠丘，或者小小的棕色岩石花朵。比如科頓世界地圖（大約繪製於一〇二五至一〇五〇年）上就草草畫著幾個焦糖色的小圓丘，邊上游蕩著一頭長著翅膀的有幾分像獅子的駝背怪獸。知識未達之地，傳奇便會興起，早期地圖上奇形怪狀的生靈就是未知的化身，是為「矇昧」作的小漫畫。然而到了十五世紀，這些神秘的混合體怪獸——比如獅身蛇頭獸——就多少從地圖上絕跡了，知識的普及把它們趕了出去，儘管航海者、探險者和旅行者對它們的想象還會持續更久。
即便怪獸消失，地圖上的山脈還是用象徵手法來表現的，森林（用一叢非寫實的小杉樹表示）和海洋（用幾排捲起到一半就定住的藍色小波浪表示）也是。這些早期地圖上的山脈，畫得都像是從山谷裡往上看到的樣子——當時的人們還想象不出從上往下看的平面檢視。十五世紀後期葡萄牙人畫的一幅地圖上，用一組微微起伏的棕色線條來表示山地，它們整整齊齊地排列成幾何圖形，好像是一隊訓練有素的鼴鼠在大陸上勤勤懇懇挖出來的。一四八九年波特蘭海圖上的阿爾卑斯山脈更是奇特：上下顛倒，塗成血紅色，看上去像成串紅紅綠綠的葡萄。
整個十六和十七世紀，地圖繪製技術變得更精細，也更規範化，人們開始注意區分不同的地貌特徵。托馬斯·伯內特在一六八一年批評說：「地理學家不夠用心，沒在地圖上描繪標記出眾多山脈，也沒能表現出它們的狀態。」他建議所有「王公貴族」都應當擁有「自己國家和領地的圖樣」，這些圖要正確地描繪「山峰怎樣聳立」「荒原和邊界如何分佈」。伯內特用一個稍顯色情的理由來證明自己建議得有理：「用這種方式來想象地球，把這些圖樣看作大自然的裸體畫，十分有用，因為這樣我們能最準確地判斷出她真正的體態和比例。」
受文藝復興風格影響，地圖繪製者發明出表現三維立體效果的方法。他們改良了常見的鼴鼠丘，創作出錐形、平緩或崎嶇的山地形象。他們還用陰影來顯示山脈相對於周圍地形的凸起，而暈滃線（即一些短短的陰影線）也開始被用來提示山坡和陡峭之地——坡度越陡，暈滃線就越密且顏色越深。腓特烈大帝吩咐他的普魯士隨軍地形學者：「凡是我去不了的地方，都標上墨點。」等高線則是十六世紀的發明，但直到勘測技術有了發展、能提供繪製等高線所需的細節之後，才得到充分運用。
地圖的魅力及其帶來的愉悅，就在於它的緘默、它的未完成性，在於它給想象留出了填補空白的餘地。就像旅行家羅西塔·福布斯（rosita forbes）指出的，地圖擁有「令人滿懷期望的魔力，並且無須付出認識和領悟的辛苦與汗水」。在我家，早在下一次進山旅行之前，地圖就買好了。新地圖總是鬧嚷嚷地不講道理，開啟時，老是不情不願，企圖彈回原來的摺疊狀態。沿著摺痕反方向翻折時，它們啪嗒作響，硬挺的紙面翹進翹出。我們會把地圖使勁按到地上，四角壓上書本，然後跪下來，在圖上規劃可能的路線。父親早就教過我怎樣看等高線，於是整幅地圖都好似神奇地立了起來。
地圖讓你穿上魔靴，一步能走七里格，片刻之間就能跨過好多路程。用一支鉛筆尖畫出設想的行走或攀登路線，能高高升到裂隙之上，躍過眾多崖面，渡河也不費吹灰之力。地圖上天氣始終晴朗，能見度永遠極佳。它讓你能透視景觀：看地圖就像坐飛機飛越一個國度——在經過除味、增壓的恆溫機艙裡勘察。
然而地圖永遠不可能替代真實的大地。地圖之旅往往會引得我們貪多嚼不爛。常常，我們在家裡計劃好的路線，實地卻是泥濘的沼澤、齊膝深的灌木叢，或者積著厚雪的一大片礫石。有時實地情形也告誡我們，地圖的力量是有限的。有一張地圖被大風從我手裡扯走，在懸崖上空打轉；另一張地圖讓雨水泡得面目全非，無法辨認。還有一次在乳白天空中，我站上山頂，用手指點著地圖說「我在這裡」，卻還是不得不避進雪洞，等待風暴過去。
地圖只考慮空間，不在乎時間。它們不理會地貌如何不斷變化、不斷修正。河道永遠在搬運泥土和石頭，重力從山坡上扯下岩石，讓它們滾落到山腳。松雞把石英碎屑吞進嗉囊，又排洩到其他地方。物質和石頭不斷被運輸，其他變化也時時發生。一場急雨能讓涓涓支流變成無法渡過的湍流。融水從冰川口溢位，把泥沙塑造成美麗的抽象圖案，不停變幻。這些都是地圖上不會標示的風光。
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以「優生學之父」聞名，但和很多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一樣，他多才多藝，還有許多別的身份。他是探險家、登山家、神秘主義者、氣象學家、犯罪學家、指紋鑑別提倡者，同時也是一位見解獨到的地圖繪製家。他最意義深遠的變革是把天氣系統符號與地圖相結合，創造出如今電視上氣象地圖的原型。高爾頓認為地圖不應僅僅表現某個地區的空間資訊，他想讓旅行者對前往的地方產生可感知的印象。他覺得地圖應當從某種程度上還原某個地方的氣息、味道，以及聲音：
海邊村子裡海草、魚和柏油的味道，蘇格蘭高地泥煤煙的味道，或者英國城鎮那粗鄙惡臭的氛圍……蚱蜢無休止的喧鬧曲調、熱帶鳥類刺耳的鳴叫、各種嘈雜聲，還有外國口音。
高爾頓的多媒體地圖有欠考慮，因為那幾乎就是對世界本身的複製，而地圖是一種縮略，這才是它的定義、它的力量和侷限所在。要好好了解一處風景地貌，你必須親臨其境。你要去看看樹木在冬天怎樣聚攏熱量，融化矗立其上的積雪。你要去聽聽冰封的大地上，步槍爆裂聲一般的烏鴉鳴叫。你要去感受一下黎明之前阿爾卑斯山區灰色天空的無垠和高遠，而最近的城鎮也在數千英尺之下燈影明滅。
世界上絕大多數山地都在十九世紀這個帝國主義世紀被繪成地圖。地圖繪製向來是帝國事業的先鋒，因為繪製一個國家的地圖，不僅要從地理上，還要從戰略上認識它，這樣才能從物流後勤方面掌控它。就英國而言，英國人清除地球上未知地域的直覺，正與帝國的政治野心契合。
十九世紀初期，一心擴張的英國和俄國在中亞摩擦不斷，因此詳細掌握泛喜馬拉雅地區的地理知識變得至關重要。一八〇〇年，時任孟加拉土地測繪官的羅伯特·科爾布魯克（robert colebrooke）下令，所有當地英國步兵軍官都要選擇一個地區，並前往那裡，把它繪成地圖。當時人們還以為世界上的最高峰是安第斯山脈，當這些業餘測繪員發回報告，稱喜馬拉雅地區的山峰更為高聳——比如w. s. 韋布（w. s. webb）中尉從四座位於平原上的測量站觀測道拉吉里峰後，算出它的高度是兩萬六千八百六十二英尺，專業的地圖測繪家都報以嘲笑，指責他們胡亂報數（目前公認此峰高度大約為兩萬六千八百英尺）。
這些獨行其是的地圖繪製者常常要為獲取資訊付出代價。除了經過地形上的客觀危險外，他們冒著被土匪襲擊的危險，還可能被當作間諜，遭到嚴懲。阿富汗的埃米爾尤其不樂意鄰國軍官到自己的國土上游蕩。在有太多人員死於事故和暗殺後，英國決定訓練印度本土的地圖繪製員，讓他們裝扮成朝聖者，去英國軍官無法安全到達的地方偵察和測繪（典型的英國行為）。這些被稱為「學者」（pandit）的人——英語中「權威」（pundit）一詞由此而來——自學成才，想出了數自己步子測量距離的辦法：一英里合兩千步，每走一百步就撥一粒念珠作為標記。他們把記錄藏在轉經筒裡，柺杖裡則藏著溫度計，以便通過測量沸點計算海拔高度。早期「學者」中最著名的是一對姓辛格的堂兄弟奈恩（nain singh）和基尚（kishen singh）。基尚對這項工作尤為投入，他不僅數自己的步子，還能數出奔馬的步子。有一次一群匪徒追來，他騎馬逃離，卻還能繼續繪出在馬背上途經的地區。
一八一七年，印度大三角測量（gts）在灼熱的南部平原上進行，軍人測量員威廉·蘭頓（william lambdon）負責監督此次行動。這一測量工程旨在為整個印度殖民地建立一個所謂的「網格系統」，即一系列地圖繪製使用的環環相扣的三角，據此可以估算出印度次大陸上任意兩點間的相對距離和相對高度。測量的人馬從科摩林角出發，向北穿越整個國家，建立起一個個測繪三角，同時一路收集沿途的人口和地形資訊。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測量工程的先遣隊已經望得到喜馬拉雅山脈。他們築起二十碼高的石塔，放好勘測用的經緯儀，遠遠對準喜馬拉雅群峰白色的峰頂，甚至可以窺見禁止進入的尼泊爾和中國西藏地區。由於山地空氣的清晰度不真切，且喜馬拉雅山脈的重力也會讓鉛垂線橫向偏移，測量隊考慮種種可能的偏差，最終「確定」了這一地區最高的七十九座山峰。它們是解開喜馬拉雅之謎的鑰匙，一位監督員寫道：「山峰可作為後續測量的基礎，據此確定河道和湖泊的位置；山脈的走勢、外形和體量也可以根據山峰的分佈推斷出來。」負責總體監督的喬治·埃佛勒斯（george everest）一直幹到他於一八六六年去世；後來世界上最著名的地理標誌就以這位測量員的名字命名，儘管並非出於他自己的意願。
伴隨測繪而來的是命名。十九世紀，世界上的蠻荒之地陸續被蓋上「郵資已付」的圖章，打上純度標記，數量比以往任何世紀都多。南到南極地區，北至北極，以及世上各處山地——地圖上每片空白之地一旦被人踏入瞭解，就刻上了發現者那小小的草書名字。當然很多大山早就有了名字，比如少女峰和艾格峰分別在十一和十二世紀就被命名，然而直到十九世紀，細部的命名才充分開展起來。各處溝谷、龕坳、山脊、冰川、線路都掛上了攀登者和勘探者的名字。如今開啟一幅大比例尺的阿爾卑斯山地圖，你依然能看到這些名字擠擠挨挨地爭搶地盤，從某些地質特徵輻散開去，像一條條小小的黑色輪輻。
這場痴迷的命名運動是一種紀念，也顯然是一種殖民主義：維多利亞時代，人們渴望將聯合王國的風物帶回故鄉，而命名是這種慾望受挫的表現。這種佔有的天性在一八五一年英國世界博覽會上達到極致，不過在山峰方面不像在其他方面（比如動植物）那麼顯著。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當然只能帶回一些岩石樣本，權當把殖民地的山脈象徵性地運回了家。不過他們留下名字，以充分證明自己到過哪些地方。這是一種帝國主義的塗鴉。
然而，維多利亞時代探險者為所到之處命名的習慣，並不僅僅是帝國主義天性使然。這也是一種理解風景的更根本的方式，不然這些和本國山川大相徑庭的地形地貌將完全不可捉摸。他們急切地為風景中的各個地方標上名字，試圖在時空中確定一種存在、一個事件，其實就是為了讓這些地方有故事可講：「此地，在這個我要喚作x的地方，我們吃過東西，或者病倒過，或者看到了驚人的美景，然後我們繼續前行，來到被我命名為y的地方。」在探險者看來，名字賦予風景意義和結構，否則這風景可能翻來覆去一個模樣，並毫無意義。名字塑造空間，讓各個地點之間有了關聯。名字還為他們跋涉其間的那個永遠變動不居，由冰雪、風暴和巉巖構成的高山世界帶來穩定感——那是語言、敘事、情節帶來的穩定。命名是一種將空間置於更廣闊含義中的方法：從根本上說，是一種讓未知變成已知的方式，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有一回，在埃及的沙漠裡，我登上一座小山丘。它高不過幾百英尺，由金黃色的岩石和沙子堆成。當時是正午，沙漠裡照徹金屬般的白光。臨近山頂時，我瞥到身下裸露的砂岩矮墩上刻著字，便把一隻手舉到額頭遮著眼睛，擋住太陽的強光，蹲下來細看。上面刻著「卡特中尉，1828」。刻字邊上的砂岩呈深棕色，千萬個日子裡，被沙漠強光曬得發黑，那些字卻色澤尚淺，很是明亮——它們才一百八十多歲，顏色還來不及變深。
我想象著，卡特中尉曾經就蹲在這裡，用刺刀尖在石頭上刻劃，把自己銘刻進時間。他的行為很可以理解：一個人遠離故土，想要以某種方式把自己寫入這漠然到可怕的風景。離開卡特的塗畫，繼續向上，走十分鐘就到了小山頂。我在那兒看了一陣四野的沙丘，接著用三四塊鬆散的砂岩堆成一個臨時堆石標，之後便掉頭走下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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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以未知為死敵，然而縱使他們不遺餘力地剷除未知，也開始感到需要為想象的詩意保留一些無法抵達的地方。一種念頭漸漸興起：要保留未知，因為它有空闊迴盪的力量，具備讓一切約束都失效的特質。
喬治·艾略特總是能捕捉到這個國家的種種情緒，這種念頭甫一齣現，她便有所察覺。《米德爾馬契》裡有一個情節，年輕的威爾·拉迪斯拉夫（will ladislaw）說：「他寧願不去探索尼羅河的源頭，世界上應該保留一些未知的地域，以供詩意的想象馳騁。」十九世紀末，拉迪斯拉夫的傷感顯得愈發合情合理。整個十九世紀，人們都試圖擴張知識前沿，如今這擴張卻因為陌生領域日益收窄而激起一種幽閉恐懼症。現實主義的時代倏然發現，自己對神秘充滿嚮往。
這種幽閉恐懼症很大程度上是技術現代化的產物——電報線將世界各地納入錯綜複雜的通訊網；鐵軌和輪船航線在地球表面縱橫交叉，交通越來越迅疾，班次越來越頻繁——這一切都像變著特殊的戲法，將時空壓縮，將遙遠的地方更迅速地拉近。一九〇〇年，蓬勃發展的現代性抵達頂點，約瑟夫·康拉德筆下的吉姆爺不得不遠遁婆羅洲，才能找到一方「遠離電報線纜埠和郵輪航線」的土地。十九世紀末，英國和美國都有呼聲，「堅定地」主張（如一位作家所言）「夢想之地要節省著用」，也就是要保護世上剩餘的荒野之境不受工業現代化的入侵。登山者f. w. 鮑迪倫寫道：
要保衛自然之美，所有英國人和大部分歐洲人都認識到，正派的人會以此為生活的主要動力……希羅多德和奧德修斯尚能漫步於浪漫的未知世界，與他們的時代相比，如今我們的想象已經很難找到支撐；即便和伊麗莎白女王執政的宏闊時代相比，也困難得多。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地圖上南北兩極的空白已被填滿，或者說至少兩極已經被「染指」。曾經強烈吸引青年時代的約瑟夫·康拉德前往非洲的謎團已悉數解開。看來原始之境只剩下青藏高原——在它的南端有珠穆朗瑪峰，所謂的「第三極」，未知世界最後的堡壘。當然，藏民和尼泊爾人對青藏高原一點也不陌生，他們世代崇拜這座神山，從未有過爬上去的念頭。然而正如探險史上屢屢發生的那樣，當地人的存在絲毫不影響西方探險者認為自己才是第一個踏上這片土地的人。
一九二〇年，遠征珠峰的計劃一經公佈就激起強烈抗議，因為眼見地球表面的空白就要被完全填滿。《每日新聞》（daily news）的一篇社論感嘆道：「對於首個站上世界之巔的人，這將是個令人驕傲的時刻，然而他也會痛苦地想到，自己奪走了子孫後代的機會。在我看來，我願意相信地球上的某個角落應該得到保護，永遠不受侵犯。人類永遠不會失去好奇心，但他們總會試著這麼做，因而這樣一處保護完好的聖地會帶來世界範圍的影響。」《倫敦晚報》（the evening news）的措辭則更為激烈：「如果裸露的珠峰，這最後的秘境也要被擅入者踐踏，我們將失去世間僅存的奧秘。」
未知的消退也在今天這個時代激起如出一轍的擔憂，折磨著我們。探險家威爾弗雷德·塞西傑（wilfred thesiger）在自傳《我選擇的生活》（the life of my choice）中寫道：「拜內燃機所賜，如今地球表面已經被徹底摸清，不再有地方供冒險者去探求未知。」當然，消滅未知的不僅是個人的活動，還有資訊的傳播。二十世紀建立起來的全球資訊網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因特網——意味著幾乎任何事物都能在某種媒介上被呈現出來。滑鼠一點，我們就能按自己的意願蒐集到任何文字或視覺影像，似乎再無空間留給未知和創造力。於是我們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前輩們一樣，著手重新確定未知的所在，把這一概念向上向外，移到太空裡，那是眾所周知的終極前沿；要不就向內向下，探入原子和基因的最深處，或者人類心靈的隱幽之地，也就是喬治·艾略特所謂的「我們內在未經勘探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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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某方面來看，世上並不存在未知，因為無論我們去哪裡，自己的世界都如影隨形。想想業餘登山家道葛拉斯·弗雷什菲爾德（douglas freshfield），他一八六八年在當時還鮮為人知的高加索山脈探險，僅有的指引是一張俄國老地圖，上面有些模糊的標記和藍色的塗抹。在旅行日誌中，弗雷什菲爾德一再以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的眼光看待身處的異域風光，以此來安慰自己。一對未登峰「形狀好似寫字檯的大斜面」，一處冰川侵蝕而成的冰斗「有如板球場一樣平坦」，「一整天的暴雨過後，天色陰沉，彷彿英國湖區的天氣」，一道味道濃郁的高加索甜點嚐起來「非常像德文郡奶油」。許多十九世紀探險遊記皆是如此：叢林中的池塘覆蓋著色彩斑斕的水藻，看上去「像桌球檯面的綠呢子」；遠處海面的柔波泛著微光，「像晴天裡的蛇形湖一樣」閃閃發亮。
哪怕面對最難以抵達的地區，我們也並非白紙一張。正如美國作家蘇珊·索爾尼特（susan solnit）所說：「歷史本身就是一種想象，即使到了最偏遠的地方，人們頭腦中也攜帶著它，並以此決定自己行為的意義。」於是即便是穿越最無人問津的風景，我們穿越的也是已知的版圖。我們心裡已有預期，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讓所見所聞順應自己的預期，就像弗雷什菲爾德那樣。大量難以察覺的假定和成見影響著我們在一個地方的感知和行動。記憶就是我們攜帶的文化行李，它沒有重量，卻也無法捨棄。
因此，也許預期和想象才是未知最理想的棲身之所。旅行、攀登、探險和發現只有在未來時態才能得到最純粹的體驗——在踏上目的地之前，在做出比較之前。如果當年我去了那片無人踏足的天山山谷，十有八九會發現它一如我去過的其他雪山谷地，這種相似會令人大失所望。
然而我們還是能夠為陌生的地方訝異，被新奇的事物震撼。在一定的思維狀態中，從房子的一間屋子走到另一間都能成為最高階別的探險。對孩子來說，家裡的後院就可以是未知的國度，最優秀的兒童讀物作家都明白這一點。理查德·傑弗里斯有一部被忽略的傑作——《男孩貝維斯的故事》（bevis, the story of a boy），講的是馬克和貝維斯這兩個小男孩的歷險。他們先是在家附近「發現」了一個湖泊，把它想象成一片未經探測的內陸海洋，周遭密林環繞。然後他們造了一條小船，出發去考察這片海洋的各處水域，途中發現並命名了「新美麗島」「新尼羅河」「中部非洲」「南極」「神秘島」，還有許多其他地方。
傑弗里斯說，寫這本書是致敬童年的美好，童年是一段「草葉、星辰、天上的太陽、地上的石頭，萬事萬物皆奇妙」的時光。數十年後，亞瑟·蘭塞姆在《燕子號與亞馬遜號》裡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贏得的讚譽卻熱烈得多。書中羅傑、提提、約翰和蘇珊踏上探險航程，穿越溫德米爾湖——他們只籠統地管它叫「湖」。湖的南北兩端在這幾個孩子眼中就是南極和北極的未知領地，東西兩邊則有無人探索過的「高岡」環繞，東北邊還有「大山」。傑弗里斯和蘭塞姆都意識到，想象的魔力能將一個湖泊變成整個世界，把完全熟知的事物變成徹底的未知之物，並深入探討了這一點。儘管羅傑、提提等人航行的溫德米爾湖上游艇如織，還有許多船屋，但在孩子看來他們自己才是探險家，是發現這處湖泊的拓荒者，也是第一批橫渡其上的人。
對想要成為探險家的人而言，雪地是一種理想的地面，它的特點就是重新整理自我，把前人留下的痕跡完全抹去，這頗具吸引力。如果你步行穿過新雪覆蓋的原野，就成為真正意義上首次踏出這條道路的人。在《猿猴與天使》（apes and angels）中的一篇精彩文章裡，j. b. 普里斯特利就抓住了雪帶來的新穎性和探險特質：「初雪降臨不僅是一件大事，還是一件有魔力的大事。頭天晚上睡覺時還一切如舊，醒來卻發現身處截然不同的另一個世界，如果這都不算魔法，還能到哪裡去找魔法呢？」
有一年元旦，我在黎明醒來，出門向帕克公園走去，那裡是劍橋中心的一片公共草地。四周空無一人，雪是凌晨下的，後來停了。太陽從屋頂背後冉冉升起，兩道噴氣飛機留下的粉白痕跡相互交叉，一道劈在另一道上面，像教師批閱的一個巨大叉號；除此之外，天空一碧如洗。我站了一小會兒，看著那兩道痕跡從兩端向當中漸漸消散，然後邁步穿過這片開闊地帶。雪地表面已結出一層冰殼，但還不夠堅實，承受不住人的重量，每走一步，都會嘎吱嘎吱地踩進它鬆軟的餡芯裡。到了另一邊，回頭望去，只見一行腳印橫過雪野，宛如郵票白底上的齒孔。我可以想象自己是第一個走過這片土地的人，那天清晨，我的確就是。
作者「羅伯特·麥克法倫」的其他小說
《深時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