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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凌晨四點。天空清朗，預示著即將到來的白晝是個高溫天。我們從搭在冰川一處平地上的帳篷裡出來，踏進寒冷的黑暗。頭燈亮著，每人有一束小小的光錐照路。冰晶在光線中飄進飄出，彷彿一群浮游植物。月色格外好，但我們還是需要這些燈光，而它們的明亮又折損了我們在黑暗中的視力。關上燈後朝周圍望去，先是一片漆黑，然後，周圍的山峰漸漸對準焦點，就像在化學藥水中逐漸顯影的照片，影像逐漸鮮明起來。
群山中為首的，是西南方的納德爾峰，還有它那身量稍小的近鄰蘭斯峰。兩峰海拔都超過四千米，由一道城垛般的狹長山嶺連線，這些山丘像冰雪岩石質地的冰凍海浪，有數千英尺之高——一場被地質力量終止的海嘯。
黑暗中，就著頭燈的強光，我們做好登山準備：迅速套上裝備，將繩索打圈紮緊，把冰斧繫到手臂上。不止一次，我在這樣的時刻會想起為戰爭做準備的中世紀騎士，我們都遵循一套儀規，像扈從伺候主人一樣幫對方穿上行裝：反覆確認搭扣和繩結已經捆紮停當，抽緊綁帶，急切而輕聲地發問。這感覺就像即將奔赴納德爾峰頂的戰場，多麼激動人心。
我們在半明的天光裡出發，慢慢穿越在這片石頭巨浪底部綿延開去的冰川盆地。冰凍的積雪在腳下嘎吱作響，繩索拖在身後，偶爾被冰塊絆住。南方更遠處，我能看見兩隻「螢火蟲」——那是一組更專業的登山者的頭燈。他們直接攀上巨浪弧形的內側，靠著冰斧和冰爪爬到三千英尺高的地方，腳下幾乎沒有岩石，完全是冰。他們大概是想快點行動，趕在陽光熾烈之前登上峰頂山脊，到時陽光會像噴燈一樣烤化冰面，讓冰踩在腳下如同黃油。
天很冷，也許只有零下十攝氏度。我感覺走得額頭冒汗，但汗水立時凍住。抬起手來，能感覺皮膚上罩著薄薄一層冰，繃得緊緊的。身體的其他部位也結了冰：我的巴拉克拉瓦帽凍成了鋼盔，手套也像是鐵打的。
現在首先要穩步穿過冰川盆地，然後從盆地另一側爬上一座坡度漸陡的雪坡，到達溫德約赫高山口，那兒因強勁掃蕩的西北風而出名。兩小時的跋涉後，夜色逐漸褪去，我們到達山口，果然強風呼嘯。天越來越亮，我們在東北山脊上繼續攀登。每塊岩石都蒙著一層冰，反射著清晨的陽光，看上去滑溜溜的。山頂是一座由岩石和冰雪構成的錐體，看上去小巧輕盈。我們到達的時候，周遭的空氣已經變得炎熱。
我們雙手交握枕在腦後，在暖風中躺了大約半個小時。我抹去臉上結晶的鹽粒，朝四周望去。南邊是另一座大山的坡面，山頂上鼓著一個個冰雪拱頂。拱頂後方的天空一片湛藍，只有一大朵時時變幻的積雲飄在空中。我抬眼望去，看著它彷彿從內部緩緩爆裂開，冒出眾多光潔的浮飾，讓本就交纏錯亂的表面更加錯綜複雜。似乎我只要鬆開腦後的一隻手，朝上伸去，就能撫過那雲朵的表面，感受上面的每一個螺旋，每一道隆脊和溝谷。而向下望去，凌晨摸黑穿過的冰川盆地裡毫無動靜，好像一個空闊靜止的巨大水池，有那麼一瞬間，我甚至想一頭紮下去。
哪怕是最狂熱的平地擁躉也無法否認，高處有一個作用：它可以讓你看得更遠。從蘇格蘭西海岸的山頂上可以眺望大西洋，看到地球的弧度，瞧著海平線深色的邊緣在兩端偏折下去。從高加索山脈的厄爾布魯士山頂，向西可以觀望黑海，向東則可以看到裡海。站在瑞士境內的阿爾卑斯山上，說起整個世界，你開始高談闊論，地形單元從郡縣突然轉變為國度：義大利在我左邊，瑞士在右邊，正前方是法國。真的，只要天氣晴朗，唯一能限制你看得多遠的只有你的視力。否則你完全可以擁有衛星般的視野，將天下一覽無遺，成為一個無所不見的「我」——看著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所謂「廣闊的、包容永珍的視覺空間」，又是激動，又是害怕。這樣的感受永難忘懷。
雄奇的高山給你更寬闊的視野：頂峰的風景賦予你力量。可是從某方面說，它也在消減你。自我意識因為視野開拓得以增強，卻也遭到打擊——山頂凸顯了時空的宏大與深遠，相形之下自我如此渺小，備受威脅。一八七五年，在喜馬拉雅山脈，旅行家兼探險家安德魯·威爾遜（andrew wilson）對此深有體會：
夜裡，身處這大山中，四周環繞著繁星般難以計數的閃爍冰峰，再抬頭看看蒼穹的深淵裡，那些熊熊燃燒的偉大天體，你會意識到自然的存在茫無際涯，這感覺如此強烈，近乎痛切。我算什麼？和巨大綿延的山脈相比，周遭的藏民算得了什麼？而和眾多恆星相比，這些山脈乃至整個太陽系又算得了什麼呢？
這就是人類對高山持有的悖論：它提振又消減了人的精神。那些攀登高峰的人，一半愛著自己，一半戀著湮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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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逐漸增強的山頂崇拜，到十九世紀初的幾十年裡，在歐洲到達頂峰。德國浪漫主義畫家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有一幅作於一八一八年的風景畫，通常被叫作《雲海上的旅行者》（the traveller above a sea of clouds）；拜賀卡行業所賜，如今它幾乎盡人皆知。弗里德里希的《旅行者》為眼界卓絕的登山者繪製了一幅經典肖像，這一形象在浪漫主義藝術中十分普遍，但在今天看來，顯得不合情理，甚至有點荒謬：小小的岩石山丘從主人公腳下的雲彩裡伸出來，而他的姿勢也特別老套——抬起一隻腳，像一個捕殺猛獸的獵人踏在死去的戰利品那深陷的胸口上。不過這幅名畫作為觀念的結晶，多年來在西方的自我認知層面擁有巨大的象徵力量，這個觀念就是：站上山頂令人高貴，應受景仰。
就在弗里德里希畫出這一經典形象前兩年，約翰·濟慈擔心自己遇到了創作瓶頸。他認定高山可以讓人放鬆心情，便在意欲創作時想象自己正身處高山上——可謂失眠數羊的浪漫主義版本。這辦法還真管用，或者至少為他提供了一個寫作主題：
踮著腳，我站上小丘之巔，
……凝望片刻，只覺輕盈自由
彷彿墨丘利鼓盪的雙翅
長在了腳後跟：我無憂無慮
樂事如許，紛至沓來……
濟慈認為，他阻塞的思路正需要高山來做一劑疏通藥，至少想象一下也是有效的。這又一次證明山巔不僅是地理上的高處，也是精神上的寶地。雪萊同樣深受高山特性的影響，他宣稱「風，光，天空在我心中激盪起強烈的情感」。天空是雪萊詩中的獨特元素（正如水之於拜倫）。他的文字朦朧優雅，一次又一次寫到「高空」「劈開蒼穹的銳利山峰」「白鼬皮毛般的雪」，以及「寒冷的天宇」——詩篇昇華成靈氣，雀躍著盤旋而上，直入虛空。一八一六年雪萊沿著霞慕尼和塞爾沃茲之間的道路，乘馬車進入阿爾卑斯山地，第一眼，便為之傾倒。他幸而不用執韁趕車，得以睜大眼睛四顧群山。在一封著名的信中，雪萊描述了自己當時的反應。「我從來不知道，也不曾想象，山峰是什麼樣子，」他寫道，「這些高聳的山峰突然躍入眼簾，它們的宏偉巨大，激起如痴如醉的驚歎，甚或不無瘋癲意味。」
站在今天的角度，不難看出高山何以如此吸引弗里德里希、濟慈、雪萊等一眾浪漫主義藝術家。它作為一種觀念，完美契合了浪漫主義對個人的頌揚。頂峰是個人得以凸顯、得以「出眾」的地方。山峰還為浪漫主義的自由理念提供了圖騰——有什麼能比巔峰更明確地代表自由和開放呢？盧梭說：「人類並非生來就該在蟻冢裡擠作一堆……人越聚集，越會相互腐蝕。」在城市化日益加劇的十九世紀，這番評論可謂切中時弊，振聾發聵。城市中滿是商賈盜賊，但是群山！——群山裡沒有絲毫罪惡。困於鬧市的靈魂不約而同地選擇山巔作為解放的象徵，它是浪漫主義田園夢的結晶，可以藉此逃離破碎割裂、眾人沉淪的都市。喧囂鬧市裡你會感到孤獨，在山巔卻能找到獨處的幽僻。
當然，也只有在山巔之上，幽僻之中，浪漫主義對沉思的喜好才能得到滿足，並大受鼓舞。在浪漫主義文獻中，我們一再看到旅行者驚呼，高山激發了崇高思想的噴湧而出。一八〇〇年，皮維爾·德·瑟南古宣稱：「站在山巔的哲學家，靈魂中充滿了怎樣雄偉的奇觀啊！」二十年前的霍勒斯-貝內迪克特·德·索緒爾則更加喜不自禁：「站在頂峰上的哲學家，靈魂中充滿瑰麗奇觀（即山脈），什麼語言能夠再現這種感受，描述這些想法呢？他似乎主宰著我們的星球，發現了地球執行的源頭，至少是找到了影響它變革的主要動力。」浪漫主義的高山想象中融合了一種新的魅力元素：人只要登上高山，就幾乎肯定能受到啟示，獲得精神和藝術的頓悟。人們公認，山巔和那裡的視角引發深思，喚醒創造力，無論從實際意義還是哲學意義上來說，在那裡你都會不由自主地看得更遠。從到英格蘭北部丘陵野餐、順便眺望倫敦城的維多利亞家庭，到朝著未登峰頂峰跋涉的登山先驅，所有登高者都多少受到一種信仰的吸引：高山不僅能讓他們遠眺，也必回報以深刻的內省；心景和風景都會向他們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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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六年，查爾斯·達爾文已經可以頗為自信地說：「每個人都必須體會高峰上的壯麗景色給予人心的欣喜和自豪。」而喬治·貝克萊一七一四年穿越群山時，對「恐怖的懸崖」尚且頗為不悅，這期間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啊。僅僅一個多世紀以後，高山已然讓人聯想到一大批迷人特徵，它等同於遠離喧囂，等同於幽然獨處，等同於精神和藝術上的頓悟。人們還認為高山能改善身體健康——高山上空氣更潔淨，可以做淨化劑。約翰·丁達爾在一八七一年稱：「山間的氧氣必定飽含道德。」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之後，歐洲阿爾卑斯高山中建起無數療養院，結核病和哮喘病人紛紛入住，其中就有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和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他們曬著山裡的太陽，呼吸山間的空氣，在晚餐桌上高談闊論。當年我的曾外祖父被診斷出慢性支氣管炎，醫生建議他遷居瑞士。山裡的空氣沒有奏效，他死於一九三四年，葬在一處能望見群峰的公墓裡。不過正因如此，我的外祖父在瑞士長大，並在那裡愛上了山峰，而我又從他那裡繼承了這份熱愛。
到了十九世紀末，崇仰高山幾乎是理所應當的了。那些不願冒險進山，或負擔不起旅行費用的歐洲人，可以有很多其他方式來獲得登高體驗。印著風景照片或版畫的圖書、報道遠征活動的刊物、平價版浪漫主義詩集，都至少間接地為宅家者提供了登山細節和感受。跟隨薩爾瓦託·羅薩和約瑟·德·蒙佩爾這樣的早期歐陸山景畫家，十九世紀的藝術家們，包括菲利普·德·盧泰爾堡、透納、亞歷山大·科曾斯和約翰·馬丁等，在畫布上繪滿了峭壁風景，用扭曲的比例、脫俗的視角和中斷的地平線令觀者不安，把他們拉進畫面中令人眩暈的世界裡。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萊斯特廣場圓形大廳或斯特蘭德大街上的全景畫館，觀眾們可以在光線暗淡的圓形中央平臺上漫步，周圍是一幅三百六十度全方位多滅點勃朗峰巨畫——一幅「阿爾卑斯全景」。在裡頭待上一兩個鐘頭，觀眾的腦海中便充滿令人驚歎的山景幾何結構：閃光的冰雪，黑色的巖脊。阿爾卑斯全景追求的是高度寫實，它確實做到了，據說很多參觀者一下子迷失了方向，甚至感到暈眩。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之後，被某位乘客稱作「快樂速度」的火車讓往返採爾馬特的旅程從六十六天縮短到十四天，而托馬斯·庫克先生（綽號「旅遊界的拿破崙」）的生意更帶大眾去親眼觀賞馬特洪峰。對於看慣了不列顛低矮天際線的英國人來說，這是多麼振奮人心的體驗啊。
一種共同的情感傳統代代相傳，廣為散播。犧牲在攀登路上的登山者、參加托馬斯·庫克公司旅行團去阿爾卑斯山的遊客，以及只是讀讀登山報道、看看照片的市民，他們之間沒有本質區別，不過是程度不同。人人都難以招架高山的蠱惑，人人也都參與施蠱。渴望關注的登山者和渴望高山的民眾真是一拍即合。大眾的想象長期以來對高山充滿敵意，如今卻漸漸染上一種新的高山症候：因為不在高山上而反胃嘔吐。約翰·羅斯金承認自己在完全平坦的地方會感到「一種噁心和疼痛」，暗指的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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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七年，剛從劍橋大學畢業的年輕人約翰·奧爾喬（john auldjo）聽說阿爾卑斯山的種種之後非常激動，便去了霞慕尼，想成為第七個登上勃朗峰的英國人。到達鎮上沒多久，一個當地人就找到他，此人一七九一年在勃朗峰的巖崩中倖免於難，但頭蓋骨被嚴重砸傷。老人把自己凹陷的腦袋湊到奧爾喬面前，告誡他不要去登山。奧爾喬對此嗤之以鼻，不過他還是採取預防措施，僱了六名嚮導以保證自己安全登頂。
然而大批嚮導並不能讓奧爾喬在山上免受折磨。登山路上，高原反應、體溫過低、雪盲症和發作性睡眠病接連襲來，下山途中又添上了中暑、消化不良、運動失調，乃至最後徹底昏倒。奧爾喬登上了頂峰，但完全是靠六名嚮導的共同努力才活了下來。失溫最嚴重的時候，他完全無法動彈，是嚮導們依偎在他身邊，用體溫溫暖他，他才得以走完最後幾個鐘頭的下山路。奧爾喬步履蹣跚地回來了，霞慕尼的人像歡迎英雄一般迎接他。他整整休養了兩天，才含淚與嚮導道別，啟程返回倫敦。
一到倫敦，奧爾喬就把自己的登山經過詳細記錄下來，分為兩部分：一部分記敘此行遭受的極大痛苦，另一部分描述山中的絕美風光。在痛苦這部分，他勇敢地承認攀登異常艱辛，天氣又「冷得過分」。不過他同時宣稱，勃朗峰頂的景色完全值得吃這麼大苦頭，因為它展現了「非凡的壯麗，讓人目不暇接，要描述其雄壯，任何語言都力有不逮」。
在遊記結尾，奧爾喬總結道：「區區簡短記述，或可供受探險精神召喚、願仿效一行的同道借鑑，但願如此表述不被視為冒昧傲慢。」人們當然不認為這是冒昧傲慢，奧爾喬的遊記結合了英勇的探險和崇高的感受，很受歡迎，他的書隨即大賣。他的記述不僅讓勃朗峰在大眾想象中更加迷人，也普及了一種觀念：風景——亦即他在峰頂看到的「非凡的壯麗」——值得押上性命去追尋。一八二八年之後，去各處登頂的英國人驟增，奧爾喬的書迷住了所有英國人的想象。
讀者中有一位倫敦青年，名叫艾伯特·史密斯。奧爾喬的描寫點燃了他的想象，令他大受觸動，於是他也親自前往霞慕尼登山。史密斯在一八五一年成功登頂，一路上的艱難困苦比偶像奧爾喬少得多。後來他以此為藍本創作了暢銷劇目，一八五三年三月在倫敦上演。勃朗峰的訊息也傳到美國，很多人讀過史密斯的登山記錄，又看了山頂無雙美景的劇場版演繹，亨利·比恩（henry bean）就是其中一位。一八七〇年九月五日，比恩與美國朋友蘭德爾先生（mr randall）、蘇格蘭教士喬治·麥克科肯戴爾（george maccorkendale）結伴，又僱了三名腳伕和五名嚮導，出發攀登勃朗峰。
開頭一切順利。天空澄澈，一行人攀登無礙，晚間在大穆勒小木屋過夜，第二天早晨沐浴著暖陽再度出發。下午兩點半，霞慕尼的人們從望遠鏡裡看到他們登上山頂，隨即調頭，開始下山。這時，一片雷雨雲包圍上來，速度快得嚇人，然後就看不見他們了。
現在設想一下，如果我們可以在二十四小時之後出發，沿著比恩和蘭德爾先生走過的路徑上山，我們會穿過陡峭山麓上的茂密松林，踏過佩雷林斯冰川開裂的冰面。風暴團此時仍包圍著山體，我們在這兒進入雲層低處，緊張地快步穿過南針峰下回聲盪漾的谷底，那兒不時有石塊從兩邊滾下，好似槍炮齊射。最後我們會走入席捲勃朗峰頂的暴風雪，風狂雪驟，一旦進去，周圍只剩下白茫茫一片。
就在這兒，在穹頂山口漠漠雪原上的某處，我們找到了比恩先生。他弓著身子蜷縮在雪洞裡，那是他和一名腳伕用登山杖和凍僵的雙手當鏟子挖出來的。他坐在靠外一側，面朝裡，勉強握住一枚鉛筆頭，手指因為嚴重凍傷而發白發青，僵直難曲。人字呢衣服已經凍成一具硬殼，穿著它，任何行動都會變得困難。那名腳伕隨他一起蹲坐在雪洞裡，比恩靠著腳伕的背，在隨身帶進山的筆記本上，給妻子寫下幾句話。鉛筆在紙上移動得很慢，很僵硬，粗糙的鉛筆芯摩擦著粗糙的紙面，沙沙作響，在狂風怒號裡卻根本聽不見。他接著先前的內容，繼續寫道：
九月六日，星期二。我登上了勃朗峰，和十個人一道——八名嚮導，麥克科肯戴爾先生和蘭德爾先生。兩點半到達頂峰，一下來就被雪雲包圍。我們在雪裡挖出來的洞中過了一夜，只能勉強容身。我整晚都很不舒服。
九月七日，早晨。冷得要命。大雪不停地下。嚮導們沒有歇息。
晚上。我親愛的海茜，我們在勃朗峰上困了兩天。周圍是可怕的暴風雪，我們迷路了，此刻待在雪地裡剷出來的一個洞裡，海拔有一萬五千英尺高。我對下山不抱任何希望了。
此時比恩先生的字跡變得更大，更為狂亂，也不再穩定：
或許人們會發現這個筆記本，把它交給你。沒東西吃了，我的腳已經凍僵，我累極了，只有力氣再寫幾個字。我留了點錢作為c的教育費，知道你會好好用的。我要死了，帶著對上帝的信仰，和對你的眷戀。永別了。我們會再相逢……在天堂裡。我一直惦念著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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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連串事件既迷人又恐怖，因為它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某種誘人又危險的高山觀接力相傳，直到最後以悲劇告終——就像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金銀島》裡的那份「黑點」。這些事件表明，對於「高度」「景觀」「頂峰」之類曖昧不明的觀念，我們的情感態度是如何流傳散佈的。那些見到或登上阿爾卑斯山的人寫下游記，激發約翰·奧爾喬去攀登勃朗峰；奧爾喬的記錄激發了艾伯特·史密斯去效仿這一壯舉；史密斯用登山經歷排演了他風靡皮卡迪利大街的劇目，又激發成千上萬人親自跑去觀賞勃朗峰。這些人當中就有亨利·比恩，他被引得拋下妻子，投身極大的冒險。奧爾喬和史密斯倖存下來，而比恩、麥克科肯戴爾、蘭德爾和那八名無名的助手卻命喪其間。所有這些人都在兩股交織的理念的引誘下去往山中：其一是抽象的觀念——登上山頂本身就很有價值；其二是相信頂峰上的風景，即奧爾喬筆下「非凡的壯麗」，美得讓人甘冒生命危險上去一觀。
和其他葬身山中的人一樣——波別達峰頂那些凍僵的俄羅斯菩薩、外祖父上學路過的石碑所紀念的那對父子，把比恩送向死亡的是一些早在他死前多年就已經啟動的感受方式。因為我們看待風景、對它們做出反應時，已然深受先行者的推動、指點和提醒，沒有一場山難能脫離歷史單獨存在。我們也許更願意相信自己的登山行為完全屬於個人，但每個人其實都繼承了一個複雜且多半隱匿的感覺王國：我們透過無數無名前輩的目光來看待這個世界。伊弗林在高山上意外發現的樂趣，弗里德里希畫中站在石崖上的經典旅行者形象，雪萊空靈的詩作，奧爾喬在勃朗峰上如痴如醉的感受——所有這些合力重塑了人們對高山的想象。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萬千民眾依然無力抵抗登山家兼作家喬·辛普森（joe simpson）所說的「高山上誘人的寧靜」：這就是登山運動那反向的重力作用，一種牽引你向上的吸引力。
作者「羅伯特·麥克法倫」的其他小說
《深時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