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總是想著噩夢。」哈麗特告訴我。她穿著浴袍，臉上全是乳霜。她和我的姐姐路易莎打算出去舉行女孩子之間的聚會。我猜她們有好多事情要談——她們肯定會談論我——所以她們不願意我在場。同時也是要讓我度過一個單身漢的夜晚。電影的導演晚些時候會前來帶我出去晚餐，這部電影為我們帶來如此難以置信而又令人煩惱的財富。
我注視著她的面孔。她那樣看起來好像沒有煩惱，我知道對於她來說，是完全不可能的。她的自制主要是為了我好——為了我和保羅好。哈麗特是守秩序的進步的瑞典人，卻由於變成堅定而完美的守舊派，而反抗所有她接觸過的先進信條。我們從來沒有當著保羅的面爭吵過，即便他還只是個嬰兒的時候。與其說哈麗特相信要保護孩子，還不如說她相信要幫助孩子，幫助他們建立一個基礎，這樣每次生活高速飛行的鋼球，將他們建造的東西完全摧毀之際，他們便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面建設和再建設。
每當我心煩意亂的時候，哈麗特就變得非常樂觀、鎮定沉著。我認為她在八年前就開始學會如何做到這一點了，那時我從僅有的一次訪問美國後歸來。現在大概這已經成為無法控制的行為，即使她希望控制的話。今天早晨吃早餐，當我對保羅叫喊的時候，為避免保羅眼淚汪汪和我自己內疚，她抬起頭來說：「我的天哪，你的父親今天早晨狂躁不安，不是嗎？」
保羅的注意力立即從對他的傷害，和施加這些傷害、不公正的人那裡，轉移到母親的笑聲上。他注視著她。
「這是因為他害怕在紐約他們會不喜歡他的歌曲。你的父親是一個藝術家，寶貝，他們是非常神秘的人，藝術家。無數的人在紐約等著他，他們懇求他去，他們會給他很多的錢，可是他害怕他們會不喜歡他。告訴他，他錯了。」
她成功地再次引發保羅對於他從未見過的地方的興奮。我也馬上重新擁有了我所有的魅力。我想要讓保羅認識到，他在唱片套子上、報紙上和銀幕上所看見的面孔，和他的父親的面孔——那個間或對他叫喊的人，沒有什麼不同，有時是極其困難的。當然，因為他只有七歲——就要八歲了，這個冬天他就要八歲了——他也不可能理解讓我受挫的是什麼。
「當然，你錯了，你真傻，」他熱情地說——引得我笑起來。他的英語帶有很重的口音，事實上，他的英語不如法語好，因為他在學校裡整天說法語。法語才是他真的第一語言，他最先聽見的語言。「你是法國最偉大的歌唱家」——這聲音聽上去必定和他對他的同學發表宣告時一模一樣——「最偉大的美國歌唱家」——他如此禮貌地做出了認可，這已經不完全是種認可，它將我的地位拔高了，美國對於保羅來說，僅僅是一個迷人的字眼。那是他的父親來自的地方，是現在他就要去的地方，一個非常少人看見過的地方。然而他的姑姑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他向她看過去。「杜蒙夫人這樣說的，她還說他是一位偉大的演員。」路易莎微笑著點點頭。「她看過《野獸等待著我們》——五次！」當然，這個問題就這麼解決了。杜蒙夫人是我們的門房，她從保羅生下來起就認識他。我猜想，直到他開始懷疑一切事物之前，他都不會對她說的任何事情產生懷疑。
他再一次向我看著。「所以你害怕是錯了。」
「我對你嚷嚷也是錯了。我今天不會再對你嚷了。」
「好吧。」他非常認真。
路易莎倒了更多的咖啡。「在紐約他要讓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你瞧著吧。」
「當然，」保羅疑惑地說。他不是很明白「讓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是什麼意思，儘管根據她的語調，他確信她的看法一定是與他一致的。他也不是十分理解這個姑姑，兩個月前他才第一次見到她，那時她到達這裡，來和我們一起過夏天。她的口音和他聽過的任何口音都完全不同。他不是真正地理解，既然她是我的姐姐和他的姑姑，為什麼她竟然不會說法語。
哈麗特、路易莎和我互相看了看，笑起來。「讓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哈麗特說，「意思是讓他們十分佩服。不過你將很快學會所有美國式的表達方式。」她看著我，同時笑起來。「我也將如此。」
「那正是他所害怕的。」路易莎露齒一笑。「我們已經學會一些表達方式了，相信我。永遠不要讓任何人告訴你，說美國沒有文化。我們的文化像酸奶一樣濃厚。」
「啊哈，」哈麗特回答說，「我知道。我知道。」
「我打算晚一會兒去練習，」我告訴保羅。
他面露喜色。「好。」這意味著，晚一會兒，他會到我的書房來，我在鋼琴和錄音帶上練習的時候，他就拿著紙和蠟筆躺在地板上。他知道我把這個提議當作橄欖枝。從各方面來看，我的兒子和我，我們相處得非常融洽。
他再次看向路易莎。她一隻手端著咖啡杯，另一隻手夾著香菸；她的一些事情讓他感到困惑。天還很早，所以她的臉上還沒有化妝。她厚厚的灰白色短髮，比平時更蓬亂，差不多就和我自己的一樣蓬亂——晚些時候，她要去美髮師那裡；她比我白皙一點，也比我好看；事實上，路易莎具備了我們家族所有的長相特徵。保羅知道，她是我的姐姐，她幫助撫育了我，當然，他還不瞭解這意味著什麼。他知道她是美國南方一所學校的老師，出於某種原因，那和南美洲是不一樣的地方。我能夠看出，他試圖將所有這些異國情調的細節，放進一個模式，能夠解釋她的奇異——奇異的口音、奇異的舉止。與他一直結識的人相比，儘管她慷慨、樂呵呵、感情充沛，路易莎看上去一定是那種特別拿不準自己、對人特別不友善、戒備心強的人。
我感到好奇，他會怎麼想他的伯伯諾曼，他比我老、也比我黑，他住在靠近阿拉巴馬的小鎮，那是我們出生的地方。諾曼會到船上和我們會面。
此時哈麗特重複著：「噩夢，噩夢。從來沒有什麼事，後來證明有你想的那麼糟糕——事實上，」她笑出了聲，「我很高興地說，那幾乎不可能。」
她的眼睛在鏡子裡搜尋著我的——她深藍色的眼睛、蒼白的皮膚、黑色的頭髮。我一直認為瑞典居住著的全是白皮膚、金髮碧眼的女人，我認為作為一個瑞典姑娘，哈麗特黑得反常。可是我們訪問瑞典時，我有了不同的發現。「歐洲，完全是一個種族的大雜燴，所以我才確信我永遠都會無法理解你的國家。」哈麗特說。那些日子裡，我們從沒想象過，我們將會到這個國家去。
我很好奇她真正的想法。儘管如此，她還是對的，兩天內，我們就要登上輪船，現在就整天想著我的不安，簡直沒有什麼意義。我坐在床上，看著她保養她的面孔。我意識到我將會想念這間老式的臥室。多少年來，我們一直在說，要扔掉這些從公寓帶來的廢棄的舊物，代之以沒那麼厚重的時髦傢俱。但是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做。
「嗯，或許一切都會好的，」我說，「整整一天我的情緒都很壞。我就是無法再唱歌。」我們都笑起來。她伸手拿了一卷面紙，開始揩去乳霜。「我想知道，保羅會如何喜歡美國，他是否交得到朋友——就是那些。」
「保羅會喜歡有你在的任何地方，有我們在的任何地方。不要為保羅擔心。」
保羅到目前為止沒有被別人叫過任何綽號。只有一次他問我們，混血兒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哈麗特對他解釋說，意思是混合起來的血，並且補充說，現在差不多世界上每一個人的血都是混合的。杜蒙夫人通過她自己的家譜，提供了淫穢的和詳細的證據，這個家族起源於科西嘉的什麼地方；這個故事的寓意，正如她所講述的，就是女人是軟弱的，男人是不可救藥的，而且，老天哪，駭人聽聞地聰明。杜蒙夫人的說法，是我更喜歡的，不過它也許並不適合保羅，這是一種最功利主義的說法。
哈麗特從梳妝檯旁站起，走過來坐在我的大腿上。我和她一起倒在床上，她笑著低頭貼近我的臉。
「嗨，不要擔心，」她告訴我，「請你儘量不要擔心。不管接下來發生什麼，我們都會處理得非常好，你瞧著吧。我們擁有對方，我們有我們的兒子，我們知道我們想要什麼。所以，我們要比大多數人都幸運。」
我在她的下巴上吻了一下。「我要比大多數男人都幸運。」
「我也是個非常幸運的女人。」
我們沉默了片刻，單獨在我們的房間內，這個房間我們共享瞭如此之久。哈麗特的身體隨著呼吸的輕微起伏，時不時地擠壓著我的胸脯，我想，假如我不曾離開美國，就永遠不會遇見她，永遠不會建立一種我自己的生活，永遠不會走進我自己的生活。因為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從一個種族、軍隊和教會所停滯的那個水平開始的。然而每一個人的生活，又總是由種族、教會和軍隊形成的；種族、教會和軍隊威脅和奪取很多生命。假如哈麗特出生在美國，她可能要通過很長的時間，或許是永遠，來把我看作一個像其他男人一樣的男人；假如我在美國遇見她，我永遠也不能把她看作一個像其他女人一樣的女人。公眾的狂熱和權威的習慣，同樣也可能會成為我們個人的強制力，會讓我們的眼睛失明。我們將永遠不可能愛上對方。保羅永遠不會出生。
也許，假如我一直待在美國，我會找到另一個女人，生下另一個兒子。不過那另一個女人，另一個兒子，處於不確定的消失掉的可能性之中。我同樣也可能變成另外的什麼人，不是演員—歌手，或許是律師，就像我的哥哥，或者是教師，就像我的姐姐。可是不，我是我已經成為的這個人，我身邊的這個女人，是我的妻子，我愛她。我可能會有的那些兒子們，沒有任何意義，既然我有一個兒子，我給他起了我父親的名字，叫保羅，我愛他。
我想起我看見的那些在美國被毀滅的事物、那些被丟失在那裡的事物，想起那些對我和我的家人所具有的威脅。
我仰面對著哈麗特露齒而笑。「你愛我嗎？」
「當然不愛。這些年我純粹是瘋狂地密謀著要去美國。」
「你是個多麼有耐心的婦人。」
「瑞典人是非常有耐心的。」
她再一次吻吻我，站起來。路易莎走進來，同樣也穿著浴衣。
「我希望你們倆不是坐在這裡嘮嘮叨叨那個話題。」她看著我。
「喔唷！你是我見過的長得最抱歉的名流。我一直感到疑惑，為什麼像你這樣的人，要僱用新聞媒介。現在我知道了。」她走到哈麗特的梳妝檯旁。「寶貝兒，你介意我借用一些那種令人著迷的指甲油嗎？」
哈麗特走向梳妝檯。「我不確定我知道你指的是哪一種令人著迷的指甲油。」
哈麗特和路易莎，出乎我的意料，相處得非常融洽。似乎兩人都發現，對方充滿了最怪異和最愉快的驚奇之處。哈麗特教路易莎法語和瑞典語的表達方式，路易莎教哈麗特一些南方黑人帶點黃色的表達方式。無論何時，只要一方沒有搭配上對方的口音，她們便開始長時間地思索，推測語言是如何揭示一個民族的歷史和態度。她們發現，所有歐洲的語言都包含一個片語，類似於「像一個黑鬼一樣工作」。（「當然啦，」路易莎說，「他們讓黑人為他們工作了相當長的時間。」）在表示她後悔不知道任何非洲的方言之後，「語言是體驗，語言是權力，」路易莎說，「那就是我不斷地試圖想要告訴那些南方高傲的雜種們的。他們把自己的體驗注入語言，我們就會有一種偉大的語言。可是，不是那麼回事，他們全都想要像白人一樣講話。」接著她身體前傾，抓住哈麗特的膝蓋。「我告訴他們，寶貝兒，白人沒有什麼可說的。他們說不出什麼東西——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知道這一點，他們需要你獲得的東西，整個世界需要它。」然後她身體後傾，一臉的厭惡。「你以為他們會聽從我的話嗎？他們當然不會。他們只是徑直地繼續下去，努力要像白人一樣講話。」她的身體再朝前傾，看上去極為憤怒。「你知道他們有些人因為瑪哈莉雅·傑克遜而感到羞愧嗎？因她而羞愧，活著的最偉大的歌唱家之一！他們認為她很平常。」她四下環顧房間，好像她手裡拿著一個瓶子，正在尋找一個可以砸下去的腦袋。
我想這是因為路易莎以前從未像這樣和任何白人講過話。從某種角度來說，她以前遇見的所有白人，需要消除疑慮，得到慰藉，需要讓他們的良心感到刺痛而不是受到詛咒；他們無法、無法承受聽見真相，因為這個真相將不可改變地毀壞他們自己的形象。令人吃驚的是，為了躲避一面真實的鏡子，一個人或一個民族要走過多長的歷程。不過哈麗特的需要正好相反：她想要學習路易莎能夠告訴她的任何東西，接著學習更多、再更多的東西，這才是最最重要的。哈麗特真正想要向路易莎學習的，是怎麼最好地保護她的丈夫和兒子。這是她們今晚打算單獨出去的原因。今天晚上，看樣子，她們將要召開最後一次作戰會議。我也許喜怒無常，然而她們，感謝上帝，是講究實際的。
哈麗特在梳妝檯上仔細翻找，這時路易莎轉身向著我。「維達爾什麼時候來找你？」
「哦，七點半左右，八點鐘。他說他給我們訂了座位，在某個十分時髦的地方，不過他不願意說在哪裡。」路易莎扭動著肩膀，抬起眉頭，稍微做了個拳擊的動作，露齒一笑。我笑起來。「不錯。我猜接下來我們就會出去喝酒買醉。」
「我真希望你那樣做。近來這幾天，你情緒好得就像一塊墓地。那樣你宿醉了，明天就不會來煩我們。」
「你們宿醉又會怎麼樣？我瞭解你們女孩子喝酒的樣子。」
「噢，我們會付我們自己的酒錢，」哈麗特說，「所以我不認為我們會有那個問題。可是你會受到別人的款待，像一個享譽國際的電影明星。」
「你們肯定你們不想改變心意，與維達爾和我一起出去嗎？」
「我們肯定，」路易莎說。她低頭看著我，發出輕微的被逗樂的咕嚕聲。「一個享譽國際的電影明星。我過去經常給你換尿布。我真沒想到。」一瞬間，她變得很認真。「媽媽會為你驕傲的，你知道嗎？」我們看著對方，我們之間的空氣中裝滿了秘密，這秘密甚至連哈麗特也永遠不會知道。「現在，從這裡滾出去，那樣我們可以穿衣服。」
「我把保羅帶到樓下杜蒙夫人那兒去。」
保羅要和她的孩子們一起吃晚飯，並且在那裡過夜。
「最後一次了，」杜蒙夫人說，用手摩擦著保羅亂七八糟的黑色捲髮。「我們會想念你，你知道嗎？」然後她抬頭看著我，笑起來。「他不在乎。他只對看見大輪船和紐約的那些奇觀感興趣。孩子們從來不會對旅行感到憂傷。」
「離去時我會很悲傷的，」保羅很有禮貌地說，「可是我父親必須去紐約工作，並且他想要我和他一起去。」
越過他的頭，我和杜蒙夫人互相微笑著。「他很聰明，你的小孩！」她又低下頭來看著他。「你認為，我的小外交家，你會喜歡紐約嗎？」
「我們不僅僅要去紐約，」保羅回答，「我們還要去加利福尼亞。」
「喲，你認為你會喜歡加利福尼亞嗎？」
保羅看著我。「我不知道。如果不喜歡，我們就會回來。」
「這麼簡單。正該那樣，」杜蒙夫人說。她看看我。「這是看待生活的最好的方法。一定要回來。你知道，我們覺得你也屬於我們，這裡，法國。」
「我希望你這麼覺得，」我說。「我希望你這麼覺得。我總覺得——總覺得這兒就像在家裡一樣。」我彎下身子，保羅和我互相親了親面頰。我們總是這麼做——但是我們在美國能這麼做嗎？美國的父親從不吻美國的兒子。我站直了身子，把手放在保羅的肩膀上。「你要好好的。我會來接你吃早餐，或者，如果你先起身，你來接我，然後我們明天可以一起消磨時間，在你媽媽和路易莎姑姑最後收拾好行李的時候。她們不想要兩個男人在房子裡晃來晃去。」
「同意。我們將要在哪裡消磨時間呢？」他在說最後兩個詞的時候結巴了一下，他在模仿我。
「也許我們可以去動物園，我不知道。我會帶你去埃菲爾鐵塔吃午餐，你喜歡那樣嗎？」
「哦，是的，」他說，「我喜歡。」當他高興的時候，他好像全身洋溢著熱情。他那小小的、結實的、集中的存在，其全部能量在為一塊看不見的電池充電，給他的眼睛和皮膚增添了一種難以置信的光彩，他深褐色的大眼睛——就像我的——還有他的皮膚，總是讓我想起蜂蜜的顏色和太陽的火焰。
「行，那就這樣。」我和杜蒙夫人握了握手。「晚安，夫人。」我按了電梯鈴，注視著保羅。「再見，保羅。」
「晚安，爸爸。」
杜蒙夫人把他帶到裡面去了。
樓上，哈麗特和路易莎終於搽好脂粉，灑上香水，佩戴好珠寶，準備出發：去麗池酒店喝乾馬丁尼，而晚餐，「在某個非常昂貴的小地方，」哈麗特說，那之後大概會去佛裡絲·貝傑爾。「一個真正的鄉巴佬旅遊者的夜晚，」路易莎說。「我正在努力研究如果我能讓哈麗特現在的舉止像個美國人，以後她就不會有太多的麻煩。」
「我非常懷疑，」哈麗特說，「我能夠在佛裡絲·貝傑爾忍受整整三個小時。」
「嗨，那我們就快速穿過城到哈里的紐約酒吧，去喝冰鎮薄荷酒，」路易莎說。
我明白，完全摒除其他的一切，路易莎正在享受她有生以來最多的樂趣。離開巴黎，她大概也很悲傷，儘管她對這個城市的瞭解只有如此短暫的時間。
「紐約人喝這些酒嗎？」哈麗特問。我想她是在列一份清單，記下人們在紐約要乾的或者不要乾的事情。
「有些人喝。」路易莎向我使個眼色。「你有聽出這個瑞士女人講話時帶有阿拉巴馬人拉長調子的語氣嗎？」
我們一起笑起來。電梯發出軋軋聲停下來。
「我們會停一下，對保羅說晚安，」哈麗特說。她吻了吻我。「代我們向維達爾問好。」
「行。玩得愉快。不要讓任何法國男人帶著路易莎逃走。」
「我不是到巴黎來被保護的，假如我那樣的話，你娶的這個野小妞也無能為力。我可能只是讓每一個人心煩意亂，同時帶一位法國伯爵回家。」她按了一下電梯的按鈕，電梯的轎廂下降了。
我走回我們被拆卸打包的公寓。它散發出搬離的惡臭味。大廳裡的包裹和板條箱，明天就要運走，書架上沒有書，廚房看起來好像我們從來沒有在那裡燒過一頓飯，從來沒有清晨或深夜時在那裡慢吞吞地啜飲過咖啡。一會兒，我就得淋浴和刮臉，可是此刻我為自己倒了一杯酒，點燃一支香菸，走到外面的陽臺上。這是黃昏時分，巴黎明亮的日光，開始變得暗淡，樹木的綠色變黑了。
我已經在這個城市生活了十二年。這間公寓位於街角一幢大樓的頂層。從這裡越過樹木和屋頂看去，我們可以看見戰神廣場，埃菲爾鐵塔就矗立在那裡。這片土地的那一邊就是塞納河，我曾經懷著各種不同的心情頻繁地跨越這條河。我跨過巴黎的每一座大橋，我走過巴黎的每一個碼頭。我瞭解這條河，就像一個人最終了解一個朋友，我瞭解它，當它是黑色的時候，它在最深處守衛著全巴黎的燈光，同時在它浩瀚的寂靜無聲中，似乎在與躺在河水下面的死者親密交談；當它是黃色的時候，它邪惡地咆哮著，讓拖船和駁船吃盡苦頭，同時讓人們記起洪水曾經上漲過，曾經殺戮過；當它平靜的時候，是一片光滑、陰暗、骯髒的綠色，像主人一樣招待划艇和觀光船，偶爾拋起一條極其病態的魚。整個夏天沿著碼頭站著的人們，手裡拿著釣線，感激地接受這分泌黏液的物體，將它扔進生鏽的鐵桶中。我總是很納悶，誰會吃這些魚。
我上下來回地走來走去，很高興獨自一人。
這是八月，是所有巴黎人遺棄巴黎的月份，一個人不得不走好幾英里，才能找到一家理髮店，或者一家洗衣店，開在某條樹木掩蔽的安靜的後街上。一條大道上有一個人在行走，是一個傘兵朝著軍事學院走去。幾乎可以肯定，他也是在朝著阿爾及利亞走去，寧早勿遲。我有一位朋友，一個脾氣溫厚的小夥子，他總是在我過去工作過的俱樂部裡廝混。他剛剛從阿爾及利亞回來，他很衰弱，身上一直髮燒，同時還失去了一隻眼睛。政府給他發放的撫卹金，每三個月總數為五萬三千法郎，這個數目，即使不是難以理解的，也是武斷的。不工作而依靠這筆錢生活，當然是不可能的——可是誰會僱用一個半瞎的傷殘退役軍人呢？這個小夥子被永遠地毀了，他離他的三十歲生日還有很久，而全法國有成千上萬像他這樣的人。
如今在巴黎街頭髮現的阿爾及利亞人比較少。賣小地毯的、賣花生的、賣明信片的小販，和兌換錢的商人消失不見了。我過去認識的男孩子們，尤其是在我到巴黎的頭幾年中認識的，都四散而去——或者被關到一起——只有上帝知道他們在哪裡。
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沒有錢。他們三四個人一起，住在只有一扇天窗、一張硬帆布床的房間裡，或者住在廢棄的房屋中，窗戶上是硬紙板，鋪著鵝卵石的潮溼院子裡佈滿古怪的管道，坐落在黑暗的死衚衕裡，或者遠離巴黎市中心的令人恐懼的高地上。
阿拉伯人的小餐館關門了——那些陰暗、刺鼻的小餐館，我過去常在裡面與他們會面，喝茶，服用大麻麻醉劑讓自己興奮，聽令人著迷的絃樂，這種音樂與我從前所熟悉的所有拍子、所有節奏都無關。我一度以為北非人是我的兄弟，那就是我去他們的小餐館的原因。他們對我非常友好，他們當中的一兩個人一直非常喜歡我，甚至在我再也抽不起鴻運牌香菸之後，在我收藏的美國運動衫都不見了之後——大部分都進了他們的衣櫃。他們似乎覺得，他們對這些東西有著充分的權利，既然我只能通過狡詐從這個世界上奪取這些東西——這意味著我無話可說，在這個問題上沒有選擇的權利；也許我是通過背叛、通過拒絕對我的民族所遭到的苦難感同身受，從這個世界上奪取了這些東西。也許，確實，我與那些要對這種苦難負責的傢伙打成了一片。
這是真的。他們的怒火，這個在他們全部的音樂里我唯一能辨別出來並對它有所反應的音符，卻比任何時候都能有效地把我們分離開來。他們充分準備好，要將所有的法國人趕入大海，夷平巴黎城。可是我不能仇恨法國人，因為他們沒有來招惹我。而且我熱愛巴黎，我將永遠熱愛她，這是挽救了我的生命的城市。她讓我弄明白了我是誰，從而拯救了我的生命。
一個極美的四月的早晨，在一座橋上，我知道我戀愛了。哈麗特和我手牽著手散步。這座橋是巴黎皇家橋，我們前面就是大鐘，高高吊起，上面指著差十分鐘十點；越過這個地方，是聖女貞德的金色雕像，她舉起手中的劍。哈麗特和我沉默不語，因為我們剛剛為什麼事情爭吵過。如今回想一下，我認為那時我們的戀愛關係已經到了那種狀況，必須要麼結束，要麼超出戀愛關係，更進一層。
我從一邊看著哈麗特的臉，她臉色平靜。她深藍色的眼睛，眯縫起來對著太陽，她豐滿的粉紅嘴唇，依然有一點慍怒，像孩子似的。那些日子裡，她幾乎從不搽化妝品。我只穿著襯衫。她的臉使我想笑，我的手劃過她短短的黑髮。我想把她拉向我，對她說，寶貝，不要生我的氣，就在那一刻，什麼東西觸動了我的心，讓我屏住了呼吸。我們周圍有無數的人，可是我只單獨和哈麗特在一起。她也只單獨和我在一起。我活到那麼大，直到那一刻，還從來沒有單獨和任何人在一起過。這個世界永遠和我們在一起，在我們中間，擊敗我們不可能有結果的爭吵，使得愛成為不可能。我活著的那些年，在那一刻之前，無論到哪裡，始終和這個帶著威脅、充滿敵意、掌握著生殺大權的世界牽扯在一起。不管我做過什麼，說了什麼，或感覺到什麼，總是要睜著一隻眼睛盯住這個世界——這個我一學會說我的姓名就差不多學會不信任它的世界，這個我知道一個人永遠不能掉頭而去置之不理的世界，這個白人的世界。因此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不受它的控制；它不再因我而存在；我在和我的女朋友吵架。這是我們的爭吵，它完全是我們兩人之間的事情，與這個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不相干。我生平第一次，不再害怕愚昧無知的愛國精神，不再害怕他們——無論是穿著軍服的還是沒穿的——會痛打我一頓，而且把和我在一起的女人看作好像是最底層的賤民。我生平第一次，感到沒有暴力危及我的權利、我的力量，讓我能擁有和保護一個女人；第一次，第一次，感到女人，在她自己的眼中，或是在世人的眼中，不因我的存在而價值受貶。
陽光籠罩著一切，好像一個祝福，人們在我們的周圍移動，我將永遠不會忘記哈麗特的小手在我手中的感覺，乾燥而充滿信任，我轉向她，放慢我們的步速。她抬頭用她大大的藍眼睛看著我，好像在等待著什麼。我說：「哈麗特，哈麗特。你知道，某件非常認真的事情發生在我的身上。我愛你。我愛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嗎，要我用英語再說一遍嗎？」
那是八年前，在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家探親之前不久。
那時我的母親去世了。我在美國住了三個月。我回來時，哈麗特以為，我身上發生的變化，是由於我的悲傷——我變得非常沉默、非常消瘦。然而我母親的逝世不是這一變化的原因。我已經知道母親要去世了。我不知道的是，離開了差不多四年，我看到的美國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記得我站在欄杆邊，看著我和勒阿佛爾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手放下來，不再揮動，手絹也不再飄揚，人們轉身離開。他們騎上腳踏車，或者鑽進汽車開走了。不久，勒阿佛爾就模糊得什麼也看不清了。我想到哈麗特，在已經離我很多英里之外的巴黎了，我雙唇緊閉，以免哭出聲來。
然後，隨著歐洲落到水的下游，隨著一天天過去，隨著我們將歐洲的天空留在了身後，輪船上每個人的眼睛，可以說，都重新調整焦距，等待著對美國的最初一瞥。一種暗藏的喜悅、被剋制住的期待，開始取代我的擔憂。我想起這樣的細節，比如淋浴，在巴黎是少見的。我想起這樣的東西，比如含脂肪高的、冰冷的美國牛奶，和不易消化的巧克力蛋糕。我想知道我的朋友的狀況，想知道我是否有什麼朋友還留在那裡，想知道他們是否會高興見到我。
船上的美國人看上去好像不是那麼壞，不過在離開了美國這麼久之後，我被他們友好的天性所強烈吸引。這種友好不帶任何的暗示，或想要暗示，彼此能建立起友誼。和歐洲人不同，他們幾乎馬上去掉頭銜，直呼你的名字；和歐洲人不同，從此以後，沒有給他們自己留下任何繼續發展友誼的可能。一旦一個人變成「皮特」、「珍」或「比爾」，所有能夠得體被知道的事都已經瞭解，任何也許要進一步深入的暗示，瞭解一個人名字後面的情況，可以說，都被當作是侵犯隱私，而那種隱私，十分荒謬的是，好像在美國人當中並不存在，因為他們是如此的不相信它。他們顯然將隱私等同於無法言說的事情，這種事情只能在浴室或者臥室裡面做，這種事情他們只向精神分析醫師講述，此外在暢銷書的書頁裡讀到。關於他們說的和做的一切事情，都有一種怪異恐怖、使人緊張不安的虛幻，好像他們都是同一隊伍裡的成員，按照某個無法抑制喜悅和不知疲倦發明創造的教練的命令列事。我為此而著迷。我發現它古怪得動人，但是我不能說我是不開心的。以前我從來都沒有想過，從來沒有對我表示過尊重的美國人，相互之間也沒有尊重。
最後一個晚上，也是僅有的一個晚上，大舞廳裡舉行歡慶演出，我唱了歌。我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在這麼多的美國人面前唱歌了。我在左岸怪誕的小酒館裡演唱的那些日子裡，我的聽眾主要是法國的窮學生。但對於他們來說，我還是最叫座的，這時我已經是一個足以能夠吸引觀眾的演唱者，在拉丁區和聖日耳曼德培，引起了幾個批評家的注意，我的照片出現在《法蘭西晚報》上，得到了合法的工作許可證，它讓我可以多掙一點錢。不管有些音樂家是如何勤奮和才華橫溢，或者不管我的聽眾是如何忠誠，他們依然不知道，他們依然不可能知道，我的歌來自於哪裡。他們不知道它的趣味是什麼。它是不可能翻譯的：該死的，它最好是有趣的，或為避免哭泣而哈哈大笑，或者我做了什麼才會如此悲哀、憂鬱呢？
我走出去站在舞臺上的那一刻，他們開始微笑，他們敞開心胸，他們準備好要高興一下。當他們注視我的時候，我在他們的臉上看到了微笑、等待、單純的消遣、深深的慰藉。對於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比看見一個黑人小夥子唱歌更熟悉的事情，世界上很少有比這更必要的事情了。正是在夜幕、我自己的夜幕的掩蓋下，我才能夠為他們演唱喜悅、激情和恐怖，而這些喜悅、激情和恐怖被他們偷偷攜帶著，就像不斷貶值的走私貨。正是在午夜虛幻的掩蓋下，我才與他們迥異，因為我是黑人，他們才能夠偷偷摸摸地凝視那些珍寶，那些他們被神秘地禁止去擁有的珍寶，那些他們永遠不允許去宣告所有權的珍寶。
我唱了《我來啦，弗吉尼亞》、《帶上這把鐵錘》和《珍愛的主》。他們不讓我走，我又回來唱了幾支我會的最古老的藍調。接著有人要求我唱《斯萬尼河》，我唱了以後，驚訝我能唱，驚訝這支很久以前就不唱的歌，竟然有力量來感動我。那麼大概，要是讓這個記錄完整，我希望唱《奇異的果實》，可是，這首歌，沒有一個人能夠超過偉大的、飽受磨難的比莉·哈樂黛。所以作為結束曲，我唱了《美妙的幹勁十足的早晨》，我猜我可以說，即使我沒有阻止這場演出，我肯定也終結了它。我獲得了熱烈的鼓掌，我和幾個餐桌上的人喝酒乾杯，並且和幾個姑娘跳了舞。
又過了一天一夜，輪船抵達了紐約。我醒來，馬上徹底地清醒過來，我想，我們到了。我開啟我住的小小客艙裡的所有燈光，注視著鏡子，好像是要記住我的面孔。我洗了個淋浴，花了很長時間來刮臉，非常仔細地為自己穿衣打扮。我走過輪船長長的通道，往餐廳走去，看見行李高高堆在電梯前面和樓梯的旁邊。餐廳的一半是空的，充滿急切而喜悅的激動，讓我更加感到壓抑。人們吃得很快，互相閒聊，急於到樓上的甲板上面去。他們好像避免與我的眼光接觸，這是我的想象，還是真實呢？有幾個人微笑著揮手道別，然而卻把我給忽略過去；今天早晨，試著與我分享他們的激動，大概會讓他們感到不舒服；大概他們不想知道是否能與我分享它。我走向我的餐桌坐下。我咯吱咯吱地咀嚼好像紙一樣乾的麵包，喝了一壺咖啡。然後我給了侍者小費，他鞠躬，微笑，稱我為「先生」，而且說他希望在船上再次見到我。「我也希望如此。」我說。
閃閃爍爍的帶著疑惑的理解，若隱若現的帶著諷刺的同情，那時出現在這個侍者的眼中，這是真實，還是我的想象呢？我走到樓上的甲板上面去。
一陣微風從水上吹來，不過太陽很熱，使我回憶起紐約的夏天可能是多麼的難受。甲板上所有的椅子都被搬走了，人們在甲板上原本擺放椅子的地方亂轉，從輪船的一邊走到另一邊，順著樓梯爬上爬下，欄杆那裡擠滿了人，他們忙著拍照——拍港口，拍對方，拍大海，拍海鷗。我沿著甲板慢慢地散步，一股比我自身還要強大的衝動，驅使我走到欄杆邊。那裡就是偉大的、沒有完工的城市，連同她那些在陽光下閃耀的尖塔。她朝我們緩慢而耐心地走來，像一頭巨大、狡詐和殘忍的野獸，準備好吞噬一切，誰也無法逃脫。我看著她靠近，聽著周圍人們的聲音，聽著他們的興奮和他們的高興。無疑這是真實的。我看著他們喜氣洋洋的面孔，心中納悶我是否瘋了。在那一瞬間，我真心誠意地渴望能夠感受到他們的感受，不管那是什麼樣的，只要知道那種感受像什麼。隨著輪船緩慢地駛入海港內，他們正在進入安全的港灣。僅僅只有我飄浮在危險之中。我轉過頭，尋找歐洲，可是伸展在我身後的是天空，海鷗密佈。我從欄杆邊走開。一個身材高大、黃棕色頭髮的男子，將他的女兒扛在肩上，指給她看自由女神像。我永遠也不會知道，這個雕像對於其他人意味著什麼，對於我來說，她一直是個醜陋的笑話。美國國旗在輪船的頂端飄揚，就在我的頭頂上。我曾經看見法國國旗使法國人陷入無法形容的狂熱之中，我曾經看見名義上是我的旗幟，被用來粉飾最卑鄙的目的：如今，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永遠也不會知道，當其他人看見旗幟的時候，他們看見的是什麼。「沒有任何地方會像家一樣。」附近有個聲音在說，我想，該死的，肯定沒有。我決定回到我的客艙裡去喝一杯。
我的客艙裡有一封哈麗特發來的電報。上面說：「安好。速歸。我等待著。」我小心地把它摺好，放進胸前的口袋裡。接著我感到疑惑，我是否還能夠回到她的身邊。我要多久才能賺到錢離開這個國家呢？我的前額上冒出汗水。我從幾乎空了的酒瓶中給自己倒了點威士忌。我在小小的客艙內踱步。客艙內寂靜無聲。現在沒有一個人在下面的客艙裡。
在頭等艙的休息室裡，面對穿制服的人時，我不是很清醒。他們有兩個人；他們並非不友好。他們看了看我的護照，他們又看了看我。「你已經離開很長時間了，」他們中的一個說。
「是的，」我說，「有一段時間了。」
「這段時間你在那裡做什麼？」——露齒的笑容意圖隱藏的，要多於它顯露出來的，這便令人討厭地顯露出更多的東西，多於它能夠隱藏的。
我說：「我是個歌手。」房間好像在我的周圍搖晃。我繼續保持住我希望是冷靜而坦然的笑容。我已經這麼長時間不曾與這些面孔打交道，都忘記了怎樣去做這件事。我曾經知道怎樣準確地為我的聲音，在簡慢無禮和討好屈從之間定調，知道在什麼情況下，像剃刀的刀刃一般的黑人小孩的笑容，能夠轉移憤怒。可是我已經忘記了所有這些花招，這些我的生活一度依靠的花招。我曾經是一個專家，擅長使這些人困惑，讓他們感到強烈的不安，正好就在他們為我而設的陷阱的外面手舞足蹈。可是如今我不再是專家了。這些面孔不再僅僅是兩個白人的面孔，他們是我的敵人。他們是我所不理解的兩個白人的面孔，我再也不能按照我所熟悉的他們的卑怯、他們的需要，和他們的策略，來制定我的對策。橋上的那個時刻，已經將我身上的舊痕跡永遠地抹除了。
「不錯，」他們中的一個說，「就在護照這兒，它就是這麼說的。不過，從來沒有聽說過你。」他們抬頭看著我。「你在那裡演唱過很多歌嗎？」
「唱過一些。」
「什麼樣的——音樂會嗎？」
「不是。」我感到好奇，我看上去像什麼，聽上去像什麼。從他們的眼中，我找不出任何答案。「我在幾個夜總會演唱過。」
「夜總會，呃？我猜在那裡他們喜歡你。」
「是的，」我說，「他們好像喜歡我，還可以。」
「好吧」——我的護照被蓋了印，交還給我——「讓我們期望在這裡他們也會喜歡你。」
「謝謝。」他們笑了——這是在笑我，還是我的想象呢？我提起我攜帶的一個包，把軍用雨衣搭在一邊的肩上，走出一等艙休息室。我站在向著跳板緩慢移動、喃喃低語的佇列中。我一直朝前看去，看著那些腦袋、微笑的臉龐，走入跳板天篷的陰影下，接著迅速地往下走，從視野裡消失不見了。我把護照放回到胸前的口袋裡——速歸。我在等待著——手裡抓住我的登陸卡。然後突然地，我已經到了這裡，站在輪船的邊上，注視著下面通向地面的坡道。跳板的盡頭，在地面上，站著一個穿制服的身材厚實的男人。他的帽子推到長著灰白色頭髮的後腦勺上，他的臉潮溼發紅。他抬頭看著我。這是我忘不了的臉，引起我噩夢的臉；大概是仇恨導致我更好地認出這張臉，勝過我能夠辨認出每一個愛人的臉。「快點，小夥子，」他大聲叫喊，「快點，快點！」
我幾乎要笑起來。我到家了。我摸了摸胸前的口袋。我想起一首歌，我偶爾會演唱：《何時我將成為一個男人？》。我走下跳板，有點兒蹣跚，把我的登陸卡交給這個男人。
晚些時候，一個海關檢查員檢查了我的行李，揮手讓我離開。我提起我的提袋，走下通往大門的長長的走道，去往城裡。
我聽見有人叫我的名字。
我抬起頭，看見路易莎向我跑來。我丟下手中的提袋，雙臂抱住她，淚水盈眶，滾下我的臉。我不知道這淚水是因為見到她的喜悅，還是由於憤怒，或者兩者都有。
「你好嗎？你好嗎？你看上去棒極了，可是，哦，你瘦了嗎？再見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揩乾眼淚。「見到你同樣真是太好了，我打賭你以為我永遠不會回來了。」
路易莎笑起來。「如果你不回來，我也不會責怪你。這些人就是和以前一樣陳腐，我發誓我不信他們還有任何希望。你的法語怎麼樣？老天爺，每當我想到學法語的是我，而現在我卻不能夠說一個字。而你從來沒有接觸過它，卻可能說得像當地人一樣。」
我咧嘴一笑。「不錯。我說得還不錯。」我們走下寬寬的階梯來到街上。「我的上帝，」我說，「紐約。」我當時沒有注意到它的那些高樓。我們在高架公路的陰影裡，不過給我印象最深的，既不是光線，也不是陰影，而是噪音。它同時來自許許多多的東西，有卡車、車胎、離合器、剎車和車門發出的聲音；有機器移動、碾壓、滾動、剪割、擠壓的聲音；有建築隧道、檢查管道、鋪設電纜、挖掘地基的聲音；有鉚釘的咔噠咔噠聲、打樁機的尖銳刺耳聲、大鐵鍬的鏗鏗鏘鏘聲；有搗毀、豎立牆壁的聲音；有來自無數收音機、電視機和電動唱片點唱機的聲音。人類的聲音，通過他們緊張和帶有敵意的口氣，將自己和野獸的吼叫聲區別開來。另一個肥胖的男人，身穿制服，臉龐發紅，為我們招來了一輛計程車，禮貌地用手觸了觸帽簷，然而只能勉強擠出一句專橫的咆哮：「就在這邊，小姐。走上前來，先生。」他在我們的身後猛地關上計程車的門。路易莎指給司機去紐約客旅館的路。
「他們那裡讓我們住嗎？」
她看著我。「在紐約他們有法律，親愛的，這個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把你所有的時間都花費在法院裡。然而在紐約客他們不會這樣了，我相信他們已經領悟到法律所傳遞的資訊。」她抓住我的手臂。「你看見了嗎？儘管砍砍劈劈、轟轟隆隆，事實上這個地方並沒有改變很多。你仍然聽不見你自己的談話。」
我自忖，也許那就是要點。
第二天清晨，我們結賬離開旅館，乘飛機去阿拉巴馬。
我聽見門鈴聲的時候，剛剛踏出淋浴間。我迅速地擦乾自己，穿上浴袍。當然，這是維達爾，他也是非常優雅的，濃密的灰白色頭髮很有光澤，他黑黝黝的、憤世嫉俗的、像吉卜賽人的面孔，刮過並且搽了化裝水。平常他看上去絕對是一種老式的派頭。然而今晚他短而肥胖的身軀，裝在一套深藍色的西服中，他的藍色領帶上別了一個含有諷刺意味的珍珠別針。
「進來吧，給自己倒一杯酒。我馬上就來。」
「嘿！我是準時的。我相信你會原諒我的考慮不周。」
可是我已經回到浴室裡。維達爾放上一張唱片：瑪哈莉雅·傑克森唱的《歌唱我將來的生活》。
穿衣服的時候，我發現他坐在開啟的窗戶前面的一張椅子上。白晝已盡，但是天還沒有完全黑。樹木在正在變暗的天空的映襯下，變成了黑色。窗戶的燈光和汽車的燈光，是帶環狀的黃色。街燈還沒有亮。彷彿是出於對已逝白晝的尊重，巴黎在把她的角色分配給一個更富戲劇性但低等的表演者之前，等待著合乎禮儀的幕間休息時間。
維達爾喝的是一杯加蘇打的威士忌。我給自己倒了一杯酒。他打量著我。
「嗨。你好嗎，我的朋友？你差不多就要走了。離開我們你愉快嗎？」
「不。」我說話的力道比我打算要用的更大。維達爾揚起眉，看起來開心而又冷淡。「我從來沒有打算回到那裡去。我肯定從來沒有打算在那裡養育我的孩子——」
「但是，我親愛的，」維達爾冷靜地說，「你是一個明智的人，你肯定知道，有一天你可能會回去。」他停頓一下。「而且，說到保羅——你就從來沒有想到，也許他希望有一天，能去看看他父親和他父親的父親出生的國家嗎？」
「要那樣的話，真的，他應該去非洲。」
「對於他來說，美國永遠比非洲更有意義，你知道那一點。」
「我不知道。」我幹掉了我的酒，又給自己倒了一杯。「他為什麼會想要漂洋過海，只為了被人叫一聲黑鬼呢？美國永遠不會給予他任何東西。」
「它給了他他的父親。」
我注視著他。「你的意思是，他的父親逃離了。」
維達爾仰頭大笑。如果維達爾喜歡你，他肯定會笑你，而他的笑聲可能是非常使人緊張不安的。不過那表情，那隨著笑聲而來的沉默，也可能是非常使人緊張不安的。而此刻，在沉默中，他問我：「你真的認為你逃離過什麼嗎？得啦。我確信你是一個比那更好的人。」他走向放著酒的桌子。「我們的那個電影，讓你變得那麼有名，而且如同我現在所見的，那麼煩惱，歸根結底，你在裡面扮演了什麼？準確地說，如果不是他採取所有可能的途徑逃離，而這些途徑都讓他失敗了，這個混血兒的吟遊詩人的悲劇是什麼呢？」他停了下來，一隻手拿著酒瓶，看著我。「你還記得我必須把你的表演才能發掘出來的痛苦嗎？你是多麼恨我，有時看上去就好像想要開槍打死我！你還記得齊科這個角色開始變得有生氣的時候嗎？」他倒出酒。「回想，記憶。我是一位十分偉大的導演，不過請原諒！我無法從任何人身上發掘出這樣的表演，除了你。你想的是什麼，你腦子裡裝著什麼，最後，當你開始扮演這個角色的時候，做過什麼樣的噩夢——坦率地說？」他走回他的座位。
電影裡的齊科，是一位馬提尼克婦女和一位法國陸軍上校的兒子，對於他的母親和父親，他兩個都痛恨。帶著仇恨，他從島上逃到首都。很自然，這種仇恨現在蔓延至所有皮膚黑的婦女和所有白人男子，一句話，每一個人。他墮落到巴黎的黑社會里，死在那裡。lesfauves——野獸——指的是他逃離的生活，和吞沒了他的生活。我同意出演這個角色的時候，覺得我或許能演好它，通過心中記住的北非人，我在巴黎觀察了他們這麼長時間。可是這並不能使維達爾滿意。就在我們排練一個相當簡單、直截了當的場景時，矛盾終於爆發了。齊科走進低俗的皮加勒酒店的舞廳，向酒店的法國主人乞求一份帶侮辱性的工作。這個法國人讓他想起他的父親。
「你在扮演這個小夥子時，似乎把他想象成高貴的野蠻人，」維達爾冷冰冰地說。「它來自何處——這段時間你一直表現出來的、所有這些糟糕的矯揉造作？」
每一個人都沉默不語，因為維達爾極少這樣說話。這一沉默告訴我，每一個人，包括和我一起出演那個場景的演員，以及所有在「舞廳」的人，對於我的表演的看法都與維達爾一樣，同時也對他打算就此做些什麼而鬆了一口氣。我覺得丟臉，憤怒得說不出話來；不過大概我，在我內心的最深處，也感覺到某種輕鬆和勉強的尊重。
「你表演的完全錯了。」他更加溫和地說。接著他說：「來，讓我們一起去喝一杯。」
我們走進他的辦公室。他從辦公桌裡拿出一瓶酒和兩個玻璃杯。「原諒我，不過你讓我想了某些英國的貴族女演員，她們喜歡出演妓女，只要總是讓觀眾絕對清楚地知道，她們是真正的貴夫人。或許她們都讀過一本書，那並不常見，唉！《芬妮·希爾》，她們會讓司機開車載她們從蘇荷區經過一兩次——於是她們來到舞臺上，她們的表演絕對充滿細節，但每個細節都沒有意義，毫無疑問，她們是在演戲。這就是英國人所謂的成功。」他倒了兩杯科涅克白蘭地。「那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為什麼？你認為這個小夥子是誰，你認為他的感覺是什麼，他是在什麼時候想要求得這份工作？」他仔細地觀察我，我對他的神色感到憤憤不平。「你來自美國。那裡的情況對於像你這樣的年輕人不是那麼愉快。我知道你也許不像——有些人——那樣貧窮，難道你真的不能理解齊科那樣的年輕人的感覺嗎？難道你，你自己，從來不曾處於相同的境況嗎？」
我痛恨他的問題，因為我清楚他知道問題的答案。「我大概一定是個十分幸運的黑人，才不曾處於這樣的境況。」
「你大概一定是個十分幸運的人。」
「哦，上帝，」我說，「請不要向我兜售什麼一切痛苦都是平等的。」
「這是完全有可能的，」他尖銳地說，「沒有其他的解釋。」
然後他沉默了。他在自己的辦公桌後坐下。他切了一支雪茄，點燃，一口又一口地噴出煙霧，好似要阻止我們把對方看得太清楚。「考慮一下這一點，」他說，「我是個法國導演，從來沒有去過你的國家。我從來沒有傷害過你，除了，也許，從歷史的角度——我的意思是，因為我是一個白人——可是我不能因此而遭到指責——」
「可是我可能會，」我說，「而且我是受到指責！我永遠不明白為什麼，假如我必須為歷史將我的皮膚的顏色寫進去而付出代價的話，你竟然會逃脫懲罰！」不過我對我的憤怒感到吃驚，我不知道我會說出這些話，事實上我在顫抖，通過他看我的眼神我知道，從一個內行的觀點來看，無論如何我正在幹著合他心意的蠢事。
「什麼讓你認為我要受到指責呢？」他的臉色看上去厭煩而又嚴峻。「我是一個法國人。看看法國。你以為我——我們——沒有為我們的歷史付出代價嗎？」他走向視窗，凝視著外面有點令人生厭的小鎮，電影製片廠就坐落在這裡。「假如你想要的是復仇，那麼好吧，讓我告訴你，你將會得到它。你很可能將會得到它，無論你想要還是不想要，我們的愚蠢將會不可避免地製造它。」他轉身面對著房間。「不過我懇求你，不要把我和你們國家那些快樂的人混為一談，他們幾乎不知道，有歷史和諸如此類的事情存在，很自然地，他們就想象自己能夠，如同你所說的那樣，逃脫懲罰。那就是你正在表演的，那也是我想要說的。我想要說的是，我是一個法國導演，從來沒有到過你的國家，從來沒有對你造成任何傷害——可是現在，在這個房間裡，你不是在對那個人談話。你不是在對讓—盧克·維達爾談話，而是在對某個其他白人談話，你記得他，他和我沒有任何關係。」他停了一下，走回他的辦公桌。「哦，大部分時候你不是這樣的，我知道。可是這種情況一直存在，也一定存在，因為當你心煩意亂的時候，這種情況就出現了。所以你沒有真實地表演出齊科，你在表演他的時候撒了謊，我不會讓你這麼做的。現在，你回去重新排演這個場景的時候，我希望你記住，在這個房間裡剛剛發生的情況。你帶著你的過去進入這個房間。那也是齊科做的事情，在他走進舞廳的時候。他向那個乞求工作的法國人，不僅僅是一個法國人——他是宣告與他斷絕關係和背叛他的父親，而且他仇恨所有的法國人。」他微笑著，又給我倒了一杯科涅克白蘭地。「啊哈！如果不是為了我的歷史，我才不會找這麼多的麻煩，發掘出你身上的真相。」他看著我的眼睛，半微笑地說。「而且你，你生氣了——你沒有嗎？——我向你要求真相。你認為我沒有權利這麼要求。」接著他說了一些話，他知道這些話會激怒我。「那麼你是誰，來到法國對你有什麼好處，同時你將怎樣撫育你的兒子？你將教育他永遠也不要對任何人說實話嗎？」他在辦公桌後面動了一下，看著我，好像是從一個街壘的後面看著我。
「你沒有權利這樣和我說話。」
「噢，是的，我有。」他說。「我有一部電影要拍，我要維持我的聲譽，我要在你的身上發掘出表演的才能。」他看看他的手錶。「讓我們回去工作。」
現在我注視著他，這個安靜地坐在我的起居室裡、不屈不撓、憤世嫉俗、詭計多端的法國老人，十分好奇，他是否知道我內心深處的噩夢，因為我所扮演的齊科的角色，就是保羅全部可能的命運。這不過是以另一種方法說，我重新去體驗那些幾乎毀滅我的災難；可是，因為想到保羅，我發現我再也不希望，我兒子對於我的感覺，會和我對於我自己父親的感覺一樣。雖然我十一歲的時候他就去世了，可是我曾經見過他不得不承受的屈辱，我曾經同情過他。不過那種同情，不管多麼地痛苦和勉強，難道其中就沒有些許的蔑視嗎？因為我怎麼可能知道，他承受的是什麼呢？我僅僅知道我是他的兒子。不管怎樣，他愛我，不管他承受的是什麼，我，他的兒子，被別人瞧不起。甚至在他活著的時候，他也無法做任何事情來阻止，無法做任何事情來保護我。他所能希望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讓我對此有所準備；甚至在那一點上，他都失敗了。對於吐到臉上的唾沫，對於不知疲倦、別出心裁的惡意，對於說不出有多悲慘的卑微的人們的恐懼——他們最大的恐懼是個體的身份認同，他們的歡樂和安全完全取決於他人的羞辱和苦惱——一個人如何能有所準備呢？
可是為了保羅，我發誓，這一天永遠也不會到來。在保羅和這個世界的噩夢之間，我會不惜拋下我的生命和工作。我要讓這個世界再也無法像對待我父親和我一樣對待保羅。
瑪哈莉雅的唱片結束了。維達爾起身將它翻過來。「怎麼樣？」他充滿深情地看著我。「你的噩夢，講講吧！」
「噢，我正在想我在阿拉巴馬度過的那個夏天，那時我母親剛去世。」我停了下來。「你知道，我們最後拍攝那個酒吧的場景的時候，我想起了紐約。在阿拉巴馬我嚇壞了，可是在紐約我差不多要瘋了。我一度很肯定地以為我永遠也無法回到這裡——回到哈麗特身邊。而且我知道，如果我無法回到這裡，那將會是我的終結。」現在瑪哈莉雅在唱《聖徒進行曲》。「我在城裡找到一份開電梯的工作，在城裡一家很大的百貨公司裡面。一份特殊的恩惠，我父親的一個白人朋友為我找到的。在南方，很長時間以來，我們全都——依靠——著——白人朋友的——好意。」我拿出手帕，擦乾我的臉。「可是這個人不喜歡我。我猜似乎是我沒有表示出足夠的感激之意，沒有足夠得像我的父親那樣，他記憶中我的父親那樣。而且我無法重新適應城裡的生活，我離開太久了，我恨它。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可怕的城市，整個城市看上去好像是建築在監獄周圍。法院大樓裡有一間屋子，他們會在屋子裡痛打你。也許你夜晚沿著大街走——這通常發生在晚上，不過也會發生在大白天——警車從你身後開上來，警察說：‘嘿，老弟。到這裡來。’因此你走過去。他說：‘老弟，我相信你醉了。’你瞧，如果你說‘沒有，沒有，先生’，他就會揍你，因為你在說他撒了謊。如果你說其他話，除非你說的話讓他發笑，否則他會把你帶進局子裡揍你，只是為了尋找樂趣。竅門就在於，為他們想到一套方法，逗得他們開心，又不會痛打你一頓。」
巴黎的街燈亮了，把所有綠色的葉子變成銀色。「或者是迎合他們的想入非非。他們會做任何事情，竭盡所能，來證明你和狗沒什麼兩樣，讓你感覺你就像一條狗。他們恨我，因為我去過北方，到過歐洲。人們一直說，我希望你沒有把外國的東西帶到這裡，老弟。於是我就會說‘沒有，先生’，或者‘沒有，太太’，可是我從來沒有說對過。只有一次，他們全都記得，我說對了。然而現在他們能看出我是鄙視他們的——我猜，無論如何，我都希望他們知道我鄙視他們。不過我對他們的鄙視，並不比其他人更厲害，只是其他人從來沒有讓它顯露出來。他們懂得怎樣讓白人高興，這很容易——你只需讓他們感到，全世界似乎他們才是上帝的寵兒。他們在周圍走動，臉上帶著大大的、傲慢而愚蠢的、齜牙咧嘴的笑容，有色的人群喜歡看見這一幕，因為他們是如此地恨他們。‘只要看看某某人，’有人說，‘今天他把白色帶在身上。’當我們不恨他們的時候，我們憐憫他們。在美國，那通常意味著你有了一個白人朋友。你憐憫那個可憐的壞蛋，因為他生下來就相信，這個世界是個美妙的適合生活的地方，而你知道它不是，你能夠想象，他將要經過一段可怕的時間，來漸漸適應這個想法，假如他終究適應它的話。」
這時我再次想起保羅，他那雙眼睛還在幻想我能夠做任何事情，他那如蜂蜜和火焰顏色的皮膚，他烏黑的捲髮。我再次看著外面的巴黎，聽著瑪哈莉雅的歌。「也許先經歷一段可怕的時間會比較好。我不知道。然後也許，假如你還活著的話，你就能過一種比較好的生活，一種真正的生活，因為你必須如此艱苦地戰鬥，讓你的生活遠離——你知道嗎？——那條緊緊咬住它的瘋狗。可是話說回來，你的生活也沾滿了那些牙印，千瘡百孔，鮮血淋漓。」我走向酒瓶，舉起它。「臨走前再來一杯吧？」
「謝謝你。」維達爾說。
我為我們倒了酒，他注視著我。我以前從沒說過這麼多話，至少對於這些事情沒有說這麼多。我知道維達爾也有過夢魘般的經歷，因為他這麼瞭解那些夢魘，可是他從沒告訴我他的是什麼。我想他大概不再談他的夢魘。我知道戰爭奪走了他的妻子和兒子，還把他關進德國的監獄。他極少提起它。他有一個結了婚的女兒，住在英國，他也很少說到她。他就像一個人，學會了依靠一份巨大的幸運遺留給他的東西生活著。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
「請繼續說下去，」他微笑著說，「我很好奇在你真實表演後面的真相。」
「我的姐姐，路易莎，一直沒有結婚，」我突如其來地說，「因為，很多年前，有一次，她和與她約會的男孩，還有他們的兩個朋友，開車出去，警察攔住了他們。和他們一起的女孩，膚色很白皙，當她說她是黑人時，警察假裝不相信她的話。他們讓她下車，站在汽車前照燈的前面，脫下她的褲子，撩起上衣——他們說他們確信那是唯一的方法。你能想象他們都說了什麼，幹了什麼——而且，他們是幸運的，這事沒有鬧得更大。男人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對此做點什麼。路易莎無法再面對那個男孩，我猜他也無法面對她。」現在房間裡真的越來越黑，我走到電燈開關那裡。「你知道，我瞭解那個男孩的感覺，我有過那種感覺。他們想要你覺得你不是個男人，也許那是唯一能讓他們感覺像個男人的方法，我不知道。我在紐約四處走動，口袋裡揣著哈麗特的電報，彷彿它是什麼原子能的機密，是程式碼，如果他們弄明白了它的含義，就會殺了我。你知道，人一旦像那個樣子，什麼地方都不對勁。感謝上帝，哈麗特在這裡，她證明了，這個世界要比那個他們想要我在裡面生活的世界大，我必須回到這裡，回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的人們忙於他們自己的生活，他們的私生活，沒有時間來營造對於我的幻想，在我的周圍設定圍牆。」我看著他。房間裡的燈光使得外面的黑夜變成深藍色和金黃色，埃菲爾鐵塔的巨大探照燈在夜空中轉動。「那就是美國的樣子，至少對於我來說是如此。我總覺得在那裡我是不存在的，除了在其他什麼人的——通常是骯髒的——心裡。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不過我明白，我不希望哈麗特遭受那樣的經歷，我也不希望在那裡養育保羅。」
「唔，」他最後說，「沒有人要求你永遠待在美國，是吧？你會在那個高雅的俱樂部裡演唱，很明顯，俱樂部覺得沒有你就無法開門，無法長期經營下去，而且你可能還會接到電影邀約，不去是很傻的。你將會賺很多錢。那麼，有一天，你會記得航空公司和輪船公司依然營業，法國依然存在。而那肯定會讓你大吃一驚。」
在戴高樂上臺之前，維達爾是一個戴高樂主義者。可是他為戴高樂官運亨通的方式感到遺憾，為戴高樂的政權感到擔憂。「這不是我的將軍的錯，」他有時候傷心地說，「也許這是歷史的錯。我猜這必定是歷史，它總是在一個文明國家最沒有準備要付賬的那個時刻為它買單。」
此時他站起來，走到外面的陽臺上，好像要重拾起他自己對於法國現實的信心。瑪哈莉雅正在唱《沒有下雨嗎？》。我走出去，站在他旁邊。
「你是個好小夥——齊科。」他說。我哈哈大笑。「你相信愛情。你不知道愛情無法做到的所有事情，可是」——他微笑著——「愛情將教會你那個。」
晚餐後，我們去左岸的一家迪斯科舞廳，這家舞廳能收取貴得驚人的價錢，只因為馬龍·白蘭度在那裡晃盪了一個夜晚。按照維達爾的說法，那只是一次偶然。「你知道巴黎有多少人正變得富有——更不用說那些人，哎呀！那些將要破產的——他們抱著一線希望，馬龍·白蘭度會再一次迷路嗎？」
今晚他想必沒有迷路，可是迪斯科舞廳，卻被那些奇怪的、辨不出面目的人擠得滿滿的，他們是所有偉大城市裡的夜生活的一部分，每時每刻，或最近幾十年，他們一直來到這裡，這個由於一起事件、或一場運動、或一小撮名人而變得遠近皆知的場所。所以這裡有美國的男孩——都已到長鬍須的年齡——四處搜尋著海明威的影子；美國的女孩，在等待美國的男孩刮掉他們的鬍鬚的時候，跟法國男人和存在主義在一起，使自己興奮起來；法國的畫家們忙於追逐三十年前結束的那場革命；年輕、無聊、墮落的美國暴發戶，經由諂媚和美酒，買通踏入藝術世界的道路，製作出來的油畫，和他們貪婪的小臉一樣毫無生氣。這裡的男孩子，來自各個國家，比那些皮條客高階不了多少，不過偶爾走過舞臺，或者在攝像頭前快閃一下。而他們的敵手，這裡的女孩子，有時能在廣告中看見她們的臉，長夜未盡，其中一個女孩肯定會大發脾氣。
一個角落裡，如往常一樣，坐著那個喝醉酒的金髮碧眼的女人，如往常一樣，被微笑的年輕男子所包圍，她曾經是一位著名畫家的情婦，畫家已去世。她在藝術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因此難得要她付她自己的或是她的愛人們的酒錢。一個年老的法國男人，曾經是著名的導演，正和收銀機後面的那個女人玩421的遊戲。我們進去的時候，他愉快地對維達爾和我點了點頭，可是沒有動身要加入我們的意思，為此我很尊重他。今晚維達爾和我顯然扮演了白蘭度空缺出來的角色：我們的入場證明了價錢貴得有理，給房間送去幾分震顫。當侍者走上前來的時候，看著他臉上的表情可真是妙不可言，他滿面笑容，充滿敬意，舉止有禮，不是因我們的光臨而感到榮幸，而是從中達到了他的現實目的；傑出人物，他好像在說，很自然會被傑出人物所吸引。我們要了兩杯加蘇打的威士忌。我瞭解為什麼維達爾偶爾會來這裡。他是孤獨的。我不認為他期冀再愛上一個女人，所以他讓許多女人來分散他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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