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那驅使人們踏上艱鉅攀登之路的激情，這激情無法按捺。沒有什麼先例嚇得倒他們……峰頂如同深淵，散發出不可抗拒的魔力。

——泰奧菲爾·戈蒂耶，1868年

十二歲那年，在蘇格蘭高地外祖父母家裡，我第一次與偉大的登山傳奇《挺進珠峰》（the fight for everest）不期而遇。這本書記錄了一九二四年英國人的一場探險，其間，喬治·馬洛裡（george mallory）和安德魯·歐文（andrew irvine）在即將登頂珠穆朗瑪峰時失蹤。

那時我們在外祖父母的宅子裡度夏。我和弟弟可以在家中到處轉悠，除了走廊盡頭的房間，那是外祖父的書房。玩捉迷藏時，我常躲在我倆臥室的大衣櫥裡。櫥裡有股濃烈的樟腦味，櫥底散亂放著些鞋子，人在裡面很難站直。外祖母的皮大衣也掛在裡面，罩著薄薄一層防衣蛾用的透明塑膠膜。我伸手想摸摸柔軟的毛皮，觸到的卻是光滑的塑膠，這感覺有些奇特。

宅子裡最棒的是玻璃暖房，外祖父母叫它「陽光房」。那裡鋪著灰色石板，踩上去腳底冰涼，有整整兩面牆都是巨大的窗戶。兩位老人在其中一扇窗上貼了張剪成老鷹形狀的黑色卡紙，為的是嚇走小鳥，可鳥兒們以為透明玻璃是空氣，時常撞上窗戶送了命。

即便是夏日，房子裡也灌滿蘇格蘭高地礦井般的冷空氣，所有東西表面摸上去都是寒颼颼的。吃飯時從餐櫃裡取出的沉甸甸的銀餐具，拿在手裡很冰涼，晚上上床後，床單也是冷冰冰的。我會在被單下扭動身子，儘量鑽到床尾，拉著被單矇住頭，形成一個「密封艙」，接著拼命深呼吸，直到把床焐暖。

宅子裡到處是書，外祖父並不著意整理，毫不相關的書常常比鄰而居。餐廳的小書架上，《克拉布特裡先生釣魚記》（mr crabtree goes fishing）、《霍位元人》、《爐邊偵探故事集》(the fireside omnibus of detective stories)和兩卷j. s. 穆勒皮面精裝本《邏輯體系》共處一地。好幾本關於俄羅斯的書，書名我都念不明白。還有許多探險和登山的著作。

一天晚上我睡不著，就下樓找本書看。走廊的一邊，靠牆疊著高高一摞書，我幾乎是隨意從中抽出一本綠色的大部頭，就像從牆上抽出一塊磚，然後帶著書去了陽光房。月華澄澈，我坐在寬大的石面窗臺上，開始讀這本《挺進珠峰》。

外祖父給我講過這場遠征，我已知曉一些細節。但這本書的娓娓敘述、二十四張黑白照片和標著陌生地名——遠東絨布冰川、協格爾宗、拉巴拉山坳——的摺頁地圖，可遠比外祖父的講述帶勁。一徑讀去，我便神遊到了喜馬拉雅，一幀幀影像撲面而來：我能看到中國西藏佈滿礫石的平原，漫漫延伸到遠方白色山峰之下；珠穆朗瑪峰好似一座幽暗的金字塔；揹負著氧氣瓶的登山者看上去像潛水員；他們用繩索和梯子登上珠峰北坳的巨大冰牆，如同中世紀武士圍攻城池；還有書的最後，六號營地的雪面上那個用睡袋拼成的黑色字母t，用來告知下方營地裡用望遠鏡眺望著山上的登山隊員，馬洛裡和歐文失蹤了。

書中有一段最讓我緊張，是探險隊的地質學家諾埃爾·奧德爾（noel odell）描述他最後一次看到馬洛裡和歐文的情景：

上方的大氣突然變得清澈，整個頂峰的山脊和珠峰最高點揭開了面紗。我注意到遠處的一道雪坡，它通往看上去離錐頂基部僅一步之遙的地方，有個微小的點在那裡移動著，向岩石階梯前進。另一個點跟著他，接著，第一個點爬到了石階頂上。我站在原地緊緊注視著這壯觀的一幕，就在此時，整幅景象被裹進了雲層……

我一遍又一遍讀著這段文字，滿心只願自己是兩個小點中的一個，在稀薄的空氣裡為生存而戰。

***

就這樣，我狂熱地迷上了探險。在一場只有童年漫漫時光裡才可能擁有的閱讀盛宴中，我「掃蕩」了外祖父的書房，到那年夏天結束，已經讀了十幾本最著名的登山和極地探險實錄，包括阿普斯利·謝里-加勒德記述的南極考察《世界最險惡之旅》、約翰·亨特的《攀登珠峰》（the ascent of everest），以及愛德華·懷伯爾血淋淋的記錄——《攀緣在阿爾卑斯山間》（scrambles amongst the alps）。

比起成人，孩子的想象力更信賴故事的真實性，他們更願意相信，事情正是像記述的那樣發生的。他們感同身受的本領也更強——我讀那些書時，真真切切地感覺自己和探險者生活在一起，甚至成了他們。夜裡，我和他們一同待在帳篷內，用燒海豹油的爐子化開乾肉餅濃湯，任外頭狂風呼嘯。我在極地齊股深的雪地裡趕雪橇，顛簸著駛過雪面波紋，跌下溝壑，費力爬上刃嶺，在山脊上大步走過。我從一座座山頂俯瞰世界，彷彿檢視一幅地圖，有十多次差點就沒命了。

這些探險者——幾乎都是男性——所面對和承受的磨難讓我著迷。極地苦寒，冷到把白蘭地凍成冰塊；狗要是舔自己的皮毛，舌頭會凍在毛上；人要是朝下看，鬍子會凍在外套上。羊毛衣裳凍得像鐵塊一樣硬，想讓它彎曲得用錘子敲。嚴寒也把馴鹿毛睡袋凍出一個個冰冷的硬鞘，晚上探險者得用體溫生生把它們化開，才鑽得進去，每進一寸都是煎熬。高山上則有如一道道波浪橫掛在懸崖上的雪簷，有高原反應無形的襲擊，還有能瞬間埋葬世界的雪崩和暴風雪。

幾乎所有探險傳奇人物都以死亡或某種傷殘告終，除了埃德蒙·希拉里和丹增·諾蓋在一九五三年成功登頂珠峰，歐內斯特·沙克爾頓在一九一六年救下整個探險隊——在弗蘭克·沃斯利神奇的導航下，小小的「詹姆斯·凱爾德號」得以在風暴頻發的南半球海域精準地穿越八百英里；北方，歐洲正如浮冰般分崩離析，此間沙克爾頓卻鎮定自若。我喜歡這些讓人毛骨悚然的細節。在有些極地探險故事裡，幾乎每一頁都能讀到探險隊員不是沒了命，就是丟了身體某個部位，有時「隊員」指的就是身體部位。還有壞血病肆虐，它損毀肌體，讓皮肉像受潮的餅乾一樣從骨頭上脫落。一名隊員病入膏肓，渾身的毛孔都滲出血來。

而這些故事的背景，它們發生的地方，也有某種東西深深打動著我。吸引我的，有他們踏足之地的荒涼——高山和極地蕭索的景觀、摩尼教黑白色系般的清簡色彩。故事中人的價值觀也兩極分化：勇敢與懦弱，休整與行動，危險與安全，對與錯，環境的無情本質把一切都乾淨利落地二元化。我真想讓自己的生活也如此脈絡清晰，孰輕孰重都這樣簡單。

我漸漸愛上了他們，愛上了那些男子漢：駕著雪橇的極地探險者，他們唱的歌，他們對企鵝的脈脈溫情；叼著菸斗的登山者，他們的無所顧忌，他們難以企及的耐力。這群人外貌粗獷——穿著堅不可摧的粗花呢褲子，留著粗短的羊排絡腮鬍子和八字須，身上裹著絲綢或抹上熊油來抵禦嚴寒，卻對涉足的絕美風景有著近乎挑剔的敏銳，我愛他們身上的這種矛盾。不僅如此，在他們身上，吃苦耐勞可以和貴族的講究並存（比如一九二四年的探險隊還帶上了六十罐浸在鵝肝醬裡的鵪鶉罐頭、領結、蒙特貝洛香檳佳釀）。他們能坦然接受命運：橫死哪怕不是十之八九，也很有可能發生。

在我看來，他們是行者的典範：不為逆境所動，為人謙遜樸實。我渴望成為他們那樣的人，特別渴望像個子矮小的「小鳥」鮑爾斯那樣身體自帶恆溫調節器——這位羅伯特·斯科特的得力助手，在乘「特拉·諾瓦號」向南航行時，每天清晨在甲板上用一桶海水洗澡；他還可以在零下三十攝氏度的嚴寒中睡覺，而且睡得著。

最最吸引我的，是那些不遠萬里去攀登亞洲雄峰的人。他們中有很多都罹難了。我牢牢記著他們的名字：珠穆朗瑪峰上的馬洛裡和歐文，南伽峰上的馬默裡，科什坦套山上的唐金和福克斯……這份名單不斷延續，名字從熟悉到陌生。這些登山者投射到我身上的想象之光和極地探險者投來的一樣——都讓我看到美麗而危險的風景、廣闊浩瀚的空間，這一切也同樣一無世俗功用，只不過是把極地的高緯度換成了山地的高海拔。當然這些探險者身上不乏各種缺點，他們陷於時代的侷限：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無可撼動的優越感，他們的勇敢混雜著強烈的自私。然而，我當時注意不到這些，只看得到無比英勇的人舉步邁進未知的燦爛之光。

***

讓我印象最深的一本書無疑是莫里斯·埃爾佐格（maurice herzog）的《安納普爾納峰》（annapurna），由埃爾佐格一九五一年在醫院的病床上口述完成。他因為失去所有手指而無法執筆。世界上海拔八千米以上的山峰一共有十四座，一九五〇年春天，埃爾佐格帶領一支法國登山隊來到喜馬拉雅山脈尼泊爾一側，想首次征服其中的一座。

他們艱苦勘察了一個月，雨季之前所剩的時間也越來越短，於是這支法國登山隊向安納普爾納山脈腹地進發了。那是一片被世人遺忘的冰雪岩石之境，由世上最高的一圈山脈環抱封鎖。埃爾佐格寫道：

我們身處人類從未見過的一片蠻荒山地之中。動植物在這裡都無法生存。純淨的晨光中，這種了無生氣，這種自然的匱乏，似乎反而強化了我們的力量。人類天生嚮往自然的豐盈慷慨，怎能指望旁人理解這片荒蕪在我們心中喚起的特殊振奮呢？

隊伍一點點向山上行進，營地越築越高。高海拔、嚴寒和負重造成的損害逐漸顯現。雖然身體日漸虛弱，埃爾佐格對成功登頂的信念卻日漸強烈。終於，六月三日，他和隊友路易·拉舍納爾離開最高的五號營地，向頂峰發起衝鋒。

登上頂峰的最後一段路上有一條漫長的弧形冰坡，登山隊給了它個「鐮刀冰川」的綽號。之後就是拱衛著頂峰的一片陡峭岩石帶。除了這片岩石帶，路上已然沒有太考驗技術的障礙了。拉舍納爾和埃爾佐格一心要輕裝上陣，沒有帶繩索。

他們離開五號營地時天氣完美，天空一碧如洗。晴朗的天氣也帶來極低的溫度，空氣冰冷，兩人向上爬的時候只覺得雙腳要在靴子裡凍住了。很快情形變得明朗：要麼回去，要麼就有被嚴重凍傷的風險。他們繼續前進。

在對這場攀登的敘述中，埃爾佐格描述道他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漸漸漠然。天氣晴朗，空氣稀薄，群山晶瑩美麗，凍傷後痛感的奇異消失——這一切合起夥來讓他進入一種麻木的平靜，對逐漸惡化的傷勢無動於衷：

看著拉舍納爾和周圍的一切，我有種不尋常的感覺。我們的努力如此微不足道，想到這一點，我暗自哂笑。然而所有的疲憊感都消失了，彷彿不再有重力。這輕盈縹緲的景色，堪稱純淨的典範——這不是我認識的群山，而是我夢裡的群山。

在這種失去痛覺的朦朧幻境裡，他和拉舍納爾攻上最後的岩石帶，到達頂峰：

我感覺雙腳凍僵了，但並不很在意。人類攀上的最高峰此刻就在腳下！曾登上如此高峰的前輩，他們的名字在腦海中一個接一個地閃過：馬默裡，馬洛裡和歐文，鮑爾，韋爾岑巴赫，蒂爾曼，希普頓。他們中有多少人獻出了生命——多少人在這些大山裡求仁得仁……我知道終點近了，然而這是所有登山者都向往的終點，是與支配著他們的熱情相配的終點。我心存感激，感謝群山在那天為我展現得如此美麗，它們的靜默讓我敬畏，彷彿身處教堂之中。我不覺得疼痛，也不擔憂。

疼痛和擔憂是後來才有的。埃爾佐格在爬下岩石帶時掉了手套，抵達四號營地的時候，手腳嚴重凍傷，幾乎無法行走。爬過陡峭地面向大本營拼死撤退途中，他摔了一跤，原本損傷嚴重的腳上又碎了幾根骨頭，於是不得不繞繩下降，繩索將手上的皮肉大條大條地撕下。

地勢不那麼陡峭後，人們終於得以扛著埃爾佐格行路。先是人背，再用簍子，然後用雪橇，最後是擔架——終於把他運出了山地。下撤途中，他的手腳被套上塑膠布，牢牢包裹著，以免進一步損傷。每晚抵達營地，隊醫烏多會往埃爾佐格的股動脈和肱動脈注射普魯卡因、止痛劑和青黴素，長長的針要穿過他腹股溝左右兩側和肘彎，痛得埃爾佐格只求一死。出山時，他的腳已經變成黑色和棕色。到達戈勒克布林的安全地帶時，烏多已經截去他幾乎所有的手指和腳趾。

那年夏天，我讀了三遍《安納普爾納峰》。在我看來，埃爾佐格明智地選擇堅持登頂，哪怕後來付出了代價。我和他都認為，和站上那小小几平方米的雪地相比，手指和腳趾算得了什麼呢？死了都是值得的。這就是我從埃爾佐格的書裡學到的：最好的死法是死在山頂上——啊，上帝保佑我不要死在山谷裡。

***

距第一次讀到《安納普爾納峰》十二年後——十二年裡，幾乎所有假期我都在山間度過——我在蘇格蘭一家舊書店裡，手指劃過一排排書脊時，又遇到了這本書。那天夜裡，熬夜重讀一遍，我再次著了迷。不久我訂了機票，找到一位登山搭檔——服兵役時認識的朋友託比·蒂爾（toby till），去阿爾卑斯山過一個禮拜。

六月初我們到達採爾馬特，希望在夏季遊人滿山之前去登馬特洪峰。但馬特洪峰還罩著厚厚的冰層，現在爬太危險，於是我們開車繞到下一個村莊，那裡冰雪可能化得多些。我們計劃爬得高一點，夜裡在那兒紮營，第二天早上去登拉金霍恩峰，從容易爬的東南脊上去。拉金霍恩峰海拔四千零一十米，有個念頭一閃而過：它的高度幾乎正好是安納普爾納峰的一半。

那天夜裡下了雪，我清醒地躺著，聽厚重的雪花落在帆布帳篷頂上。雪花堆積，在篷布上投下陰影，直到越堆越重，帳篷的斜頂承受不住，哧溜一聲輕輕滑落到地上。凌晨時分雪停了，然而早上六點，我們拉開帳門上的拉鏈時，雲層中卻透出微黃的光，那是風暴的不祥預兆。我們有些擔憂地向山脊出發了。

登上山脊，才發現路比下面看起來難走，主要是因為覆蓋著山脊的軟爛陳雪有好幾英尺深，上面又積了六英寸黏重的新雪，還沒壓實。朽軟的雪要麼像砂糖一樣呈顆粒狀，要麼形成一層由又長又細的冰晶組成的鬆脆基層，冰晶彼此分離，中間是空的。無論是哪種情況，雪層都不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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