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過得怎麼樣？」我問。

他聳聳肩。「我去年退休了。我決定回來看看。」他說「看看」，那意思像是還要打探某種肉眼不能看見的東西一樣。

「你的家人怎麼樣？」我問。

「我沒有再婚。」

「噢。」我說。

「你太太怎麼樣？恩奈娜，不是叫這名字？」伊克納問。

「伊貝瑞。」

「噢，是啊，當然啦，伊貝瑞。可愛的女人。」

「伊貝瑞已去世三年了。」我用伊博語說。我很驚訝地看見伊克納眼裡湧出了淚水。他已經忘了她的名字，可是，他竟然還能為她感到悲傷，或者，也許他是為一個風雲變幻的時代感到悲傷。我意識到，伊克納是一個能夠承受壓力的人。

「真遺憾，」他說，「真是遺憾。」

「沒什麼，」我說，「她會來的。」

「怎麼回事？」他看著我，那眼神有些困惑不解，他當然聽見我說的話了。

「她會來的。她會來看我。」

「我明白了。」伊克納用那種安撫精神失常者的口氣對我說。

「我是說，實際上她常去美國，我們的女兒在那裡當醫生。」

「噢，是嗎？」伊克納的問話顯得太機靈了，他看上去鬆了口氣。我沒有責怪他。我們都是受過教育的人，我們所受的教育要求與某些被認為是真相的事實保持嚴格距離。伊貝瑞葬禮的三個星期後，她第一次來看我，我正是像他這樣大為疑惑。當時恩凱魯和她的兒子已經返回美國了。我是獨自一人。當時我聽到樓下的門關上又開啟，開啟又關上，我什麼都沒想。我以為是晚上的風颳的。但我臥室窗外並沒有樹葉的颯颯聲。那些印度楝樹和腰果樹並沒有在那兒瑟瑟作響。可是樓下的門開了又關了。回想起來，我懷疑自己當時是害怕了。我聽到樓梯上有腳步聲，跟伊貝瑞走路的聲音很像，每走到第三步就特別重一些。我一動不動地躺在黑暗的臥室裡。接著我感覺床單被拽起，一雙輕柔的手在按摩我的胳膊、大腿和胸部，隨著乳液的緩釋作用，一陣愉悅的睡意襲來——我無法抗拒她的造訪帶來的睡意。我醒來後——每次她來過以後都是這樣——我的皮膚上留下了「妮維雅」潤膚膏馥郁的香氣。

我經常想告訴恩凱魯，在哈麥丹風來臨時，她母親每個星期都會來一次，而雨季來的次數就少了，可是如果我跟她說了這些，她就有理由過來了，準得讓我跟她去美國，而我就會被迫過著一種被管束的毫無生氣的舒適生活。那種生活倒是充滿了我們稱之為「機會」的東西。那不是我要過的生活。我不知道，如果我們在一九六七年贏得了戰爭，情況會變成怎樣。也許我們就不會去海外尋找那些機會了，而我也就不需要擔心我的外孫不會說伊博語了，上一次他來奈及利亞，就是不明白為什麼要讓他對陌生人說「下午好」，因為在他的世界裡，禮節是要有前提的。可是誰說得準呢？即使我們贏得了戰爭，也有可能什麼都沒改變。

「你女兒覺得美國怎麼樣？」伊克納問。

「她過得挺不錯。」

「你說她是個醫生？」

「是的。」我覺得可以告訴伊克納更多的事情，要不，也許是因為我起先的談論造成的拘謹還沒有完全緩解。於是我告訴他，「她住在康涅狄格州一個小鎮上，靠近羅德島。那家醫院董事會刊登廣告招聘醫生，她去應聘了，他們看了她在奈及利亞醫學院的畢業文憑，就說他們不需要一個外國人。可她是在美國出生的——你知道，我們是在伯克利生的她。戰後我們去了美國，我在伯克利教過書——於是他們就留下她了。」我輕聲笑笑，期待伊克納也會跟我一起笑起來。但他沒有。他朝鳳凰木樹底下的那些人望過去，他的表情很凝重。

「嗯，是啊。不過至少，對我們來說還不算太糟。記得五十年代末白人地盤上的學校教育嗎？」他問。

我點點頭表示記得，儘管伊克納和我的海外留學經歷不一樣，他是牛津大學畢業的，而我是獲得「聯邦黑人大學基金會」獎學金去美國讀書的。

「教員俱樂部還是像以前一樣徒有形式。」伊克納說，「我今天上午去過那兒。」

「我很久沒去那兒了，退休前就很長時間沒去了，我在那兒感覺自己太老了，顯得格格不入。那些新來的傢伙都挺無能。沒人會教書。沒人有新鮮的想法。總是大學政治，政治，政治，而學生們則用錢或是自己的肉體來換取成績。」

「是嗎？」

「是啊，全都墮落了。大學理事會成了個人崇拜的場所。真可怕。記得約瑟法特·烏迪納嗎？」

「那個了不起的舞蹈家。」

我得回頭想一想，因為自從我在戰前認識那個校園舞會上最出色的舞者約瑟法特後，已經過了太長的時間了。「是啊，是啊，就是他。」我說，我對伊克納的記憶頗為欽佩（他的記憶定格在我覺得約瑟法特還是很有尊嚴的那個時期）。「約瑟法特當了六年校長，他掌管這個學校就像擺弄他父親家的雞籠。錢都不見了，接著我們就看見一輛輛的新車，頂著壓根就不存在的外國基金會的名頭。有人上訴到法庭，但什麼事兒都沒有。他指定誰可以得到升遷，誰不能升遷。簡而言之，他一個人就是學校的理事會。繼任的校長對他言聽計從。你知道，我從退休後就沒拿到過退休金。我剛從學校財務處出來。」

「為什麼沒人出來阻止這樣的事情？為什麼？」伊克納問，有那麼一會兒，昔日的伊克納又回來了，他的聲音，他的勇氣，讓我再次想起這曾是一個果敢無畏的爺們。他沒準會走過去一拳砸在旁邊的一棵樹上。

「嗯」——我聳聳肩——「許多教師篡改了自己的出生年月。他們去人事處賄賂什麼人，這樣能再幹五年。沒人想退休。」

「這不對呀，根本就不對。」

「全國都這樣，真的，不僅僅是這兒。」我慢慢地搖頭，從左搖到右，我家鄉的人遇到這種事兒就會這樣搖頭，好像在悲哀地表示這樣的事情不可避免。

「是啊，各行各業的道德底線都被擊穿了。我在報上看到過製售假藥的事兒。」伊克納說，他一提到假藥，我馬上想到這事情真是相當巧合。製售假藥之風是我們這個國家近年發生的災難，如果說伊貝瑞不是這樣去世的，我也許就把這話當作閒聊中平常的牢騷一聽而過。但我的心裡起了懷疑。也許伊克納已經聽說了伊貝瑞當時的情形，躺在醫院裡，身體越來越衰弱，她的醫生一直搞不懂她經過治療為什麼沒能康復，而我則心煩意亂，我們全都不明白是怎麼回事，最後得知那些藥物統統無效，卻為時已晚。也許伊克納想要和我聊這樁事情的整個過程，進而證實他早已從我身上窺見的失常苗頭。

「假藥真是太可惡了。」我鄭重地表示，我決定什麼都不說了。但我也許誤解了伊克納的意思，因為他並沒有堅持繼續這個話題。他朝鳳凰木樹下的人又瞥了一眼，問我：「你這些年過得怎樣？」他似乎很好奇，好像不知道我在這兒過的是怎樣的生活——獨自一個住在校園裡，曾經光潔潤澤的皮膚現在已經枯萎，總是等著那永遠都到不了的退休金。我笑笑說，我是個安息的人。退休的人還不都是這樣嗎？我們伊博語裡不是把退休稱作「老年的安息」嗎？

有時，我順道去看看老朋友馬杜威教授。我穿過自由廣場斑駁的地面，廣場四周盡是芒果樹。要不，沿著伊凱佳尼大道走，那條街上的摩托車開得飛快，學生們叉著腿站在路邊，飛馳的摩托車閃避著路上的坑坑窪窪，經常撞上路邊的學生。在雨季，當我發現一段從雨水中露出的地面（因為有一條排水溝），就會湧起一陣成就感。我瀏覽報紙。我吃得不錯，我的僕人哈里森每週來五天，他做的苦葉湯無人可比。我經常和女兒通話，我的電話每隔幾個星期就出故障，於是我就急忙去奈及利亞電信公司的營業處賄賂某人，讓他們派人來維修。我在自己佈滿灰土、亂糟糟的書房裡翻出老而又老的期刊。我深深呼吸著印度楝樹（這排楝樹隔開了我和伊傑瑞教授的房子）的香氣——據說這種香氣可以治病，儘管我從未弄清它能治療什麼。我不再去教堂，自從伊貝瑞第一次來看我之後，我就不再去了，因為我不再疑惑。對於死後生活的不同看法才導致我們走向宗教。於是，到了星期天，我就坐在遊廊上望著屋頂上的禿鷹，我猜測它們也在呆呆地朝下張望。

「過得好嗎，爸爸？」恩凱魯最近一次來電話時這樣問候我，那聲音裡稍許有些惱人的美國口音。不好，還是不好，我告訴她，我就這樣。就這麼回事兒。

又刮來一股帶著塵土的旋風，我們兩個都眨巴著眼睛抖落沙塵，我請伊克納到我家去，這樣我們可以坐下來好好聊聊，但他說他正要去恩努古，我問他過後還會來嗎？他兩手做了個含糊的手勢，像是表示會回來。當然，我知道他不會回來了。我再也見不到他了。我看著他走了，目送這宛若干癟堅果的人，然後開車回家，一路上想著我們生命中可能會遭遇的情形，想著我們生命中已經遭遇的一切，想著我們這幫人——戰前的好日子裡所有光顧教師俱樂部的人。我開車很慢，因為那些摩托車手根本不顧交通規則，因為我的視力不如以前了。

上星期我倒車出庫時，把我的賓士車擦出一道小劃痕，所以這次停車入庫我非常小心。這車用了二十三年，但車況仍然不錯。我還記得當年從德國買回這輛車時，恩凱魯有多麼興奮，當時我去德國領取科學院頒發的獎金。這是最新款的車。我都不知道，但她的同伴都知道，她們盯著速率表和里程錶看，要求摸摸儀表板。當然啦，現在，每個人都開著一輛賓士車。他們從科托努買來的二手車，不是後視鏡沒了就是車頭燈壞了。伊貝瑞曾嘲笑過他們，說我們雖是舊車，卻遠比那些開起來嘎嘎作響又沒有安全帶的車子要好。她的幽默感還在。有時候，她又出現的時候，她會逗弄我的睪丸，用手指撫弄著它們。她完全知道我因攝護腺治療失去了那種功能，這樣做只是為了逗我，她笑了，那是溫柔的嘲笑。在她的葬禮上，我們的外孫朗讀了自己作的詩歌《外婆，笑口常開》，我覺得那詩的題目真是太好了，孩子氣的語言幾乎讓我流下眼淚（雖然我懷疑大部分文字是恩凱魯捉刀）。

我進屋時環視了一下院子。哈里森會一點園藝，基本上也就是在這個時節澆澆水。玫瑰枝叢還只是一些根莖，但至少抗逆性很好的櫻桃枝叢露出了一點暗綠。我開啟電視機。螢幕上仍是一片雪花點，雖然奧塔格布醫生的兒子，那個性情開朗的年輕人（他是電子工程專業的學生）上個星期剛來修過。自從上回遭雷擊之後，我的衛影片道也掛了，我還沒有去衛星電視管理站找人來修理。幾個星期缺了bbc或是cnn沒有多大關係，不過國家旅遊頻道的節目訊號相當好。幾天前，國家旅遊頻道播出了一個訪談節目，又是一個人出來談論可惡的進口假藥——這回是針對傷寒症的藥物。「我們的藥品毒不死人，」他面朝攝像機瞪大眼睛，像是在懇請公眾理解，「只不過就是治不好病罷了。」我關了電視，因為無法繼續面對那人鯨脂般厚厚的嘴唇。但我沒有覺得憤怒，沒有表現出本該（如果沒有伊貝瑞）有的憤怒。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再跑到中國或是印度，或是隨便什麼地方，去進口過期藥品，那種藥品肯定不會置人於死地，但絕對會讓疾病奪走病人的生命。

我為什麼從未這麼想過，戰後過了這麼多年，伊克納·奧柯羅居然沒有死。事實上，我們有時是聽說過，別人以為他在一九七〇年一月已經死去，過了幾個月或是幾年後，他又出現在圈子裡，我只能想象，那些不敢相認而又心存希冀的家人，滿心疑惑地朝這些倒霉漢身上扔出了多少沙土。然而，我們幾乎無法談及那場戰爭。一旦談及，也只是用極為含糊的態度，好像重要的不是我們曾縮在壕坑裡躲避空襲，過後去埋葬那些皮膚泛紅的燒焦的屍體；也不是我們曾啃過木薯皮，看著我們孩子膨脹的疳肚，而是我們活下來了。這是我們所有的人，所有比亞夫拉戰爭倖存者心照不宣的共識。即便是伊貝瑞和我，我們曾為第一個孩子是否取名為「齊克」有過數月的爭議，但「恩凱魯卡」這個名字很快就定下來了：未來會更好。

我現在坐在書房裡，我曾在這兒給學生的論文打分，輔導恩凱魯做中學數學作業。扶手椅的皮革已磨舊了。書架上方的彩色粉筆畫剝落了。書桌上，厚厚的電話簿上擱著電話機。也許電話鈴聲會響起，恩凱魯跟我說起我外孫的事兒，他今天在學校裡表現很好，我聽了笑逐顏開，儘管我知道美國的教師都挺粗枝大葉，而且輕易就給學生一個「a」。如果電話鈴不響，我就洗澡上床，靜靜地躺在黑暗的臥室裡，聽著房門開啟又關上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