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爪哇也不錯

在伊斯蘭齋月前夜，整個雅加達仍然開門賣酒的地方只有這家「天吧」。它坐落於城市的最高處，俯瞰著可能是整個赤道地區最洶湧的夜色。那是一片帶著點魔幻氣息的巨大虛空，閃耀著大型跨國公司的招牌與車流構成的光帶。在來到爪哇之前，我穿越了整個南中國海——然而此刻，我卻很難意識到自己飛了這麼遠。在五十二層樓的高度，在俊男美女身邊，雅加達似乎模糊了它的個性，與曼谷、西貢甚至廣州達成合謀。不止一次，我狐疑地打量眼前竹筍般從霧靄中升起的高樓，試圖分辨這一切和在廣州四季酒店頂層的「天吧」看到的有何不同。

然而，我亦深知，俯瞰一座城市是輕鬆愜意的，能得到的也只是明信片似的印象。一座城市和一個國家的全部實質——它的歷史、性格、態度——只能像剝洋蔥一樣，層層剝離。

來到爪哇之前，我就瞭解到以下事實：這個國家約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口信奉伊斯蘭教，雅加達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首都——這裡的一天是從響徹天空的唱經聲開始的。這個國家由一萬七千五百零八座島嶼組成，有一百多個民族，七百多種語言，即便是人口最多的爪哇人，也是少數民族，這意味著雅加達是一盤貨真價實的種族、文化、道德和體味的大雜燴。

對旅行者來說，如果紐約是「大蘋果」，那麼雅加達就是「大榴槤」。它表皮堅硬、帶刺，幽幽地散發出腥臭的甜香，讓習慣者欲罷不能，卻令初來者難以下嚥。

這種不適感首先體現在「風」這一自然元素的匱乏上。因為地處赤道附近，風幾乎很難造訪此地。走在雅加達，你或許可以偶然觀察到一股熱氣流從鐵皮屋頂捲起，或在夜晚開窗時，感到一陣空氣輕微的抽搐——但僅此而已，那決然算不上風，也沒有風理應帶給人的舒爽。

「就想想那些無關緊要的事吧，想想風吧。」作家杜魯門·卡波特寫道。在雅加達的最初幾日，我的確為風的缺失憤憤不平，彷彿一項寶貴的天賦人權被無情剝奪。

不適感也體現在雅加達的過分喧鬧和混亂上。在這座城市，汽車和摩托車同樣多，人比汽車和摩托車相加更多。2006年，爪哇人口就達到一點三億，超越日本成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島，而其面積卻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儘管北京並不是一個容易讓人產生交通優越感的地方，但是在雅加達的幾日，我一邊像迷途的羔羊，被裹挾在腫脹不堪的街道上，一邊充滿陰險的民族自豪感。這裡到處是嗆人的尾氣和轟鳴的噪音，在熱帶驕陽下，有一種海市蜃樓般的不真實感。過馬路則是真實的災難，因為訊號燈少之又少，斑馬線則被熟視無睹。除非冒著生命危險，否則站在原地一小時也動彈不得。當地人說，他們對雅加達的交通也相當惱火，可是惱火歸惱火，哪怕恨鐵不成鋼，也只能抱著不如忘到爪哇國的好心態。

雅加達是赤道地區最強健、最活躍的經濟體。在這裡，我發現所有人都習慣早起。虔誠的穆斯林早起晨禱，數不清的小吃檔口則趁著漫長的悶熱降臨前，開始一天的生意。他們奇蹟般地從街頭巷尾冒出，像庫爾德山區裡神出鬼沒的游擊隊，讓人深感沒有什麼力量——洪水也好，暴政也好，殖民也好——能夠將這種熱帶植物般的生命力消滅。

不適感還體現在爪哇人獨特的人情世故上。

「他是巴塔克人。」「他是爪哇人。」——在雅加達，我時常被好心人如此提醒。這並不是價值判斷，也並非種族歧視，只是友情提示一個外國佬，這個國家緣何如此運轉。

巴塔克人，來自蘇門答臘，以性格直率、熱情好鬥著稱，爪哇人則是不同尋常的禮貌和委婉的代言人。巴塔克人和爪哇人喜歡講同一則笑話來表達彼此的不同：在一輛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一個人的腳被踩住了。此時，巴塔克人會怒目圓睜，一把推開踩腳者，爪哇人則會彬彬有禮地說：「對不起，請原諒我的冒失，但在不久的將來，我可能會用到這隻腳，如果不太麻煩的話，您可否把您的腳移開呢？」

爪哇人總是儘量避免與人針鋒相對，因此想從他們口中聽到明確的判斷，是件相當困難的事。比如在「天吧」，當我拿出相機準備拍照時，穿白襯衫的爪哇侍者出現了。

「對不起，先生，您不能用專業相機拍照。」

「為什麼？」

「這裡不允許用專業相機拍照……」

「那麼，可以用卡片機？」

「如果您本人作為照片前景的話……」

「什麼意思？那我用手機拍一張總可以吧？」

「如果您不拍夜景的話……」

「豈有此理，不拍夜景，我拍什麼？」

「如果您本人作為照片前景的話……」爪哇侍者依然有禮有節，但不屈不撓，「這是經理的規定。」

「可為什麼？」

「因為本酒吧原則上不允許拍照，如果您實在想拍照，我們的建議是……」

我最終放棄了拍照，這讓我和爪哇侍者都鬆了口氣。

即使拋開全球化的陳詞濫調，雅加達在許多方面仍然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它橫亙在每到雨季就洪水氾濫的平原上，綿延數十公里，既沒有中心，也很難說有什麼邊界。它像一件被隨手扔在岸邊的舊夾克，汙漬斑斑，即便是那些炫目的高樓大廈，也並不標榜與之相稱的文化深度，更不遮掩背後一片片灰色混凝土郊區組成的叢林。

很難相信，荷蘭人曾經在這裡統治過三百多年，把這裡稱作「巴達維亞」，古語「荷蘭」之意，因為如今這裡已經見不到什麼荷蘭人留下的痕跡。

這裡既沒有阿姆斯特丹的從容，也缺乏後殖民學者感興趣的「異國情調」。滿大街的羅馬字母，不是荷蘭文，也不是英文，而是印尼文，其中一些詞的詞根來自梵語，暗示著爪哇與古印度文化的縹緲淵源。實際上，「雅加達」即梵語「勝利之城」的意思，儘管勝利對於這座城市來得並不算輕鬆。

作為印度尼西亞的首都和爪哇島上最重要的城市，雅加達遍佈雕像和革命紀念碑。它們與城市的日常生活毫不相關，建築風格也大相徑庭，可展示的情緒則是相同的：國家獨立的自豪感和對宏大敘事的渴望。

印度尼西亞是一個無比年輕的國家，其所有領土作為一個單一的國家概念，才形成不到一個世紀。「indonesia」這個詞本身也一直鮮為人知，直到20世紀20年代，荷屬東印度群島的殖民地人民，才用這個詞稱呼他們夢想中的獨立國家。

日本軍隊在1942年佔領印尼時廢除了荷蘭文字。他們命令清除所有荷蘭語標誌，於是荷蘭在印尼三百年的統治，一夜之間土崩瓦解。隨之消失的還有這個沒落帝國最布林喬亞的一切——海景酒吧、網球俱樂部、戴面紗和白手套的女士、星期日的下午茶。大約有二十萬荷蘭人、華人和盟軍士兵被送進日軍集中營，被關押者的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三十。

最初，印尼人把日本人視為解放者，因為他們有限度地扶植印尼的民族主義運動，包括國父蘇加諾在內的一批反荷志士被允許進行政治活動和民族主義演講。

日本人還建立了印尼鄉土防衛義勇軍。二戰結束後，這支軍隊的部分將領和士兵重組軍事組織，與試圖捲土重來的荷蘭人進行了四年武裝鬥爭，最終取得獨立。也正是這支軍隊，在獨立後的二十年裡，幫助蘇加諾將企圖分裂國家的各種不同力量聚攏到一起。

1956年訪問中國後，蘇加諾開始圍繞更適合印尼的政治體制闡述自己的觀點。他想用「鄉村討論達成一致」的傳統做法取代西方式民主，然而實際權力卻逐步集中到他本人手中。更為辛辣的事實是，他無法帶領國家走出經濟低谷。

到1965年，印尼的共產黨員人數已經超過三百萬，蘇加諾暗中決定武裝該黨，作為牽制軍方的力量。然而陸軍戰略儲備部隊司令蘇哈托率領的軍隊最終佔據上風。他軟禁蘇加諾，更以反共清洗為由大肆殺戮。十萬人被捕，一百萬印尼「共產黨」及其支援者遭到屠殺。這場政變的殘酷性前所未有，即便到今天，談論此事的印尼人依然感到惶恐和不可思議，就像一個成年人遠遠打量自己青春期時無法理喻的暴力留下的陰影。

蘇加諾於1970年病逝。在很多印尼人看來，他是一位風度翩翩、富有魅力的政治家。他也「不負眾望」地娶了四個老婆，其中一個還是日本酒吧的女招待，情人則更多。他是印度尼西亞的締造者，對宏大敘事的愛好幾近偏執。早在20世紀60年代，他就希望把雅加達打造成一個國際化大都市，於是斥資建成十車道的坦林大道（如今依然堵得水洩不通）。他還建起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民族主義建築，比如被戲稱為「蘇加諾最後的雄起」的民族獨立紀念碑，以及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伊斯蒂赫拉爾大清真寺。

無論是理性還是鋪張，這些建築都成為今天雅加達的地標。

我參觀了民族獨立紀念碑，一百三十七米高，矗立在自由廣場上。它從1961年開始建造，到1975年正式向公眾開放，由政變者蘇哈托剪綵。紀念碑用的是義大利大理石，頂部則鍍著三十五公斤的金葉。遠遠看上去，紀念碑像是一根勃起的男性器物。走近才發現，原來可以通過一個攝護腺似的地道，進入紀念碑內部——它的地下室已經被改造成國家歷史博物館。

我喜歡歷史博物館，在世界各地旅行時順便看過不少，但這樣連一件（哪怕一件！）「歷史實物」也沒有的歷史博物館還是第一回見。在這個超現實主義的笨重結構裡，陳列著四十八個微縮景觀模型，像過家家似的，描述印度尼西亞爭取獨立和建國的歷史。也許是為了彰顯建國之路的漫長多艱，每組模型間都刻意隔著很遠的距離，而模型本身又很小，實際看上一圈相當費腿且勞神。

我一路看過去，在1955年萬隆會議的模型前長久駐足。因為在我所受的歷史教育裡，這是一次勝利的大會。周恩來總理在會上重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展示出非凡的魅力，無疑是萬隆會議的「靈魂人物」和「真正主角」。

可當我帶著一點飄然的心情定睛細看時，發現臺上慷慨陳詞的男主角不是周總理，而是蘇加諾。他戴著黑色清真小帽，手臂高舉，主席臺上聆聽的各國元首紛紛露出欽佩的神情。我看了幾遍，主席臺上沒有周總理的身影，倒是前排觀眾席上有位穿中山裝的人頗為神似，只是因為角度不好，加之燈光昏暗，始終不能確定。

我終於醒悟：歷史就像一攤泥巴，把泥巴捏成何種形狀大有學問。毫無疑問，在印尼人民心裡，萬隆會議的真正主角是蘇加諾——他們親切地稱為「bungkarno」的「加諾兄」。

可真實的歷史究竟是什麼樣呢？我望著眼前的模型，感到一陣迷茫，彷彿置身的不是歷史博物館，而是歷史「薄霧館」。

我又尋找關於1965年軍事政變、反共屠殺，以及蘇哈托在之後三十年軍事獨裁統治的模型。不用說，它們都被刻意迴避，彷彿一縷青煙，消散在歷史敘事中，而「缺失」成為一種「言說」，一種更有力量的「言說」。

好在這地方印尼人自有妙用。雖然像樣的藏品一件都沒有，卻因為是地下室而兼具昏暗、陰涼兩大優點，加之門票便宜（合人民幣一塊八），著實吸引了不少青年男女。他們找個角落，席地而坐，品味著各自人生的浪漫。什麼國家啊、歷史啊這類煞有介事的話題，在他們的愛情火苗前全部轟然崩塌。我還看到一家老小鋪上席子用餐，享受天倫之樂——也許這才是這家博物館的正確用途。果不其然，走了一圈，我發現特意付錢跑這裡看微縮模型的好事之徒好像僅我一個。

從歷史博物館出來，我決定登上紀念碑的頂部——據說那裡可以俯瞰整座城市煙霧汙染的「盛景」。排隊等電梯的隊伍頗為浩蕩，足有幾百人，蛇形延伸到外面又拐了幾道彎。我本打算耐心等待，可陽光太毒，隊伍又一動不動，只好走到裡面一探究竟。

難怪，偌大的紀念碑只有一部載重七人的電梯，上上下下幾百號人全都靠它。我漸漸產生一種不可思議的心情，可看看周圍的印尼人，全都安之若素地看著這臺老式電梯，看它「咣噹」開門，「咣噹」關門，悠然地執行……

一直趴在桌子上小憩的工作人員，突然抬起頭，朝我招了招手。他見我遲疑片刻，就更加誇張地揮動手臂，臉上露出耐人尋味的笑容。他留著兩撇神氣上翹的小鬍子，只是被菸草燻得枯黃，活像兩捆幹稻草。

他指了指排隊的長龍，伸出兩根手指：「twohours.（兩小時。）」

他又伸出六根手指，指了指天：「sixdollars,express.（六美元，快速通道。）」

他的發音如此標準，讓我懷疑這門生意已經營頗久。那些像我一樣誤入歧途的外國佬，想必總會抱著「來都來了」的認倒霉心態掏錢登頂吧。況且，相對於排隊兩小時，六美元的「後門價格」也算得上公道……

只是突然間，對於爬到紀念碑頂上這件事，我感到一陣興味索然——漫長的隊伍、緩慢的電梯、對外國人的特殊「照顧」、被刻意迴避的歷史……這一切，已經讓我感到不虛此行。

「很長的隊，兩個小時。」他微笑著望著我。

「蘇西洛總統會派直升機送我上去。」我開了個玩笑，走了。看樣子他沒怎麼相信。

最終，一種懷舊的本能將我引向這個已逝殖民地的核心，位於城區北部港口的哥打——曾經的巴達維亞古城。在殘破的街景中，我發現昔日帝國的幽靈仍然在這裡徘徊。

在著名的巴達維亞咖啡館，一群追憶往事的荷蘭人，正端著曼特寧咖啡，坐在二樓高高的天花板下，吊扇有節奏地攪動著午後略顯沉悶的空氣。窗外是鵝卵石鋪就的法塔西拉廣場，聳立著建於1912年的老巴達維亞博物館。如今，落滿灰塵的陳列櫃上，擺滿各種各樣的哇揚木偶，注視著人來人往和時光變遷。

巴達維亞的興建者揚·彼得松·庫恩的紀念碑就在樓下的庭院裡。1619年5月，正是他率領荷蘭軍隊夷平雅加達人的城鎮，建起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總部，讓巴達維亞成為荷蘭統治爪哇乃至整個東印度群島的基地。

在這裡，荷蘭人建造高高的房子，在瘴霧瀰漫的運河上建起荷蘭式吊橋。自始至終，他們心目中的藍圖是把雅加達建成一個熱帶的阿姆斯特丹。因為從未想過離去，總督範·伊姆霍夫將自己的宅邸修建得格外宏偉。紅色的磚牆，寬大的窗欞，只有最尊貴的殖民地官員和他們的家眷，才有資格透過那些窗戶眺望滿是帆船的港口和椰子樹。

市政廳早就被改建為雅加達市立博物館，陳列著一些荷蘭殖民時期的傢俱。門口的青銅大炮，是荷蘭人攻克馬六甲的戰利品，儘管風吹日曬，彷彿仍可隨時點火。我看到一對雅加達情侶正倚在大炮上拍攝婚紗照，女孩穿著白色長裙，男孩穿著爪哇貴族的制服，面露羞澀。

他們並不感到孤立。因為法塔西拉廣場如今已經成為年輕人、藝術家、流浪漢和小販的樂園。頭戴紗巾的女孩們在這裡騎車，穿著夾克和套頭衫的男孩們三五成群地聊天、彈吉他，刺青藝術家展示著他所發明的圖騰，流浪藝人牽著猴子當眾表演，發福的女人們則向遊客推銷著gado-gado和bakso——前者是花生醬拌什錦蔬菜，後者是在印尼度過童年的歐巴馬最懷念的牛肉丸。

這一切的背景，是那些內部已經荒廢或瀕臨荒廢的殖民地建築。洞開的大門裡躺著幾個酣睡的當地人，對旅行者的窺探早已司空見慣——他們接管了荷蘭人的房子，接管了巴達維亞，順便也接管了過去，讓那些帝國的幽靈們無家可歸，只好永遠淒涼地徘徊。

出於一種考古的衝動，我沿著腥臭的運河，向更北面的咖留巴港走去。當地人曾經雄心勃勃地計劃重建整個咖留巴地區，在搖搖欲墜的建築上興建新的博物館，然而這些計劃最終擱淺。我看到的是一個被遺棄的世界：露天垃圾場、裁縫鋪、修鞋匠、賣鞋墊的，私人賓館破敗不堪，停車場裡停著20世紀70年代的公共汽車，一群70年代長相的當地人（可能是印尼華人）正在汽車的陰涼下打牌。太陽毒辣無情，彷彿要點燃一切。

東印度公司的貨倉被華人老闆收購後改建成一家咖啡館兼文化機構，這是附近唯一像樣的地方，有著綠草茂盛的庭院和廊柱支撐的走廊。然而店員李世強對我說，這裡每年雨季都會進水，水沒過膝蓋——因為河道堵塞的原因。

「你會發現，雅加達的富人蓋房，都會把地基提高一尺。」他比畫著說。

李世強是雅加達出生的華人，祖籍廣東梅縣，說一口帶爪哇腔的漢語。他的父母在民國時期來到這裡，一家人再沒有回過中國。他向我打聽國內的情況，也傳播他所知道的內幕訊息。

我向他了解當地華人的狀況。他說，不容樂觀，隔閡一直存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印尼經濟曾一落千丈，統治國家三十多年的蘇哈托被迫下臺。雅加達爆發大規模的騷亂和排華事件。

「華人像是220v的電流，而整個印尼只能接受110v電流，作為電壓轉換器的政府一旦出現問題，華人就會遭殃。」李世強說，「這就是為什麼每次社會動盪，華人總是首當其衝。」

在通往港口的路上，我不時想著和李世強的對話，感到雅加達的很多東西都沒有改變，只是在迴圈往復中執行。就如同眼前的港口，雖然歷經幾個世紀，卻依然維持著當年的樣子。褐色的水面上，漂著樹葉和浮沫，兩側泊滿古老的望加錫帆船，黝黑的搬運工依然用手推車裝卸貨物，太陽則依舊照耀這片破敗、頹廢卻又異常美麗的土地。

一個蹲在碼頭上的老人向我招手。他說，只要三美元，就划船帶我去入海口兜一圈。他的臉上佈滿皺紋，目光中帶著早期白內障的白霧。我給了他錢，跳上一隻小舢板，看著他把瘦小的身軀隨意擱在船頭，不再說話。

除了那隻搖櫓的小臂，老人的身體幾乎保持不動，臉也像枯葉一樣丟失了表情。在烈日下，他帶我駛出港口，向著更寬闊的海面駛去。

從雅加達前往日惹，是在穆斯林齋月的第一天。

前晚，我剛在「天吧」喝過酒，清早就在《雅加達郵報》英文版上看到政府發出的警告。上面寫著，有些極端分子專挑齋月開始時襲擊外國人光顧的酒吧——看上去並不是開玩笑，因為近幾年雅加達和巴厘島都發生過針對使館和涉外酒店的恐怖襲擊案，搞得高檔酒店全都如臨大敵，除了圍上防衝撞的鐵欄，進入車輛也得接受全面防爆檢查。

我就是在這樣的日子趕往日惹，坐的是早上出發的特快列車。因為擔心齋月期間吃不上飯，我特意買好水和麵包，準備在火車上見機行事。

雅加達到日惹五百六十多公里，要開八個小時。所幸座位夠寬敞，也沒有吵鬧的小孩。我一上車就戴上耳機，一邊優哉遊哉地聽音樂，一邊看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亞的小說。窗外是一晃而過的清真寺，稻田像華北平原上的一樣遼闊，籠罩著一層薄霧狀的火山灰。勉強算得上問題的，一是窗戶打不開，二是空調開到了冷凍室的溫度。一些有備而來的印尼人甚至裹上毛毯，穿上皮衣——對熱帶人民來說，這溫度確實夠受的。

雖然是齋月首日，吃飯並沒有想象的困難。中午一到飯點，列車員就主動推來餐車，有雞腿、炒飯、泡麵。幾桌頭戴紗巾的穆斯林也毫不在乎地大吃起來。比起中東和馬來西亞，印尼的穆斯林算是相對溫和的，不過在齋月第一天就這麼公然地吃吃喝喝，會不會也有點「頂風作案」的意思呢？

進入中爪哇，風景為之一變。之前一望無際的平原，忽然被植被蔥鬱茂盛的山巒代替。天空壓著極低的雲，鉛灰色的溪水，流過黑色的火山岩。雨水很快落下，像淚水流過車窗，也搖盪著路邊的芭蕉樹。

我想起在雅加達參觀伊斯蒂赫拉爾大清真寺時也在下雨。這座清真寺建成於1978年，能同時容納二十多萬名信眾。當時正是中午，阿拉伯文的唱經聲透過宣禮塔響徹天空。一瞬間，整個雅加達都顯得馴服而安靜。我光著腳走進清真寺，在阿訇的帶領下，靜靜地觀看。那些虔誠的祈禱者面對麥加的方向跪拜，然而阿拉伯世界的真主，真的能聽到他們的祈禱嗎？

早在7世紀，穆斯林商人就從阿拉伯半島源源不斷地來到印尼，但是直到12世紀末，並沒有多少印尼人皈依伊斯蘭教。或許在17世紀之前，伊斯蘭教都不是印尼的主要宗教。13世紀，蘇門答臘北部港口國巴塞的國王改信伊斯蘭教，成為第一批皈依該教的印尼統治者。接下來的兩個世紀，伊斯蘭教沿著海上貿易通道加速傳播，其他國家也開始皈依該教。15世紀末，在爪哇北部海岸線上，伊斯蘭教王國淡目國建立，杜班、錦石等地都皈依伊斯蘭教。在西爪哇，井裡汶蘇丹國也獨立出來。第一批皈依伊斯蘭教的統治者，是由於與外界的穆斯林群體發生接觸，其他邦國改變信仰則是被征服的緣故。到17世紀，伊斯蘭教開始滲入內地，並擴張到爪哇和蘇門答臘內地的大部分地區。自那以後，它便持續向整個印度尼西亞擴散。

如今，印度尼西亞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卻並非伊斯蘭國家。被很多人視為一種妥協的潘查希拉是這個國家的哲學綱領。蘇加諾曾將它闡述為「西方民主、伊斯蘭教、馬克思主義和國內鄉土傳統的結合體」，並寫入憲法。在蘇哈托時期，它更被上升為禱文的高度。雖然一些伊斯蘭政黨曾試圖讓遵守伊斯蘭教法成為憲法義務，但國會於2002年拒絕了這一提議。蘇哈托也曾經明確宣佈伊斯蘭教法不具備法律效力——儘管該教法的某些元素，仍為部分城市和地區所奉行。

潘查希拉倡導一種包容的哲學和天下一家的思想。這或許解釋了伊斯蒂赫拉爾大清真寺的設計者為什麼是一位天主教建築師。當我走出大清真寺，發現僅僅一街之隔的馬路對面，就是建於1901年的雅加達天主教大教堂哥特式的雙尖頂。

然而，不管擁抱哪種文明——我不乏偏見地認為——印尼人都是在進入別人的世界，而與他們自己的世界漸行漸遠。

在伊斯蘭教來到之前，印度教和佛教控制著印度尼西亞的各個主要地區。位於蘇門答臘南部的室利佛逝國信仰佛教，它在西元7世紀開始出現在唐朝的典籍中。據說，它是一個統一但時常遷都的王國，國中的水手可以在蘇門答臘島和爪哇海周圍各港口蒐集胡椒、象牙、樹脂、羽毛、龜殼、珍珠，然後把它們帶到中國，再從中國帶回絲綢、陶瓷和鐵器。

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一書裡，唐朝高僧義淨記述了在室利佛逝國學習梵語的情形。顯然，他對那裡印象頗佳，於是告訴其他「留學僧」，若去印度求法，先到室利佛逝學一兩年預科是不錯的選擇。

印度文明對印度尼西亞的影響並不侷限於宗教。當時的統治者也接受了印度的王權觀念以及印度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對於統治者來說，印度文明無疑是一種全新的世界觀，他們之所以願意接受，是因為領會到其中的功利價值。他們邀請婆羅門祭司進入宮廷，花費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建造輝煌的宗教建築，因為宗教也能大大提高他們自身的權威。這也正是婆羅浮屠被建造起來的本質原因。

無論從何種意義上看，婆羅浮屠都是爪哇島上最著名的旅行地——它離日惹只有四十公里，然而到了才發現，遊客並不太多，兜售紀念品的小販也不如想象中兇猛。大概因為是齋月，大家餓著肚子沒力氣幹活，很多商鋪都空空蕩蕩，店主也不見蹤影。不過後來去附近的村子，又發現很多年輕人在無所事事地玩鴿子，可見現實是複雜的。

亞洲的佛教遺蹟我去過不少，從已經基本損毀的鹿野苑，到儲存完好的吳哥窟，可只有婆羅浮屠給我一種完全超然物外的感覺。和當地人聊天，他們對本地旅遊業也是一副無所謂的態度，你來也好，不來也罷，無期待也就無痛苦。不過反過來說，較之很多執著於招攬遊客的旅行目的地，婆羅浮屠的姿態更讓我受用。畢竟這地方在火山灰下埋了近千年，有種空寂、蒼茫感才正常。

在售票處圍上表達尊敬的紗籠，喝了免費奉送的咖啡，順著公園一樣的林蔭路一直走，便是婆羅浮屠。初看上去，婆羅浮屠似乎比想象中的小，不過我還是忍不住發出一聲讚歎。如果從天空俯瞰，婆羅浮屠的結構是一個三維的曼陀羅，代表佛教永珍森列、圓融有序的宇宙。實際看上去，它更像一個外星人留下的神秘遺蹟。婆羅浮屠的早期歷史依然成謎。人們只知道它是由當時統治中爪哇的夏連特拉王朝，在西元750年至850年間的某個時候建造的。至於因何而建，哪裡請來的工匠，費時多久，如今都已湮沒在歷史的迷霧中。

婆羅浮屠建在岩石山上，該山海拔二百六十五米，被已經乾透的湖床所環繞。1931年，一位荷蘭裔印度教學者提出，建造者起初將婆羅浮屠設想為一朵蓮花，正處於當時還有水的湖中。後來，學者們通過對沉積物和花粉的研究，證明婆羅浮屠附近確實存在湖泊，蓮花理論因此可能成真。再加上附近有默拉皮火山——印尼最活躍的火山之一，它和河流合力，使「蓮花」周圍的湖水時有時無。

婆羅浮屠由兩百萬塊石塊建成，毫不誇張地說，幾乎覆蓋整座小山。可以想見，建造這樣的東西，要耗費多少人力和物力。然而離奇的是，在婆羅浮屠完工後不久，夏連特拉王朝就被他國攻破。該國王子逃往蘇門答臘，入贅室利佛逝國，而夏連特拉的勢力被逐出中爪哇。這座偉大的建築在建成後便遭到歷史的遺棄，甚至連它何時被遺棄，其間有過何種盛景，為何被遺棄，都無人得知。

我想象著這裡荒草萋萋的景象。只有不遠處的默拉皮火山注視著一切。它不時爆發，使婆羅浮屠的地基整體性下沉，最終埋在厚厚的火山灰中，又被四周瘋長的熱帶叢林掩蓋。

它被遺忘了近十個世紀，甚少爪哇文獻記錄過它的存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本是一個古代帝國「永不陷落」的標誌，但卻被證明徒勞無功——一如歷史所一再證明的。

直到1815年，英國人托馬斯·斯坦福德·來福士爵士（來福士廣場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也是第一本爪哇歷史著作的作者）派遣人手，才重新發現這座沉睡千年的佛塔。之後，荷蘭人開始對婆羅浮屠進行修復，但發現支撐建築的山體早已浸水，巨大的石塊群也已陷落。荷蘭人離開後，婆羅浮屠的修復暫告停滯，剛剛獲得獨立的印尼人正忙著建設國家，無暇顧及這片早就被祖先遺棄的土地。到1973年，政府仍然無力修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面，支付兩千五百萬美元，耗時十年，才最終將婆羅浮屠修復完成。

婆羅浮屠變成爪哇乃至印度尼西亞的驕傲。我在官方的宣傳冊子上看到，它與中國的長城、印度的泰姬陵、柬埔寨的吳哥窟，並稱為「古代東方的四大奇蹟」。然而與前三者不同的是，婆羅浮屠已經無法被它的人民完全理解。人們驚歎於它的工藝，驕傲於先人的智慧，可是工藝之下那個曾經繁盛一時的佛教文明已經在爪哇徹底消失——這裡現在是伊斯蘭教的世界，而宇宙間只有一個真主——安拉。

1985年1月21日，婆羅浮屠的九座舍利塔被九枚炸彈嚴重損壞。1991年，一位穆斯林盲人宣教士被指控策劃了包括這次襲擊在內的一系列爆炸案件，因此遭到終身監禁。我站在婆羅浮屠的頂層，看到佛陀慈悲微笑，眼前是綿延的群山、低垂的天際線和茂密的棕櫚林。

日落以後，天空佈滿星星，昆蟲和青蛙的鳴叫不絕於耳。我在婆羅浮屠對面山上的茅草屋裡，吃烤羊眼肉，喝葡萄酒，霧靄下的熱帶叢林美得令人窒息。突然之間，散落在群山間的村子開始晚禱，整個世界幾乎同時響起伊斯蘭教的唱經聲。那個拖著長音的男性詠歎調，通過宣禮塔伸向四方的喇叭，漫山遍野，水一般地瀰漫。

祈禱一直持續到深夜。現實的後果是我那晚幾乎一夜未眠。齋月就是這樣厲害。

第二天傍晚時分，我回到日惹。剛下過一場雨，空氣溼潤得帶點木瓜味。馬爾巴羅公爵大街上依然人山人海，貓在其中悠然穿梭。賣蛇皮果的小販似在沉思什麼，街頭大提琴師即興彈奏著一首小夜曲，任由你把幾枚硬幣，扔進敞開的琴盒。

路邊是一家接一家、綿延幾公里的露天餐廳。人們席地而坐，分享著沙爹肉串和印尼炒飯，不時啜飲扎啤杯裡加滿冰塊的紅茶。這似乎是中爪哇地區最流行的用餐方式——露天、席地、手抓。一種隨意的氣氛在城市街頭蔓延。對旅行者來說，也是難得一見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