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掃完前門臺階時，已經快十二點半了，於是我回屋把掃帚和畚箕收了起來，鎖上櫃子。休息室裡放著一張危機熱線的傳單，底下是一份報名表。沃德洛教授通常星期五晚上來做志願者。我走出克羅默中心，十一月的天氣比平常山裡更溫暖明媚。鐘樓響起鐘聲。我把腦海中沉重的金屬指標往前撥了十個半小時。克莉已經上床了。

學生們在自動取款機前拔出銀行卡，彷彿贏了樂透彩票。他們中或許沒有人想過，當他們坐在教室或者觀看籃球比賽的時候，和他們同齡的孩子卻被簡易炸彈炸飛。我再次思索著如果還有徵兵，我們如何能夠不去阿富汗。我敢打賭，如果每個人的孩子都得去那兒，事情一定會有很大的不同。有混蛋在電視上說，只不過是一群愚蠢的鄉巴佬在打愚蠢的仗，好像克莉和其他小孩毫不重要似的。有時候我想揪住一個學生的領子，告訴他，你不知道你現在過得有多好，或者告訴我自己，我給我女兒的，要比我父母給我的多得多。這總比想著如果多年前我更有追求就好了要容易得多，在藍山技術學院搞張焊接證書或者弄個學位，賺更多錢，克莉就不會在那兒了。

我穿過隔開校園和城市的馬路，來到克勞福德餐館。沃德洛教授和馬赫教授以及盧卡斯教授一起坐在卡座裡，他們的辦公室也在克羅默中心。我剛在吧檯坐下，艾倫就拿來碟子。她已經準備好了，因為我只有三十分鐘的午飯時間。我的午餐是免費的，額外福利，就好像波蘭頓教授還讓我們用他的電腦。艾倫倒了冰茶，然後遞給我刀叉和紙巾。

「早上過得不好？」我問，因為艾倫服務生式的微笑無精打采的。

「還行，」她回答，朝教授們點點頭，輕聲說，「是那個黑頭髮的女人說的是嗎？」

「是啊，」我說，「但她不是故意的，真的。」

「他們進來的時候，我完全不想招待他們。」艾倫說。

「你知道她也做了不少好事。」我說。

「這還是不能彌補她說了那樣的話。」艾倫回答，從櫃檯上拿了水和茶壺。

我透過鏡子看到艾倫給客人們倒水，友好地交談，但沒有去沃德洛教授的卡座。艾倫經過他們身邊時抬著眼睛，即便他們真的想要什麼，她也看不到。我不應該告訴她沃德洛教授說了什麼，更糟的是，我還在停車場把教授指給她看。艾倫是男人夢寐以求的那種妻子，但是她會記仇。

我看了看牆上的鐘。十二點五十，於是我吃完午飯，把盤子拿去廚房。艾倫在那兒更換一份點單，我們討論了一會兒有關克莉申請的事情。等我回到餐廳，教授們揹著包，正要離開。桌子上放著一塊錢小費。我跟著他們回到克羅默中心。有人在門口打翻了飲料，冰塊像骰子一樣撒了一地。門邊有一塊折起來的黃色警示板，於是我把它豎起來。我穿過走廊去拿拖把和水桶的時候，有人叫我。克洛維奇教授正站在辦公室門邊，手上拿著一疊書。

「這是給克莉的。」她說。

我道了謝，把它們放在儲存室的架子上，和廚房紙巾以及消毒劑一起。我提起水桶，放在水斗裡裝滿，倒了點消毒劑，往大廳走去。沃德洛教授辦公室的門開著，但就她一個人。我想起上個月，克洛維奇教授送了些書給克莉。當我回到走廊時，沃德洛教授正在辦公室裡和馬赫教授講話。娜迪亞不知道他轉身就會把書都賣了，但是賣到跳蚤市場總也好過當成廁紙。

我擦拭了休息室，把警示牌收了回去。拿起掃帚和畚箕，清掃了樓梯井，然後清空了廁所的垃圾桶，清理了馬桶和水斗。三點半的鈴聲打響時，最後的教室都空了，於是我繼續打掃。明天是假期，大部分教職員工都回家了。我拿出萬能鑰匙，清空了他們的垃圾桶。當我來到克洛維奇教授的辦公室時，她的燈還亮著。她八月才開始在這兒就職，她的家人都在烏克蘭。有時候我們會談論和愛人分離是多麼艱難。

我敲了敲門，她讓我進去。

「克莉好嗎？」她問，

「她很好。」我告訴她。

「只有不到一個月了？」

我點點頭，清空了她的垃圾桶。

「沒多少時間了。」克洛維奇教授笑著說。

我問了問她家裡的情況。她告訴我她母親已經從醫院回家了，我說聽到這個訊息很高興。我再次謝謝她的書，關上了門。等我收拾完所有辦公室，走廊裡的鐘顯示四點二十分。我最後檢視了一下廁所，打了卡。

雨刷下面壓著一張紙條，艾倫留言說她要工作到五點。我想去咖啡館喝一杯咖啡，但還是決定在車裡等。有時候我會在垃圾桶裡找到一本雜誌帶回家，但是現在沒有，於是我看了看克洛維奇教授給我的書。三本是有關教學的，但是有一本《安東·契剋夫自選集》。我翻開，開始讀一個小說，講的是一個死了孩子的男人。他想要告訴其他人發生的事情，但是沒人願意聽，最後他不得不告訴他的馬。你可能會覺得這樣的故事有點矯揉造作，或者對有些人來說確實如此，但是當艾倫鑽進卡車時，她問我怎麼了。她說我看起來像是剛剛哭過。

我開口前，艾倫伸手捂住了嘴。

「克莉沒事，」我飛快地說，「我可能是得了過敏症吧。」

艾倫把手放回膝蓋，雙手交叉起來，像是在禱告。或許她真的在禱告。

「克莉沒事。」我又說了一遍。

「你或許覺得她已經走到這一步了我們應該感到寬慰，」艾倫說著，我開出了停車場，「但越是接近她回家的日子，我就越是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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