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山峰看作大自然驚人的力量在無盡光陰裡緩慢勞作的豐碑，我們的想象力便會充滿敬畏。

——萊斯利·斯蒂芬，1871年

一六七二年八月，歐洲大陸，一個夏日的正午。在米蘭和日內瓦，居民們正在歐洲的烈日下揮汗如雨，而海拔數千英尺之上，辛普朗山口的雪地裡——歐洲阿爾卑斯山脈的幾處主要交匯點之一——托馬斯·伯內特卻在瑟瑟發抖。和他一起戰慄的是年輕的威爾特伯爵——托馬斯·博林的玄孫，托馬斯·博林的女兒正是亨利八世那不走運的安妮王后。伯爵的家族認為這個孩子需要接受教育，而伯內特，這位擁有驚人不羈想象力的英國國教徒，此時已離開劍橋大學基督學院的教席，開始綿延十年的長假，並接連擔任貴族少年的監護和指導人，年輕的伯爵便是其中的第一位。

這是伯內特見識天主教治下歐洲大陸的機會。他們要和陰沉著臉的嚮導和他那群叫喚著的騾子一起翻越辛普朗山口，然後一路南下，沿途經過狹長的波光粼粼的馬焦雷湖，穿越丘陵地帶的果園和村莊，行經綠呢毯般的倫巴第平原，最後下到色彩淡雅、陶冶人心的義大利北方諸城——米蘭是第一站，這個男孩一定要見識一下這些地方。

不過在此之前，他們得翻過大山。辛普朗山口乏善可陳，頂上有一家簡陋的小旅店，不是能舒舒服服歇一晚的地方。寒氣襲人，當地還有熊和狼出沒。這家旅店不過是個簡陋的棚屋，由薩伏依人經營照管，但他們也是牧羊人，並不情願身兼兩職。

雖然有種種不適，伯內特卻挺高興。因為他發現這群山之中與其他地方截然不同：一時間讓比較的力量無處可施。在伯內特看來，這個地方真是與世上任何其他地方都大相徑庭。時值夏季，這裡卻遍佈高高的雪堆，被風雕琢後凝結成冰，而且顯然對陽光無動於衷。雪在日光下金光閃閃，而在背陰處看，又是軟骨頭那奶油般的灰白色。到處散佈著房子大的岩石，向四周投下交錯的藍色影子。遠遠從南方傳來雷聲，可看到雷雨雲砧遠在伯內特腳下數千英尺外，聚集在皮埃蒙特上空。他高興地發現，自己在風暴之上。

山下的義大利有著名的羅馬城遺址，伯內特知道年輕的伯爵必須到那裡一遊，作為古典教育的一部分。伯內特自己也對古羅馬神廟的斷壁殘垣和佈滿教堂壁龕的鍍金聖人哭像傾心不已，然而此處山上，在阿爾卑斯的巨礫之間，在他後來描述為「隆隆作響的多山地帶」，有一些東西在他看來遠比古羅馬遺址來得更令人浮想聯翩、不能自已。即使在他所處的時代，山峰總被視作飽含敵意、令人厭惡，伯內特卻不知為何仍被這片山地深深打動了。「這些東西有一種莊嚴高貴的神態，」辛普朗山口之行後他寫道，「在心中喚起偉大的思想和熱情……和所有對我們的理解力來說太過龐大的東西一樣，它們以‘過度’充滿、制服我們的頭腦，而且讓頭腦處於一種愉悅的恍惚和想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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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伯內特在歐洲大陸度過了十年，其間他還將和數位受他監護指導的年輕人一起翻越阿爾卑斯和亞平寧山脈。看多了這些「荒蕪、巨大、雜亂的石頭堆和土堆」，他漸漸想要了解這陌生景色的來龍去脈。這些岩石是怎麼變得如此四散分佈的？為什麼群山會對他的心靈產生如此強烈的影響？山峰極大地激發了伯內特的想象力和調查鑽研的天性，他下定決心：「我一定要對大自然中這般混亂局面的形成有一個說得過去的解釋，否則心中難安。」

就這樣，伯內特開始著手他那行文雅緻的啟示錄般的傑作。山脈似乎是最永恆不變的事物，這本書成為第一本設想其過往的作品。伯內特寫作時，正值歐洲噩兆頻現的年代。一六八〇年和一六八二年，天上可見分外耀眼的彗星。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從一座火山頂上目睹這些天體之後，追蹤和命名了他自己的「火紅信使」（fiery messenger），並且（準確地）預言，它一七五九年會再次出現。歐洲各地出版了成千上萬種小冊子，預言各種災難即將毀壞文明世界——君王駕崩、狂風暴雨掃蕩田野、乾旱、船隻失事、瘟疫，以及地震。

就在這充滿異象和凶兆的氛圍中，托馬斯·伯內特的《地球的神聖理論》（the sacred theory of the earth）於一六八一年問世。書最初用拉丁語寫就，只謹慎地印了二十五冊，還有一行獻給國王的辛辣的題獻詞（以影射陛下的愚蠢）。伯內特的書沒有朝前預言未來可能的災禍，而是向後追溯到一切災難中最大的那場——大洪水。《聖經》的正統觀念認為地球從古到今一成不變，而正是《地球的神聖理論》開始破壞這一觀念；也正是《地球的神聖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們看待和想象山峰的方式。我們今天得以想象地貌的過往。探索它深遠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伯內特歷時十年思索毀滅崩壞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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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內特之前，人們對大地的概念缺少第四個維度——時間。有什麼能比山脈更加永恆，更無可置疑地存在於斯呢？上帝賦予它們起伏的姿態，它們會永遠如此，天長地久。十八世紀之前，《聖經》創世說決定著人們如何想象地球的過往。根據《聖經》，世界的開端是相對新近的事件。十七世紀，人們幾次試圖根據《聖經》給出的資訊巧妙計算出一個確切的創世日，其中最著名的是阿馬大主教詹姆斯·厄謝爾（james ussher）的推算。根據他那有些可疑卻又一絲不苟的計算，世界於西元前四〇〇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上午九點開始誕生。厄謝爾的計算作於一六五〇年，而直到十九世紀早期，他的創世年表還印在英語《聖經》的肩注裡。

有了這樣的灌輸，伯內特時代的正統基督徒就無法想象地球還有一段悠久的歷史。人們普遍認為地球的年齡不到六千歲，而在這段時間裡看不出它的老去。沒有哪處地貌擁有值得思考的過往，因為地表看起來始終不變。山脈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樣，形成於《創世記》所描繪的最初那個狂亂的星期。確切地說，它們在第三天被造出來，與此同時地球的極地被封凍，熱帶則變得炎熱。它們的樣貌從此便沒什麼變化，除了長一點地衣、受一點風霜侵襲這些表面影響外，就連歷經大洪水後都安然無恙。

這就是通常的看法，然而托馬斯·伯內特堅信，時人相信的這種開天闢地的經典無法解釋世界的面貌。讓他尤其疑惑的是大洪水的水力學原理。他想知道，這些水究竟來自地球何處，可以像《聖經》言之鑿鑿的那樣，如此氾濫成災，「淹沒了最高的頂峰」？

伯內特計算，洪水若達到淹沒環球高峰的深度，需要「八個大洋的水量」。然而《創世記》所載的四十天暴雨至多能降下一個大洋的量，這個水量都不夠拍打到大多數山脈的山腳。「我們到哪裡去找剩下的七個大洋的水？」伯內特問道。他推論，如果沒有足夠的水，那就是當時的陸地一定小得多。

於是伯內特提出了他的「蛋形世界」理論。他認為，創世之初，地球是一個光滑的橢圓形球體，就像一個蛋。這個蛋表面無瑕，質地統一，並沒有高山峽谷破壞它優美的輪廓。然而，瓷器般的表面掩蓋著複雜的內部構造。地球的「蛋黃」，即它的中心，充滿火焰，圍繞著這個蛋黃的是「一層一層環套的球體」，就像俄羅斯套娃一樣。而「這個蛋的蛋白」（伯內特堅持用蛋的比喻）是一個被水填滿的深淵，地殼就漂浮在水面上。這便是伯內特式的地球構造。

伯內特斷言，誕生之初的地球，表面雖無瑕疵，卻並非無法破壞。經年累月，太陽曬乾了地殼，使它起皺斷裂。在它下面，深淵中的水開始更加洶湧地擠壓變得脆弱的地殼，直到那場致命的巨大氾濫——大洪水——受造物者召喚而來。地球內部的大洋與熔爐最終撕裂了地球的殼。一部分地殼跌入新張開的深淵，洪水上湧，淹沒剩下的大陸，形成了伯內特生動描述的「無邊無際、在空中咆哮的巨大海洋」。地殼物質四處打轉，岩石泥土混亂一片；大水退去，留下一片狼藉。用伯內特的話來說，它們留下了一個「躺在自身垃圾堆之上的世界」。

伯內特想要說明的是，他同時代人所認識的地球，不過是「一場大毀滅的映象或圖景」，而且是一幅非常殘缺的映像。為了懲罰不虔敬的人類，上帝一舉「毀滅了舊世界的構架，用它的殘骸給我們造了一個新世界，我們今天就住在這個世界裡」。地貌中最凌亂又最有魅力的山脈，完全不是上帝憑空造出來的，不，它們是大洪水退卻後留下的殘渣，是在大洪水的巨大力量下被扭轉而後堆積的地殼碎片。事實上，山脈是人類罪惡的龐大紀念。

一六八四年英譯本出版後，一大撥出版物隨之湧現。伯內特認為地球目前的構造存在缺陷，並質疑對《聖經》的傳統闡釋，這些都激怒了很多人，他們紛紛寫書駁斥他的神聖理論。很快，這場爭論讓伯內特的想法及其對立觀點在學術界廣為流傳——擁護者和批判者都將《地球的神聖理論》簡稱為「理論」，人們也明白，不加說明地說「理論家」就是指伯內特。據斯蒂芬·傑伊·顧爾德估計，《地球的神聖理論》是十七世紀最廣為傳閱的地質學著作。

就這樣，學術界的想象力第一次參與設想地球荒野地貌的過往。伯內特爭論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山脈的外表。它們不再僅僅是牆紙和背景——它們本身成為值得思考的物件。重要的是，也正是伯內特在後世心中確立了山脈既駭人又撩人的觀念：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就被伯內特的散文深深打動，甚至想把《地球的神聖理論》演繹成一部素體史詩；約瑟夫·艾迪生和埃德蒙·伯克構想的崇高學說都受到伯內特著作的影響。伯內特看到了山地景色的壯美，並將它表達出來，由此為感受山脈奠定了一條全新的道路。

伯內特為才華所累。劍橋向來自築防線，謹防有害或有悖教義的學說進入，伯內特對《聖經》的質疑已經越界。光榮革命之後，他被迫離開教職，也被排除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候選人行列外。他作為英國國教神職人員生涯坎坷，當作家卻聲名長存。他提出地球表面的樣貌可能並非一成不變，也因此開啟人們對地球歷史的不懈探究。在《地球的神聖理論》的序言裡，他自豪地寫道：「我收復了一個從人類記憶中失落數千年的世界。」他自豪得有理。伯內特是地質學史上第一位時空旅行者，一位朝向過往的歷史探索者，一位對世上最陌生的國度、對久遠過去的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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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內特質疑了世介面貌一成不變的信念，卻並未提出世界的年齡比厄謝爾算出的六千年長。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地球歷史才第一次得以大幅延長。對所謂的「年輕地球」這一正統觀念持異議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富於妙想的法國博物學家喬治·布封（georges buffon）。布封在他簡明扼要的《自然史》中勾勒出一幅世界歷史全景，分為七個時代，他認為《創世記》所載的七天是一種隱喻，每一天實際上都指代一段漫長得多的歲月。他公然估算地球有七萬五千歲，儘管他覺得這個數字還是過於保守。布封去世後人們發現了他的筆記，裡面草草記下一個猜測：地球有數十萬年的歷史。

布封的辦法真是巧妙：他把《聖經》記載的每一天都變成一段長度不限的時代，為地質學家著手發掘地球的真實歷史創造了必要的時空條件，同時又守在尊重《聖經》的界限之內。正是布封和類似作家的作品將厄謝爾「西元前四〇〇四年」這一準確得令人難以置信的估算轉變為《聖經》直譯主義的愚蠢圖騰。因為一旦地球的歷史不再侷限於六千年，人們就有可能更系統地設想在更長遠的時間段裡發生過怎樣的變遷。在這個剛剛變老的地球上，地質科學得以出現、立足，而又免於瀆神的譴責。

到了十九世紀初，那些熱衷於設想地球過往的思考者開始分化成兩個思想陣營，一般稱為「災變論」和「均變論」。應該指出，十九世紀後期的地質學家——尤其是查爾斯·賴爾（charles lyell）——傾向於誇大這兩派互開論戰的程度，而我們必須認識到，雖然觀點確實不同，雙方其實並未明確劃清界限。

持災變論者認為，地球的歷史是由重大地球物理鉅變主導的：出現過一次或多次「大毀滅」，大水、冰凍和火撼動地球，幾乎摧毀了所有生命。地球成了墓地墳場，埋葬著無數如今已經滅絕的物種。劇烈的潮汐運動、全球性海嘯、大地震、火山爆發、彗星掠過——這些因素塑造、震盪了地球的表面，讓它變得像如今這般崎嶇不平。關於山脈的形成，有一個災變說理論流傳甚廣：因為地球是從最初的白熱狀態冷卻下來，體積慢慢縮小，地表很可能劇烈皺縮，就像蘋果漸漸乾枯時會起皺。地球上的山脈就是地表的褶皺波紋。

均變論者則大力反對這種劇烈突發性的地球歷史觀。他們主張，地球從未經歷過全球性大災難。誠然，有地震，有火山爆發，有海嘯——這些現象無疑貫穿地質史，但它們是區域性災難，只是撕扯重塑了附近的地貌。當然，地表有過劇烈變遷，在所有山脈或海岸線上都可以看到證據，只不過這些變遷是通過地表的侵蝕損耗、緩慢而驚人地實現的，這個過程如今仍在進行。

均變論者力爭道，假以時日，大自然的常規武器——雨雪霜凍、河流海洋、火山地震——會發揮最大的效力。因此災變論者引為例證的災難，事實上是一場緩慢而持久的地質對抗的結果。均變論的基礎是「當下是解鎖過去的鑰匙」，換句話說，仔細觀察當下地表正在發生的地質變化過程，就能推斷出地球的歷史。這是「滴水穿石」理念的地質學版本：如果有足夠的時間，河流或冰川可以將大山一劈為二。時間，長久的時間——這就是均變論起作用所需要的唯一手段，而均變論者也一步步將地球起源的時間推向遠古，比之前任何人想得都要久遠。

最著名的早期均變論者是蘇格蘭人詹姆斯·赫頓（james hutton），他常被視作「古典地質學之父」。赫頓擁有一種直覺，能「倒推」物質變化的程式，可謂從地貌中解讀過去。像所有地質學奠基者一樣，他是個精力驚人的徒步旅行者，幾十年間在蘇格蘭大地上來回行進，試圖通過歸納和想象，感應是什麼變化過程形成了如今的地貌。在一處蘇格蘭峽谷中，赫頓撫摸著灰色花崗岩巨礫上的白色石英皺痕，便明白這兩種岩石間曾經發生的碰撞，他看到了在極大的壓力之下，熔化的石英怎樣擠進花崗岩母體的薄弱處。跟著赫頓探索，就進入了一個歷史深遠到駭人的世界。有個出名的例子是他的同事兼仰慕者約翰·普萊費爾（john playfair）講述的，他們當時正探訪貝里克海岸的一處地質遺蹟。普萊費爾寫道，赫頓解釋起岩石構造所暗含的資訊時，「會如此深入地看向時間之淵，頭腦似乎都因此而暈眩」。

從一七八五年到一七九九年，赫頓的三卷本鉅著《地球論》（theory of the earth）相繼問世，這是他數十年思索地貌構造的結晶。他在書中提出，我們如今居住的地球，只是一系列不計其數的輪迴中的瞬息剪影；山脈海岸看似永恆，實則只是我們自己短暫壽命造成的幻覺。如果我們可以活上億萬年，不僅能看到文明的沒落，還能目睹地表面貌的徹底重構。我們會看到山脈受侵蝕變成平原，也會看到新的大陸在海底形成。從大陸上被侵蝕下來的碎礫躺在海底沉積層裡，地心放熱，慢慢將其巖化，即變成石頭，又經過千百萬年，石頭被抬升上來，產生新的大陸和新的山脈。正因如此，赫頓說，山頂岩石中嵌著的貝殼不是大洪水衝上來的，而是由耐心且永不停歇的地質運動從海底抬升到山頂的。

赫頓沒有給地球的年齡設限，根據他的觀點，地球的歷史可以向過去無限回溯，也可以向未來無限延伸。他著作的最後一句話流傳後世：「因此，目前研究的結論是，我們沒有發現開端的任何蛛絲馬跡——也不知道終點在何方。」地質學對大眾想象力的一個重要貢獻，正是地球歷史這種無法形容的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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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地質學變革怎樣影響了人們對山脈的想象？一旦地質學家揭示出地球已有千百萬年歲，並且還在劇烈而持續地變化著，人們就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看待山脈了。這些「永恆」的雕像突然間具有了一種令人激動又困惑的易變性。山峰曾經看上去那麼持久、那麼永恆，實際上卻始終在數不清的年月裡被塑形、損毀、改變；它們當前的樣子只是「侵蝕-抬升」這一永恆輪迴中的一個階段，這些輪迴決定了地球的構造。

在地質學的審視下，一些不曾存在的風景突然出現，吸引新一代登山者來到山裡。「我以前從未看到的，」霍勒斯-貝內迪克特·德·索緒爾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寫道，「正是那些偉大山峰的骨架，我一直想了解它們的聯絡和真正的構造。」地質學為進山旅行提供了一個理由、一個藉口——科學探索。一八〇一年，一位英國記者注意到：「一種對自然的過分好奇吸引歐洲各地的旅行者來遊覽舊大陸的制高點——勃朗峰，並去探索周圍的冰川。這些地方最近大受關注——地質學家、礦物學家，甚至只是業餘愛好者都滿懷熱望，成群趕赴那裡；連婦女都享受著觀看全新景觀的快意，旅途勞頓一掃而空。」現在，看山也是「勘」山——是想象它們的過去。英國科學家漢弗萊·戴維（humphry davy）在一八〇五年說得好：

對地質探索者來說，每一條山脈都是對地球所歷鉅變的顯著紀念。最崇高的推測被喚醒了，人們不再理會當前，而是沉浸在對過去的想象中，一心崇拜建立秩序的偉力，而這秩序乍一看是一片混亂。

於是，在我們更容易在山頂感受到的更為熟悉的眩暈之上，又添上了另一種眩暈——由久遠年代引發的眩暈。正如伯內特在此前一個世紀提出的那樣，登山不僅是一種在空間裡向上的經歷，也變成了一段於時間中回溯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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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赫頓也許可被稱為地質學之父，但他絕不是最善表達的鼓吹者。除了那句令人浮想聯翩的卷末語，《地球論》通篇寫得深奧費解，就像他心愛的古老紅砂岩一樣通體一致，難以穿透。一直到三十年後，另一位名揚四海的地質學家才真正讓地質學的迅速發展和驚人發現流行起來，並且吸引更多人走進群山之中。他就是蘇格蘭地質學家查爾斯·賴爾，正是他教導十九世紀的人們熟悉地質學的語言和想象，比伯內特甚至赫頓做得都出色。

成為一名地質學家之前，查爾斯·賴爾做過律師，法庭辯論的訓練讓他寫得一手極清晰雅緻的好文章。一八三〇年到一八三三年間，他出版了一套三卷本著作《地質學原理：從目前地質運動的原因試論地表變遷歷史》（the principles of geology: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former changes of the earth's surface by reference to causes now in operation），細緻而精彩地闡述了均變論背後的論點：研究當前是解鎖過去的鑰匙。這套書很快成了當時聒噪階層的必讀書，並被廣泛翻譯，到一八七二年已經出了十一版修訂本。

賴爾的卓越之處在於他對細節的駕馭。就像達爾文後來在寫作《物種起源》時做的那樣，賴爾將層疊綿密、無可辯駁的事實和富於啟發的趣聞結合起來，征服了讀者——在事實方面，他的寫作和他所描寫的地質變化十分相似。另一個吸引人的地方是，賴爾概括的知識親切易懂，讀者不需要特殊裝置或長期訓練也能解開地球的歷史：需要的只是一雙敏銳的眼睛，一點基礎的均變論知識，以及足以促使自己站在「時間深淵」的邊緣向下凝望的好奇心和勇氣。只要具備這些最簡要的條件，任何人都能參觀世界上最動人的展覽——地球的過去。

為了親歷這種體驗山脈的新方法，讓我們來到一八三五年的瓦爾帕萊索城，一處懸架在智利太平洋海岸上的險要之所。城名意為「天堂谷」，再難找到比這更不貼切的名字了。首先它並不在山谷中，而是坐落在太平洋滾滾捲浪和紅色山脈之間一線還算平坦的土地上，那紅色山脈就在城背後陡直升起。其次它完全沒有天堂的樣子。終年呼嘯的海風捲走地表土層，地勢陡峭，土壤苦鹹，這些都意味著不會有像樣的植被。人們住在溪谷溝壑間一簇簇矮小的白牆紅瓦房裡，除了他們，幾乎找不到其他生靈。靠近岸邊，平底小漁船在波濤間起伏，隨時準備接待在深水裡下錨的大船，因為瓦爾帕萊索是智利的主要港口，雖然看上去不太像。籠罩在這整個景象之上的，是夏季海邊的乾燥空氣。

就是在瓦爾帕萊索，一八三五年八月十四日，查爾斯·達爾文上馬出發，開啟一段深入安第斯山脈腹地的長期探險。海灣裡泊著他的船——裝有十門炮的英國皇家海軍雙桅艦「小獵犬號」，達爾文是船上的科學觀察員。在劍橋讀書時，達爾文對地質學產生興趣，在一八三一年十二月一個狂風暴雨之夜從德文港起航前，他在行囊中裝上了賴爾的《原理》第一卷，作為漫漫南美之行的消遣。停靠維德角群島時，他上岸驗證賴爾的理論。等「小獵犬號」抵達巴塔哥尼亞高原的平地時，達爾文已經能想象力全開，「賴爾式」地解讀看到的各種地貌：從當前的樣子推斷出深遠的過往。「我總覺得我的書有一半出自賴爾的大腦，」他後來寫信給朋友倫納德·霍納（leonard horner）說，「因為我一直認為《原理》的偉大價值就在於它改變了一個人整體的思維方式，於是這個人在看賴爾其實從來沒見過的東西時，有一部分是透過賴爾的眼睛去看的。」

達爾文離開瓦爾帕萊索之後，先騎馬沿著海岸向北走了一天去看化石貝殼層，有人告訴他這可不能錯過。確實令人歎為觀止——漫長海岸佈滿鈣化的軟體動物，達爾文準確地推斷出：由於地殼逐漸運動，它們被抬升至目前高出海平面數米的落腳點。看過貝殼——也看到一夥當地人帶著鋤頭、鏟子和手推車，成車成車地掠奪這些貝殼去燒製石灰——之後，達爾文調轉馬頭朝向內陸，一路慢跑向上，穿越寬廣肥沃的基約塔山谷（後來他在日誌中寫道：「任何一個把瓦爾帕萊索稱作天堂谷的人，想到的一定是基約塔。」）。山谷裡橄欖樹密佈，還有橘樹、桃樹和無花果樹叢，被山民修剪成一方方小小的果園。高一些的山坡上，麥田在陽光下閃耀，再上面矗立著一千九百米高的基約塔鐘峰，從峰頂能看到據說十分壯美的景色。達爾文要攀登的就是這座山。

他在山腳下的一座大莊園裡歇了一夜，找到一位加烏喬牧人做嚮導，又得到幾匹精壯的好馬。他們向上進發，艱難地穿過樹幹粗壯的棕櫚叢和山腰間修長茂盛的竹林。路不好走，夜幕降臨時兩人只走了到頂峰四分之三的路。他們在一口泉眼邊支起帳篷，加烏喬牧人在竹子交錯而成的棚架下生火，煎了牛肉條，燒水沏上巴拉圭茶。黑暗中，火光在竹子棚架上跳蕩，有一瞬間達爾文覺得這火光照亮的竹子好似一座異域教堂。清境如許，月華似水，空氣如此澄澈，達爾文甚至看得到二十六英里之外泊在瓦爾帕萊索的船隻，桅杆歷歷可辨，像細小的黑色條紋。

第二天一早，達爾文爬上通向鍾峰平坦山頂的綠色大岩石。從那裡極目遠眺，他看到了安第斯山脈一座座皚皚頂峰和堡壘；向下望去，能看到下方山體的側翼上，有貪婪的智利金礦業留下的傷疤。這片景色讓他震驚：

我們在山頂待了一天，我從未如此享受在山頂的感覺。風景本身就很美，而看到這些雄偉山脈喚起諸多思考，更讓人心曠神怡。誰能不崇拜讓這些山脈升起的偉力，誰又能不更崇拜打破、遷移乃至夷平這整個巨構所必需的無窮歲月呢？這裡我不禁想起巴塔哥尼亞廣闊的砂石和沉積岩床，如果疊加到科迪勒拉山系上，能讓它們再增高好幾千英尺。在那個國家時我曾困惑，山脈怎麼能產生如此大量的砂石而不被徹底夷平？我們現在可不能推翻這個困惑，懷疑萬能的時間能否把山脈——哪怕是科迪勒拉這樣偉岸的山脈——磨蝕成碎礫和泥土。

從這個鳥瞰的視角，達爾文的目光不僅掠過空間，也深入時間。確實，觀看眼前真實風景所獲得的樂趣，與觀賞他想象中的景色相比只能屈居其下——後者讓他看到一度在此矗立的皚皚山峰和山脈，然而由於地質的「偉大力量」，它們已不復存在。達爾文事實上凝視著一座又一座心中的山脈，賴爾的學說讓他新近才得以看到它們，真是奇妙無比。

達爾文的日誌中，這樣的時刻比比皆是。對於他出版的此行記錄《小獵犬號航海記》的很多讀者（這本書當時十分暢銷），最刺激的點就在於不僅能跟隨達爾文踏足暴風雨頻仍的火地島和巴塔哥尼亞的銀色荒原，還能在新近發現的地質時間中來回穿梭。英國皇家海軍「小獵犬號」是世界上最早的時間旅行船之一，它的曲速引擎由達爾文的天才想象和賴爾的洞察力共同驅動，亦成為後世「進取號」飛船的原型。

***

任何一個在荒野之境待過的人，都以某種形式感受過普萊費爾在貝里克郡以及達爾文在智利體會到的時間加深之感。某年三月初，我徒步走完奈西谷全程，那是環繞在蘇格蘭凱恩戈姆山脈背後的一道長谷。從橫截面來看，這條峽谷是u形的，和那個地方所有的峽谷一樣。之所以呈這個形狀，是因為直到八千年前，蘇格蘭高地和威爾士、英格蘭北部部分地區、北美大部以及歐洲很大一片區域一樣，還在冰川覆蓋之下。這些冰川慢慢移動，將大地挖起、碾碎、重塑。

那天在谷中行走時，我看到兩邊谷壁三分之二高處都有冰川留下的高潮印記，當年被冰川帶到那裡的巨礫形成一條參差的線，就像被沖刷到海岸上的零碎雜物。谷壁上還留下許多溪流橫向切割過的印記，那是在冰川從谷里消退的數千年間刻進花崗石基岩裡的。雨水不斷從山脊邊流下來，像回字紋一樣刻進山體。水一旦找到一條路徑，就會不停地加深它——沖走小的岩石顆粒，小顆粒又撞松其他顆粒，直到切割出小槽，小槽變成溝渠，溝渠變成溪流的河道。

順著一條這樣的河道，我爬上山谷東坡，到了高潮線上。歐石南上還積著一簇簇融雪，溼溼滑滑，我常常要用一隻手向下探到石南叢中來保持平衡。接近巨石時，我還驚起一隻巖雷鳥，它拍打著翅膀飛向白色天空，很快成了剪影。

到達巨石時，手已經冰冷，我把雙手搓得「唰唰」響，然後繼續向上，從一塊巨礫跳向另一塊，想象當年山谷就像個浴缸，裝滿了冰。每塊岩石都有黑土圍繞，白天岩石吸收的熱量向外濾散，融化了周遭的積雪。我繼續向前，直到坡度陡增，只得又往下回到谷底。小路把我帶到一處面積大約有十平方米的裸露岩石邊，我走上去，蹲下來研究它。岩石上的水平條狀刻痕說明，它曾經是造就這個峽谷的冰川的摩擦點，是冰川巨大的肚皮擦過大地的地方之一。

我從岩石向上望去。雪剛下過，在薄薄一層積雪的覆蓋下，峽谷之外肉眼可見的山峰呈現出灰色，輪廓也變得柔和。遠處的山體在冬季白色的天宇下幾乎分辨不出，只有一些深色線條依稀勾勒出個大概，讓我想起炭筆素描或中國水墨畫的精簡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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