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去拜讀了哲學家塞內卡的作品，但毫無用處。我天性愛發火，我很容易生氣，脾氣不好，有人說，我的脾氣太壞了。我妻子說，這樣下去我們會孤立的，由於你的過錯，我們會失去所有的朋友，會像兩隻蟑螂似的在黑暗中孤寂地死去。我妻子有時說話怪怪的，愛誇大其詞，把什麼事情都看得十分嚴重。不過，我得承認，她是有道理的。去年夏天，在卡拉布里亞度假期間，我跟我部裡一位名叫阿里斯蒂特的同事吵了架。幾個月之前，公寓樓的住戶開過會之後，我再也不理睬佩魯齊夫婦了。我們與佩魯齊夫婦是住在同一樓層的。
當我想到阿里斯蒂特，我仍然無法解釋，在度假的頭一週我怎麼能忍受得了他。他從早到晚跟別人做比較。他說，他的汽車比我的速度快，他駕車的技術自然比我好；他說，他的橡皮摩托艇的引擎比我的要大多少馬力；說我游泳的水平如此之差，以至於每次進到水裡就有淹死的危險；還說他一點兒都不喜歡我的太陽鏡，也不喜歡我的妻子。我一直忍著，咬著牙一言不發，我剛讀過塞內卡，作者對盧基裡烏斯說，對朋友要容忍，要假裝看不見他們的缺點。我按照哲學家說的那樣做了。大錯特錯了：我越是容忍，阿里斯蒂特就越惹人生氣。他把我的哲學智慧，的確是哲學智慧，當作是軟弱可欺和無能為力，而且變得一天比一天更加蠻橫無理。有一天，他竟然敢來跟我解釋說，他已經晉升為部裡中心的副主任，並不是因為他跟一個營私舞弊貪汙公款的副部長聯手，他曾幫那位副部長掩蓋盜用公款的罪行，而是因為他確實有其個人的聰明才智。言下之意就是：我沒有能青雲直上，是因為我愚笨。都到了這個地步，我對自己說，夠了，這哪裡還是什麼假期啊。我把妻子裝上車，確實是把她像一隻手提箱似的裝上車，因為她還想留下來繼續度假，而後我們就不告而別了。
自打那天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阿里斯蒂特。他從羅馬給我們打過兩次電話，他是跟我妻子說的話，因為我拒絕去接電話，沒有別的。很少幾次在部裡的走廊上遇見他時，我也沒停下腳步，只是跟他稍稍打個招呼，而且明年夏天，我們不會再像以往六七年那樣，一起去海邊度假了。我已經決定去希臘，這樣，我肯定不會遇見他。這就是聽從哲學家勸告的結果：失去了朋友。
不過，如果我說全是哲人塞內卡的過錯，那我就不夠誠實了。當我聽從他的勸告要忍讓剋制，事情是不妙，然而在日復一日的小小的人際關係中，當我忘記了他哲學上的行為準則時，事情就更糟。我住在一條很短的小街上，人人都相互認識，可如今我像是流放在那裡似的。我跟賣報的發過火，因為有一天他不願意收回我買的一本雜誌，事先我不知道我妻子也買了那本雜誌。我避免跟人鬥嘴，我相當溫和地抱怨，說他這樣做不夠厚道，而他卻裝作什麼也沒聽見，好像聾了似的。打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從他的報亭裡買過一份報紙：就此了結。這樣一來，現在我就得到離家較遠的一家報亭那裡去買報。而那個賣報的比原先那個更不厚道。我跟理髮師生氣，因為有一天他非得強制我洗頭，他三番兩次地堅持，像是想讓我明白我的頭很髒。我回答他說，我的頭我什麼時候想洗就什麼時候洗，而且得在我自己家裡洗。此後，我就再也沒有進過他的理髮店一步，這樣，他自會明白的。麵包師傅那裡，自打他想把自己剛擰過抹布的雙手碰觸過的長條麵包塞給我之後，我有兩年不去了。當我提醒他注意到，他已經用打溼的雙手碰過我的麵包了，他還得意地微笑，把用紙包好的麵包放在櫃檯上，好像我非得買下來不可似的。我把麵包留在那裡走出了店門，打那天以後，我就上另一條街上的另一家麵包師傅那兒。我妻子不顧我生氣與否，繼續上原來的報亭和麵包師傅那裡去，而且還平靜地走進對面的那家酒吧，那兒我有四年不進去了，因為我與酒吧老闆也吵過架。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的，她真有福氣，從來不生氣。可惜我的記憶力太驚人，我無法抹去任何記憶，而且一旦我生氣了，我就永遠難以釋懷。
我心裡明白，我妻子的確有道理。她說我再這樣下去，我們會像兩隻蟑螂一樣孤寂，千真萬確。開商店的老闆倒算了，反正換一條街買東西，可以找到別的商店，可是朋友是不能說換就換的。於是，我決心認真調整與剩下不多的幾個朋友之間的關係，儘管他們簡直總是那麼令人討厭，那麼的可惡。由於我改不了自己的性格，不管古代的哲人塞內卡怎麼說，要控制自己的情緒並不是那麼容易的，於是，我決定設定我生氣的時間和期限，就像開支票似的。當一位朋友惹我生氣時，我就與妻子一起評估形勢，一起決定我是該生一個月抑或是兩三個月的氣。在最嚴重的情況下，我可以生上一年的氣，不過，不能更長，因為如果時間過了太久，要重歸於好就會難上加難。有很多次牽涉到要決定延長生氣的時間，做起來就很艱辛，我和妻子私下審定時得討論上好幾個小時，有時往往要延續至深夜。當我們終於做出決定之後，我就給朋友送一張字條，向他解釋我生氣的理由，說明生氣的持續時間，以及重歸於好的日期。出於夫妻之間的恩愛，每次我妻子都站在我這邊，不過，正如我已經說過的，其實她幾乎從來就不生氣。起初她都不贊同這種做法，並且說，你瞧瞧，這是一種幼稚的處事態度，所有的人都會取笑我們的。後來，她意識到這是能避免與朋友決裂的唯一辦法。
現在我有一個本子，上面記著所有的一切：生氣的日子、生氣的理由和場景、生氣持續的時間、重歸於好的日期。我是習慣了在部裡的一個辦公室工作的，我處理公務準確又準時，這樣，我在處理私人關係上也不難做到準確又準時。如果我說好哪一天要與某人和好，我就覺得必須遵守承諾。自然，在所有這一切裡面，我也加入了相當譏諷的成分。譏諷是必不可少的，免得外界對你有不好的口碑。這我知道，比如有人開始開玩笑地說我這個人有點兒怪，還有點兒瘋，最後他們會真的把你當作瘋子，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這對我的個人生活和我的工作損害就太大了。正是這個緣故，我跟安傑洛和阿爾貝塔也生氣，我知道他們四處散佈說我瘋了，他們讓跟我天天見面玩橋牌的一群朋友嘲弄我。我們決定兩個月不見他們，這樣，他們就會意識到，在這種話題上可不能那麼開玩笑的。我們給他們遞了張條子，確定了重新和好的日子，在臺伯河彼岸的一家飯館共進午餐，自然，由我來埋單。
打從我採取了這種新的做法以來，我與朋友們的爭吵常常以重新和解結束，儘管我經常得做出巨大的努力來剋制我的怨憤。我毫無任何辦法，對於某些朋友，除了怨憤，我無法有別的感情。哲學家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但是怨憤是一種比愛要深刻得多、持續得久的情感，有時候，過了兩三個月、半年之後，我覺得依然如同吵架的那天一樣怨憤，不過，以友誼的名義，我是準備做出任何犧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