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奶奶有多反感他這一套，所以試圖說得很小聲。但他耳背到快聽不見自己的聲音，所以就像很多聾子那樣，基本上已經在大喊大叫。你幾乎能聽到他的嚷嚷聲從他自家房子的牆上彈開，消隱在早晨明媚的日光中。我向爺爺伸出手，於是就覺得他有股扭曲殘缺的力量傳來，都快要把我的手掌給捏碎了。他手指都奇形怪狀的，張開的拇指是扁的，顯得過於寬闊，隆起的傷疤早被磨礪得又硬又黑，還有那些碩大異常的圓球，是他扭折錯位的關節，但這又是一隻力量駭人的手。有一瞬間我產生一個驚悚的念頭：或許我是走不了的，我永遠不會被釋放了。但最後爺爺鬆開手，我覺得我自由了。

即使是坑坑窪窪的街道，當你意識到不知何日才能重踏，甚至今生不會再見時，也會顯得落寞寂寥。我的背包太顯眼，所以走的都是偏僻的小道，我怕與人交談，也不願試圖解釋，因為說什麼怕都會是失敗徒勞的。快出鎮子的時候，我搭上一輛運煤車，沿著海岸線開了二十五英里。卡車太吵，再加上無比顛簸，司機要跟我聊天是不可能的。我很感謝這吞沒我倆的喧囂的沉默。

整個上午，我換了各式各樣出乎意料的交通工具，經過一系列短途搭乘，到中午時，終於穿過布雷頓角島邊的坎索海峽，我的離家之旅才真正開始。只有將那個島拋在身後，我才覺得可以使用我新的身份。這身份如同一件沒有穿過的衣服，一直用心收藏在嶄新的包裝紙裡。它讓我變成一個溫哥華人，這是我能想象的最遙遠的地方。

我不知怎的總擔心出不了布雷頓角島，擔心在最後一刻會有碩大無朋的觸角，或者像爺爺那雙恐怖的雙手，將我揪住，把我拽回去。現在終於踏上了大陸，回頭看布雷頓角，霧靄中聳起蒼翠，白色的碎浪踏著海面一片蔚藍。

大陸上搭到的第一次車是三個黑人開的藍色道奇皮卡，車很破舊，車身上印著「新斯科舍省林肯維爾地區雷菲爾德·克萊科，小型貨運」。他們要去新葛拉斯哥，說大概要走八十英里，如果我願意可以捎上我。他們又跟我說，因為他們的卡車有年頭了，不能開快，我如果再等等可能會坐上更好的車。不過，他們又說了，我也不必傻等，反正快些慢些總是會到的。要是我實在受不了想下車，就捶他們駕駛室的頂蓋。他們本也願意讓我坐在駕駛室裡，但商用車駕駛室裝四個人違法，他們不想招惹警察，那會很麻煩。我爬上車，坐在後面車斗裡用過的備用輪胎上，卡車就開動了。日頭已經很高，我把背包取下時，雖然看不見，但我明顯感到有兩大股汗流在我背上淌過、交匯。我終於意識到我從昨天晚飯之後就沒吃過東西，餓壞了。

到了新葛拉斯哥，他們在一個小加油站讓我下了車。黑人朋友想繼續幫忙，還給我指了路，告訴我去小鎮西頭怎麼走最近。我必須穿過的小巷地上都是垃圾，油膩的漢堡包的味道從路邊幾家速食店飄出，裡面的點歌機都開得實在太響；從半開半掩的門裡，貓王的歌聲和粗糙食物的酸腐味都被搡出到巷子裡來。我很想歇一歇，但卻總有一種不可理喻的緊迫感，總覺得這條單行道上的汽車都開向奇妙的終點，我怕我只要停下片刻腳步，去買個漢堡什麼的，就會錯過那輛值得我搭乘的車。汗水從我額頭上流下來，刺痛我的眼睛，我也知道拜背包帶子所賜，我背後兩塊深色的汗溼肯定是越來越寬了。

日頭升至幾乎最高的時候，公路的礫石停車道上，一輛紅色的車靠邊停了下來，司機斜身開啟了副駕駛的車門。他是個體態相當臃腫的五十歲男人，通紅的臉上一直在沁汗，溼漉漉的額頭油光鋥亮，黏著他那一小撮棕色的頭髮。外套橫在後座上，他的襯衫口袋裡有個筆囊，鉛筆、鋼筆林立。他的襯衫領口敞著，領帶也扯開了，歪在一邊；皮帶和褲腰上的紐扣也都沒繫上。他肥碩的大腿已經把灰色的褲管撐滿了，但因為出汗，看上去依然皺巴巴的。他的襯衫是白色的，汗水在腋窩暗暗地透出來，向前靠的時候，背上也有兩大塊溼跡。他的雙手非常白皙，小得跟身材不成比例。

車子前進，路面閃爍，地上那根白線看得我出神。他時常抓起座位上一塊汙濁的手巾，先擦掉手心裡的汗，再把方向盤上的黑色水光抹去。

「好傢伙，這天可真夠熱的，」他說，「比地獄裡的婊子都熱。」

「是，」我說，「是很熱。的確是熱。」

「前面那個小破鎮子，」他說，「你什麼沒幹都能在裡面轉一個禮拜繞不出來。」

「是啊，這麼個小鎮子。」

「你也只是路過嗎？」

「對，我要回溫哥華。」

「哦，那你還遠著吶，小兄弟，還遠著吶。我還沒去過溫哥華，從來沒去過比多倫多更往西的地方。我已經跟我公司講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說我要往西邊走，可他們就非要往這兒派我。一年三四回。天氣從來都這麼難受，像現在，熱得跟地獄似的，換了冬天，又能把銅猴的蛋蛋給凍下來。」這時他突然猛按喇叭，好似禮炮齊鳴，就因為他看到一個不知何去何從的十幾歲姑娘正巧站在路邊。

雖然車窗開著，但還是很熱，而且因為車是紅的，讓這種感覺更加強烈。整個下午，道路在前方蜿蜒著，好比一條蛇鱗光閃閃地在前方的路上爬行，背後還留下一道噁心的白條紋。因為坡路和拐彎，我們就像被關在急沉急轉的過山車裡，隨著車子所劃的弧線東倒西斜，雙腳還要時刻準備忍受車底盤傳來的力道。有時，我們猛然馳進小坑小谷，我常被嚇得胸腹間好像掏空了一般，只有等車子又一下子爬上來，繼續迂迴前行，我才又找回我的五臟六腑。不時有昆蟲「砰」的一聲拍在車前的擋風玻璃上，瞬間化身作一攤黃色的汙跡。車胎在滾燙的柏油路上嘶嘶作響，像是會在車後留下兩道胎痕。我感覺不管是我腿上還是背上的衣服，都因為汗水貼在了皮膚上。我同伴的襯衫上不絕有新的汗溼浮現，面積也越來越大。他肩頸往椅背上一頂，龐大的身軀從溼透的椅墊上抬了起來，褲子本來就沒繫上，他把手深深地一直探到襠下。「讓那兒也透透氣，」他一邊說一邊調整自己生殖器的位置，「這內褲肯定是個印度佬做的，老往上收。」

整個下午的車程中我們都在聊天，主要是他聊，我聽，不過我一點也不介意。這樣的人我從前沒有見過。他聊他的生意（工資多，回扣多，再加不少灰色交易），他的老闆（又傻又混蛋，有個這麼得力的人替他跑腿算他運氣），他的家庭（一個妻子，一個兒子，一個女兒，每樣一個正好），性（再多也不算多，他到死都不會厭），多倫多（每天都在擴張，今非昔比），以及稅收（越來越高，物業都是自掏腰包，因為政府一直忙著在給富人減稅）。他有說不完的話，而不論他說什麼，我都從來沒聽過。他聽上去那麼自信，好像什麼事他都一清二楚。你會覺得他對自己的無所不知很篤定，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似乎他從來不曾猶豫、不需停頓、不會疲乏，甚至連思維也是不必的。他就像一臺點唱機，有個神秘的源泉在給它供應無窮無盡的各種硬幣。

村鎮都飛快地向後退去。特魯羅、格倫赫爾姆、文特沃思、牛津；蒸騰之中，一閃而過。不到三十英里，我們就可以出新斯科舍省了，我的同伴這樣告訴我。我們正接近新不倫瑞克省的邊界。又到了某條我將跨越的分野，而一旦跨越，又可將很多過去拋諸腦後，我的心境又成了精疲力竭卻又如釋重負的狀態。這種情緒與離開不列顛角時很像，只是加上今天的旅行，它沒有之前那樣清晰和輕盈了。這炎炎烈日，經過這番長途跋涉，的確有些疲憊不堪。

突然公路向左拐，迂迴曲折都不見了，只從我們跟前延伸爬上長長的小山，大約半英里外可以望到山尖。我們開始爬坡後，兩側開始見到房舍，爬得越高，屋子越多，沿著山路散散地排開。

我的同伴又饒有節奏地鳴了一陣喇叭，因為他見到一個年輕姑娘和她母親在踮著腳挺著背往繩上晾衣服。她們兩人舉著手在繩上忙著，在兩人中間的地上放著個籃子，籃子裡是洗好的衣服。她們嘴裡都還咬著幾個夾子，這樣她們就不用每次放開繩子，下腰去拿。

「要我說，她們嘴裡含錯了玩意兒，該換，」他說，「第二輪可以考慮讓那姑娘用下巴託著我的蛋蛋。」

為了看她們，他把車子開得很近，輪胎在路邊的石子上咔嚓作響，終於，我們回到了正道上，清靜了許多。

房子之間的距離逐漸縮短，牆色卻更暗沉些，院子裡都是孩子、腳踏車和小狗。我們似乎到了鎮上一個主要路口，我注意到有好多女子裹著頭巾匆匆走過，小男孩帶著他們的書包和棒球手套，到處可見男人或坐或蹲緊緊聚成一堆。還有另外一些男人，也沒坐著或蹲著，而是靠在牆上、倚在柺杖上，或是很吃力地靠假肢站著。這些就是所謂的老弱和傷殘。他們的臉都枯瘦、灰黃，似乎接觸陽光只是這兩天的事情，而且為時已晚，再怎麼曬也無法彌補了。

「沒有比斯普林希爾更破的地方了，」我身邊的人說道，「除非你是想找點樂子，那你就來對地方了。礦裡很多事故，男人就死了。女人被幹是司空見慣的事。礦區總是這樣的。你看看那些小孩。說到私生率，新斯科舍這個小鎮全國領先。沒人在乎。」

我之前從來沒有想過，聽見「斯普林希爾」這個名字，同時又意識到這就是我所在的地方，居然會帶給我如此的震動。或許我曾見過路標，學過地理，知道在「那裡」有這麼個地方，但在我腦海中，它從不會是「這裡」。

我又想起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的某天：家門口等著的那些引擎都沒有關的老車，上面的泥濘都是路上翻起來的，而鐵鏽則是海風中帶來溼氣的關係。它們正等著準備通宵達旦開往斯普林希爾。那時候，我十四歲，斯普林希爾是如此遙遠，幾乎只是一個名字，而不是一個地方。它們也在等著母親用蠟紙和報紙包起的食物，以及裝著咖啡和茶的暖瓶；另外，它們還在等著我的父親和這個今天被我的汗水浸溼的背包，只不過當時這個包裡裝滿的是礦工的衣物。父親是去救援的，他們希望救援成功後，這些衣服能用得上。那些黑得永遠也洗不乾淨的內衣褲、厚呢絨襪、腳尖有鋼鐵加固的靴子，還有發黑的、滿是汗漬的皮帶——兩頭因為掛礦燈而耷拉著，以及勾扳手、積滿灰塵的空水袋、褲子、手套和因為多年承受落石而傷痕累累、滿是缺口坑陷的安全帽。

爺爺整晚都把他那個更有用的耳朵貼在收音機上，等待地下礦工和救援隊的訊息。學校裡，每個教室都有老師在募捐，黑板上一排大字：「新斯科舍省斯普林希爾礦工救援基金」，告訴我們捐款的去向。我還記得妹妹們捐出存的五分、一毛、二毛五的硬幣時不情願的樣子。高尚和死，這些概念在你十一歲、十歲、八歲的時候，沒什麼意義，你無法體會某個並不相識的孩子永遠失去父親的感受，你也無法想象他的父親將不再走進家門，甚至沒有屍體能放在沉重的棺材裡被抬回來，供他瞻仰遺容。別人埋在地下的父親，無從體認、遙不可及，遠沒有甘草糖和日場電影來的真切具體。

「跟你說，」我旁邊有個聲音說，「六個月之前我就在這兒，搞了個小胖女人。正抽插起勁的時候她突然哭起來，喊的是一個沒聽過的名字，肯定是她死掉的丈夫之類的。媽的可把我嚇夠嗆。這是要鬧鬼還是怎麼著。我棍子都差點蔫了。可能已經蔫了，不過正好，我反正也快要射進去了。」

我們現在到了鎮中心，下午將盡，眼見著暮色正在掩來。陽光已沒那麼毒辣，斜斜地撫過黑黢黢的房屋。很多都是薄殼建築，淒涼、陰沉、清苦，甚至有大火摧殘過的痕跡。一個黑人女子，帶著兩個小男孩從我們面前穿過馬路，小孩子的皮膚沒那麼黑。她捧著一袋採購的日用品，兩個小男孩各有一瓶開啟了的十六盎司裝的百事可樂。他們都把手捂住瓶口，全神貫注地搖著瓶子，好讓飲料嘶嘶地冒起泡來。

「這兒很多人都娶了黑鬼，」那個聲音又說，「大概是地底下每個人都那麼黑，見了光也辨不出來了。他們不是說嗎，關了燈都一樣。幾年前爆炸過，有些傢伙就在下面出不來，我也不知道關了多久。把死人留下的午餐吃了，然後就剝木料的皮來啃，喝別人的尿。喬治亞有個人說，只要是救上來的，他就出錢請他們去喬治亞旅遊。不過救上來的有個黑鬼，那個喬治亞的就說黑鬼不能帶。結果其他人也不肯去了。要是因為我的公司有個黑鬼，黃了我去喬治亞的旅遊，我可要罵娘了。我不是說過嗎，我老得都能當你爹，當你爺爺了，可連溫哥華都沒去過。」

他現在說的是一九五八年的事了，相比一九五六年的事故，一九五八年的那次在我頭腦中要清晰很多。生命中若發生大事，十四歲和十六歲之間的差別還是不小的。很多精準或模糊的訊息逐個閃過，我之前甚至沒想到它們還存留在我記憶裡：一九五八年的爆炸是在一個星期四，和一九五六年的一樣；「康伯蘭二號」爆炸之前是整個北美最深的煤礦；一八九一年，就在這個礦，一百二十五個人殉難；一九五八年那個晚上，一百七十四人下了礦井，他們判斷絕大多數無法生還。在被一千噸土石壓了一週之後，有十八個人得救。曾經，「康伯蘭二號」有九百個僱工；現在，零。

我又記起那些我家門口響著引擎的車子，那些打包的食物、裝備和一週的等待；記起學校的募捐，爺爺和他的收音機，以及這次因為鄰居家的電視而讓現實多出的另一個維度；同時，還有我們被消了音的生活，突然連走路都沒了腳步聲。後來，父親帶著他如同鬼魅般慘白的臉回來了。等更年幼的弟弟妹妹睡下，我們低聲交談，關於洩露的瓦斯、稀薄的氧氣和噴吐的火焰——火勢因為地下黑暗中歷經千年的鑽石煤礦滋養，更顯囂狂。還有找到的礦工的殘體：如果他們死於塌下的石頂，屍體往往已被壓扁砸爛；如果是被爆炸轟散的，他們就變成永遠無法追回的碎片，掛在扭曲的管子、尖刺上，手、足、面孔、生殖器官、扯斷的腸子、猶帶毛髮的皮肉，就像聖誕樹上懸著詭譎的飾物。人被分解成可怖的拼圖，只是這拼圖是永遠完不成的了。

「我不知道這裡的人平常都在幹嗎？」我身邊的聲音又說，「他們都該出去，像我們其他人一樣去工作。政府想把他們安置到其他地方去，但甚至多倫多那樣的地方他們都不願待。他們都一個個滾回他們的這個墳場，就像公狗發了情總繞著母狗轉。他們其實就是慫。」

紅色的汽車停了下來，旁邊是家雜貨店，在我看來鎮上估計也不會再有第二家了。「我就在這兒歇會兒吧。我有點吃不消了，要換換口味。幹了這麼多活兒不放鬆一下肯定不行。我進去碰碰運氣，就一會兒。他們不是說嗎：亡羊補牢不如未雨綢繆。」

他關門的時候加了一句：「等會兒你也一起來吧。一般都會有剩的。」

我們現在所處的地方和他將要乾的事情如此實在地朝我頭頂壓迫下來，如同片刻前還在我腦海中的那些坍塌的礦頂。儘管天氣依舊悶熱，我還是搖起了車窗。街上的人漫不經心地朝這邊看，看這輛過於鮮紅的汽車，看那塊安大略省的車牌，看我。我在他們臉上見到了爺爺的表情，見到了成百上千在我過往人生中出現過的人們的表情，甚至我自己，也曾遇見過這樣的車子，而從玻璃和鏡子的反光中看到同樣的神色。此刻的情形是，我根本不屬於他們的生活，我只是被裝在這個半紅半透明的移動展示盒裡面，在他們鋪滿悲愴的街道逗留片刻，然後就會消失，而他們的生活依然如故，不會有任何改變，我只是與他們無涉地穿過他們的生活。又一條無關緊要的河流攜著漂浮的殘骸匆匆而去，只有河岸是永恆的。水流會轉向不知名的去處，那塊殘骸的終點他們從未涉足，也無法前往。在那一瞥之間，已足夠讓他們把我歸納，然後輕描淡寫把我擋在他們的世界之外：「我們的九死一生，我們墳冢裡的那些亡靈，他能懂得些什麼？」

念及此，我突然懂得這種避繁就簡的可惡，心中無比鬱塞。因為我知道，不僅是在這炙烤難耐的一天，在我並不算長的人生中，我也一直在犯這樣的過錯。只是現在變本加厲地成為兩種成見的受害者，我才終於有所悟。我之前不知怎的總以為「離開」是外在的，它只是位移，只是標籤，比如我毫不費力就掛在嘴邊的「溫哥華」。或者，「離開」只是跨過水域，穿過邊境，而且，只因為父親曾說我是「自由」的，我便信以為真了。多輕巧。我終於明白，我過往人生中的那些長者，比我對他們的判斷要複雜得多。爺爺感性、浪漫、熱愛煤礦，奶奶嚴厲、實際、痛恨煤礦。不是沒有區別的。母親緘默堅強、淡然順服，父親急躁，常因此粗暴得不著邊際，卻又有他不著言辭的深情。他們是如此的不同，但都以某種方式承受著，並將過去這十八年賦在我的身上；而除此之外，我並不知其他的生活和世界。他們的生命淌進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亦是他們的支流。其中自然有不同，但在很多方面卻比我原以為的，要相似得多。我現在覺得一個人或許可以活在兩種生命裡，但見到同樣的真相。比方說，我現在所坐的這輛半透明車的車主，他所見到的只是相似之處罷了，對他來說，在這一片狼藉的小鎮上，居民等同於幾個片語，或僅僅只是性愛的機會，他們只是整齊劃一的金魚，囚禁在他們透明的金魚缸中，過著整齊劃一、不可理喻的生活。而街上的人透過車玻璃看我也是一樣的。曾幾何時，我也如此看待那些「外國牌照」車子裡的過客，我也曾下過類似的判斷。可這些街上的人和這輛車的車主，他們似乎都沒有惡意，而彼此不能互相懂得，也絕非是因為生性歹毒。恐怕最要緊的還是要坦誠。可能是我太努力想去成為另外一個人，結果都沒有搞清楚我自己此刻究竟是誰。我不知道。我不確定。但我很確信我不能跟著這個男人進這幢房子，因為這房子和我今天早上離開的幾乎沒有差別，我不能像他一樣接受別人的投懷送抱，因為那個女子就像是我的母親。我不知道當我父親來去如風的身形消逝，他被酒精衝亂的心跳聲靜止時，她，我的母親，會怎樣。因為我不知道父親什麼時候會死。我也不知道於怎樣的黑暗中她將向誰喊出父親的名字。我好像沒有一件事是真正知道的，但我真的懂得了我的過錯：面對他人和自己，我不夠坦誠。或許這個開車的人在我靈魂上留下了痕跡，才讓我見到原來我有這樣一顆靈魂。

在斯普林希爾的邊緣，兩束向前推進的車燈光落在我身上。它靠邊停了，我爬進後座。我進車後不見把手，關不上車門，只好去拽那個用來搖車窗的曲柄，我甚至有些擔心連它也會被我拔下來。前座有兩個人，我只能見到他們後腦的輪廓，所以看不出來他們是幹嗎的。即使是坐在我旁邊的這位，大半個人也是隱去的。他很高，很瘦，但因為看不清臉，所以說他是三十歲到五十歲都有可能。他腳邊有兩袋採礦工具，我也把包放在那兒，因為其他也沒什麼地方可放了。

「你是哪兒的人？」車開動後他問。「布雷頓角。」我說，然後告訴他我是哪一家的。

「我們也從那兒過來，」他說，「不過是島的另外一頭。你那邊我估計礦都完了吧。都是很老的礦了。我們那邊也差不多了。你現在去哪兒？」

「我不知道，」我說，「我不知道。」

「我們現在去盲河鎮，」他說，「要是盲河鎮幹不下去我們還聽說科羅拉多發現了鈾，已經準備打樁了。我們大概會再去那兒碰碰運氣。這車太舊，估計到不了科羅拉多。不過要是你想一起去，歡迎同行。我們至少可以帶你一段。」

「我不知道，」我說，「我不知道。我得想想。我得自己先拿個主意。」

車子前行，朝著夜色。車頭燈尋覓著那條誘人的白線，白線隱隱抬起，似乎在拖著我們向前、向上、向著某個深處，而我們只顧追隨，追進無邊的黑暗中。

「我猜你們一家在那邊的礦上有年頭了吧？」我身邊的聲音問道。

「是啊，」我說，「從一八七三年開始的。」

「操他媽的，」他停頓了片刻後說道，「你好像整個人都頹了，肯定是傷透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