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兒子想讓我殺了她。他還很小，尚不會確切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我完全清楚他的意思。「我想讓爸爸打她一頓。」他說。

「把她打哭？」我問。

「不，」他搖了搖小腦袋，回答，「要更重一點。」

我兒子並非暴力分子。他還沒到四歲半，以前從未叫我打過誰；也不像有些孩子那樣，老是吵著要各種不需要的東西，比如冰淇淋或多拉系列的背包。只有覺得自己應該得到某樣東西，他才會提出要求。在這點上，他很像他爸。

要是可以指責的話，那我會說，他一點也不像他媽。還沒離婚那會兒，他媽經常哭哭啼啼地跑進家，對我說她在高速公路上被人罵了，或在店裡被人宰了。每當那時，我都會叫她從三四個不同的角度詳細回顧發生的事情，問她一些問題，並跟她討論，不放過任何細枝末節。百分之九十的情況是，顯然錯在她身上——開車的那個人完全有理由罵她，而店裡的那個人只是在賬單上加入了消費稅。

但是，我的小羅伊基並不像她。所以，要是他叫他爸把那人狠狠地打一頓，我就知道肯定出了什麼事。「她怎麼你了？」我問，「打你了？」

「不是，」羅伊基回答，「每次媽媽不在家的時候，她就會來帶我。她會用鑰匙把門反鎖，把我關在我的房間裡，裡面黑乎乎的。就算我哭了，就算我保證會乖乖的，她也不開門。」

我緊緊地抱住他。「不要怕，」我對他說，「爸爸不會讓姥姥再那樣對你了。」

「你會狠狠地打她一頓嗎？」他哭著問我。

看到兒子哭泣的模樣，真是令人心碎，尤其在你離婚以後。我一衝動，真想回答會的，並向他做出保證，但最後還是忍住了，什麼也沒說。我對此非常謹慎，因為向孩子承諾了什麼，就必須做到，否則絕對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給他們留下終身的創傷。於是，我馬上轉移話題，對他說：「你想去爸爸單位的停車場玩嗎？我把你抱到腿上，然後我們一塊開車，就像團隊合作那樣，好嗎？」

提到「團隊合作」，羅伊基興奮得眼睛一亮。因為還噙著淚水，那雙眼睛顯得格外水靈。我們像我說的那樣——他掌控方向盤，我踩油門和剎車，在停車場開了半小時左右的車。我甚至還讓他換擋了——倒擋時，他笑得最開心。孩子的笑聲簡直就是天籟之音。

我提前十五分鐘就把羅伊基送了回去。我知道他們一直都想挑我的刺，所以我對孩子的事格外小心。在進電梯之前，我把羅伊基全身上下仔仔細細地檢查了兩遍，確保他看上去整整齊齊、乾乾淨淨的。然後，我又對著大廳的鏡子，匆匆打量了一下自己。

「你們去哪了？」沒等我們進門，謝妮就劈頭蓋臉地問道。「去‘金寶貝’遊樂園了，」羅伊基根據我們事先說好的回答，「我們在那裡跟小朋友們一起玩。」

「希望爸爸這次很有禮貌，」謝妮嘲弄地說，「沒有推倒小朋友。」

「爸爸沒有推人！」我說。我的口氣明確告訴她，她在孩子面前對我的嘲弄，讓我感到很不高興。

「他沒有推人，」羅伊基說，「我們玩得開心極了！」

就在剛才，從遊樂園回來後，他還哭著叫我打他姥姥一頓，但這會兒，他早就把此事拋到了九霄雲外。這就是做孩子的好處。不管你對他們做了什麼，只要過上一個小時，他們就會忘得一乾二淨，並把注意力轉移到其他開心的事上。但我已經不是孩子了，所以回到車上後，我的腦子裡全是以下這個畫面：羅伊基在他的小房間裡拼命敲門，謝妮那個惡毒的媽就在門外，卻拒不開門。我得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確保這種事再也不會發生，又不會使自己失去看望兒子的資格。現在，我兩週才能見兒子一次，但就連這種少得可憐的見面機會，也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之後才爭取到的。

直到現在，我仍在為公園裡的那次故意傷害事件付出代價。當時，一個胖丫頭在吊橋處欺負了羅伊基。她使勁掐他，而我只是想把他們分開。我不過是用左手輕輕地碰了一下她，連推都算不上。結果，她撞到了金屬架上。不過，她完全沒事，連道傷痕也沒有，就連她那個歇斯底里的媽都覺得沒什麼。但當羅伊基無意間跟謝妮提起這事時，她和阿姆拉姆立刻像蝗蟲那樣撲到了我的身上。謝妮說，要是我再當著兒子的面做出「暴力行為」，他們倆絕對會向法庭提起上訴，廢除我們之前簽訂的協議。

「什麼暴力行為？」我對她說，「我們在一塊的五年裡，我打過你一次嗎？」在這點上，她知道自己理屈詞窮。她做了無數討打的事，但我始終保持著剋制，從未動過她一根汗毛。換做別的男人，早就把她踹得躺進以契諾夫醫院的急救室了。而我，是永遠都不會打女人的。這時，阿姆拉姆突然半路殺了出來。「就是此時此刻，你表現得都像個暴力分子，」他衝我脫口而出道，「你——你的眼神非常瘋狂。」

「這不叫瘋狂，」我笑著對他說，「而是人性的體現，是我們所說的感情。你不能因為自己毫無感情，就認為它是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