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最令人興奮的海圖和地圖上，都有地方標註著「尚待勘察」。
——亞瑟·蘭塞姆，《燕子號與亞馬遜號》，1930年
我拿過的最帶勁的地圖是張影印件，畫的應該是天山山脈最東邊的地貌，接近吉爾吉斯斯坦與中國及哈薩克接壤的地方。說它帶勁，是因為這張地圖畫得很是簡略——打個叉表示一座山峰，畫個圈代表一個湖，一條線就是一道山嶺。山脈周圍沒有一圈圈等高線，也沒有明暗變化來註明險要的懸崖。當然，英國地形測量局使用的那些予人安慰的縮略符號——代表人行橋的fb，代表郵局的po，代表酒吧的ph之類，更是絕不會在上面出現。
地圖中央，大致勾勒出伊內裡切克冰川在山裡切割出來的y形山谷。這條天山中央幹道大名鼎鼎，最早由俄國探險家p. p. 謝苗諾夫（p. p. semenov）在一八五六年和一八五七年穿越——依照十九世紀俄國人講究事實的命名法，謝氏從此以「謝苗諾夫-天山斯基」的名號行世。他無懼伊塞克湖一帶的吉爾吉斯遊匪，一路向東，深入到桑塔什山口。此處歷來是中國和中亞平原各任君主間的必爭之地：相傳當年帖木兒出征中國，就是在這個山口下令，讓每位士兵在一個石堆上放一塊石子。大戰之後，他的殘部原路撤回，再次穿越山口時，每人又從石堆上拿走一枚石塊。帖木兒數著剩下的石頭，就確切知道他有多少將士戰死在中國。
正是謝苗諾夫的記錄吸引後來的俄國探險家和地圖測繪家來到此地，其中就有不懷好意卻才華出眾的尼古拉·普爾熱瓦爾斯基（nikolai przhevalsky）。普爾熱瓦爾斯基是波蘭裔俄國人，有哥薩克血統，以自己的歐洲祖先為傲，儘管長期混跡於亞洲民族間，卻對他們心存憎惡。他曾在自己的最後一本書中建議將蒙古人趕盡殺絕，由哥薩克人取代。後來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踐行了這個方針，有傳言說斯大林正是他的兒子。不過普爾熱瓦爾斯基充分克服了自己對非歐洲人的厭惡，率隊進行四次橫跨中亞的考察，其中一次到了吉爾吉斯斯坦最東邊。他最終也死在亞洲人中間，那是一八八八年，在伊塞克湖東邊一隅的卡拉科爾，如今這座城市的俄語名稱就是普爾熱瓦爾斯基。城裡有他一尊黑亮的塑像，俯視著身下塵土飛揚的廣場。還有一座冷清的普氏博物館，裡面陳列著他遠征用過的小物件——馬褡褳、地圖、武器。說來奇怪，還有一批動物標本。
普爾熱瓦爾斯基之後，來的是出生於慕尼黑的探險家戈特弗裡德·默茨巴赫（gottfried merzbacher）。他沒有普氏那樣的政治動機——普爾熱瓦爾斯基在「大博弈」中扮演重要角色，而默茨巴赫的遠征是出於求知熱忱。他讀過謝苗諾夫對這個地區的記述，傾心於遊記中天山山脈「巨大的中心點」：一座純潔無瑕的粉色大理石高山，猶如巨大的金字塔，謝苗諾夫為它取名「汗騰格里峰」，意為「天堂之王」。其後到來的俄國地質學家證實了謝苗諾夫的猜測，然而他們和謝氏一樣，都缺乏登山技術，無法深入艱險的山地，到達峰頂。
一九〇二到一九〇三年，默茨巴赫由兩名蒂羅爾嚮導和一隊哥薩克護衛相幫，試圖從迷宮般的山脊和冰川中開闢出一條通往汗騰格里峰的路。大山可不會輕易交付自己的秘密，默茨巴赫遭遇雪崩，被大黃蜂群襲擊，被壞天氣阻擋，經歷了隨行人員的譁變，還差點在地震中被壓死，這場地震又引發了一場冰崩。就他本人而言，最糟糕的莫過於在一次渡河時掉了牙刷。但他沒有被這些困苦打倒，於一九〇三年八月發現了伊內裡切克冰川，隨後在冰川盡頭，幾乎抵達中國邊境的地方，找到了「天堂之王」。
伊內裡切克冰川給了默茨巴赫一條進山的路。無數世紀以來，這座冰川將所經之地悉數蕩平，用無窮耐心磨盡高逾兩萬英尺的山脈。若不是這座冰川，默茨巴赫根本不可能接近汗騰格里峰。然而即便有它的助力，登上冰川本身也需艱難跋涉多日。
我們去天山的時候，是由直升機快速運上伊內裡切克冰川的。短短四十分鐘航程，先是沿著冰川口咆哮湧出的灰色融水河，再飛越冰川主體的藍色髒冰。雖說便捷，旅程卻並不舒心。
直升機從天山深處某個山谷裡的俄羅斯軍事基地起飛。基地建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時中蘇關係緊張，這是個潛聽哨，專門竊聽中方通訊。現在想來，那次在吉爾吉斯斯坦，我所在的小隊沒什麼經驗，其實挺冒險的。我們懷揣登上未登峰的憧憬而來，坐飛機到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再花幾天換乘火車、巴士、計程車，乃至徒步，來到卡拉科爾。從那裡我們登上一輛八輪卡車，在山脈西部的粗石礦路上顛簸了七個小時，才來到基地。抵達當晚，我們和兩個相貌堅毅的高個子美國人聊天。這兩位剛從冰川上搭直升機下來，告訴我們在這裡乘直升機比登山危險得多，他們已經在冰川南岸的石堆裡看到三架直升機殘骸了。
搭機那天清晨六點，我掀開帳篷簾子，一眼看到機長謝爾蓋（sergei），他顯然正在用透明膠帶把尾槳粘回直升機上去。謝爾蓋開心地朝我笑了笑，蹺起大拇指。半小時之後，地勤人員似乎確信飛機並不適航，但對此頗滿意，我們十五個人還是站上一臺老式屠宰秤一一過秤（這可真不是個好兆頭），然後被領上飛機。和我們一同飛行的看來還有五十個西瓜、幾十託板食物，外加一頭死山羊。最後，地勤人員舉起一個一百磅的紅色煤氣罐放進機艙。旋翼葉片緩緩轉起，轟鳴聲越來越大，此時，這煤氣罐就擱在我兩腿當中。機械工頭使勁關上艙門，在門口大喊一聲：「萬一飛機掉下去，就像抱緊你老媽一樣抱緊它！」這顯然是他每次都會說的退場辭。
一路上我像摔跤手一般頑強，用兩條大腿緊緊夾住這個煤氣罐，覺得自己運氣還不賴——出事的話我至少死得最快最乾脆。飛臨冰川凸起的前部時，一股寒冷的上升氣流襲來，整個直升機劇烈抖動起來，我一瞬間以為我們要從天上栽下去了。不過飛機穩住了，繼續前行，終於降落在洶湧起伏的冰面上。艙門一開，只聽得到旋翼嘭嘭嘭的轟鳴，我們一個接一個跳下飛機，重重落到冰川上，下沉氣流吹得冰晶四散亂轉，鼓起越來越大的圈子。
這座冰川就是我那張簡略地圖上的y形區域。伊—內—裡—切—克，這幾個字一連串標在圖中這個區域裡。冰川邊上的山峰標著名字和高度，除了這些，細節便漸漸模糊，沒有地名，也沒有標高，只有一處處叉、線、圈。這些以外，就是徹底的空白——就是未知。
那天稍晚，一搭好帳篷，我就沿著一條隱約可辨的小徑走去，它向上通往中國方向的一片冰磧。走了半英里左右，路轉到岩石山嘴後面，伸進一片圓形冰斗。我站著看了一會兒冰斗中的熱鬧景象：大塊大塊的冰塔從高處懸掛著的小冰川上崩解下來，身後還拖著新帶下來的藍色碎冰；一隻紅嘴山鴉張著亮橙色的喙，啾啾地召喚著某個我看不見的同伴；冰川在一塊形似金字塔的頁岩下移動時，這石頭晃動了一下，又恢復平衡。我繼續向前走，微弱的陽光反射在附近什麼東西上，晃了眼睛。是固定在土棕色岩石露頭上的一小塊金屬牌，邊上還有一塊，然後又是一塊。我向那岩石走去，它是山中死難者的公墓。銘牌用螺栓固定在岩石上，一共十五片，刻著三十一個名字。死者大多是俄羅斯人，還有一個德國人、兩個美國人、一個英國人。俄羅斯人銘牌下的岩石大都鑿出小龕，只有一個牌子下沒有；龕裡放著些物件以作供奉，或寄託哀思，好似一個可怖的死亡用品店。有一個廉價的塑膠娃娃，她漂染的金髮和深紅裙子襯著素色岩石，很是顯眼。兩支發黑的燭芯插在一攤紅色蠟淚上。有一朵吹乾發脆的雪絨花頭。還有一尊陶瓷聖母像，永遠淌著凝固的小小淚滴。
那位英國死難者也沒有壁龕，只有一個鏽跡斑斑的黯淡銘牌，上面寫著：「保羅·戴維·弗萊徹（paul david fletcher），一九八九年八月十六日死於天山。」下面用更粗的字型寫著АhГЛИЧahИh，意思是「英國人」。我一時奇怪，他為什麼來到這裡？想在這個地方找到什麼？當然不是來尋找死亡。後來我總是想起這些銘牌，尤其是弗萊徹的那塊，也許是出於記憶那不自覺的私心：因為所有那些死者中，弗萊徹和我最有共同點。但我還是不明白，十年前，是什麼吸引他來到千里之外的天山？在他的想象中，這片難以接近的風光中究竟有什麼等待著他呢？
我踱回營地，其他人向我介紹了嚮導德米特里（dmitri）。此人身形像北極熊，留著聖誕老人的大鬍子。他說自己是北極圈冰攀第一人，我不想質疑他，至少沒有說出來。
***
幾天後的一個晚上，我們聚在德米特里的小屋裡，圍坐在桌旁。小屋是油布和厚木板搭的，已經東倒西歪。外頭風雪正緊，縱然狂風呼嘯，還是蓋不住大山的聲響——不時傳來如同火槍噼啪射擊的巖崩聲，雪崩爆破般的隆隆轟鳴則沒這麼頻繁。桌子當中，一盞鹵素燈為我們的聚會照明，邊上的玻璃罐子裡裝著色澤黃白的黃蜂巢。對著燈看久了，看向暗處時，眼前會一直晃著燈罩薄紗的印子，它太亮了，彷彿一時烙在了視網膜上。再看看桌子周圍，強光照亮了我們的面龐，後腦勺卻隱入一片昏暗。
德米特里在桌上擺了兩個錫碗，一個盛著三角形的甜瓜塊，另一個裡面是十多個淡黃蒜瓣。他拿起一個洋蔥，剝了皮，露出白色內瓤，然後一手捏著洋蔥的球莖，一手用刀豎著切了四下。他鬆開手，用刀在洋蔥頂上拍了一下，就像魔術師用魔杖點一下高頂禮帽，八個楔形的白色洋蔥瓣便像花朵張開花瓣般仰面倒在桌子上。最後德米特里擺上五個小小的平底厚玻璃杯，滿上伏特加，酒很烈，像汽油一般黏糊糊。
我們又吃又喝。在洋蔥和伏特加的作用下，我眼淚汪汪地問德米特里，在那張地圖上，線條以外，也就是那些空白的地方，究竟有什麼。
「什麼也沒有，只有沒人上去過的山峰。」
「我們能去那兒嗎？」
「當然可以。可以走路去。」他環視一圈，眼神略微有些輕蔑。「更好的是坐直升機上去，不過那需要美金。去年我們運了一隊人上去，」他說著用手略指了一下南方，「他們一個星期裡爬上了四座未登峰。你們要是高興，我們可以去邊上那個山谷，在山脊那頭，還沒人去過。」
第二天早上，我和德米特里站在冰川的冰磧上，宿醉未消，在陽光裡只覺得腦袋嗡嗡響。我問他，那片沒人去過的山谷在哪兒。他指著東南方一座託著上方藍天的弓形雪脊。還沒人去過山脊那邊的地界。
一瞬間，我格外想去那裡，想得要命。我坐在一塊曬熱了的冰川漂礫上，開啟地圖，看看地圖上的山脊，再看看眼前的山脊。
紙上的空白再好不過地說明了一切。我們將是第一批踏上那片雪地、目睹那些群山的人；我們要去那裡攀登，英勇卓絕，無往不勝。我們會登上四座高峰，逐一為它們命名；我們的名字將從此和那些高山、那處深谷緊緊相隨，我們的記憶將與這片我們不遠萬里來觀賞的風景不可分割。
當然，我們後來沒有成行。一來太貴，二來以我們當時無甚經驗的狀態，去那兒無異於自殺。我們只是穿過冰川，去爬了一座七年前被一支捷克登山隊攀登過的山峰。每走一步，我都在努力忘記他們上去過的事實，假裝自己才是開路人、拓荒者、先鋒隊，我們才是第一撥站上頂峰、被那裡的風景震懾到無言的人。然而我們不是。這在當時讓我感到說不出的失落。
***
未知的事物對於想象具有巨大的煽動力，因為未知是一片極富可塑性的幻想空間，一個投影螢幕，無論是文明還是個人，都可以往上面投射自身的恐懼和渴望。未知就像厄科的山洞，無論你朝裡頭喊什麼，它都會原封不動地喊回來。地圖上那些空白的地方——正如約瑟夫·康拉德形容的，「那些令少年痴痴夢想的地方」——可以填進你想賦予它們的一切希冀和畏懼，是包含無限可能性的所在。我熱切向往山脊背後純潔無瑕的山谷，其實是嚮往自己那喬裝打扮了的夢想，這夢想自然由一種慾望驅動：去無人踏足之處，做無人完成之事；這是深深根植於西方世界想象中的慾望：渴望優先，渴望創造。
未知的概念並非從一開始就自帶誘惑。千百年來，刺激人們去探險的主要是經濟或政治因素，要不就是人心的自負，或出於對金錢、領土、榮耀的慾念。未知本身並不吸引人，聰明的探險者會在熟悉的地圖上規劃行程。依然是到了十八世紀後期，西方的想象中才醞釀出對未知的渴望。十八世紀後半葉，歐洲興起了一股對遙遠的國度，對迥異的版圖、趣味、經歷的特殊嚮往，人們醉心於種種我們今天稱為異域風情的體驗，而英語「異域風情」這個詞的字面意思就是「在外面」。簡言之，就是渴望新發現。這番對發現的熱切盼望反映出當時流行的各種懊喪情緒，主要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厭倦城市資產階級那篤信宗教且一成不變的生活方式。已知和可預見的事物為人厭棄，人們渴望去「必有出人意料之事」的地方。未知漸漸被視為通往不同體驗的門戶，數十年後夏爾·波德萊爾準確道出這種心態：au fond de l’inconnu pour trouver du nouveau。我們將在未知中找到新事物。
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起，人們在頭腦中對未知事物的強烈渴望突然轉化為行動，其後跨越十八和十九世紀的六十年成為探險的黃金年代。冒險家和勘探者遍遊天下，尋找財富和美景，行過冰層覆蓋的北極海域，穿梭於太平洋諸島之間，橫跨非洲的沙漠。這些人最大的動力就是對新奇的渴望，終極目標則是深入未知世界，見人所未見。發現本身成為目的，這一精神正契合了那數十年間各領域的求新求變。散文家威廉·達夫（william duff）一七六七年說，理想的啟蒙主義者就應該投身探險，「去未經探索的領域，發現新事物」。一七六四年，登基不久的喬治三世發起了一場航海遠征，他給探險者的命令很簡單：「在南半球有新發現。」成為新皇治下「有新發現」第一人的遠大願景，讓年輕的蘇格蘭人詹姆斯·布魯斯（james bruce）倍感振奮，並踏上了探索阿比西尼亞山峰河流的征程。
造訪蠻荒之境的探險者儼然是那個時代魅力四射、聲名遠揚的電影明星。他們回來之後——如果回得來的話——便寫下自己的探險經歷，附上摺頁地圖作為說明，上面用點和線標出他們對未知之地的突擊。一八二二年，英國北極探險家約翰·富蘭克林（john franklin）在北極凍原上過了三年之後回到倫敦。傳言說，他和飢餓的探險隊員是靠吃皮靴和地衣活下來的，最後甚至自相殘殺。富蘭克林的探險遊記異常熱銷，二手書的要價遠超原來的售價。另一位探險家，海軍上尉威廉·愛德華·帕裡（william edward parry）對北極探險始終熱情不減，他屢次前往極北之地，名氣如日中天，走在街上都會被粉絲團團圍住。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即便所謂的探險黃金時代已經結束，各國的外交政策依然對未知之境念茲在茲，它成了一種興奮劑。英國、法國、俄國、西班牙、比利時——十九世紀所有的擴張勢力都不遺餘力地用各自選定的顏色填補地圖上的空白：法國用綠色，俄國用橙色，英國用粉色。（當然，此時美國正上演著另一種奮鬥：向太平洋推進所謂文明的前線，朝著西海岸，以「昭昭天命」的名義擠走未知。）帝國主義國家連番發起遠征，爭相在地球上的未知地域投放賭注，宣佈其為自己所有，並且自認對那些蠻荒之地有開化之功。
每填補一處空白，新確定的空白又會取而代之。尼羅河源頭、西北航道、南北兩極、西藏、珠穆朗瑪峰——十九世紀的每一代人都為新的地理謎團傷透腦筋，被其迷住心竅。德國探險家朱利葉斯·馮·佩耶（julius von payer）道出了廣大讀者的想法：「沒有比探險者身處未知世界更激動人心的境地了，尤其當週遭的自然好似一堵無法穿越的高牆，而面前的大地還未曾有人踏足。」這也是其探險同道的心聲。
英國似乎比其他任何帝國勢力都更受這種渴望的撩撥，它要去了解地球的每一處，將其納入座標方格，裹入地圖。一八三〇年，「為了地理科學的進步」，英國成立皇家地理學會，維多利亞時代肇始未久，填補世界地圖上的空白就不僅成為文化共識，也提上了政策日程。一八五四年，《泰晤士報》的一篇社論稱：「如果有人說起一片英國人還未曾踏足的未知領地，那他一定是第一個到訪該地的人。」一八四六年，時任英國海軍部二等秘書的約翰·巴羅（john barrow）宣稱：「目前整個地球上，我們只對北極地區一無所知，這處知識上的缺憾應該成為一種動力，鼓舞我們採取措施，抹去這一文明時代的無知的汙點。」巴羅說得不對——相比北極，當時人們對南極和喜馬拉雅地區知道得更少，但他激情洋溢的豪言壯語充分反映出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想要解開世界上所有奧秘的狂熱。
十九世紀對探險和發現的普遍崇拜無疑也影響了當時人們對山峰的看法。對於經驗不足，卻又深受未知召喚的探險者，攀登大山不失為一種頗具吸引力的替代活動。特別吸引歐洲探險未遂者的一點是，那些山離家很近，你不必遠行千里，也不必說服英國海軍部的基金委員會提供資金。體驗山地也不需要曠日持久的長途旅行（當時去南極要航行一年，去北極也得向北走上艱難的數個星期，途中要應對和大船一樣高的海浪，以及和大船一樣寬的冰山），而只消一段利落的垂直行程。只需短短一天，備上堅定的決心、一雙結實的鞋子以及一背包食物和水，你就能從瑞士平緩的草地出發，登上一座阿爾卑斯山峰，體會北極的嚴酷氣候。
在很多方面，大山帶來的未知體驗，也比其他看似更冒險的行為來得真切。詹姆斯·福布斯在一八四三年寫道：
如今紳士們漫步在西伯利亞，就像女士們騎馬去佛羅倫薩那樣悠然自得。就連大西洋都不過是一條公路，供悠遊者去往美洲大陸；前往印度的陸上線路更是像倫敦到巴斯那樣常年暢通。驛站修到了沙漠裡，雅典都有了公共馬車。然而就在歐洲的心臟地帶，卻有一片未知的領域……儘管有帕裡、富蘭克林、福斯特、賽賓、羅斯以及達爾文無畏地深入南北兩極的酷寒，獲得與地球、大氣、氣候和動物相關的各種現象的知識……我們是否就對世界瞭如指掌呢，哪怕是對自己身處的這一隅？事實無疑並非如此。
福布斯的話裡有一種對廣袤世界日益開化的厭倦之感（大西洋成了一條公路，西伯利亞變作人行道，義大利是練馬場，連雅典都難逃交通堵塞），十九世紀越往後，這種感觸越深。不過我們也能明顯聽出一種發現了阿爾卑斯山區未知地帶的激動，這條山脈深藏於歐洲文明腹地，之前在高聳山勢的遮掩下，沒人看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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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時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