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他媽過去還是軍人呢。」

「那就對啦，軍人的天職不就是把敵人趕盡殺絕嗎？」

「所以，我們也不是英雄，我們就是吃這碗飯的，吃人家嘴短，就得拿人。職業。」

「所以我們的職業就是拿人，有時候殺人。」

「拿該拿的人，殺該殺的人。」

「不管怎麼說，蔣不凡，如果有那玩意的話，我們是不是得下地獄？大帥，張學良都在地獄裡等著我們吶。」

蔣不凡不說話啦，瞪著老虎廳裡的什麼東西，或者什麼東西也沒瞪。半晌之後他說：「你看那老虎多威風，讓蔣夫人也買一個，擺家裡。」

「我問你吶。」

「我不信這個，我沒有信仰，我就信人死燈滅。」

「如果沒滅呢，就是換了一燈座兒。」

「你是不是因為差點死了，才想這些。」

「不是，我是因為李德全判了死刑，才想的。」

「那你就不對啦，他可是罪有應得，那孫子拿一把雙立人水果刀滅了兩門。」

「他爸就是個勞改犯，1982年的時候，因為偷鄰居晾的衣服，給判了八年，從小沒媽，跟別人跑了，一直跟著爺爺奶奶長大，飯盛多了，爺爺就打他。我們怎麼不抓他爸，他媽，他爺，他奶奶呢？」

「小子，能上天堂的人不多。如果有那麼一地方的話。」

「我們能去嗎？」

「不知道，可能裡面住的都是牛頓，愛因斯坦什麼的吧。」

即使我不願意承認，以免增強自己的懦弱，即使我看起來一如往常，除了臉上的傷疤使我周正的樣貌有了奇異之處，事實是，自從受傷之後，噩夢不斷襲來。我夢見自己被裝在氧氣鍾裡，放入海洋深處，去觀看深海的生物。那些生物在極大的壓強裡面生活，因而變成了極扁的形狀，紙片一樣在我周圍遊動，有的沒有眼睛，有的眼睛長在屁股上，有的眼睛長在細長的鬚子上，水袖一般飄飄然，不知道是在看我，還是僅僅在探路。氧氣鐘上的探照燈照過去，在隧道一樣的光柱裡，一切都詭異地真切，五彩斑斕，卻又似乎根本就沒有顏色。生物們並沒有被強光嚇走，而是圍攏過來，有幾個莽撞的撞在玻璃罩上，好像要鑽進我的懷裡，可是我聽不見一點聲音。撞上來的生物越來越多，後來簡直是蜂擁而至，雖然還是沒有聲音，玻璃罩上開始出現了裂紋，我大聲呼救，沒有任何用處，連我自己都聽不見，終於海水淹沒了我，氧氣鐘的碎片在我周圍向上升起，而我再次墜入非生非死的維度裡，還是那條河，那條船，擺渡的老人對我說：這次沒的辦法，高低要把你送到北岸去啦。我問，北岸有鳥嗎，有花嗎？老人說：北岸鳥不會落地，花不會枯萎，太陽永遠不會落下。我說，那敢情好。他說，只是你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忘記了現在的你。我說，不行，我還有事沒做。老人說，上了船，你就沒得選啦，我保證你不會後悔的，因為你什麼也記不得了。我說，不行，我還有事兒沒做。船疾馳向前，我想跳入水中，可是腳上好像給綁了細線，如何也跳不起，掙扎了許久，聽見老人說：北岸到了。我突然睜開了眼睛，房間裡一片漆黑，我坐起伸手摸了摸腳踝，沒有細線，天寧也醒啦，撫著我的背問，做夢啦？我說，夢見腳上綁了線，讓人綁架了，跑不了。天寧把手放在我的臉上，準確地說，是放在我的傷疤上：那就對了，我的腳上也有一條，我們倆誰也跑不了。我說：我沒有你想的那麼好。她說，大半夜不要講道理。快睡。

李德全獲判了死刑之後，沒有上訴。離執行還有兩個星期的時候，我去看守所看了他一次。他正坐在自己的床上靠著牆低頭寫字，像個小學生一樣一板一眼，時不時扶一下向下滑的眼鏡。

「寫信呢？」我問。

他抬頭看了看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鬍子長了，他們不讓我用剃鬚刀。」

「這地方，對刀字兒比較敏感。」

他摘下自己的眼鏡，用囚服的下襬擦著，鐐銬的聲音清脆悅耳，說：「沒寫信，寄出去怕嚇著人，練練字兒。」

「認識我嗎？」

他戴上眼鏡，「見過。我是應該叫你政府呢還是叫你長官？或者叫你同志？」

我說：「不用，都不是。字能拿過來給我看看嗎？」

他說：「恐怕不能，你是來看你的戰利品的？」

有點意思，還用了一個比喻。

我摸了摸左臉說：「我差點成了你的戰利品好不好？」

他說：「這事兒不能怪我，我沒想打你。」

我說：「知道，這事兒是我的責任，讓你給打啦。」

「有什麼事兒就說吧，我聽聽。」

「嗯，也不算有事兒，就是想跟你聊聊。」

「想採訪我？像電視上那種，採訪死囚，聽我懺悔，然後臨死前給我加個菜。」

「我可沒帶攝像機，我就是想聽你說點實話。」

「那你得失望。」

「說說你為什麼殺人？」

「這我說過了，你自己去查唄。」

「查了，你說是謀財。」

「當然。」

「就沒別的啦？」

「還有嫉妒。」

「還有嗎？」

「沒啦。」

「李德全，我覺得你應該珍惜。」

「什麼意思？」

「珍惜，我站著，你坐著，我在用心聽你講話，你講的每一句話我都會記得。」

「這對我沒意義，你以為你是誰？我不需要任何人記得我，就算你記得，你想起來的時候也會是：那個殺人犯李德全臨死之前和我說。我不需要。」

「我查了你的檔案，你雖然家庭問題很多，但是你從小成績很好，你現在四十一歲，大學學的檔案管理，可是大學畢業，在市委辦公廳幹了兩年之後，就辭職下海經商了，為什麼，單純是為了發財？」

「我能問你個問題嗎？」

「問吧。」

「你是不是替那人擋了一槍，當時？」

「聽說是，我記不得了。實話。」

「如果真有這事兒，你覺得你為什麼要替他死？他可能根本就不配替你活著？你跟他熟嗎？」

「下意識。他是分局的，我之前不認識他。」

「什麼叫下意識，能解釋解釋嗎？」

「下意識就是，如果我是你，你是我，你來抓我，你也可能替別人擋一槍。」

「你覺得我會？」

「不一定，有可能，這才叫下意識。」

「他怎麼感謝你的？」

「他來看過我，帶了點水果，在我昏迷的時候。」

「沒啦？」

「他也是被動的，事兒都是因我而起，不是，往前說，是因你而起。」

他把紙片放在床上，說：「也不是完全為了發財。」

「還有什麼？」

「我這樣的在市委幹不起來。」

「成分問題？」

「那時候已經不叫成分了，九十年代中後期，不過，在提你之前，這方面還是會考慮。我能進去已經不錯啦，完全憑的是本事，可是怎麼幹，也達到不了我的期望。」

「你是不是期望太高了？」

「我的期望就是能者居之，這期望高嗎？」

「你辭職下海經商，在當時看挺有魄力。」

「不算，那時候下海的人很多，是潮流，不知道別人怎麼想，我是覺得，可能那裡面比較公平。沒人注意我爸是誰啦。」

「開始的時候順利嗎？」

「一直都還算可以，如果不被別人騙的話。我沒做過虧心的買賣，儘管那個來錢快，當時也沒什麼風險，可能是家庭的關係，我不想和他們一樣。可是被熟人騙這部分，我控制不了，兩次都沒防備。」

「所以你做了兩次案。這一層你在口供裡沒說。」

「沒那個必要，這是我的私事兒，而且說這些，有用嗎？對於我來說。」

「你殺的兩家人，都騙過你。」

「第一家是，第二家不是，第二次那人跑了，我找不著他。」

「所以第二次被騙心裡更不痛快，一般都是這樣，掉進同一個坑裡，你就找了幹得最好的同行出氣。」

「能別老試圖分析我嗎？他騙過別人，有批貨他壓了人家一年的款，那人跳樓了，沒死，摔在水果攤上，殘了。」

「哦，除了報私仇，有時候你還替天行道。」

「不算，壓款這事兒經常發生。選他，第一，他確實害過人。第二，他和我熟，很熟，幾乎可以算是朋友，我第一次被騙之後，能再起來，除了搶的錢，他借給我三分之二。第三，他身體不好，有糖尿病，不是我的對手。」

我走開，用紙杯給他倒了杯涼開水。

「謝謝，正好渴了。」

「可以這麼說嗎？你第二次作案，選擇他們家，除了洩憤和作為一個罪犯專業上的考慮，還有羞愧，因為他幫過你，而你又搞砸了。」

他把水喝乾，把紙杯還給我說：「也許可以，也許，真是這麼回事兒。不過，也可能是，我在毀滅自己之前，想先毀滅掉和自己有關的美好的東西。就像是小孩兒生氣的時候，摔碎自己最好的玩具。」

「你知道第二次跑不了了。」

「說不好，有預感，但是也不是坐以待斃，如果你們抓不著我，我又不知道該幹什麼去，就是挺奇怪的一種狀態。」

「嗯，你對自己怎麼看，自己這個人？」

「到現在這步，我也有責任。」

「這個說法有點不磊落。」

「那我管不了，是你的事。如果非要換種說法，可以說，我其實可以更好。」

「你不一定非得這麼做，我這麼理解對嗎？」

「差不多吧，人做每件事都有理由，大部分時候，但是那些有理由的事不一定非得去做。」

他把眼鏡摘了下來，又擦了擦，我才發現，他的眼鏡沒有鏡片，他一直在擦的是鏡框。他戴上裸露的鏡框看著我，說：「面對痛苦的方式有很多種，我的方式不好，坐在這裡我想清楚了這一點，尤其回想在殺那兩個孩子的時候，他們就像小兔子一樣被我擒住，割斷了喉嚨，連央求我的機會都沒有，我只是覺得，我不想讓他們和我一樣，像個孤兒一樣活著。也許我不一定非得替他們做這個決定，那是他們自己的生活，我的方式不好。你是不是想聽這個，我的懺悔？」

「我不認為是懺悔，說實話，但是有真實的成分。」

「對，也許我只是編給你聽的，打發時間。」然後他不說話了，拿起筆和紙片來繼續寫字。

「對了，還有一個問題，案子你只做過這兩起是嗎？」

他不說話，就好像我從來沒有來過，他從來沒說過話一樣。

「2003年，住在皇姑區岐山路一棟日式民宅裡的一個十八歲女孩兒，失蹤了，沒有屍體，沒有遺書，那是你第一次作案第二年的事情，你記得些什麼嗎？」

他不說話。

已經夠了，也許他這麼想。

我說，保重吧，李德全。

我轉身走出走廊之前，他在我身後說：「我從來不搬動屍體，我害怕那東西。」

我轉過來說：「謝謝。」

「不用，我只是想告訴你，你在侮辱我。也請你保重，你不會每次都這麼命好。」

然後他繼續寫字，看起來那個時候，寫字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像我不得不逐漸承認蔣不凡是個天生的警察一樣，在我跟了他三年之後，我就不得不逐漸承認，作為一個警察，他的力量實在太大了一點。除了警務，他還負責一些幫派活動的安全，也為幫派之間的爭端居中調停。調停這件事情程度可深可淺，或者，逐漸由淺入深。他會在電話裡說：鐵軍，晚上六點黃河大街韓都烤肉，你來。席間他說：六子的事兒我知道啦，你先不用動他。鐵軍什麼也不吃，說：他容不下我。蔣不凡說：我知道，以後再說。鐵軍喝了口大麥茶說：好，蔣哥，那我先走。他說：吃片肉再走。鐵軍就從篦子上撿了片半生不熟的肉放在嘴裡，嚼爛，嚥進肚裡，說：蔣哥，那我先走。他說：過一個月回頭請你到家裡頭吃，你嫂子想你了。鐵軍站起來，衝我點點頭，然後走了。我跟他的時間久了，他開始介紹我，說：這是天吾，我朋友。對面說：天吾哥，多照應。我說：叫天吾就行。一次見到的那人頭髮已經花白，看上去怎麼也有四十歲左右。他說：別客氣，我是少白頭。蔣不凡指著我說：你們不要犯在他手裡，他是少年包青天。中年人說：不會，我們都是生意人，不做違法的事情。就算將來有點小毛病，也得繞著天吾哥走。蔣不凡說：那就好，掙錢是對的，錢沒得罪任何人。別幹違法的事兒。中年人說：是，錢是無辜的，是這意思嗎，蔣哥。蔣不凡點點頭，說：白頭，你去秦皇島住一陣。中年人喝了口酒，說：多久？蔣不凡說：不一定，先過去，那邊有朋友接你。中年人說：我老婆孩子怎麼辦？蔣不凡說：一起過去，機票已經買好了，去毛鋒那拿。到那之後，少出門，有事兒就報警，懂嗎？白頭點點頭說：我孩子上學怎麼辦？蔣不凡說：我想辦法。你最好改個名。白頭說：不改了吧，就這樣，用了幾十年了，老婆說夢話喊的都是這個。蔣不凡點點頭：好，你孩子最好改個名吧，別太自私。白頭說：行，給她改了。蔣不凡說：她原來叫什麼？白頭說：叫唐琳。蔣不凡回頭看我：你說改個什麼名字好？我說：我不知道。蔣不凡說：知道你不知道，隨便說一個聽聽。我說：唐若琳。隨便說的。蔣不凡對白頭說：你覺得怎麼樣？白頭看看我說：好名字，唐若琳，唐若琳，好名字。蔣不凡說：那就叫唐若琳吧。再別改了。

一天我們一邊在茶社喝茶，一邊等人。蔣不凡拿茶水洗淨茶杯，然後用鑷子把茶杯舉在我面前，說：聞聞。

「聞不明白。」

「不急，再喝幾次，你就知道什麼是好茶了，這兒的茶葉一般，有點陳，不過環境還可以。」

牆上掛著高仿的《蘭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

「茶和環境，我都不懂，你覺得行就行。」

蔣不凡說：「你跟我幾年啦。」

「四年多了吧。」

「我快要退休了。」

「還遠著呢吧，你才五十出頭。」

「你不懂，快退了，知道就行。」

「那你準備乾點什麼？退休之後。」

「沒想。」

「沒想是怎麼想的？」

「就是完全不知道的意思，如果你非要我翻譯一下的話。你為什麼老和我抬槓？」

「我第一天跟你的時候就這樣，那時候你完全可以讓我滾蛋，不對，你隨時可以讓我滾蛋。」

「你是不是有點瞧不起我？」

「一部分。」

「可你拿我沒什麼辦法，就算你一直在場。」

「我知道，我雖然一直在場，可我還確實沒拿到你什麼把柄。但是沒拿到把柄和什麼也不知道，是兩碼事，我這麼說你有異議嗎？」

「準確。我只是需要有點秩序。」

「外加很多的錢。」

「錢是秩序的一部分，你知道如果沒有我，如果我今天死了，這地方會變成什麼樣嗎？」

「你這句話像聯合國秘書長說的。」

「我他媽已經夠謙虛了，你知道，無論我們怎麼破案，犯罪率也不會降低，只有有秩序，這個城市才能更安全一點。你沒發現嗎？這裡很多街道的訊號燈設計不合理，汽車，腳踏車，行人擠在一起，這時候就需要交通警察指揮，不要管什麼紅綠燈，打手勢就足夠了。」

「挺形象，但是還是狡辯。所以你破的案子都是秩序之外的，或者說，你的秩序之外的。」

「差不多。知道為什麼煙可以隨便賣而毒品不行嗎？因為煙便宜，出現的早，更大的秩序建立起來了。案子是破不過來了，到了一定程度之後，到了你不需要證明自己的時候，當警察是個良心活。」

「良心，你還真敢用詞兒。失蹤的事兒你管嗎，在你的秩序裡外？」

「這事兒你問我過一百八十回了，你知道全中國的失蹤人口有多少嗎？你知道一個人不想讓你找到，是多麼簡單的事兒嗎？」

「不需要知道，我說的是人，不是數字。」

「對於我來說是數字，而且那個案子已經結了，已經宣佈死亡了，法律上的規定你懂吧。」

「我只知道宣佈死亡和死亡有很大的區別。」

蔣不凡把我丟下，開始擺弄茶具，賭氣似的喝了兩杯茶之後，他說：「我答應你，那個失蹤案我會盯著，只要我當警察一天，我就不會忘了。」

「這話我聽你說過，而且按你說，你也當不了幾天警察了，不過還是得謝謝你。」

蔣不凡給我倒了一杯茶。

「既然你覺得我不乾淨，為什麼你還來？」

「我有我的考慮，似乎我沒有義務解釋我的每一個行為。」

「你不怕下水嗎？」

「我看見河在那，而且你應該聽過，淹死會水的，我可不會游泳。」

「嗯，你不喜歡游泳。」

「喜歡，我是個普通人，正常人。」

「我可以幫你。」

「我有工資，有失業保險，有房屋公積金，逢年過節，局裡還發東西。」

「夠了？」

「足夠。」

「小子，你不是一般人，真心話。」

「我是，是你把一般人的標準定得太低了。其實我現在就應該把你銬起來，不過我只是想做自己要做的事兒，做完了就行啦，成為一個什麼樣的警察對於我來說不重要。」

「你撒謊。你正在不知不覺成為一個好警察，幹得勁勁兒的。」

「這我不知道，在完成我的事兒之前，我應該做點分內的事，我這麼想。」

「看來你不可能為我做事啦。」

「要看什麼事？」

「比如，接替我，在各個方面。」

「不可能，我沒那個能力。」

「好吧，喝茶，話說得太多了，我嗓子都他媽要啞了。」

「你以後還準備帶著我嗎？」

「廢話。目前我們還是半個朋友吶。」

夜晚終於來了，在s市的這片已經為數不多的棚戶區裡面，夜晚似乎比別處更黑。我們的車子停靠在一條小土路上，沒有路燈，矮房裡映出的燈光因此似乎比別處更暖。人們陸續的回家，有的手裡提著菜和酒，有的騎著腳踏車匆匆的趕路，此處位於城鄉結合部，屬於s市的轄區範疇，房租最為便宜，治安也最為寬鬆，落魄的市民，想要向城市進軍的農人，小偷小摸的遊民，都能在此找到適合他們的房子和鄰居。時不時能看到醉得搖搖晃晃的男人揭開褲子，站在路邊小便。很多房子的牆上寫著「徵收」，看來不久的將來，這裡也會是另一片商業開發的住宅區，也許剛才那個搖搖晃晃的男子就會拿到一筆數目不小的動遷款，而這筆動遷款有多少會變成他肚子裡的酒，然後變成某個黑暗角落的廢液，就不得而知了。

我們盯的那個中年人，已經陸續把菜擺在炕上的小方桌上，盤子裝的菜就有六個，最後又用海碗裝了湯擺上。在他們這個團伙裡面，有兩個全國a級通緝犯，是雙胞胎兄弟，算上那天的目標在內，一共五個人，平均年齡四十六歲，大多數有過前科或者離異無業。從1992年到2002年，他們在內蒙、黑龍江、吉林、遼寧，夜晚劫殺了四個計程車司機，通常是勒死，把屍體放在計程車的後備箱，第二天凌晨徑直開車搶劫銀行或者儲蓄所，射殺了兩個銀行職員，兩個保安，一個路人，從作案地點逃出之後，在郊區偏僻處，焚車解散。這夥人在2002年末突然銷聲匿跡了。這是非常少見的情況，通常這樣瘋狂的匪徒不會驟然收手，除非出現慘烈的內訌。據蔣不凡說，他們之所以停下來，是團伙的頭目，雙胞胎之中的大哥，一天突然上收了所有人的槍，然後宣佈團伙解散，隻身一人去了廣州。據線人說，是為了一個女人。

如果破了這個案，你就是副隊長了，在那天上車之前，蔣不凡這麼跟我說。而他覺得，我猜，一個收手了十年的脫離了組織的中年逃犯，不會費我們什麼周折，而我當了副隊長之後，也許有一天會改變主意，接下他的衣缽，成為一棵根植於這座城市的闊葉槐，地上綠色的枝葉和地下灰色的根鬚同樣茂盛，不但能保護秩序，還能保護退休之後上了年紀的他。我相信他是這麼想的。直到小屋的方桌上，擺上了五副碗筷，事情向著我們不那麼有把握的方向發展了。

「你的線人不是這麼說的。」當我看見一對中年的雙胞胎向小屋走去，兩個幾乎一模一樣，只是一個嘴巴周圍留著濃黑的大約半寸長的小鬍子，另一個鬍子剃的十分乾淨。

「沉住氣，這樣更好，全在這兒了。」他伸手摸了摸槍，確定帶了。

「我們兩個？」

「恐怕不行，用手臺，請求支援，把情況說清楚。」

我剛剛把手臺拿起來，聽見有人敲蔣不凡那側的車窗，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女人，沒有化妝，長得很文靜，穿著單薄的白色女式夾克，凍得瑟瑟發抖。在我發愣的時候，蔣不凡已經搖下車窗。女人指了指蔣不凡手裡的煙說：同志，請問這附近有煙店嗎？南方口音，煙店。奇怪的問題，奇怪的口音，我忽然覺得這裡面有十分不妥之處。這時我這邊的車門被拉開。

「車裡冷，進屋說吧。」

五個人站在車周圍，我面前的那個，手禮貌地搭在車門上，嘴巴周圍的小鬍子上，上了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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