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看見了伊克納·奧柯羅——我一直以為已經死了的人。也許我本該彎下腰，抓起一把沙土朝他扔過去，在我們老家這是分辨人鬼的一種方式。但我是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人，一個七十一歲的退休數學教授，我應該因自己具備足夠的科學知識而對老家那種迷信一笑置之。我沒有朝他扔沙土。我心裡想這樣做的，卻沒有這樣做，不管怎麼說，畢竟我們是站在大學財務處的水泥地上見面的。

我到那兒是去詢問我的退休金的，那個面無表情的科員烏格沃克還是那句話：「你好，教授，對不起，錢還沒打進來。」

另一個科員，他的名字我現在記不得了，也朝我點點頭，一邊嚼著粉紅色的可樂果，一邊向我表示抱歉。他們都習慣這一套了。我也習慣了。那些聚集在鳳凰木樹下、身上帶有刺青的人們也習慣了，他們在大聲議論這事兒，一邊比著手勢。有人說，教育部長竊走了退休金。另一個說，副總理把那筆錢存入一個利息很高的私人賬戶。他們詛咒著副總理：他的陰莖翹不起來。他要斷子絕孫。他會拉肚子拉到死。我朝他們走過去，他們都跟我打招呼，一邊對這種局面無奈地搖晃著腦袋，好像認為我教授級別的退休金要比他們這些送信的、開車的退休金更重要似的。他們像別人一樣管我叫教授。樹底下，坐在他們旁邊的那個小販也在喊我。「教授！教授！快來買上好的香蕉呀！」

我和文森特聊了起來，八十年代我擔任教務長時，他曾是我的司機。「教授，都三年沒發退休金了。」他說，「這麼說，人剛一退休就該去死。」

「可不是嘛。」我說道，當然他不需要我來告訴他這情形有多糟糕。

「恩凱魯怎麼樣，教授？我想她在美國一定很好？」他總是會問起我的女兒。他經常開車送我妻子伊貝瑞和我去埃努古的醫學院。我記得伊貝瑞去世時，他和他的親友還來參加了葬禮，在葬禮上說了許多頗為動情的話，回顧伊貝瑞待他這個司機多麼好，還把自家女兒的舊衣服送給他的孩子。

「恩凱魯挺好的。」我說。

「她打來電話時，教授，請代我問候她。」

「好的。」

他聊得有點兒多，說到這個國家還沒有學會說感謝，說到他給醫學院學生補鞋，他們卻不付錢。但他吸引我注意的只是他那個喉結，警覺地上下滑動著，好像馬上就要從滿是皺紋的脖子裡蹦出來似的。文森特比我年紀小些，也許還不到七十，但看上去老多了。他只剩少量稀疏的頭髮。他為我開車的時候，我記得他相當饒舌，我還記得他喜歡看我的報紙，我不太喜歡他這種習慣。

「教授，你不買點兒我們的香蕉嗎？我們都快要餓死了。」鳳凰木樹下有人嚷嚷道。看上去好像有些面熟。我猜想可能是我家隔壁鄰居伊傑瑞教授的園丁。他說這話半開玩笑半當真的，不過我還是買了花生和一串香蕉，其實所有這些人真正需要的是某種潤膚品。他們的臉和胳膊看上去都灰撲撲的。這會兒已經快到三月了，可是這兒的熱風季節很長：那乾燥的風，使得我衣服上噼裡啪啦地帶著靜電，眼睫毛上沾著灰塵。我今天抹的乳液比平時要多，嘴唇上還塗了凡士林，而手掌和臉上還繃得緊緊的。

伊貝瑞曾嘲笑我不會正確地保養皮膚，特別是在乾燥的熱風季節，有時她會在我早晨洗完澡後用她的「妮維雅」潤膚膏在我胳膊、大腿和後背上慢慢地塗抹。她總是一邊好玩地大笑著，一邊對我說，我們得好好保護這可愛的皮膚。她總說我的膚色是當初打動她的重要原因，一九六一年那會兒，成群結隊地湧向伊利埃斯大街她家住處的求婚者們個個都比我有錢。「光潔無瑕」，她這樣稱讚我的皮膚。我倒看不出自己這身深棕色的皮膚有何特別之處，但在過去的歲月中，在伊貝瑞雙手的撫摩下，我對自己的皮膚還是頗有些沾沾自喜的。

「謝謝你，教授！」那些人說，然後彼此打趣道誰會來分這幾個錢。

我站在那兒聽他們聊天。我知道他們說話得體是因為我在那兒：木工活兒做得不像樣，孩子們生病，高利貸還不上。他們不時放聲大笑。當然，他們心裡是懷有怨氣的，他們當然該有怨氣，但他們竭力表現自己樂觀的一面。我經常在想，如果聯邦政府統計局不是根據我在職時的職位向我提供退休金，如果恩凱魯沒有堅持給我寄來我並不需要的錢，我能否做到像他們一樣。我對此深表懷疑，我很有可能會像烏龜那樣縮排殼裡，放棄自己的尊嚴。

最後，我跟他們道別，朝自己的汽車走去，泊車位旁邊盡是松樹，從教育學院到財務處這兒都裹在一片林嘯之中。我就是在那兒見到伊克納·奧柯羅的。

他先喊我。「詹姆斯？詹姆斯·恩沃耶，是你嗎？」他張大嘴巴站在那兒，我可以看見他的牙齒顆顆完好。我去年掉了一顆牙。我沒去做恩凱魯所說的「種植牙」，但我看見伊克納的滿口好牙還是不免有些酸溜溜。

「伊克納？伊克納·奧柯羅？」我疑疑惑惑地問，因為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面前這活生生的人，三十七年前就死了呀。

「是我，是我。」伊克納遲疑著向我走近。我們握了手，然後短暫地擁抱了一下。

我們——伊克納和我，算不上是好朋友。我以前對他相當瞭解，那是因為每個人都對他相當瞭解。就是他，當一個在英格蘭長大的奈及利亞人接任校長，宣佈教師上課一概必須打領帶之後，他卻旁若無人地繼續穿著他那色彩鮮豔的短外套。就是他，登上教職員工俱樂部講臺，呼籲政府給予非教學人員更好的待遇，一直說到喉嚨嘶啞。他是教社會學的，雖然我們許多任教於正經學科的人覺得搞社會學的都是玩虛的，整日閒著沒事幹，寫上一大堆讓人不堪卒讀的書籍，但我們覺得伊克納與眾不同。我們寬容他那種咄咄逼人的作派，沒有扔掉他寫的那些小冊子，而且相當欽佩他在文章裡表現出的博學多識的刻薄勁兒，他的膽識征服了我們。他依舊是那個乾癟、瘦小的傢伙，生著一對青蛙眼，有著淺淺的膚色——但如今已失去了光澤，顯露出老人斑了。當時，有人慕名前來拜訪他，一見之下卻難掩失望之情，因為他那辯才無礙的學識與他的外表實在很不相稱。其實，後來我們那兒的人有個說法：最出色的動物總難裝進獵人的籠子。

「你還活著？」我問。我真是相當震驚。我和我的家人都在他去世那天見過他，那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正是我們緊急逃離恩蘇卡的日子，那天的太陽閃耀著一種奇特的紅色強光，附近發出轟隆隆的炮聲，聯邦士兵已經打過來了。我們坐在我的雪佛蘭轎車上。一些民兵在學校大門口朝我們揮手，對我們叫喊著，讓我們別害怕，那些破壞分子——這是我們對聯邦士兵的稱呼——遲早會被打敗，我們遲早能夠回來。本地的村民們也跟我們一起逃難（戰後他們只能在教師的垃圾桶裡掏弄食物），他們有好幾百人，女人頭上頂著箱子，背上綁著娃娃，光著腳的孩子們扛著包裹，男人們拖著腳踏車，抱著山藥。我記得伊貝瑞在哄著女兒齊克，因為匆忙之中齊克的洋娃娃沒拿出來，這時我們看見了伊克納那輛綠色的歐寶轎車。他從我們對面駛來，回校園去。我按著喇叭想阻止他回去。「你不能回去！」我向他叫喊。但他朝我揮揮手說：「我得回去拿些檔案。」我覺得他這麼回去相當魯莽，因為炮聲越來越近了，再說我們的部隊一兩個星期就會把那些破壞分子趕走。然而，我內心同時也充滿著我們正義的比亞夫拉事業不可戰勝的信心，所以也沒有多想，後來才聽說就在我們撤離那天，恩蘇卡就陷落了，校園被佔領。埃齊克教授的親戚帶信給我們說，有兩個教師被殺害了。其中一個教師跟聯邦士兵爭執了幾句就被一槍擊斃。不需要再說什麼，我們知道那是伊克納。

伊克納對我的問題一笑了之。「我是活著，是活著啊！」他似乎覺得自己的回答更滑稽可笑，因為他又笑了。現在想來，甚至他那笑聲都是走了樣的，變得毫無感染力，完全沒有當年在教職員工俱樂部裡辯論時嘲諷他的對立面那種令人蕩氣迴腸的聲音。

「可是我們看見你了，」我說，「你記得嗎？就是撤離的那天？」

「沒錯。」他說。

「他們說你沒能出來。」

「是啊，」他點點頭，「我是沒能出來。一個月後我就離開了比亞夫拉。」

「你離開了？」我現在聽起來簡直難以置信，每當我們聽說那些內賊——我們稱之為「賊」——背叛了我們計程車兵，背叛了我們正義的事業，背叛了我們新生的國家，總會泛起一陣厭惡，他們背叛我們，就為了換取一條通往奈及利亞的安全通道，換取對我們禁運的鹽、肉和飲用水。

「不，不是那樣的，不是你想的那樣。」伊克納停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的肩膀有些下垂。「我是乘坐紅十字會的飛機出國的。我去了瑞典。」他似乎有些遲疑不決，似乎有些奇怪的羞怯，完全不像昔日那個果敢而有決斷的人。我記得，在比亞夫拉開戰後組織的第一次集會上，他宣佈比亞夫拉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所有的人都聚集在自由廣場上，伊克納講話時，我們全都歡呼起來，「獨立萬歲！」

「你去了瑞典？」

「是啊。」

他沒有再說下去，我意識到他可能不想告訴我更多的事，他不想告訴我他怎樣活著離開校園，也不想告訴我他怎樣登上飛機，我聽說戰後有一些孩子被空運到加篷，但肯定沒聽說有人乘坐紅十字會的飛機離開，而且那麼早就走了。兩人之間的沉默構成了緊張的氣氛。

「你後來一直在瑞典？」我問。

「是的，他們扔炸彈的時候，我們全家都在奧爾盧。沒人留在這兒，所以我也沒有回來的必要。」他停下來，喉嚨裡冒出了不適的聲音，那本該是一陣笑聲，可是卻變成了一連串的咳嗽聲。「我和安雅醫生有過一些接觸。他告訴我一些重建校園的事情，我好像聽他說你戰後去了美國。」

事實上，一九七〇年戰爭結束後，伊貝瑞和我馬上就回到了恩蘇卡，但只住了幾天。因為對我們來說，那實在是一樁過於殘酷的事情。我們的書籍被燒成了焦炭，堆在前院那株傘形樹下。浴缸裡是一坨坨鈣化了的糞便，我的《數學年鑑》被一頁頁地撕下來當作擦屁股的紙，那些屎跡抹在我用於研究和教學的數學公式上。我們的鋼琴——伊貝瑞的鋼琴——不見了。我的畢業禮袍（我曾穿著它在伊巴丹接受我的第一個學位）被當作抹布堆在一邊，螞蟻在上面忙碌地爬來爬去，我茫然地瞪著它們。我們的照片都被撕爛了，相框也被砸破。於是我們離開這兒去了美國，直到一九七六年才回來。我們另外分到了一處房子，在埃賽維賽街上，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都避免開車經過伊莫克街，因為不想再看見那幢老宅，後來我們聽說新搬進去的人砍掉了那棵傘形樹。我把這些事都告訴了伊克納，但我只字未提在美國伯克利那會兒，我的美國黑人朋友查克·貝爾曾為我安排教職一事。伊克納沉默了一會兒說：「你那小女兒齊克怎樣了？她現在肯定已是成年女子了。」

我們在「員工家庭日」帶齊克去教師俱樂部時，他總是給齊克買芬達飲料喝，說她是他見過的最漂亮的小姑娘。我覺得這是真心話，因為我們是以總統的名字為她命名的，而伊克納是早期的齊克主義者，後來他宣稱這個運動過於乏味而退出。

「戰爭帶走了齊克。」我用伊博語說。用英語說到死亡，對我而言，那就成了令人不安的定局了。

伊克納深深吸了口氣，只說了一聲「ndo」，就是「遺憾」的意思。他沒有追問是怎麼回事，這讓我有釋然的感覺——再說也沒那麼多「怎麼回事」可說的——他的表情看上去也不見得特別震驚，那意思好像戰爭總是會死人的。

「我們戰後又生了一個孩子，也是女兒。」我說。

不過伊克納沒有馬上接過這話茬。「我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說，「我離開了國際紅十字會。那裡都是一些懦夫，根本不可能為人類去征戰。飛機在埃凱特被擊落後，他們就放棄了，好像他們不知道這正是戈翁想要的結果。世界基督教聯合會的飛機卻仍然堅持飛越烏利，在夜間飛行！我是到了烏普薩拉才見到他們的。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一次行動。我組織募捐活動，我在歐洲各國首都組織了比亞夫拉集會。你們聽說過特拉法加廣場那次集會嗎？我就是那次集會的召集人。我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我不敢說伊克納是在對著我說話。他好像是面對大庭廣眾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講。我朝鳳凰木樹那邊望去。聚集在那兒的人還在，但我說不準他們是否賣完了香蕉和花生。也許這是因為我開始沉浸於一種朦朧的懷舊情緒中，這種情感攫住了我的身心。

「克里斯·奧基布死了，是嗎？」伊克納的問題把我的注意力拉了回來。有那麼一刻，我在想他是不是想要我否認這個訊息，使奧基布也能做一個起死回生的幽靈。但奧基布的確是死了，我們的天才，我們的星辰，這個人的詩歌打動了我們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那些搞科學的人，那些並不理解他的詩歌的人。

「是啊，戰爭帶走了奧基布。」

「我們的事業失去了一個大人物。」

「是啊，可他至少勇敢地戰鬥過。」這話一齣口我就後悔了。我本來的意思只是向克里斯·奧基布表示一下敬意，他原本可以像我們學校有些人那樣成為校董事會成員，卻因為保衛恩蘇卡而飲彈身亡。我不想讓伊克納誤解我的意思，我不知道是否應該對此表示一下歉意。一股小小的旋風捲起塵土，穿過路面而來。我們頭上的松樹搖擺起來，呼呼作響的風兒把乾枯的松針吹散開去。也許是由於心裡不舒服，我才對伊克納說起戰後我和伊貝瑞一起開車回到恩蘇卡的情形，說到放眼皆是廢墟的景象，炸飛了的屋頂，佈滿了彈孔的房子（用伊貝瑞的話來說就像是瑞士乳酪）。當我們行駛在穿越阿古萊裡的公路上時，衝過來的比亞拉夫士兵攔住了我們，把一名受傷計程車兵塞進了我們的車裡，他的血都流淌在後座上，由於車座的皮革破了，那人的血深深地滲入了裡面的填充物，和車內的氣味混合在了一起。一個陌生人的血。我自己也說不清為什麼要對伊克納講述這樣一個故事，但好像應該告訴他。我又告訴他，那士兵帶有金屬腥味的血讓我想起了他，伊克納，因為我總是在想象中感覺到是那些聯邦士兵射中了他，讓他死在那兒，讓他的血染紅了土地。其實並非如此，我既沒有想象過這情形，受傷士兵也沒有讓我想起伊克納。即使他覺得我的故事奇怪，他也不會說出來。他點點頭說：「我聽說了許多事情，許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