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廠主弗洛恩德博士剛好站在屋門和花園門中間。紅頭髮的職工西恩茨左手扶著腳踏車，站在較矮的花園門外。兩人無意識地面對面了。職工西恩茨沒對那位工廠主喊什麼。那位工廠主正從花園門走向屋門，他是自己停下腳步來的。他是不是感覺到西恩茨走近花園門了？是不是當他從郵箱裡取郵件時看到他騎過來了？他停下腳步，裝得好像他在走到屋門前先得看一下今天來的都是什麼郵件似的。直到這時西恩茨才跟他打了聲招呼。直到那聲簡短的「您早」之後，弗洛恩德博士才顯得他注意到花園門口站著位男子，他的紅髮剃得短短的，臉上有顆紫色的痣，那痣正好處在人們期待它出現的地方。或者，當你看到那顆痣時，你會覺得它在那裡正合適。這顆紫痣的位置恰到好處，弗洛恩德博士的印象是，它帶給觀看者一種滿足。安內瑪麗·舒爾澤昨天就是這麼講的。她在羅默斯巴赫咖啡館裡發現了我，馬上向我走過來，坐下，要了杯乾白葡萄酒，就開始講了起來。
扶著腳踏車的男子自我介紹。博士先生，我是馬克斯·西恩茨的兄弟。我叫赫爾伯特·西恩茨。在自我介紹時，這位西恩茨沒有小市民似的點一點頭，相反，他向後一甩頭，好像他要將它向後扔掉似的。
安內瑪麗掌握的詞彙量可以說是隨時整裝待放，反正她談吐很是敏捷。某個禮拜天晚上，當弗洛恩德博士在他家陽臺上講，他聽到一聲「您早，博士先生」的輕輕問候，轉過身來，見到那位男子站在低矮的花園門外，那時她自己就在場。我相信，安內瑪麗·舒爾澤曾經是這位弗洛恩德博士的情人。也許現在還是。他講的話她能倒背如流。弗洛恩德博士的話一定有一種能引起她這位女記者敬佩的力量。可能是善於辭令的弗洛恩德博士的語言力度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可以想象，當他倆在一起時，他們總是咬文嚼字，因為他們知道，兩個人都喜歡這樣。安內瑪麗在本地報社工作。她採訪過弗洛恩德博士，也採訪過我，是為「本城人物」欄目進行的採訪。採訪之前我就認識她。這座城市雖然是合併而成，但還不是大城市，在這裡，本以為彼此無關的人會有機會碰到一起。可是，當後來他們在暗淡舒適、算是最好的飯店裡的一張l形餐桌旁坐了一段時間之後，那種相互再也無法擺脫的感覺也許就會悄悄襲上大家的心頭。這可能導致不是相挨著坐在一起的一對男女，會不失體面地先後離開這家飯店，像有約在先似的在外面碰頭，匆匆鑽進一輛大汽車，消失在野外仍然準備提供掩護的森林裡。一直都是如此。
我這是理想化。我們不可以忘記，一切都受到監視。我大概能瞭解到有關安內瑪麗和弗洛恩德博士的一切情況。可除了她告訴我的，別的我都不想知道。自從那次採訪以後，我就愛上了她，也就是快三年了。這在這裡幾乎很正常。某個時候我會站起來，離開這個房間。等等，或許不會。絕對不會。那樣她會一直是我的。即將來臨的才有意義。只要我沒有確知，安內瑪麗跟弗洛恩德博士分手了，我就會壓抑住一切感情衝動，它會洩露我對她的興趣。我們城裡的許多運動、活動和聚會都因為這樣被迫延期而形成一種緊張氣氛，幾乎是一種舒適感，這是它們平時所沒有的。可能我們中的每一位都得想出某種隱瞞、延期或監視的對策，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麼這裡的人臉色顯得如此生動和鎮靜。人人都有他向誰都不洩露的計劃。這裡的人走起路來不是彎著腰，屈著背，心事重重，步履艱難或臉色陰沉，而是不停地將頭昂起。好像他們每走一步都想升得更高似的。好像他們肯定上得去似的。好像他們快要飄起來似的。尤其是，好像生活樂觀緊張。這種生活。在這裡。在我們這裡。在這座因合併而顯得不知所措的城市裡。或者是我搞錯了？人人都被他人折磨、強迫和迫害？昂頭是神經質、疼痛嗎？他們實際上是想喊叫嗎？他們會馬上逃走嗎？
我不知道。因為我不能問。這不取決於我。安內瑪麗可能知道得更多。但是，由於她跟許多人都保持著各種各樣的關係，她一定會認為追問她是在要求她洩密。她跟某個人坐在咖啡館裡聊天，好像這座城市裡只有眼前那些事。也許她想和我保持明顯的距離。我每年打著招呼從安內瑪麗身旁走過一二十次。我在羅默斯巴赫咖啡館裡跟她碰過兩三次面，像昨天那樣。那時候通常是她在講。即使可以認為她在將話題引向某些私生活的事情，但事實很快就會表明，這又是為了她的工作。而比起本城一位女記者的令人尊敬的工作，安內瑪麗本人會引起我更大的興趣，因為在這座城市裡，除了重複就沒什麼新聞了。
他不是為他自己的事而來，他是為他兄弟馬克斯的事才來的，當那位紅頭髮的赫爾伯特·西恩茨講過這話之後，他幾乎是微笑著說道，他要講的事，也不是講給他馬丁·弗洛恩德博士先生的，他是要講給他兄弟赫爾穆特、這家公司的老闆的。赫爾伯特·西恩茨不得不通知弗洛恩德博士的兄弟的有關他兄弟馬克斯的這種事，是馬克斯·西恩茨絕不可能向他的最高老闆，也就是赫爾穆特·弗洛恩德博士當面講出口的。就連赫爾伯特·西恩茨，也寧願對他兄弟的老闆的兄弟講，而不願直接對老闆本人講。馬克斯當然不知道，赫爾伯特現在正站在弗洛恩德家的花園門外。因為事關他兄弟馬克斯被解僱一事。赫爾伯特很幸運，有個穩定的工作，他不在弗洛恩德博士的工廠裡，而是在艾爾瑪廚房用具廠工作。可他的兄弟馬克斯被解僱了。十一個禮拜前就被解僱了。馬克斯一直沒將這事告訴他妻子。他每天離家，開車去工業區上班。門衛現在再也不放他進去了。事情鬧得令馬克斯難為情得要命。他兄弟從前的同事們要求他赫爾伯特說服他的兄弟快快認命。他確實嘗試過。可惜一點成效沒有。馬克斯聲稱，他是個習慣的奴隸。二十一年了，他天天開車去廠裡。他現在不能夠一下子就停下來，公司應該明白這一點。他根本沒辦法將被解僱的事告訴他妻子。絕對不行。比起他來，他妻子更是個習慣的奴隸。
安內瑪麗將她從弗洛恩德博士那兒聽來的講成一樁曠日持久的事。弗洛恩德博士會允許他的一位前職工的兄弟打擾他的禮拜六上午的清靜多長時間呢？那人不像是在跟弗洛恩德博士講話，更像是在自言自語，他好像自己也想到了這個問題，他突然激動起來。最近，他兄弟威脅要重複奧古斯堡煙囪事件。說到這裡，赫爾伯特·西恩茨故意誇張地做出一個吃驚的表情。他無法相信，博士先生還壓根兒沒聽說過奧古斯堡煙囪事件。一位被解僱的公司鉗工爬上工廠的煙囪，用鐵鏈和鐵鎖將自己鎖在最上面的鐵梯上，將鑰匙扔進了煙囪裡，數千人跑攏來觀看，動用了好幾名消防隊員才用電焊機把鐵鏈割斷，將那人接了下來，博士先生不可能對這一切毫不知情！他不相信，他兄弟馬克斯會模仿奧古斯堡煙囪事件。但無可置疑的是，他抱有類似的念頭，或是某種更愚蠢更荒唐的事。赫爾伯特·西恩茨必須說服他打消這個念頭，免得以後後悔莫及，不得不怪自己沒有講出來，這是他最擔心的事。說時他又昂了一下頭，看起來好像他想將他的頭甩到後邊去似的。安內瑪麗說，她父親也有這種反抗的、自以為是的或者絕望的昂頭動作。
每當安內瑪麗向別人講什麼時，就會講到她父親。安內瑪麗的父親是在一個除夕夜去世的。這種事我們這裡的人必然會知道，知道後當然就永遠忘不了。他在市中心開有一家褲子店。那家所謂的「褲子角」。他不顧一切經濟規律，公開拒絕擴大他的經營範圍。他破產了。我寧願破產，也不願賣領帶，這一定是他的驕傲愚蠢的話之一。安內瑪麗複述的所有他的話都是一位走向滅亡的人講的驕傲的話。看著他的生意和健康每況愈下，講那些話來表明他雖然在走向滅亡，但卻是道德上的贏家，這一定帶給安內瑪麗的父親某種樂趣。每當安內瑪麗眨著發綠的眼睛、嘴唇發亮地複述她父親的話時，我都不由得想到席勒式的英雄。我最喜歡席勒式的英雄。對於他們來說，再沒有比跟走向滅亡抗爭更容易的事了。可他們幹著毀滅自己的事情，好像故意似的。這使他們成了席勒式的英雄，尤其是我喜歡的英雄。安內瑪麗的父親，那位褲子商貝恩哈德·舒爾澤，他一定是位席勒式的英雄。他大概只缺少舞臺。安內瑪麗本人顯然不僅僅是將他看作船長一類的人物，一艘帆船的船長，這艘帆船在一場海戰裡被一艘化裝成帆船、內裝蒸汽發動機、因而容易操縱許多的船鑿沉了。或者，那位父親會不會是這麼一類船長呢：他被不公平的優勢鑿沉了，在咕嚕著嗆水淹死之前，他對著那斜向天空或斜向後世的船舷開火？這位垂死者只有敵人。而這些話將陪伴一個孩子、尤其是一個女兒一輩子。也許這孩子自己的所有話都得跟這種毀滅的激情角逐，因而喜歡誇大。
比如說，安內瑪麗一點沒有耐性，但又會突然沮喪起來。有時候她聳起肩，縮起頭，收起膝，讓人以為這下只要張開手伸出去，她就能坐在手上。可她轉眼又會怒不可遏——要是知道是如何引起的就好了。比如說，她對別人遭遇的不公正和痛苦認真得可怕，據我們所知，她只是聽說了那些痛苦而已。她趕過去，調查，趕回來，又寫又講，加以傳播。當她講她在住有七戶土耳其家庭的房子裡目睹的一切時，她邊講邊哭。她一哭就淚水橫流，鼻子馬上就像患重傷風似的堵住了。然後她就罵她的鼻黏膜。我講這些的目的只是想說，安內瑪麗大概會以另一種不同於她聽來的方式，講述她從弗洛恩德博士先生那兒聽來的故事，即使她使用愛咬文嚼字的弗洛恩德博士的表達方式。她的眼睛很小，長著個東方人的鼻子，鼻子下面緊跟著就是她發亮的嘴，一種倔強的肉髭鬚。這種嘴不是遺傳來的，它之所以這樣，大概是因為她經常不是講話，而是固執地將嘴唇前拱。她越來越經常地像急促祈禱似的講，她的終身目標是離開這裡，去一座大城市，進一家大報社。她的理想是一家不是每個房間牆上都掛著老闆照片的編輯部。但她又講，一個不掛在牆上的老闆有可能還要糟糕。她說，即使她實現了她的終身目標，也沒什麼用。在她的首篇報道刊印出來之前，她父親就去世了。這樣，不管她還能做出什麼成績，其價值都減半了，蒙受了巨大損失，毀掉了。
她又哭起來了。慢慢地吸氣。分三口喝掉一杯葡萄酒。我覺得她有可能是她曾經認識的所有人的情人。是所有工廠主、外科醫生、土耳其人、律師、馬戲團人員、報社老闆、垃圾清理工、教皇、部長、船工、政府領導、阿富汗人、侍者、無名者、男人和女人的情人。只要我還見到她任性、善良和驕傲地穿行在我們城市的街頭，或者——由於我在我的房間裡，因而看不見她——我至少知道、能夠想象，她現在正以她的不修邊幅和精力充沛的風格穿行在街道上，這裡就還是可以忍受的。她也許還能夠通過她的越來越明顯地受到主編反對的報道將一切團結到一起。安內瑪麗說，主編自己形容他對她所持的是反對態度，他自視為多愁善感和混亂的反對者。主編說，多愁善感和混亂是安內瑪麗的敵人，也是我們社會的敵人。
安內瑪麗一從弗洛恩德博士那兒聽說赫爾伯特·西恩茨的事，就去拜訪了他。自從我認識安內瑪麗·舒爾澤以來，我就想象，一位男記者內心裡看起來肯定就跟索福克勒斯內心裡一樣。也許這下有一位非常善良的記者會講，他不喜歡被人拿來跟索福克勒斯這樣一個反對派比較。如果這樣，我將收回我的比較。索福克勒斯可以被理解為反對派，這我既不是靠自己的認識也不是從一位哲學家那裡得知的，而是從加米希—帕滕基興的一位失業的酒店商人那兒知道的。他幾乎是警告我要當心索福克勒斯。失業者就幹這種事。昨天，在咖啡館裡，一位模樣像俄底修斯的希臘人走過我們的小桌子旁，他垂著胳膊晃晃拳頭向我們這個方向打招呼。安內瑪麗用一個無法聽懂的希臘名字回答他。我的一位客戶，她驕傲地莞爾一笑說。他在哥廷根那邊被解僱了，因為他要求公司食堂裡擺放工會的報紙。企業老闆禁止這麼做。這些報紙可不是支援工人而是反對工人們的。報紙裡宣傳罷工，這反過來必然會導致公司的毀滅，也就是失去工作崗位。那位希臘人講：放了圖片報，那裡面的文章倒確實是反對工人的。八天之後他就被解僱了。
他掙二十五馬克乾的那份工作現在由一位婦女在幹，她只掙二十三馬克。安內瑪麗以這位希臘人為題材寫了一篇報道，他搬遷到這兒來，就是為了儘可能遠離哥廷根，找到工作。為「本城人物」欄目寫的。主編說：哎呀安內瑪麗，您太愛做好人了！她說：那位希臘人會不會做出了什麼值得牢記的事呢？比如說，希臘人比德國人更自由！希臘人每天讀報紙。如果沒有報紙，他就去咖啡館讀。您瞧，安內瑪麗說著，拿一根小手指朝著那位俄底修斯坐著讀報的方向一彈。主編乾脆認為，安內瑪麗內心深處感激他對她的反對。只要她做好人感到開心，他甘心做個邪惡的反動派。聽他這麼講，她忍不住大笑不止。主編馬上說：這下您至少笑了，謝謝。
我的加油工曾經參加法國志願軍，在越南打過仗，顯然也殺過人，一九七七年秋天，當我們的關係有幾個禮拜之久起了變化時，他說，如果他需要五萬馬克，他會乾脆將安內瑪麗·舒爾澤床下的恐怖分子拉出來交給警察；他偏偏不需要五萬馬克，敏捷的安內瑪麗是多麼幸運啊。安內瑪麗果然在一九七七年秋天寫了一篇報道，報道在康斯坦丁大學裡舉行的一個在監犯畫展，她在文中引用了彼得·保爾·查爾的一行詩，卻沒有明講那位詩人是誰。一位在環保方面做出了成績的教授認出了這行詩是激進詩人查爾的，提出了警告，氣氛一下子就有了威脅性。安內瑪麗·舒爾澤打電話給我。她能信任我嗎？她現在實在是有必要仔細檢查她的朋友們了。有可能她很快就會失業了。主編感覺受她騙了。隨後有一段時間，我再也聽不到她的訊息讀不到她的文章，可在聖誕節那一期上她又露面了。她寫了一個十二歲的土耳其女孩，她在一場聖誕節繪畫競賽中贏了。這位土耳其女孩的父母親在三十一號國道過梅爾斯堡沒多遠的地方車禍身亡了，當時他們正前往弗裡德利希港找工作。大霧天，父親想超車。安內瑪麗的這篇有關土耳其孤兒的文章又一次贏得了我們大家的好感。那女孩的房間看上去像是一顆聖者的靈魂。所有的東西相互之間都存在著密切的聯絡。
安內瑪麗的被事件所感動的敘述方式當然不適合我。跟她相比，我是個間接的人。當我獲悉了什麼事，它可能也會影響我，但它在使她活躍起來的同時卻會讓我發呆。弗洛恩德博士向她講了那個臉上長痣、紅頭髮、騎腳踏車的男人，像是講一樁滑稽事。他覺得這件事最滑稽的是，這位為他的兄弟馬克斯求情的赫爾伯特·西恩茨將他當成馬丁·弗洛恩德博士，要他將他告訴他的一切轉告公司老闆赫爾穆特·弗洛恩德博士，而他本人就是赫爾穆特·弗洛恩德博士。這位赫爾伯特·西恩茨怎麼會想到將他赫爾穆特·弗洛恩德博士先生當作一位根本不存在的馬丁·弗洛恩德博士兄弟的，這他也沒搞清楚。弗洛恩德博士叫道：將我當作我本沒有的我自己的兄弟跟我講話，請求我向我轉告一件事，這是不是很奇怪，這確實很奇怪，對不對？
安內瑪麗說，她曾經希望，弗洛恩德博士多少會被這件事打動，建議他的人事部門重新僱用那位馬克斯·西恩茨；哪怕只是為了創造一個軼聞，國王和主教們也會這麼做的。可弗洛恩德博士向她解釋說，國民經濟不能滿足一個人心裡一直存在的行善的需求。他只能在公司之外做一個善人，而對於身為老闆的他來說，這是最糟糕的事。看看我們的音樂生活吧。企業理性禁止在企業內部行善。如果他重新僱用一位被一臺便宜機器取代了的人的話，這就是說，如果他有一次生產較貴而不是較便宜的話，那下次遇到急事時——它肯定會發生，這個月還沒有結束就會發生——他就不能再求教於生存法則，也就是經濟學的生存法則，而是必須——他其實很想這樣——第二次扮演人類的朋友——他本來就是人類的朋友——等等，直到公司完蛋，全部人員失業。為了更多人的利益，他必須創造更健康的、效力更強的、更不可戰勝的工作崗位，停止虛弱的、也就是生產效率差的工作崗位。
安內瑪麗說，這位了不起的強人——有一回她還稱他是一位「銀製柏柏爾人」——令她感到憐憫，但她也會對著他瘦骨嶙峋的臉上吐口水的。因此她儘快逃走了，出去時還察看了一下屋門和花園門之間的那段路，她得出結論，當那位紅頭髮的人騎著腳踏車過來、下車時，弗洛恩德博士一定已經看見他了。安內瑪麗進行了調查。馬克斯·西恩茨住在眼下是城郊的一座從前的農屋裡。未婚。他沒有一位名叫赫爾伯特的兄弟。他是紅頭髮，臉上合適的位置果然有一顆痣。她在他那裡待了整整一晚。她還從汽車裡取出一瓶葡萄酒來。然後她寫了那篇報道：《西恩茨兄弟》。
為自己求情，馬克斯·西恩茨很可能會不好意思，因此他在他的老闆面前自稱是赫爾伯特·西恩茨。正如他告訴安內瑪麗的，他本想這樣就可以大大渲染一番，如果是為另一個人求情，做起來當然就容易一些。因此他讓那位被解僱的兄弟結了婚，新增進他最近這段時間聽到和讀到的有關失業者的故事。這座低矮的農屋是他從他的一位叔叔那兒繼承得來的，去年夏天，他將其中的一個房間出租給了一位失業的演員，那位演員給他講了奧古斯堡煙囪的故事。他在《圖片報》上讀到過，一位失業的工程師連續數月沒將他失業的事告訴他妻子。馬克斯本人在鄰居們面前裝得他還在工作似的。他每天早晨離開家，像是去上班。不過，最困難的是要在工廠附近待上八個小時。可惜他犯了個錯誤，他準時清空了工廠裡他的櫃子，離開了工廠區。他本來應該留下來的。不是像那位奧古斯堡人那樣。他不會去爬煙囪，拿鐵鏈鎖上自己。他的解決辦法是就這麼留在工作崗位上。同事們會養活他的。誰要求他離開，他都會客氣地笑著回答：我還想再待會兒。如果他及時想到了這主意，他們總不能將他抬出去。我還想再待會兒。這就行了。但是，他總不能及時想出正確的主意來。因此除了求助於工廠主先生本人，別無辦法。這當然也會令他難堪，於是他假裝是他自己的兄弟。另外他的確曾經有過一個兄弟，一個哥哥，名叫赫爾伯特，十九歲時戰死了。他今天肯定也會失業。可他為什麼不直接對赫爾穆特·弗洛恩德本人，而是假裝對他的兄弟講話呢？他當然也知道，那位長著鐵絲般的灰髮和眉毛的人就是他的最高老闆赫爾穆特·弗洛恩德博士本人，他根本就沒有一個叫馬丁的兄弟。為什麼要這麼假裝呢？安內瑪麗問。這時那位唯一的西恩茨笑了。他這樣做很對，這從工廠主的反應就看得出來。西恩茨跟工廠主講了那麼長時間，後者都沒有指出根本就不存在一位馬丁，他本人就是赫爾穆特·弗洛恩德博士，一切都是衝他來的。工廠主先生最後甚至對西恩茨講：我會跟我兄弟談談您的事。弗洛恩德博士描述的是另外一番情形！我的天，那位唯一的西恩茨叫道，一位因他的生意一年年越來越好而失去了工作的人來找他談話，工廠主先生必然會尷尬，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因此，馬克斯不僅將自己變成了這位失業者的兄弟，而且，他假裝將他當成了將工作崗位一個接一個減去的工廠主的一位兄弟，是想省去工廠主的尷尬。
當主編讀過《西恩茨兄弟》之後，他說：安內瑪麗，您可是故意這麼做的！您想表明，您只關心失業者，其他啥也不關心。安內瑪麗交出來的不是一篇報道，而只是另一種幾近殘酷的自慰行為。有好多次，他講這個名字的樣子，好像他講它時，他是埋頭於這個名字，同時聲調拖得長長的。可惜她的名字太適合這麼做了。我問，為什麼。她說是為了懇求似的拖長。她知道，這下她在這裡完了。那位反對者明明白白地說，他不得不罰她反思一段時間。大城市的報社大樓裡至今只傳來膽怯的等待。她現在不得不講，幸好如此。我不相信她的這話。有段時間我根本不敢看她。她坐在那裡，肯定很痛苦。比如說，墮落的臉。我心裡為我從來沒有試圖勸說安內瑪麗而生出令人厭惡的安慰！要不然我現在就得為她操心了！這種淚流滿面、擺脫不了的事！如果我現在向她望過去，一定會看到她臉上的那種迫切要求，要求為她做點什麼，至少喚醒好像我想為她做點什麼似的印象。我不看她。她接著講。如今她早就知道了，大報社是不歡迎她的。她是個現場女記者。我先是理解成郊區女記者，馬上就想到：唉真可憐啊。但是，報社越大，它裡面的真實性就越小。她最後不得不承認這一點。真正的真實性對於大報社來說太不重要了。比如說，在那裡，失業者的題材會被擺到跟瑣碎小事一樣極不顯眼的層次加以討論，因此，她和馬克斯·西恩茨就像實驗室裡不應有的蒼蠅一樣不適合那裡。她認為自己是個失業者。就這樣了。
我在想，她父親對這種毀滅會講出完全不同的話來。我想不出有什麼話適合她的處境。突然她又開始講起來。她現在失業了，這是她唯一的安慰。要是她的文章真發表了出來，她就會害怕在街頭碰上馬克斯·西恩茨。她賣掉一篇描寫他的失業的文章，卻沒有能夠通過她的文章稍微改變一下他的失業狀況！再沒有比這更糟糕的事了！她必須撞上這件事，否則她還不會意識到她的工作是難以忍受的。她感謝馬克斯·西恩茨給她上了這一課。好在她現在失業了，如果在街頭遇上他，她可以心安理得地直視他的眼睛。
我抬起目光。她的臉看上去並不墮落。這段時間我都不敢看她，我將她想象錯了。她開心地大聲說道，無論我信還是不信，眼下她體驗到了那種無從體驗的失業的幸福，正因為馬克斯·西恩茨。現在她又讓我想起了我從她那裡瞭解的有關她父親的情況。她喜形於色，我想讓她冷靜一點。她的力量頭一回讓我生起氣來。她的模樣又讓人覺得不能不愛她了。一切可真是太巧了，我說道，我剛剛收到迪特·e.齊默爾的一封信。齊默爾要我為《自由週報》寫篇故事。這下我可以直接將弗洛恩德—西恩茨的故事寄到漢堡的報社去，稿費跟她平分。我的目的不是想支援她這個失業者，我要的只是，當她不可避免地跟馬克斯·西恩茨相遇時，她能激動、清白、團結一致地撲進他懷裡；要她對她的和我的世界有所留戀，在這個世界裡，靠他人的不幸獲得工作卻不能靠這份工作幫助他人戰勝這一不幸，這是司空見慣的。我自己變得開心起來，說道，我不讓她有屬於另一個人的這種安慰。她會要求對發表這篇文章執行處罰，她傲慢地大聲說道。我說，我要將一切描寫得讓您沒機會這麼做。
我被她迷住了，當我還在講時，她厚顏無恥地讓一個懶洋洋地走進店裡來的高個子年青傢伙注意我們這一桌。他相當冷淡地坐過來。他還沒開口，侍者就端過來一大杯牛奶。他顯然是這兒的牛奶常客。他雙手放到膝上，臉上表現得對我們的談話毫無興趣。他一坐下就似乎顯得很滿意。他剛一落座，我就停止講話了。她顯然是為了擺脫我才出於禮貌將這高個子傢伙叫過來的。只要他那淘氣的抑或只是懶洋洋的臉夾在我們中間，就別指望我再講什麼。由於他還一聲不吭，而且一目瞭然地絕對不會講什麼，安內瑪麗就不得不講話了。這是馬克斯·普西恩茨。看到我的頭部猛地一動，她將那名字重複了一遍，馬克斯·普西恩茨，不是西恩茨。他跟西恩茨共同的地方就是他倆都失業了。難道那位主編講得不對嗎？她拿她的失業者們誇大其辭了。我的天！不管怎樣，馬克斯·普西恩茨二十三歲了。他學完了稅法助理課程。在最後一個學年實習時就幹過助手的活兒，因此他現在拿四百馬克的失業救濟金。由於他上學時首先學會的是痛恨他應該學會的職業，他根本不打算再去從事它。可是，時間一個月一個月地過去，他更加不知道他該做什麼了。不是嗎，馬克斯？！馬克斯點點頭，咧嘴笑了笑。喝完牛奶之後，他又讓侍者將他的杯子加滿了。他倆的生平透露出的獨特性令我欽佩和妒忌。由於我無法抵制這種東西，我說道，我現在要是再不走，郵局就要關門了。無論安內瑪麗還是她的那個傢伙都沒有想要留住我，因此，我真的得走了。可我確實是想走。沒錯，是想走。可又不想走。當我在外面一見到那些我非常熟悉的房子和也許是信心十足地急急趕路的人們時，我就覺得自己很滑稽。我們在咖啡館裡都聊了些什麼啊，面對略有點彎曲的威廉大街，使一切都顯露無遺的下午的光線顯得多麼不真實啊。天熱，藥劑師們平靜地站在屋頂下。我想，人最好是屬於某個地方。
我突然感覺到，每個人都有點責任。我不能再觀看我遇到的人們。他們每個人都好得很。不會有災難擋住我回家的路，這我要感謝他們。我真想在鐵路橋上停下來。我能做什麼？感謝誰？如何感謝？我覺得，我要是不趕快表達出來，就會被人指責為忘恩負義。我突然覺得，我屬於被迫害者之列，而且是在受那些失業者的迫害。馬克斯·西恩茨領導著他們。我一點不喜歡，我的意識堅持想象下去。因此我要實現我在咖啡館裡講過的話，好讓安內瑪麗和我之間親近起來。我要賣掉這個故事。就像人們想擺脫一個厄運似的。讓漢堡的那幫人看看，他們能將這厄運暗加於誰。就這樣。
朱劉華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