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雙腳使勁往地上蹬，又用雙手把桌子和字紙簍往自己這裡拉，人也不站起身來，而是坐著小心翼翼地往霍茨小姐給我規定好的地方挪。要是碰到塑膠地板上有地方太滑的話，我就多費點勁蹬遠一點。就這樣，我一邊往後挪，一邊尋找我的最佳位置，終於找到了這間屋子的角落裡。就像時鐘的指標一樣，我必須循序漸進而又不被人發現，否則喜歡並且擅長髮號施令的霍茨小姐一定會改換掉我通向屋角的道路。現在，屋角抵住我的脊背，擋住我的雙肩，整個房間就像射擊場一樣展現在我面前。而桌子呢，它橫在我坐著的這個角落裡，成為我的擋箭牌，幫我抵擋任何可能突然從門口闖進來的東西。顯然，這位置能帶給我快樂。那麼，我時不時地想唱歌也就不足為奇了。坐在隔壁房間裡的姑娘們放下剪刀，停下懷裡的縫紉機，有時也給我鼓個掌。我知道自己的聲音有磁力。

霍茨小姐把她的改衣廠稱為服裝醫院。住到這裡來之後我發現，人們隨著季節的變換，不愛惜衣服的程度有輕有重。不管大街上流行的是愛情還是憎恨（從撕成碎片的衣服上是區分不出兩者的差別的），霍茨小姐這裡都會應接不暇。

馬上還會再聘用四位姑娘。其中有兩位或三位會坐到我的房間裡來。這樣，我將有一段時間必須壓低嗓門唱歌。

霍茨小姐允許我把唱歌當成第二專業，但她堅持讓我把練習鋼琴放到首要位置上。如果碰到我在寫東西，那她必須在紙上看到十四行詩的詩句或者是莫札特的音符。她檢驗縫紉女工們縫出的針腳還不如檢驗我書桌上草稿的一半那麼嚴格呢。如果我的文章中出現諸如這樣的句子：「巴赫經歷了錘擊鋼琴對古典鋼琴和原始鋼琴的排擠的最初階段」，這一定意味著霍茨小姐突然闖進房間裡來了。

幸虧霍茨小姐在生過她的唯一一個孩子之後一直很胖。她試圖藉助於一根皮帶把自己身上的肥肉分散。皮帶紮緊後從中間部位消失的東西又從上面或者下面鼓出來。自打我挪到角落裡的這個位置後，要想到我身邊來，她得頗受一番痛苦。

一九五〇年她接納我的時候，我們雙方都沒想到有朝一日我們會彼此死死相守。當時我在逃難，從斯圖加特來，那是一個星期天，為了便於記憶，就算是因為爆發了一場戰爭吧。在這個星期天路過斯圖加特或符騰堡北部的人都知道，那一天的天空呈黑藍色，低垂下來。這一大片烏雲壓得人惴惴不安地往前開車。雷聲滾滾宛如炮聲，嚇得人縮起腦袋。在這樣的天空下，我惴惴不安地縮著腦袋開到偏僻的教堂去尋找聖母雕像，那時我工作的一部分是為在偏僻教堂裡的聖母拍照。轎車裡的收音機終於派上了用場，向我報告說戰爭已經爆發。我立刻想到：在這樣一個星期天必然會爆發一場戰爭。不光是由於天氣作怪，也有我自己的因素。我深深地吸了口氣。每當我度過一段無所顧忌的、散漫而又匆忙的、缺乏思考的日子以後，我周圍就會有緊張而且擴張起來的跡象，告訴我它再也不能忍受我了。我預料到會有一刻，所有認識我的人將會聚到一處。這就足夠了。

每當這種時刻，我都希望發生一場大災難，這樣人們的注意力會從我身上轉移到別的地方去。那場爆發在朝鮮的戰爭是為了獲得我的歡欣才爆發的，這點我感覺到了。在我們這裡也有一場不大不小的混亂，一場對我有益的混亂。這種政局幫助我逃脫。我必須逃開。假如我在路過獅石山的時候沒有不斷聽到有關戰爭的報道，我真不知自己是否會在返回斯圖加特的路上鼓足勇氣，在路過魏布林根的時候往東拐。

我汽車裡的破喇叭通過窄窄的波段把那天下午所有威脅和警告的呼聲匯到一處，鋒利地指向全世界所有陣營，事實上戰爭只對我一個人關係重大。路過了北緯38度，我在魏布林根驅車東拐，突然引吭高歌，一邊唱著，一邊上了烏爾姆附近的高速公路。隨後我深深地吸了口氣，任車流把我帶上高速公路上的筆直大道，感到自己在雷鳴般轟響的馬達聲的陪伴下向慕尼黑疾馳。

這是一場逃難。逃難之路的終點落在霍茨小姐這間屋子的角落裡。

在斯圖加特落腳的時候，我已經是一箇中年男子了，知道應當如何小心翼翼地進入一座新城市。我再也不會毫無選擇地結交朋友。斯圖加特千萬不能成為第二個哥廷根。如果你和一個人說上話，那你必須檢驗清楚這個人是否能和你已經結識的人們合群。你要對自己建立的所有關係和所有可能性負責。早先在哥廷根時的一天下午，善良的神甫馬丁·摩爾先生來到我家喝茶，突然，我的朋友，一個極端主義者兼雕塑家納克·布魯特闖了進來，那個下午成為我終生的教訓。

一位技藝高超的攝影師應當說是走到哪裡都倍受歡迎的。這是我的幸運。在斯圖加特，我在穆斯佩爾博士先生家開始做起。穆斯佩爾曾擔任部隊的主治軍醫，後來成立了穆斯佩爾股份有限公司。在馬斯河和梅墨爾河的彼岸，在軍營的包紮場上，他老早就著手準備成立這個公司了。他既有音樂素養又有藝術細胞，這對一位主治醫生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他與其他主治醫生的區別在於，他決不狩獵，在各項體育運動中只對室內手球表示認可。只要他在某一城市住滿六個月，他就在該市親自組建一個知識分子手球俱樂部。

這些對穆斯佩爾的描述，人人都可以進行相應的補充，例如穆斯佩爾是如何評價美國和美國人的，他如何評價手風琴俱樂部，再不就是他如何看待羽毛球賽。現在只差一項愛好沒有說明。這一愛好雖然和穆斯佩爾的性情十分吻合，但是隻有能把人心理揣摩透的人才能猜到這一點。這最終意味著，穆斯佩爾博士五十六歲的時候，居然意識到自己具有尚未被人發現的天賦，而這一天賦只有在蠟染藝術方面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他也喚醒了他妻子對這一美好藝術的熱愛。而他的女兒們身上早就深藏著這一繼承來的藝術天賦。

羅伯特·穆斯佩爾博士是我的客戶，也是我在斯圖加特結識的第一個人。也許我體會到，如果總是以穆斯佩爾博士這樣的著名人物作為衡量標準的話，那麼我結識朋友將會相當困難。在哥廷根的時候我犯過一個錯誤，那時候我高興跟誰交朋友就跟誰交朋友。後來我所有的朋友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彼此合不來，以致我不得不離開哥廷根。像馬丁·摩爾和納克·布魯特這樣兩個性格迥異的人吵得天翻地覆，可他們卻一致認為我這個人毫無性格。

我在斯圖加特衡量所有我想要結交的人，這標準嚴格到它導致我兩年之內僅結交到兩個人和一個五口之家為朋友。然而我敢發誓，這兩個人以及這個五口之家與穆斯佩爾一家相般配，這樣一來，如果碰到合適的機會，我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把他們介紹給穆斯佩爾博士。可以說他們是按照他的形象塑造出來的。

我不想列舉那些不符合穆斯佩爾精神的例項。我的第一場勝仗是羅伯特·格勞格朗。他本人就是室內手球隊隊員，而且酷愛蠟染藝術，討厭狩獵。只可惜他也討厭攝影工作人員。難道我就那麼重要嗎？我把自己放到了次要位置上。我宣稱自己是雕塑家。我一直謹小慎微地過著隱居般的生活，現在遇到一位能夠滿足穆斯佩爾要求的人，實在是三生有幸，更何況他妻子又來自波羅的海東岸，而且他們正在打官司反對隔壁剛剛成立的手風琴俱樂部。我可千萬不能放過這個人。再說，一個酷愛自己本職工作的攝影師與雕塑家是不會有什麼差別的。

我的第二位選手是羅伯特·格利斯。我見過他而且試探過他三次，這以後心中就差不多有譜了。我先把話題引到室內手球上。我已經養成習慣，從一開始就提出最高要求。果然，羅伯特·格利斯贊成室內手球運動，並且連贊成的理由都與穆斯佩爾博士相吻合：室內手球不是平民百姓的體育運動，也不需要上十萬觀眾的聲勢，它立足於地面，需要敏捷而富有想象力的球員。可惜在格利斯先生面前我不能承認自己是天主教徒。他討厭天主教。我認為這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犧牲。揹著他，我隨便到教堂去多少次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