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歲那年的某個夏夜，我和父母乘坐的火車奔向新斯科舍的東盡頭。「阿萊克斯，你隨時都可能看到了，」父親興奮地說，「注意窗外，隨時可能出現。」
這時父親站在過道里，左手撐著頭頂的行李架，人斜在我和母親的上方，母親坐在靠窗的座位。他的右手抓著我的右手，每次我抬頭，總是先望見一塊弧形的白幕，那是父親襯衫的前襟，然後又見到父親精緻的五官，他眼睛的藍，還有他捲曲的紅頭髮。他很高大，看上去像個運動員。父親這年四十五歲。
「哎，安格斯，坐下，」母親說道，話裡交織著耐心和惱怒，「他不一會兒就會見著的。我們馬上到了。你坐下好嗎？大家都在看你。」
在車墊的綠色面料上，我的左手和母親的右手放在一起。母親有褐色的眼睛和褐色的頭髮，比父親小三歲。她長得很好看，相片常出現在蒙特利爾報紙的「名流」版面。我們就住在蒙特利爾。
「就在那兒，」父親像得了勝利般大吼，「看，阿萊克斯，那就是布雷頓角！」他把左手從行李架上放下來，手臂橫在我們面前，指向坎索海峽的那一片蔚藍。小小漁舟的上方，海鷗懸停在空中，山峰因為滿是冷杉、雲杉，呈暗綠色，像是浴水而出一般，嫋嫋的霧氣垂在左右，如同新開啟的包裹邊上棄擲的綢帶。
火車突然踉蹌，父親幾乎失去了平衡，就把手很快放回到行李架上。我的右手被他握得太緊，幾乎有些疼，我能感覺手指在父親掌中都快麻木了。我想跟父親提一下，但怎麼說都覺得不禮貌，我知道他弄疼我也不是故意的。
「是，就在那兒，」母親不冷不熱地說了一句，「現在你可以像大家一樣坐下了。」
父親照做了，但抓我手的力道依然極為兇狠。「拿去。」母親從我頭頂遞給他一張面紙，語氣不算嚴厲。父親靜靜地接過去，便讓我想起他收在蒙特利爾家中的小提琴唱片。母親不喜歡那些唱片，說聽起來都一樣，所以他只等母親出門、家裡剩下我倆的時候聽。那些時光就好比是在教堂，很莊重，很嚴肅，很哀傷，我不該說話，但除了說話我也不知道還能做什麼，特別是父親落淚的時候。
現在火車已準備好乘船過海峽了。父親鬆開我的手，開始收拾行李，因為我們到岸之後還要換火車。收拾完了，我們一起上了渡船甲板，眼見嗚咽的船聲行過平和的水面，將其寧靜都攪碎了，拋進船後那翻騰的紛亂白浪中。
父親又回到火車裡，重新出來的時候拿著一個芝士三明治，是我剛剛沒吃的。我們就一起去了渡船的船尾，那裡很多人正把食物扔給跟了我們一路、正喧囂著給我們護航的海鷗。海鷗是世上我見過最白的東西，白過家裡的床單，白過那隻粉紅色眼睛、已經死去的兔子和冬天的第一場雪。我想，海鷗既已如此之美，總覺得可以再講一些禮儀，更有教養一些。有一隻斑駁的棕色海鷗，低低地飛在嘈雜隊伍的左側，感覺它動作僵硬，很不自在。當它想要冒險深入鷗群的密集處，它的同伴就會嘶叫起來，啄它，把它趕開。我們三人都想把掰下的芝士三明治拋給它，或者拋在它正前方的水面上。它實在太過寂寞了，只有自己孤單一個。
到了對岸我們便要換火車了。有輛火車伴著咔嚓聲緩緩駛過，一個金髮男子單手掛在火車上，另一隻手抓著個瓶子在喝酒。我覺得這主意挺好，就請父親給我買汽水。他說等會兒會買的，卻很奇怪地窘迫起來。我們橫穿鐵軌去我們自己火車的時候，那個年輕的金髮男子開始唱：「從前有個印第安姑娘……」他唱的不是文明的版本，而是我和朋友從六年級的大孩子那裡學來的下流版。不知什麼原因，我之前從沒想過成年人也會唱這首歌。父母都走得很快，幾乎是拎著我的手把我拽過這些惹人煩擾的鐵軌。我們的臉都通紅，都假裝聽不到那漸遠的歌聲。
我們在另一輛火車上坐下，這時我發覺母親非常生氣。「十年了，」母親忿忿責問父親，「我在蒙特利爾教育了這孩子十年，他從來沒見到過大人就著瓶子喝酒，也從沒聽到過那樣的語言。我們到了這兒還沒有五分鐘，他就都見到聽到了。」她都快要哭了。
「別放在心上，瑪麗，」父親安慰她，「他不懂的。沒事兒。」
「怎麼沒事兒？」母親激動地說，「太有事兒了。多下流，多骯髒，我肯定是腦子壞了才答應你出這趟門。最好我們明天就回家。」
火車動了，沒過多久，我們就開始沿著海岸哐啷前行。小船上有漁民淳厚地朝我們揮手，於是我也朝他們揮了揮手。之後，見到煤礦在地面劃開很多黑色的裂縫，就像在山綠海藍上結的傷疤。我在想，我的親戚是否就在這些礦下幹活。
這列火車比上一列慢多了，感覺每五分鐘就得停一下。有些人在聊天，雖然我知道他們說的是蓋爾語，但內容我聽不懂。另一些人癱坐在椅子裡，其中幾個打瞌睡腿還橫在過道中。過道的遠端，兩個空瓶沒休止地來回滾動，彼此碰撞，還撞在座位的金屬椅腳上。車廂左右晃盪，吱呀作響。
車站不大，是褐色的。它前面有木質站臺，照明靠高高的杆子上投下的燈光。燈上撞去成群結隊想求死的飛蛾和六月蟲。燈下有一小簇一小簇穿暗色衣服的人，在那裡聊天、嚼菸草；還有些衣衫襤褸的男孩，大概跟我同齡，三兩湊堆，倚在破舊的腳踏車上，等著一捆捆報紙砸到他們雙腳前面。
兩個高大的男人從他們那堆人中脫身出來，走向我們。我知道他倆都是我的叔叔，雖然之前我只見過年輕的那個。我一年級的時候，他到我家住過一陣，曾和我在地板上摔跤，家裡沒人的時候還喜歡放小提琴唱片聽。有一天突然他就一去不返了，只留存在母親的話裡，有時是一句不帶色彩的「就是你兄弟在這兒的那一年」，有時則是更有所指的「就是你那個整天醉酒的兄弟在這兒的那一年」。
此時兩人都很有禮貌。他們和父親握手，說：「安吉，你好。」接著又取下帽子，跟我母親問好。然後兩人又都把我舉了起來。年輕的那個問我是否還記得他，我說「記得」，他大笑著把我放下。接著兩位叔叔又幫我們把行李搬到計程車上。我們的車沿著一條崎嶇的街道和向上的山路蹦跳著前行，一陣顛簸之後，終於在一幢陰暗的大房子前停了下來，我們下車進了屋。
雖然是夏天，卻有很多人圍在廚房一個燒炭的大爐子旁邊。我們進去的時候，他們都起身來握手，女人還會擁抱我的母親。接著我又被領到爺爺奶奶跟前，我之前沒有見過他們。奶奶個子很高，頭髮白得好比下午的海鷗，眼睛藍得好比海鷗飛過的大海。她黑色的長裙外還罩著格子圖案的圍裙，她用強壯的雙手把我舉起來，讓我可以親吻她，也可以平視她的眼睛。奶奶身上有肥皂水和熱麵包卷的味道。她問我喜不喜歡住在蒙特利爾。我從來沒在其他地方住過，只好說我覺得還行。
爺爺身材不高，很粗壯，手特別大。他的眼睛是褐色的，曾經的紅頭髮現在也幾乎全變白了，眉毛和鼻毛倒還是紅的。他的髭鬚讓我想到學校裡的海象圖片；他現在就在嚼把鬍鬚下方染成棕色的菸草，把嚼出來的汁吐在椅子旁邊的煤筐裡。他穿了一件藍色的格子呢襯衫，褐色的褲子靠厚重的揹帶吊著。他也把我舉了起來，儘管沒有親我。爺爺身上則有肥皂水、菸草和皮革的味道。他問我火車上有沒有見著我喜歡的姑娘。我說「沒有」，他大笑著把我放回到地板上。
這時更晚了，談天聲已沉寂下去，大家一個個步入門外的暗夜中，直到只剩下我們三個和爺爺奶奶。又過了一會兒，奶奶和母親上樓最後確定如何過夜。爺爺把朗姆酒、熱水和糖混進兩個杯子裡，一杯給了父親。雖然我十歲了，他還是讓我坐到他的大腿上，還讓我從他的杯子裡抿酒喝。他和蒙特利爾的吉爾伯特外公很不一樣。吉爾伯特外公穿白襯衫、深色西服和馬夾，胸前還橫著金錶的鏈條。
「你回趟家還真久啊，」他跟父親說，「要是你進那扇門有我想到你那麼勤，鉸鏈我都得換多少回了。」
「我知道，我努力過，一直想回來的，可在蒙特利爾不太一樣，你知道的。」
「是啊，我猜也是。我只是沒料到會變成這樣。感覺你們離得好遠，我們又老得好快，對長子心裡又總是不一樣的。我琢磨著我們家裡有些人沒上過學也未必是壞事。要把自己交給親家，我是不行的。」
「請別剛到家又得爭這事，」父親說，有點生氣，「我沒有把自己交給任何人，你心裡也明白。我是個律師，只不過跟另外一個律師合夥，而他又正好是我的岳父，僅此而已。」
「好，僅此而已，」爺爺說道，又讓我抿了一口他杯裡的酒，「行，換個話題，你結婚十一年了，就這一個嗎？」
父親臉紅了，就跟我們聽到那年輕人唱歌的時候一樣。他的火氣上來了：「你自己清楚你根本沒換話題。我知道你在暗示什麼。我知道你想說什麼。」
「你知道？」爺爺問道，聲音不大，「我還以為蒙特利爾不一樣呢。」
奶奶和母親下樓，正好我又在抿酒。「哎，安格斯，你腦子裡到底在想什麼啊？」母親吼著就朝我們衝來，要保護我似的。
「瑪麗，別這樣！」父親幾乎有些掙扎地說道，「這沒關係。」
爺爺很快站起身來，把我放到他剛剛空出來的座位上，將那杯飽受爭議的酒一乾而盡，又到洗碗池把杯子洗了：「行了，到工人階級睡覺的時候了。大家晚安。」他上樓腳步很重，靴子砸在地板上的聲音我們聽得真切。
「我照顧他睡覺，瑪麗，」父親的頭朝我這邊點了點，「我知道他睡在哪兒。你也去睡吧，你很累了。」
「是，那好吧，」母親很溫柔地說，「對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讓他不開心的。晚安。」她親了我一下，又親了奶奶，接著她的腳步聲就靜靜地消失在樓梯那頭。
「對不起，媽，她那句話並不是聽上去的那個意思。」父親說。
「我明白。這裡跟她習慣的太不一樣。我們歲數也大了，在不順的時候重新振作也不像以前了。他今年七十六，在礦上有些頂不住，他覺得要完成自己的那份活比以往都要辛苦。幾個孩子都跟他去幹過活，他告訴我，他覺得是孩子替他扛著，就因為他是他們的爹。以前你和阿萊克斯跟著去的時候他從來沒這麼覺得，當然了，那時你們都年輕得多了。儘管如此，他一直覺得你們高中畢業還沒上大學那會兒多好啊，所以他想你們總歸會回到他身邊的。」
「可媽，怎麼可能永遠像那時候一樣？我那時二十，阿萊克斯十九，他那時也才五十出頭。我倆都想上大學，好擁有另一種人生。他借給我們的錢我們也都還給他了，那時他好像也贊同我們去讀書。」
「他那時不知道會變成這樣。我也不知道。你把錢還給他的時候，就好像這跟他原來心裡想的完全不一樣。另一種人生，又是什麼呢？一個成了我們從來見不著的律師，一個成了醫生，二十七歲自殺了。丟了，我們是把你們倆都弄丟了。相比之下，安德魯還離我們更近些，而他是埋在海下兩公里的亂石中啊，他從來沒見過大學的門。」
「啊，本該也見見他的，」父親說，話裡滿是苦澀，「他們都該見到的，而不是被剝削利用，整天在海底掘地洞，或者成了醉鬼，連掘地洞都不夠格。」
「我有個醉鬼，」奶奶說，站在那兒看上去很是高大，「被趕出了我蒙特利爾律師兒子的家。」
「可我對他真的是無能為力啊媽，在那邊不一樣。你要是那副樣子你就不可能——你就——哦天哪，我也不知道。要是我只是一個人的話，他可以永遠待在那裡。」
「我知道，」奶奶的語氣突然很溫和，把手放在父親肩上，「不是怪你。但真要說永遠待著，我們好像只能待在這裡。我們已經是待在這裡的第七代人了。歸根結底，除了‘待著’，還有什麼呢？我有三個孩子出生時夭折了，我帶大了八個兒子。有一個成了律師；有一個當了醫生，自殺了；有一個挖煤死在了海底；有一個是酒鬼；還有四個，都像他們的老爹一樣還在挖煤，我現在所能依靠的也就是這四個人了。現在是這四個人扛著你的父親——因為你父親需要人扛了，是這四個人扛著那個醉鬼，是這四個人挖了兩天就為了找安德魯，也是這四個人，讓我能在晚年有三十個孫子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