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大象
關於琅勃拉邦，關於寮國，我又知道些什麼？
在生命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幾乎一無所知。
對我來說，寮國是一片晦暗不明之地，一個躲在竹簾背後的國度。好笑的是，我對它模糊的想象，全來自一些越南電影，或者杜拉斯描寫湄公河的小說：孤獨、頹廢，如無盡的雨水抽打墨綠色的庭院。
所以，當我真的坐在從會曬到琅勃拉邦的慢船上，沿湄公河而下時，我感覺自己正在追尋一段瓷器般易碎的夢境。一種隱約的興奮感始終包圍著我，就如同四周的山林始終包圍著大地。
到達琅勃拉邦時，天色已晚。湄公河像一頭黑色的長髮，繼續平靜地流淌。轉彎處有大片白色的沖積平原，砂石爍爍，卻空無一人。我的目光穿過低垂的榕樹，望見浦西山上熠熠放光的寶塔。路邊有一尊巨大的金佛，十米高，披著袈裟，站在鑲滿寶石的佛龕中。夜色中，他慈悲地俯視著我，靜慮的姿態，莊嚴而神聖。那一瞬間，我感覺自己穿越了時間的河流，來到一個仍舊古老的世界。
這也正是像我一樣的旅行者來到琅勃拉邦的原因——尋找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業已遺失的記憶。
來琅勃拉邦，第一件事是觀看清晨的佈施。
早晨6點，成群結隊的僧人已經赤腳走出寺院。在琅勃拉邦的大街上，在淡淡的晨霧裡，年輕的僧人們披著橘紅色的袈裟，挎著黃銅色的缽盂，明亮而鮮豔。
街邊跪滿虔誠的佈施者。當僧人們走過，佈施者開啟竹籃，把準備好的糯米飯、香蕉、餅乾、盒裝果汁放進僧人的缽盂裡，然後雙手合十，靜靜祈禱。彷彿是默片電影中的畫面。在這個篤信小乘佛教的國度，清晨佈施的傳統如同往復的白晝，超越戰爭、苦難、意識形態的纏鬥，每日降臨這片土地。
每天清晨，僧人們託缽而行，得到的是一天的飲食。這種源自小乘佛教的傳統，總是讓人感到欣慰。僧人們接過食物時，臉上帶著幾分莊重，而佈施者的表情只能用聖潔來形容。他們說，從面前走過的每一位僧人，都是佛祖釋迦的化身。
「試想一下，這是多麼偉大的福報！」
為了佈施，很多山民天不亮就起床，走上幾小時山路。雨季時，這幾乎算得上一種苦行。他們皮膚黝黑，頭髮蓬亂，樸素的衣著顯示著生活的艱苦，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們表達虔誠。他們把一小團糯米飯放進僧人的缽盂，眼神中流露出喜悅和安然。這種喜悅和安然，隨著僧人的腳步，走過皇宮，走過街邊的碧樹，走過一棟棟法式別墅，琅勃拉邦的山河彷彿都沉浸其中。信仰的確是一種偉大的發明，正因為有了它，人世的苦難才顯得可以忍受。
佈施的人群裡不乏像我一樣的遊客。他們很多來自泰國，也有不少來這裡懷舊的法國人，仍然喜歡對一頭霧水的寮國人講法語。這些年，中國人也多起來。他們大都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湧入寮國的。據官方統計，僅到2014年，中國在寮國的僑民就有三萬人，而實際數字可能是它的十倍。這支浩蕩的大軍很少出現在佈施的隊伍裡。他們很實際，都是來做生意的。在郊區的小商品市場裡，他們忙碌地販賣著國貨。
我曾問一個剛從四川過來的中國商販，他是否到過琅勃拉邦的老城區。
「只去過一次，」他說，「皇宮可比咱們故宮差遠了。」
我又問他是否參加過佈施。
他搖頭：「那東西有啥子用？」
在中國人的哲學裡，生存總是比信仰重要。如何在一個飛速發展的龐大國家找到自己的立錐之地？——這聽起來似乎有點滑稽。但是當你看到這位四川商販不遠萬里來到寮國謀生，就會明白這是多麼嚴肅的現實問題。
在琅勃拉邦的清晨，我隨著僧人的腳步一路前行。路邊的佈施者連綿不絕，其間還夾雜著很多拿著口袋或籮筐的窮苦孩子。剛開始我很奇怪，因為這些孩子並不佈施。恰恰相反，當僧人們走過時，還會把自己的食物分一些給他們。
後來我才明白，這是一種以佛教為中心的社會救濟系統。僧人既是受供養者，也是財富的再分配者。通過這個系統，富人獲得心靈的慰藉，窮人得到生存的口糧，而信仰的重要性就在於它提供一種雙方都認可的意識形態，把分散的民眾聚合到一個共同的框架內。無論大國小國，無論現代古代，只有做到勸富濟貧，才是文明的本意。
佈施只持續半小時，僧人們繞城一週，便回到各自的寺院。街上很快恢復清晨的寧靜。故道白雲，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如此不動聲色，很多遊客常常來了很久，還不知道每天清晨都有這樣的儀式。
在很長的歲月裡，琅勃拉邦一直是東南亞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也是寮國的前身瀾滄王國的首都。昔日的輝煌仍能從眾多寺廟和金碧輝煌的皇宮中看到。當我流連於這些寺廟時，腦海裡常常回響著一個詞：文明的造型。
比如，我在香通寺裡看到的這尊臥佛。它採用的並非右手支撐頭部的傳統姿勢，而是曲肱而枕。它的雕琢如此細膩，有著寮國特有的古典之美。腳踝處向外盤繞的袈裟，如同一簇簇跳躍的火焰。驚歎之餘，我問自己：一個地方的文明，總會以它特有的造型出現，而決定這種造型的力量又是什麼？
我試圖通過寮國的歷史尋找答案，然而一旦有了粗淺的瞭解，感到的卻是分明而鈍鈍的苦楚。歷史上，寮國是一個過於悲慘的角色，幾乎所有鄰國都反覆佔領和統治過這裡。而寮國人引以為傲的藝術品，不是被摧毀就是被掠走。
或許正因為如此，寮國人喜歡說「bawpennyang」（意為「沒問題」），這是他們的口頭禪。當太多東西無法掌控在自己手裡，除了在精神上忽略它，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即使在最輝煌的時期，寮國也不願發生任何根本性的變革。唯一的變化，只是各種佛教用品日趨精緻而已。寮國人向我提到一位叫作維蘇的國王，他的功績是把勃拉邦佛設立為瀾滄國王的守護神。這尊來自高棉的佛像，被安置在維蘇寺裡。領主們必須在這座佛像前向國王宣誓效忠。這也成為「琅勃拉邦」名稱的由來——「勃拉邦佛像之地」。
寮國與鄰國的關係始終緊張。一次，有人捕獲了一頭罕見的白色大象，送給瀾滄國王乍加帕。當時，白色大象是整個東南亞權力的象徵。越南的黎聖宗聽說後，就要求證實大象的顏色。乍加帕命人把裝有象毛的寶盒送往越南。途經川壙王國時，川壙國王命人取出象毛，在寶盒裡裝了一小坨糞便，藉此羞辱強勢的越南人。黎聖宗收到寶盒後勃然大怒，卻把賬記在寮國人頭上。他派出大路人馬討伐瀾滄國，攻下琅勃拉邦，將其洗劫一空，乍加帕也落荒而逃。不過恰在這時，越南軍隊染上瘧疾，大批倒下，瀾滄國終於得以收復失地。
憑藉著天幸與菩薩的保佑，寮國一路走來，但最終逃不開分崩離析的命運。寮國開始向暹羅、緬甸和越南納貢，之後又遭到中國黑旗軍的洗劫，最終在法國的炮艦外交下屈膝投降。但寮國仍然維持著緩慢的步履，除了建起一批法式別墅，皇室貴族們養成了穿西裝、喝咖啡的習慣外，似乎別無改變。
在過去的皇宮，如今的皇家博物館裡，文明的碰撞隨處可見。國王會客室的牆上，是法國畫家阿利克斯·德·福特羅1930年繪製的壁畫。典型的歐洲畫風，描繪的卻是寮國傳統生活的場景，但我仔細觀察後發現，她把寮國人的眼睛畫成了藍色。
也許，在一個藝術家眼中，整個19世紀的法國都處在一個把農民變成法國人的漫長過程中。法國人決心使每個殖民地都成為帝國的一部分，而這很快成他們的負擔。
在琅勃拉邦，法國人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但收效甚微。不過，至少在改造皇室貴族的品位方面，他們做得不錯。在陳列館裡，我看到西薩旺·馮國王穿過的西裝和一雙白色的stoni牌敞口便鞋，還有王后穿過的法國新款時裝。
這些衣物讓我想象著那個時代。在這座舒適的宮殿裡，國王的畫像仍然歷歷在目，餐桌上杯盤齊整，刀叉排列井然，彷彿期待著亡靈歸來。然而，一切都已化為陳跡。
一個寮國導遊告訴我，1975年共產黨人勝利後，國王被送進勞改營，其餘王室流亡海外。
直至今天，許多琅勃拉邦人仍然相信，皇宮內陰魂不散。幾乎沒有人敢在黃昏後走入皇宮。
與東南亞眾多旅遊目的地相比，琅勃拉邦有一種世外桃源之感。它不追求高與大，對現代性也沒那麼熱心。或許是出於一種強烈的傳統意識，它一直維持著法國探險家亨利·穆奧在19世紀時的描述：「一個討人喜歡的小鎮，佔地一平方英里，只有七千至八千名居民。」
如今，琅勃拉邦仍然是一個可以用腳丈量的城市。尤其是對那些深受城市無節制擴張之苦的遊客來說，這些小街小巷反而給人以一種十分親近的感覺。
漫步在街上，我時常驚歎於那些承載著信仰偉力的宗教建築，也驚歎於這裡世俗生活的方便：五步之內必有餐館，十步之內必有商店，更不必為住宿發愁。那些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的普通民宿，仔細一看，很多都是酒店。還有遍佈街道兩側的咖啡館、餐廳、spa……
儘管整個寮國沒有一家肯德基或麥當勞，但是不少頂級酒店已經進駐琅勃拉邦。安縵集團將一個老舊的醫院改造成最奢華的旅館，悅榕莊把寮國王子桑維納方姆的別墅改為小型奢侈酒店。在這裡，你可以一邊聽雨水打在房簷上的滴答聲，一邊享用早餐，或者在夕陽西下時，看著人群湧入夜市。如果要說琅勃拉邦發展的最成功之處，無疑是有效地抑制了醜陋的現代化對傳統的侵襲。
寮國人崇尚無須提高生產力的經濟發展，由此也衍生出一套獨特的生活美學。他們強調清心寡慾，忌諱強烈的感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像一朵低空開放的花兒，樸素清麗。法國人曾總結說：「越南人種稻，柬埔寨人看稻長，寮國人聽稻長。」然而，高傲的高盧人也承認，寮國人的處世態度太具魅力而讓人無法抗拒，他們看中這點，不願離去。
一天午後，我像寮國人一樣，在南康河邊乘涼。竹橋下，一個寮國男人坐在獨木舟中釣魚，一個農婦在山間採草藥。河風吹過，芭蕉葉、竹葉颯颯作響，熟透的椰子應聲而落，「咚」的一聲，驚醒一個午睡的男人。
這樣的場景在琅勃拉邦稀鬆平常，卻讓我為之著迷，也吸引著那些被現代性裹挾得暈頭轉向的人們。
路易斯·羅耶在1935年的小說《寮國女人凱姆》裡描繪當時在寮國的法國人：「他們已被當地的懶散腐蝕，就這樣過他們的日子；他們所要的只有清澈的天空、美味的水果、新鮮的飲料和容易得到的女人。」
問題是，這難道不是人類理所應當的歸宿嗎（最後一項除外）？尤其是當我們受夠了汙濁的空氣、汙染的水源和有毒的食品時；或者，當我們開始認真對待保羅·高更的提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
文明給我們帶來便利，也讓我們喪失本來唾手可得的東西，而琅勃拉邦所展現的恰好是一種無為的魅力。
黃昏時分，我登上皇宮對面的浦西山。雖然只有一百米，卻是琅勃拉邦的最高峰，足以俯瞰全城。眼前是層巒疊嶂的青山，雲霧在山外繚繞，南康河和湄公河在這裡奔騰不息。僅有幾條街道的琅勃拉邦，更像是一個山河間的孩童，謙卑地承受著夕陽的愛撫。
我和很多遊客一起坐在山頂的石階上。沒人說話。彷彿大家都已被眼前的景象感染。山下的寺廟隱隱傳來晚課的鐘聲。我們傾聽著，這個黃昏因此顯得意味深長。
於是我變得很難相信，這個靜謐的國度，這個佛陀的世界，還保持著另一項世界紀錄：歷史上人均遭受轟炸最嚴重的國家。
1954年，法國在奠邊府戰役中失敗，放棄印度支那，寮國遂成為美蘇對峙的戰場。一邊是寮國共產黨人和越南人，另一邊是寮國皇家政府和美國轟炸機。效忠於寮國王室的苗族將軍王寶帶領著他的非正規軍殊死抵抗越南人。
十年間，美國向寮國投擲了超過兩百萬噸炸彈，致使無數寮國人流離失所，琅勃拉邦一度成為空城。直到今天，戰爭的後遺症仍然存在。據統計，有超過五千萬顆炸彈仍然埋在寮國境內，每年造成上百人的傷亡。
1975年以後，信奉共產主義的人民革命黨掌握政權，大批前寮國皇家政府的人員逃亡國外。那些留下的人則相信，琅勃拉邦的象徵——勃拉邦佛已被新政權移走，放在那裡的是一座贗品。這些傳言似乎並無根據，只是表明人們對新政權合法性的懷疑和對逝去的君主制的傷感。
這種傷感中也帶著對昔日輝煌的懷念。在沒有君主的時代，許多寮國人對於泰國王室的一舉一動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泰國詩琳通公主的定期訪問，成為寮國人民快樂的源泉。由於兩國的文化結構類似，寮國人喜歡將泰國王室視為寮國王室的替代品。
不過，寮國人對泰國的感情複雜而矛盾。一方面，他們崇拜泰國的文明程度，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通過泰國的電視節目熱誠地關注著這一切。另一方面，他們也瞭解到泰國由於經濟快速發展而產生的一系列負面結果，並認為這是泰國人的典型特質，包括吸毒、賣淫和離婚。
寮國人仍然單純。這從本地最受歡迎的雜誌《現代更新》中可見一斑。這本雜誌經常討論如下問題：「男人為什麼不想結婚？」「為什麼一些女人甘願做小三？」「永珍，什麼時候你的交通才能夠徹底癱瘓？」
寮國人民革命黨獲勝後，許多當年反抗過它的苗族人選擇流亡美國，因為那裡也是他們的領袖王寶定居的地方。他們在新的家園建起社群，湊錢建造寺廟。不過，那些成年後才離開寮國的人仍然難以適應移民環境。他們熱愛家鄉，滿懷鄉愁，許多人認為逃亡只是暫時的。可是，當他們的孩子也長大成人，並漸漸融入當地社會時，他們才發現逃亡成為和故鄉的訣別。
20世紀90年代起，他們的後代開始回國探親，或者回到父母當年所在的村子。寮國歷史上的第一部電影《早安，琅勃拉邦》，講述的就是一個在澳大利亞長大的年輕記者，回到故鄉並愛上當地女導遊的故事。
2009年9月，寮國政府宣佈流亡在外的寮國同胞可以獲得「榮譽公民」稱號。他們可以重返寮國，並取得寮國護照，儘管沒有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不久，王寶將軍發表講話，稱他計劃返回寮國。
「我們現在需要做出改變。」他說，「寮國政府正試著敞開大門，我們應該把事情擺在檯面上，平心靜氣地談談。」
此後，寮國的一位外交發言人提醒王寶將軍，他在1975年末已經被宣判死刑，而他想進行的任何談話都應在行刑之後再說。
這位發言人講話時，沒有一絲嘲諷。
夜幕降臨後，皇宮門前會變成一片紅色的海洋。苗族婦女們搭起紅色帳篷，點上燈泡，販賣手工藝品、麻布衣裳和藤草編織的涼鞋。
紅色帳篷一個緊挨著一個，密得遮蔽了整條街道的天空。曾經的皇家禁地，變成平頭百姓的樂園，就像中國古詩的意境：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幾年前，苗族的反政府武裝被平定，現在苗族人開始現實地做起生意。漿染的麻布衣、細編的草鞋原本就是他們的特產，如今這些物件被各國的遊客買走，漂洋過海。如同亞洲很多國家，風雲變遷容易讓人興嘆，卻勢不可當。
不過，琅勃拉邦從未失去靈魂和記憶，這也是它能夠吸引眾多遊客的原因。
一天上午，我乘坐跨江渡輪，來到湄公河對岸的班香曼村。與琅勃拉邦一河之隔，這裡仍然是三十年前的世界。我騎著旅館的腳踏車，經過山間散落的村寨和原野上孤獨的木屋。陽光熾烈灼人，土路伸向群山深處，好像沒有盡頭，而我的目的地是坦香曼寺——一座歷經百年的寺廟，建在百米深的石灰岩洞中。
我跟隨一個光腳的寮國少年進入巖洞。他打著手電筒，我跟在他身後。洞穴黑而狹長，腳下的石階溼滑異常。我努力睜大眼睛，因為有眾多殘缺朽壞的佛像，立在黑暗的岩石間，藏在綻裂的石縫裡。寮國少年說，在戰亂的年代裡，虔誠的寮國人冒死將這些佛像帶到這裡，如同儲存火種。
此刻，在黑暗中，對每座佛像的位置都瞭然於胸的寮國少年，一次次把光束打向巖間，並提示我：「buddha.（佛陀。）」
永珍的華爾茲
在上升的氣泡中，我變成一條魚
在酒杯中游蕩，歡樂有淡黃色的氤氳
湄公河上落日如血，小舢板像匕首插入染紅的河口
河水平靜流淌，流成時間黑色的長髮，梳弄著山川入夢
當19世紀的星空，重新吞噬碼頭煙霧繚繞的寂寞者
海員俱樂部的甲板上，枝形吊燈小姐正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