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公司（其名稱這裡就不必提了）的送信人在自己的同事西格弗裡德·布拉赫死後的第三天，都聚集在行政管理總部辦公室旁的走道上。時間很早，差不多可以說，是在早上五點鐘。
盧齊烏斯·諾德在已故的同事布拉赫的櫃子裡找到一份名單。在名單上，送信人的名字一個不漏。也許是這份名單使他產生了這個念頭，要召集一次送信人的大會。盧齊烏斯是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送信人：多年來，他既不缺胳膊，也不瞎眼睛，甚至連耳朵也不掉一隻。因此，在同事當中，他覺得自己反倒有不足之處，這就不足為怪了。很可能，就是這種覺得自己有缺點的感情，促使他一反送信人平常的習慣，更為起勁地做代表送信人利益的事情。
送信人手推小車，在長長的走道上相遇。為了保險起見，他們操著自己的語言。小車被不同日期的各種公文壓得嘎吱嘎吱地響，他們並沒有把這些小車像所期望的那樣裝飾起來。假如說，人們不得不和患難與共的同伴待在一個屋子裡度過一段較長的時間，而又無法希望景況發生巨大變化的話，那麼，這些送信人就只好坐在他們的工作室裡，比肩接踵，忍受那些不得不忍受的、令人討厭的事情。
盧齊烏斯·諾德——這個在當了送信人之後才獲得這一大號的盧齊烏斯·諾德，人稱小巴弗的巴弗和皮特爾·納爾，這三個人在西格弗裡德死後的第三天早晨，最先到達這裡，安頓著來聚會的人們。誰站在哪裡最合適，就好像他們都瞭如指掌似的。他們小心翼翼地在布拉赫遺留下來的名單上打上一個一個的鉤，說真的，他們幹起事來差不多就跟那些科室的領導人一樣，這些人每天每日在自己的接待室裡，就是這樣登出要運送的公文包的。
在小巴弗的雙手指揮下，形成了一個半圓圈。他用肥胖豐腴的右手拽著那個人的皮帶把他拉到前面，又用堅硬如鐵的左手推著站在最前面的這個人往後挪動一步。送信人的小車就擺在半圓圈的周圍，莊嚴肅穆、威風凜凜。這是皮特爾·納爾的主意。皮特爾·納爾是瞭解哥特人命運的行家。
盧齊烏斯在輕聲咳嗽著清嗓子。天剛矇矇亮，就已經有幾個清潔女工跑過來在旁偷聽了。不過，小巴弗卻用他那長短不一的雙手推著清潔女工，讓她們一個接一個地都轉過身去，然後，用他那隻短胳膊（因為他左手更短）推著她們的背，把這些清潔女工一個個推得踉踉蹌蹌的。每推一下，他不是賭咒發誓說：「這不關你們的事！」就是大吹特吹他如何力大無窮，說：「把你們一推，就推到卡塞爾去！」
現在可該輪到盧齊烏斯·諾德了。
「朋友們，」他說，「有以下問題：在科室領導人會議上公佈西格弗裡德·布拉赫的死訊時，情況是怎麼樣的？大家都真的站起來默哀了嗎？就算人事科長站起身來為布拉赫、為這個他一有機會就要稱之為激進的送信人默哀吧，難道這不是赤裸裸的虛情假意嗎？默哀究竟進行了多久？誰關心過這件事？要麼，大家都關心了，不過卻只是一個勁兒地看錶，而不是在懷念西格弗裡德·布拉赫吧？搞了冷嘲熱諷的評論沒有？經理在公佈一個送信人的死訊時，能夠不挖苦諷刺一番？在西格弗裡德死後，還會讓他嬸嬸走進大樓、走進送信人工作室裡來嗎？我們應該回答她在那兒有什麼盼頭這樣一個問題嗎？難道我們還要等待下去，看人家是不是把冬季行車時刻表再掛到送信人工作室來？要是有人把它掛進來了，我們要不要抗議？我們願意這種事發生嗎？要果真如此，行車時刻表就會影響送信人必要的休息，因為不管誰，在他想要知道火車的執行情況時，都會肆無忌憚地闖進送信人工作室裡來。要是人家把新的行車時刻表給我們扣下來了，那我們是不是也應當表示抗議，也許還會說：行車時刻表放在送信人工作室是老規矩呢？」
「有人說，西格弗裡德·布拉赫的屍體放到送信人工作室以後，那裡的貓太多了，對這種責備，我們用得著理睬嗎？送信人工作室就必須得隨時準備接待在當班時得到噩耗的同事們？待在送信人工作室的這些貓會幹出些什麼事來呢？人家竟會去防止這些貓把西格弗裡德·布拉赫舔掉？別人就該去防這種事嗎？他死之後，他們做了這件事沒有？或者說，這件事早就辦囉？為什麼人事科長對於西格弗裡德是否被貓舔掉一事感興趣呢？因為西格弗裡德是一個激進的送信人，人事科長對死者就不刮目相待？為什麼貓竟會偷偷地溜進大樓？當它們跑進大樓之後，為什麼竟正確無誤地、馬上就找到通往送信人工作室的路？那兒果真有香腸嗎？企業有權去檢查擺在工作室裡的送信人的櫃櫥嗎？對辦公室的櫃櫥，企業是不是也要進行檢查呢？要是不的話，那為什麼要檢查送信人的櫃櫥？真的只是因為貓嗎？還是想了解有時由感覺敏銳、年紀稍大的送信人帶來的那些大嬸們的情況？或者，大概是以為在送信人的櫃子裡有捲款潛逃的出納員，或者經理的那個失蹤的女秘書吧？提出要檢查一事，難道不就是經理採取的一種措施，想以此來轉移對於自己的女秘書失蹤這一轟動一時的事件嗎？而事情要是果真如此的話，那送信人就應當幫助經理擺脫困境？這就是說，他們應該心甘情願地對這次失蹤的事件或多或少承擔一部分責任，並希望經理有朝一日會對送信人表示感謝囉？可是，如果他們認為經理的好意難卻的話，那麼，這些送信人豈不就證明自己有弱點、良心不好了嗎？豈不是以此來表明，他們的幸福已經不再可能完全建立在自己的貢獻之上了嗎？送信人的敵人難道就不會馬上指出這一招？而且看來，所有這些不就取決於此時此刻所採取的正確態度嗎？可是，由於這種正確的態度，到現在為止，這個大樓裡還維持著一種什麼樣的狀況呢？難道說，偏偏是這些送信人就應該因為自己的正確態度而加速自身末日的到來？就是因為有這個由科室樹立的榜樣，那就可以對送信人提出這種要求？大概這些送信人應當成為想方設法企圖把他們幹掉的那個人事科長的信徒？我們要不要提出殘疾人員大軍的名單，當作對付人事科長的最後的法寶，以便在公眾當中對公司施加影響？難道人事科長可以——你們看，我並不迴避殘疾人員的問題——他就可以把這些並不是因戰爭而負傷致殘、喪失勞動能力的同事繼續當作第二流的送信人對待嗎？他想要在我們當中播下不和的種子嗎？如果說，‘陰謀詭計’這個詞兒對於送信人來講，是個可笑的外來詞的話，那麼，這當真就僅僅不過是一種教育上的缺陷嗎？難道說，我們的團結一致就給了這個人事科長把我們稱作‘烏合之眾’的權利？他怎麼看待這件事呢？我們能夠容忍人事科長繼續把肇事的汽車司機貶為送信人，以示懲罰嗎？這樣做，是有損於我們的名譽呢，還是對我們的名譽沒有妨害？這樣一來，喜好喝酒的送信人的人數豈不是就會以並不獨特的方式上升了嗎？人事科長搞的這一套把戲也許是用來損害所有送信人名譽的一種伎倆吧？我們這兒難道就是公司懲罰人的場所？人事科長規定：禁止送信人在路上目不轉睛地盯著外國客人，對此，我們就非得容忍不成？這樣做，豈不是一招不成、又來一招，在送信人的深造問題上與他們為難，不准他們對世界上的事情有所興趣嗎？譬如說吧，為什麼別的公司的送信人在西格弗裡德墓前唱了一首歌，就引起了懷疑？我們就不可以同別的公司的送信人有聯絡嗎？」
「在那兒，我們身上有什麼東西可懷疑的呢？」
「因為有這麼多的問題，送信人就應當聽天由命？或者說，這些問題應當按照科室領導人的辦法來解決？送信人是不是非得承認存在著同自己的職業息息相關的問題，還是不應當簡單地認為：這裡涉及的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假如人事科長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說，把送信人都斬草除根，全部搞掉了，而這些問題也還會存在呢？送信人會希望，也許會從反面提出證據，說明這些問題只不過是因為送信人才產生的嗎？送信人究竟應不應該有所願望？或者說，他就不應該把企業巧妙地置於祝願者的地位，使其為祝願者設身處地想一想？難道送信人就是這樣一種只知道滿足人家的願望，而自己卻沒有願望的人？他們會因此得到足夠的報酬嗎？退一步講，假如送信人得到的報酬更高一些的話，那麼，關於經理是否能夠不加諷刺就宣佈一個送信人的死訊這一問題，究竟有沒有必要？要是沒有得到更多的報酬，那送信人是不是也就應該提出更高的要價，並以此來抬高自己的身價呢？他們認為這樣做，必要嗎？當然不！送信人由於職業關係，大樓所有辦公室的門都對他們敞開著，他們很有自信心。可週圍的人是怎麼想的呢？為什麼人事科長要讓人在黑板上告誡大家，送信人西格弗裡德·布拉赫會使人心臟麻痺？為什麼人事科長認為，現在談論心肌梗塞不合適，而在三個星期之前，當採購科長死去的時候，他卻認為很得體呢？因為西格弗裡德是一個激進的送信人，他是不是想以此來對自己的敵人——我們的同事——西格弗裡德·布拉赫，就是在其死後，也還要侮辱一番呢？還是送信人永遠都與心肌梗塞不相稱？」
盧齊烏斯·諾德講話沒有稿子，也沒有講臺。不過，他卻自己掏錢為這次演講買了一雙底子特別厚、特別軟的鞋子。每提一個問題，他都要抬起後跟，做出踢足球的架勢，只是最後才踮起雙腳。他就像抬高腳後跟一樣，把嗓子提得高高的。而每一次，在盧齊烏斯把嗓門提到最高點、把每一個問題說完之前，新的鞋底都要沙沙作響。一開始，可能他並沒有只是一個勁兒提問這個意思。後來他說，他實在是沒法可想了。大概是每次都筆直上升的問句語調和同時動作的雙腳，使得他這個初出茅廬的演說家把話簡直是一口氣就說下去了。他還會提出些什麼樣的問題來，誰也說不定。因為人們老喜歡把複雜的巧遇稱作偶然，那大概也就只好把這種事說成是一種偶然了。這就是：在今天早上，離上班還有好久的時候，經理和人事科長一道走進了大樓，並且順著走道走了下來。
要是人們願意，什麼都可以解釋。當領導的一定願意有那麼一次提前到來，好使到時候才匆匆忙忙跑進來的群眾感到害臊。或者：送信人把一封信投錯了筐子，在一座大樓裡，一封傳送錯了的信是很容易查出來放到合適的地方去的。不過，要是有良好的組織，就可以很仔細地密切注視那些蛛絲馬跡，最後發現做了錯事的人。因為幹了錯事的人希望補救自己的過失，所以，他就要扮演猶大這一角色。不管怎麼樣，經理同人事科長沿著長長的走道下來了。兩人閒聊著，就像兩個不同專案的運動健將走在通向競技場的路上似的；他們閒聊著，就像是一個電影明星在同一個宇宙研究人員說話一樣。兩人溜達著，一身輕鬆。他們可算是優秀選手了，然而，由於職業不同，卻不能成為競爭的對手。當這樣的兩個人肩並著肩的時候，就表現出人們司空見慣的那種溫文爾雅的樣子來。
那個近乎莊嚴肅穆、由小巴弗的雙手調整得依舊是井然有序的、由送信人組成的半圓圈，並沒有使這兩個人感到害怕。
這說明可能有叛徒。但也可能說明：這兩位人士不是那麼容易就嚇唬得了的。
而盧齊烏斯·諾德呢？當他看到這兩位先生已經鐵了心，要在他和聽眾之間客客氣氣地跟人打著招呼橫穿過去的時候，他就料到了，送信人已經退到了何等糟糕的無計可施的地步。要是現在只是問問早安，然後兩位領導人就走到閃閃發光的門後面去就好了。他並不想讓自己硬去充當被捉拿的人這一角色。
盧齊烏斯的時間不多，他再也沒工夫踮起腳尖了。不過，在他喊著「報告：經理先生，送信人在討論革命問題」時，至少兩個鞋跟彼此之間還是配合默契的。
人事科長迴避一旁，盧齊烏斯直接跟經理講話了，這下子可馬上就使他充滿了憂慮。不過，經理的回答卻又使他放心了。「好呵，朋友們，繼續幹吧！」
有幾個送信人重複道：「繼續幹！」
大夥兒目送著兩位先生，看著他們每個人都走進一個房間，也就是說，各自走進自己的房間裡去了。這時，站成半圓圈的人群散開了。人們互相之間拍著肩膀。有人提議唱一支歌，可就在這個時候，卻有人已經抓著自己的小車了。現在，誰都想要儘快地走到自己的小車跟前去。他們縱橫交錯、來往穿梭。事實證明，車子築成的工事是一個巨大的障礙，不過後來每個人都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小車，抓起車來就匆匆忙忙地四散而去。
此後不久，凡是碰到送信人的人都感覺到，這些送信人的臉上顯露出了節日般的、喜氣洋洋的神情。一無所知的企業心理學家甘德爾博士甚至還想在下午很晚的時候，從個別送信人的眼裡發現促使人容光煥發的東西。
幾天以後，盧齊烏斯·諾德在送信人工作室通知大家：企業領導人認為，不能苛求那麼多殘疾的送信人，讓他們站在走道上去討論革命問題，因此，建議送信人今後在公司的會議大廳進行革命問題的討論。然後，盧齊烏斯·諾德再進一步補充說：企業領導人還特別註明，甚至可以帶小車。他說這番話時，送信人工作室裡有好一會一片寂靜。甘德爾博士大概又會發現使人容光煥發的那種東西了吧。
那個老穿著厚厚的軟底鞋的盧齊烏斯·諾德踮起了腳尖，說：「朋友們，我們還有什麼願望呢？」
刁承俊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