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昨天晚上又來找我了，手上還沾滿了做糕點的糖渣。我感到有些意外，因為這是第一次從張開的遮陽罩下透過來的微弱光線中看見他站在床邊。我想，一定是大女兒把遮陽罩開啟的，好讓我別忘了早上太陽又升起來了。我已是上了年紀的人。女兒似乎覺得不定哪天早上我連自己是否還活著都不知道了。這個傻丫頭！說不定哪天晚上我還能從床上爬起來，溜進她房間，撐開她屋子的遮陽罩，好讓她一清早就見到太陽呢。她也是六十四歲的人了，該替自己操操心了。我是不會死於健忘症的。

從大街上射進來的光線雖然微弱，但足以讓我一睜眼就把胡志明認出來。我聽見他對我說：「刀老弟，我的老朋友，我聽人說已經到了該來看你的時候了。」昨天晚上，我甚至還沒看見他的手，就聞到他身上的甜味了，尤其夜裡香味更濃。我一聲不吭地伸手去摸床邊的床頭櫃，想開啟燈看他是否又走了。啊！他還在那兒。胡志明就站在我的床頭。我甚至還能看見他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所以我知道這是真的。儘管如此，他卻沒有按我熟悉的那個樣子，而是按他死時的那個樣子出現在我面前。站在我面前的是胡伯伯，一個瘦老頭，長著一縷鬍子，穿著深色的衣服，腳踏一雙塑膠涼鞋，一副農民打扮。多年來，我看到他在照片裡的新形象總覺得有點莫名其妙。讓我不解的是，我認識他時，他不叫胡志明。我是1917年和他認識的，那時他叫阮愛國。當時我們都很年輕，每天都把臉颳得乾乾淨淨。我們是最要好的朋友，一同在倫敦卡爾頓飯店打工，我洗碗，他跟著大廚埃斯科菲爾學做糕點。我們成了好友後，初次賞雪景就相邀一起去。其實，我們在飯店一起打工前就已經是好朋友了。我們曾一同剷雪。剷雪時，胡志明總是停下來，使勁哈口氣，然後看著從自己嘴裡冒出的熱氣大笑。那時要想看出他心裡在想什麼，好比擲骰子算命。

胡志明來到我位於新奧爾良的家的第一個晚上，我終於看清是什麼聞起來那麼甜。於是，我對他說：「看，你手上沾滿了糖。」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似乎有些傷感。

上星期我自己也是這副樣子。到時候啦，我該見見家人和還活著的朋友了。這是越南的風俗。當人死期將至時，要留出一兩個星期的時間來再看一眼曾經打過交道的人，交流一下感情，或相互道歉達成諒解，或相互告別。這是越南人臨終前非常正式的告別禮儀。人如果能在臨終前完成這一儀式，就算是有福氣的人了。我活了快一個世紀了，也許是該招呼家人和朋友過來了。但我還是等到身心完全疲憊時才對大女兒說：「是時候了。」

來告別的人，有些傷心地看著我。其他的要麼傻乎乎，要麼假惺惺的。但胡志明不是這樣的人，他既不傻，也不假惺惺。他看著自己的手，想了一下說：「糖漿弄的，是麥斯特羅糕點店的糖漿。」

胡志明的聲音裡隱隱透著一絲渴望。我原以為，他來這兒是求我幫忙的。於是，我對他說：「我不記得怎麼做。我乾的只是洗碗活。」話剛一齣口，我就覺得自己怎麼這麼傻，居然認為他到這兒來是問我怎麼熬糖漿。

但胡志明沒覺得我傻。他看著我，搖了搖頭說：「沒關係，我現在還記得溫度是多少。糖化成粗條和細絲之間的溫度是二百三十度，麥斯特羅這家糕點店規定得非常清楚。我還記得呢。」我從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想逃避更多的東西。他的眼睛似乎仍盯著我的臉，眼珠微微動了兩下，大概只有我才能看出他臉上的不安，因為在他還沒舉世聞名時，我就已是他的知心朋友了。

我已經快一百歲了，還是能夠察言觀色的。我大概比以前更能看清人的真實面目。我坐在客廳裡墊得厚厚的椅子上接待來客，不管是傻乎乎還是假惺惺的客人——請原諒我這個壞脾氣的糟老頭子這麼稱呼他們——但願他們所有人都能和睦相處。在越南，延綿不斷的家族形成一條血脈，把人們連在一起，就像村裡打穀場邊圍繞的一長串紙燈籠。我們血肉相連就能眾人拾柴火焰高。這一直是我們越南的文化傳統。但我的這些客人在美國待的時間太長了，一看就知道，他們有些人已經變異了。

今天早上來的沒有外人。我仍然是坐在墊得厚厚的椅子上接待他們。我這個人丁興旺的大家庭裡來了四位客人。一位是我的女婿小唐，原南越共和軍上校，一個假惺惺的訪客，他坐在我那把卡斯特羅摺疊椅上。另一位是他的兒子小立，就是來晚的那個人，幾分鐘前才到，也一屁股坐在摺疊躺椅上。十幾年前，我們國家還沒敗在共產黨手裡時，他是他父親手下最年輕但資歷很老的上尉。還有一位是我女兒蘭，她是小唐的老婆，跟在他們倆後面進來，不好意思坐下。最後進來的是我大女兒。她靠在門框上，肯定是剛去過我的屋，把我一睡醒就合上的遮陽罩又開啟了。

我已經習慣小唐那副假惺惺的傷心表情。在他眼裡，我大概已虛弱不堪了。他總和大家保持距離。我還能看出他們爺倆仍然都很機警。我現在不想聽這些人閒聊。我半閉著眼睛。小唐鎮定自若，有著一雙戰場上軍人的機警的眼睛。儘管他努力藏而不露，但我總能看出他心裡隱藏的東西。他以為我閉著眼不理他們，於是不緊不慢地將目光移向兒子，開始談起最近發生的暗殺事件。

你們要知道，就在上星期，阮必禮先生在我們新奧爾良社群被人開槍打死了。新奧爾良住著我們很多越南人，而阮必禮先生為我們所有人辦了一份小報。最近，他犯了個致命錯誤——儘管在美國這不應該是個錯誤——他發表文章說，是時候接受越南共產黨政府這一現實了，我們應該開始和他們展開對話。我們必須與我們國家的統治者打交道。他說自己一直忠於南越共和國。我相信他。如果有人問一個老頭子對整件事的看法，我將毫無畏懼地說，禮先生說得對。

令人遺憾的是，他上星期被暗殺了。他已是四十五歲的人了，有妻子和三個孩子。他被打死時正坐在自己的雪佛蘭小卡車的方向盤後。我覺得這個細節特別讓人心痛：這個男人被殺死在他的雪佛蘭車裡。我知道，開輛雪佛蘭車滿處跑是最美國化的生活方式。我們在西貢時都知道這一點。那時在西貢有輛雪佛蘭車是非常美國化的，如同有輛雪鐵龍就非常有法國派頭一樣。

禮先生非常崇拜美國文化，而且崇拜程度比別人更勝一籌。他不僅買了雪佛蘭車，而且買的還是一輛雪佛蘭小卡車。這不僅讓他很美國化，而且還讓他成為地道的路易斯安那州人，因為這裡到處都是這種車。只是他沒在後窗上裝槍架。後窗裝槍架是這個地方的另一道風景線。他要是裝了的話，也許會好一點，因為子彈正是從後窗射進來的。有人藏在他的卡車裡，從後面殺了他。一名越南黨代表在打給報社的電話裡已經把這次暗殺行動的理由講清楚了。

我女婿唐先生正對兒子小立說：「至今還沒人找到暗殺用的槍。」我察覺到他說這話時眉毛輕輕一揚，好像想讓兒子聽出自己話裡有話。他又重複了一遍，並故意說得很慢，好像在唸密電碼：「還—沒—有—發—現—殺—人—武—器。」我孫子很乾脆地點了一下頭。女兒小蘭一邊盯著我，一邊大聲說：「禮先生被害太可怕了！」接著她捅了捅自己的丈夫和兒子。他們倆趕緊轉過身來看著我，然後大聲說：「是呀！太嚇人了！」

我耳朵可不聾。我把眼睛閉得更緊了，因為我看夠了殺戮。我讓他們以為，他們的嚷嚷不但沒吵醒我，反而讓我睡得更香了。我曾批評過這些人，儘管如此，我並不願意騙他們。我是和好教徒，相信世上一切生靈都能和平共處，特別是越南的家庭成員。

胡志明第一次來看我時就跟我打包票，說他做麥斯特羅·埃斯科菲爾糖漿時的溫度沒錯，然後又問我：「刀老弟，我的老夥計，你是不是還在走你在巴黎選擇的道路？」

胡志明所指的是我的宗教信仰。我是在巴黎決定皈依佛門的，這讓胡志明很失望。1918年初，我們一起來到巴黎。當時整個世界還處在戰亂中。我們那時住在巴黎17區最破的街道上最破房子裡。門牌號是9，位於一條死衚衕幾所搖搖欲墜的房子中間。除了我們租的單元，其餘都是倉庫。石頭鋪的街道上，到處都是碎瓦片。愛國（阮愛國，即胡志明）和我各住一小間。屋裡只有一張鐵床和一個可坐的包裝箱。我好像還能看見愛國站在燭光下，戴著禮帽，穿著深色西服，一副傻呼呼的樣子。我雖然沒當著他的面這樣說過，但他心知肚明，所以不斷把帽子摘了又戴，戴了又摘，雖不說話，但心裡憋著一股火，最後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我剛說的是我們還沒結束一起生活的事。以前，我曾天天去拜訪一個和尚。這個和尚非常想把我拉到我父親的宗教信仰上來。我叛離了父親，漂洋過海去國外闖蕩，就這樣遇到了阮愛國。後來，我們一同去了倫敦，又來到巴黎。父親就是通過我在杜樂麗結識的這位越南和尚把我召喚回來的。

但愛國沒有被他的過去呼喚回來，而是被未來吸引過去了。他租了深色西服和禮帽，然後在凡爾賽宮待了幾個星期。他在鏡廳裡踱來踱去，爭取讓伍德羅·威爾遜聽取自己的意見。愛國在印度支那殖民地問題上向西方提出八條請求。他的要求非常簡單，只要權利平等、集會自由和出版自由。愛國當時甚至沒打算提出獨立的請求，他不過是想在法國議會里為越南代表爭得一席之地。這就是他想跟西方人要的東西。現在他頭上的禮帽讓他很惱火。他一把將帽子摘下來，兩隻手攥著帽子，避開燭光藏起來。我聽見他在黑暗中嘟囔，說自己還沒踏進凡爾賽宮，就看出情況不妙了。原來，他根本沒見到威爾遜，也沒見到利奧伊德·喬治，甚至連克萊芒索都沒見著。他還是在和自己的帽子過不去。見他這個樣子，我有些替他難過，於是從床上起身來對他說：「算了吧，胡伯伯。」

他仍站在我身邊。這不是大夢初醒，像你可能認為的那樣，這不是夢見了巴黎的圓頂禮帽，醒來後卻發現胡志明從未去過那裡。他仍在我的床邊，儘管他站在我手不能及的地方，也不朝我這邊挪動。他揚起一邊的嘴角苦笑了一下，笑聲裡充滿了諷刺，好像他也和我一樣，想起了那天晚上試穿西服的情形。他說：「你還記得我在巴黎的工作嗎？」

我想了想，我當然記得啦。我記得他刊登在報紙上的廣告詞：「手藝再現啦！」「如果你想擁要家人的永久紀念，請到阮愛國照相館修復老照片。」這就是他在巴黎的工作：用自己靈巧的雙手修復老照片，這雙手曾讓倫敦的埃斯科菲爾大廚師羨慕不已。我說：「是的，我記得。」

胡志明嚴肅地點點頭。「我給照片上所有法國人的臉頰都塗上腮紅。」

我說：「美好的照片裝在美好的相框裡，只需四十法郎。」這也是廣告裡的話。

「是四十五法郎。」胡志明說。

我想起了那個還沒回答的問題。於是，我指著屋角擺著的香案說：「我還在堅持那條路。」

他看了看我說：「至少你成了和好教信徒。」

他僅從樸素的香案就能判斷出這一點。香案上只鋪了塊紅布，紅布上繡著四個漢字：寶山奇香。這就是和好教的教義。我們謹遵一位和尚的教導，他與那些主張繁文縟節的佛教徒背道而馳。我們不需要精美的佛塔和繁瑣的禮儀。和好教認為精神的秉持是非常簡單的，快樂的奧秘同樣很簡單，就是這四個漢字，意思是「奇山上飄來的香氣」。

我一直欣賞我的老朋友阮愛國的幽默感。我對他說：「你可沒少給西方人塗脂抹粉。」

胡志明回過頭看著我，但臉上沒有一絲笑容。我感到有些驚訝，但更讓我驚訝的是，我的小玩笑似乎讓他想起了自己的手。他抬起手來仔細端詳，然後問：「加熱後，糖漿表面是什麼樣的？」

「嘿，老朋友，」我說：「你現在讓我擔心。」

胡志明好像沒聽見。他轉過身，走到屋子另一邊。這時我知道，他是個活生生的人，因為他沒有呼的一下從我眼前消失，而是開啟門，走了出去，又砰的一聲使勁把門關上了。

我搖了搖鈴，招呼女兒過來。大女兒給了我一個瓷鈴鐺，假如胡志明是從前門走的，那我給了他足夠的時間，一直到他下樓走出前門後才搖鈴。大女兒睡覺很淺，不一會兒就來了。

「爸爸，怎麼啦？」女兒的聲音裡透出極大的耐心。她是個好女孩，對越南家族瞭若指掌，人也很聰明。

我說：「快！快摸摸門把！」

她立刻摸了摸。這就是她的可愛之處。我真想起來親親她，但我實在太累了，沒有動彈。

「門把怎麼啦？」她摸完門把問道。

「黏不黏？」

她又摸了摸。「是有點黏。您想讓我把它擦乾淨嗎？」

我說：「明早再說吧。」

她笑了，從屋子另一側走過來，在我額頭上親了一口。她身上有股薰衣草味，還有新換的床單味。那麼多人在我前面走進了極樂世界，我多麼渴望見到他們。我渴望看見村民們在打穀場上歡聚一堂，還渴望見到我妻子，再聞一聞她身上的薰衣草味和我們倆身上的汗味。就像1968年剛打完仗不久，我們倆在西貢開啟窗戶遙望夜空，聽著炮彈在遠處的地平線爆炸。那時西貢正值旱季和雨季之間，外面一絲風也沒有，整座城市瀰漫著瀝青、汽車尾氣和火藥的味道。即便如此，我仍然開啟窗戶，然後轉過身來望著妻子。屋裡香氣四溢。妻子從床上坐起來，她也聞到了香味。這種香味並非花香，但總讓我們想起那些甘願碾成塵的鮮花。這香味彷彿是寶石散發出的芳香，又像是翡翠山自有的芳香。我走到妻子面前，我們都已經老了，已經親手埋葬了我們的兒女和孫子孫女。我們祈求孩子們在奇山腳下村裡的打穀場上等著我們。但當我走到床邊，妻子撩起絲袍，將它扔到一邊，我貼在她的身體上。那天晚上，我們的汗水散發著香味。我想在村裡打穀場上和她重逢，和我們親手埋葬的孩子們相聚。我想起孩子們的小胳膊小腿、陰沉的眼睛和灰色的臉龐，想起一臉驚訝的大人們和疲倦的老人們，他們都走在我們面前，現在他們知道了那些秘密。胡志明手上糖漿的甜味還讓我想見其他我希望在打穀場上見到的人：那些坐船逃跑的難民、發燒病死在印度洋上的一個鄰村來的越南小夥子、土生土長的達卡爾土人（他們被殖民軍官強迫，在鯊魚出沒的水域中游向我們的逃難船，以把船隻繫牢，最後喪生海里），還有那兩個在我們眼皮底下被法國人毫無愧疚地開槍打死的人——胡志明被這一幕震動了。而我希望那些人團聚在我們村裡的打穀場上，包括那個第一次見到胡志明時稱他為「先生」的法國人。他是我和胡志明在馬賽港碰到的。我們在一起時，胡志明曾兩次提起他。所以，我希望那個法國人也在那兒。當然，還有胡志明。他現在是不是已經在打穀場上等著我了？他是不是在煮著快融化的糖漿？女兒整理著我身邊的被單，她身上的薰衣草味依然濃郁。「他剛才在屋裡。」我對女兒說，告訴她門把手為什麼黏。

「你說誰在屋裡？」

我困了，沒力氣說下去了。她雖然很聰明，但也可能聽不懂我的話。

第二天晚上，我開著燈等待胡志明的出現，但我睡著了，他不得不把我叫醒。他在屋子裡拉過一把椅子坐下。我聽到他叫我：「哎！刀老弟，我的老朋友，醒醒！」

胡志明把椅子拉到我身邊時，我肯定已經醒了，因為我聽見他說的每一個字。我對他說：「我醒著呢。我正在想朝我們的難民船游過來的那兩個可憐人呢。」

胡志明說：「他們已經吃過我的甜點，在我忘記怎麼做之前。」他抬起手，上面仍沾著糖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