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喝杯雪莉酒嗎？」湯姆突然出現，就像之前進來告訴她已經看完那本書時一樣。
「雪莉酒，好啊。」她說。
安吉希街，她想，安吉希街上的一間小公寓，都柏林的正中心。她總是被那條狹窄的小巷吸引，距湯姆的辦公室不遠，距陪審團旅館也不遠，偶爾午休時與湯姆在那裡碰頭，喝一杯咖啡。當然啦，他們仍然可以這麼做，正如只要還受歡迎，她仍會來拜訪拉斯法漢一樣——來過週末，星期日來吃午飯，只要方便，怎麼都行。她現在可以說了。時機合適，他們正喝著雪莉酒呢。
「路上有個老人，我不記得以前見過，」湯姆說，「就在橋那兒。」
「他過來跟姆卡斯一起生活。是她的父親。」
「噢。」
花園裡又會有孩子們跑來跑去，又會有歡聲笑語，有家庭生日聚會。她會帶來禮物，隨著時光一年年過去，湯姆會漸漸轉換成當年父親的那個角色，並變得像父親一樣隨和，有一肚子笑話可講。孩子們會嘰嘰喳喳告訴她一些事，跟她說心裡話，有時候小孩子對姑姑就是那樣的。
她聽見瓶蓋撲通一聲被拔出來，雪莉酒被倒進杯裡，然後湯姆端著兩個杯子從客廳走來。真是奇怪，來的那個軍官竟然當著他們的面哭泣。哭得這麼突然，這麼彆扭，那張肥厚的大臉上，紅兮兮的贅肉因傷心和痛苦垮塌得不成樣子，把他們嚇壞了。「可惜啊，」他嘟囔道，「可惜啊。」那個暴怒計程車兵把喬·帕蒂錯當成另一個患戰鬥疲勞症的人。他的軍官——是管他的，對他負有責任，痛苦地一再解釋——因情緒激動而聲音哽咽，語不成調。他不知道也根本沒想到，喬·帕蒂在街上被追逐，跑到這座房子裡躲藏，實際上他跟這座房子的關係，就和那個失去理性計程車兵跟喬·帕蒂的關係一樣，八竿子都打不著：只是每隔兩個月左右喬·帕蒂會來擦一次窗戶。瘋狂和死亡，戰爭就是這樣，那個紅臉膛的大塊頭軍官這麼說。他似乎做了某種許諾，只要他活著，就不可能忘記郊區一座花園裡發生的事。
「差不多弄好了。」菲利帕在廚房裡說，但哥哥還在打土豆泥，並撒上切碎的細香蔥，她便啜著雪莉酒等了一會兒。
「湯姆——」她說，卻發現很難繼續說下去，他笑微微地看著她，似乎完全猜到了她的心事。他甚至微微搖了搖頭，不過她對此不能十分肯定，也許他並未搖頭。他轉過身，又專心幹活去了，她便沒有再說下去。
她想象著，在一間低矮的客廳裡，煤爐噼噼啪啪燃燒著，毫無生氣的橙色火焰中跳動著一朵藍色火苗。安吉希街上沒有多少人住，它不是那種生活氣息濃郁的街道，但對她來說應該合適——窗外手推車的聲音，隱隱約約的喊叫聲。
「謝謝你。」她說，喝完雪莉酒，看見湯姆的酒也喝完了。她把兩個杯子洗淨。三十四年了，她算到；再過這麼多年，她七十三歲，湯姆將七十六歲。那會兒該是一九八四年，距世紀末還有十六年，而一九一六年距世紀初也是十六年。
湯姆幫她把盤子端進餐廳，然後倒出紅酒。此刻，他買紅酒似乎不是個錯誤了。紅酒會讓難以啟齒的話更容易說出口，他們喝了雪莉酒又喝紅酒。
「聽說要修一條新路了，」他說，「就在靠近馬萊的地方。」
「我沒聽說。」
「哦，他們說那是以後的事。」
「也許不會發生。」
有一次在這樣的星期日，他曾預言還會有一場接一場的戰爭；他曾預言愛爾蘭明智的中立立場是正確的。他肯定不喜歡那裡新修一條大馬路。他討厭摩托車轟隆隆駛過提布拉登，碾壓野草、灌木和小樹林，汙染溪流。總有一天，來來往往的大卡車會使空氣不再清新。
「湯姆。」她又說道。她在猶疑，起個話頭，頓住，似乎是自然的停頓。安吉希街十三號，一個信封上寫著，他們從三一學院穿過綠地，她聽見了樓梯上他們的腳步聲。她給他們煮咖啡，因為他們喜歡咖啡，還切了專門給他們準備的布蕾蛋糕。為什麼是十三號呢？她納悶，並猜想那裡現在是不是還有空房，是不是某種預兆已經為她騰出了房間。她侄子像他父親一樣有著兩條長腿，侄女已出落成一個美人兒。
「今年夏天？」湯姆說，「去納布拉港怎麼樣？」他很耐心，什麼話都沒說。是一種善意，他的微笑也是一種善意。「納布拉港？」他又說了一遍。
她點點頭，強迫自己點頭，因為他是善意的。她談論夏天，因為他想談。遠離都柏林和拉斯法漢三個星期，在納布拉港感受千年不變的沙灘、白色的農舍、在院子裡啄食的母雞。當他們鎖上房門去多尼哥時，她像他一樣喜歡這種感覺。即使天下著雨，她的夏裝還在箱子裡沒拿出來，即使出不了門只能無奈地望著窗外，或嘎吱嘎吱踩著永遠溼漉漉的鵝卵石。他們掃蕩安格喜圖書館的書架，總是借回多得看不完的書，還書時總要罰一點錢。
「或者去別的什麼地方，你說呢？」他說。
有一次他們去了格蘭多爾，還有一年去了羅斯里格，但納布拉港仍是他們的最愛。「不知道那鰥居的兄弟倆怎麼樣了。」湯姆說，她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兩位酒吧侍者在同一年死了妻子，在寄宿客棧的餐廳裡幾乎一言不發；那是在阿基爾。在格蘭多爾，那個說愛爾蘭語的督學有幾個晚上過來串門。
「還是七月？」她說。
「恐怕是吧。」
「天氣通常不錯的。」
他點點頭，她看出他想抽菸，但他從來不在吃飯時抽菸，她從沒見過他那麼做。
「是啊，那是肯定的。」他說。
他從她的眼睛裡又一次看到了努力，感覺到她在對自己說不會很難，他會聽的，那些話很容易說出口。曾經，一段時間以前，也許是十五年以前，她就已經說過；最近也有一次比今晚更接近於脫口而出。
「知道嗎，復活節後的第一個星期日被稱為低谷星期日。」他說。
「是的，我知道。」
在逐漸凝聚的沉默中，他倒出最後一點紅酒。曾經有一次，他不在家的時候她哭過；他知道，因為他回來時她的笑容與平日不同，臉上的淚痕用粉撲過。現在就容易多了。只有低谷星期日仍使他們不能自拔，她把頭緊貼在他的羊毛衫上，他的聲音使她不忍去看。他為那些浪漫的靈魂所感受的憐憫，使這一刻不那麼揪心；而她，對未來還抱有幻想。支離破碎的直覺構成他們的對話，真相藏在虛幻的言辭下面。別人誰也不會理解：到了明天，她會又一次明白這點。
他們收拾起桌上的碗碟，端進廚房。他洗碗，週末都是他洗。她把東西歸置起來。疲倦的狗安臥在狗舍裡。樓下的燈一盞盞熄滅。
隨著每一天過去，往事都退後一點；而那些尚未耗去的時光，仍是那樣令人膽寒。夜來了，四下裡寂然無聲。靜謐的一九五〇年再次成為愛爾蘭黑夜中的一個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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