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和蔣不凡出警的時候，我站在他身後，等了好久，天也沒有黑下來。透過窗戶，我看見那人穿著東北老式的藍色棉襖蹲在地上生爐子，先墊上舊報紙，再放上細柴，最上面是細碎的煤塊，然後他點燃了報紙留出的一角。不一會煙從生鏽的小煙囪上面飄散出來，消失在冬日傍晚的天空裡。
「回車上。」
車上比外面還冷，因為早已經熄了火，這時也不能發動，我們要裝作我們並不存在，或者說，並不在此地。s市冬天的傍晚最為寂寥，脫光了葉子的樹木歷歷在目，沒有足夠陽光的照射，像乞兒的胳膊一樣顫動。如果是夜晚，一切溶解在黑夜裡，單純的冷空氣即使讓人覺得寒冷，也不過覺得孤單，而傍晚則不同，景象俱在，寒冷初臨，即使成群結隊地在街上行走，也會覺得孤寂，覺得自己像是給栽在路邊的樹，無所依賴，求援的手得不到回應。
「冷吧。」蔣不凡摸出兩支菸，遞給我一支。
「不冷。」我放在嘴裡，吸了一大口，好像暖和了一點。
我第一天見到蔣不凡，是2007年的夏天，穿著剛剛發到手裡的警服夏裝。主管人事的副局長把我領進他的辦公室，指著蔣不凡說：蔣不凡，我們最牛逼的警察，刑偵能手。然後他指著我說：李天吾，今年警校畢業的最好的學生，各項評測都是前幾名。你們聊聊，看看能不能當你的兵。他出去之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不要拘謹，跟不了老蔣，也不會把你開除，懂嗎？我點了點頭。
蔣不凡當時也許沒聽見我們說話，他正在網上下棋，盯著電腦螢幕自言自語：我不將死你。將死你算我輸。我折磨死你。我站在他電腦背面等著，電腦的背面實在沒什麼可看，任何機器的背面都是如此吧。也許下棋是刑警的必修課，和小擒拿一樣，我當時這麼想。
蔣不凡贏下那盤棋之後，端起茶杯喝水，缺口的老式陶瓷杯，每喝一口之前，都先吹走水面上的茶葉。
「看見暖壺了嗎？」
「看見了。」
「看見我茶水要喝完了嗎？」
「看見了。」
「為什麼不把暖壺給我拿過來？」
這叫什麼問題，好多事情等著我做，拿暖壺幫他倒水算哪一樁呢？
「如果可能的話，我想……」
「想看看卷宗，想跟點案子，這就開始？」
「是，而且我還沒有槍。」
「明白。」他翻開桌子上我的簡歷。
「李天吾，男，未婚，1983年9月生於s市，2003年以文化課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刑警學校。2007年7月畢業，射擊，格鬥，理論考試，實戰演習的畢業成績全優。祖籍北京，滿族後裔。」
「是。」
「警校這幾年混的不賴。」
「不算，把應該做的事情做了而已。」
蔣不凡把槍套摘下來，放在桌上。
「這是什麼？」
「五四式半自動手槍，彈夾裡有八發子彈，重量四百八十克，每顆子彈三十五克。」
「你確定？」
「確定。」
「拆了。」
我拿起槍，拆了個稀碎，不知是什麼原因，也許是壓力使然，差點打破了自己的紀錄，27秒。
「挺快。」
「不算。」我說
「看看有多少顆子彈。」
一顆也沒有，號稱市局最好的刑警，槍裡竟然沒有子彈。
「你說的八發子彈呢？」
「應該有八發。」
「給我記住三件事兒，一，出事兒的都是因為快。二，我裝幾發子彈它就有幾發子彈，沒有他媽的應該。三，把你的學生氣收一收，不是為了別的，是為了你能多活幾年。」
「明白了。」
「不是讓你明白，是讓你給我記住。」
「記住了。」
「再記一件事兒，好警察不需要子彈，但是不代表槍裡就不裝。把我的槍裝上。」他遞給我一個裝滿子彈的彈夾，「裝完之後跟我走，去給你申請一把槍。聽好嘍，從今往後我對你的要求只有一個，聽指揮，否則就給我滾蛋。能做到嗎？」他看了一眼我的簡歷，「李天吾。」
「我盡力。」我實事求是地說。
蔣不凡把打火機揣回兜裡，說：「冷的話就想點熱乎的東西，比如你物件的屁股。」
「我還是凍著吧。」
「怎麼著呢？」
「這時候想她，耽誤事兒。」
「告訴你，不想才耽誤事兒，拿本記上。」
炊煙還在升著，天終於要黑了，遠處的樹枝漸漸變成了樹影，那人從爐子旁邊站起來，跺了跺腳，進了裡屋，看不見他的藍棉襖了。
「他能跑不？」
「他進屋洗菜去了。」
「你咋知道？」
「升完爐子，就該進屋洗菜，你媽都知道。」
「他這樣的，也能殺人？你確定嗎？」
「九個，不過不算主犯，給人遞繩子的。」
「就幹這個？」
「把繩子兩頭系倆疙瘩，也給人開車。」
「因為他面，所以先抓他？」
「和同夥比，他算膽小的，但是和咱們比，他算膽大的，所有殺人犯都比咱們膽大。其實也不是因為這個，主要是因為我們現在只能找到他。」
「他不是嫌疑犯嗎？得等法院判了才知道是不是他。」
「放屁，我蔣不凡就沒抓過嫌疑犯。」
據說蔣不凡沒開過槍，據說他抓過的人累計判了五百年，如果無期徒刑算十五年的話。據說他極愛他的老婆，卻一直沒要孩子。最後一個據說應該是真的，因為是據他自己說，他說老婆跟著他，是老婆自己選的，孩子沒得選，生下來就得跟著他，所以他選擇不生。我問他是怕仇家來尋嗎？他說，也說不好，主要是作為警察看過太多亂七八糟的事情，心裡和常人不同，怕教不出正常的孩子。我說，你就沒想過不當警察啦？他盯了我半天，說，我退伍就進了警察局，要不就得當工人，你知道當工人是什麼感覺嗎？我說，我知道，我父母就是工人。他說，那我就不多說了，我還是當警察吧。蔣夫人是個普通人，見過幾次，在民政局工作，給人髮結婚證，當然還有離婚證。不怎麼會講話，但是自有一種威嚴，不知道這種威嚴是來自於蔣不凡的溺愛還是手裡掌握著無數樁婚姻的離合。沒見過蔣不凡尊敬什麼人，他可以輕易指出任何一個人的毛病，唯獨提起老婆，必稱之為我夫人，既文氣又彆扭，所以蔣夫人便有了蔣夫人這個綽號。蔣夫人除了給人頒發愛情和愛情破裂的證明，就是四處買房子，然後仔細裝修，賣給陌生人，然後再買，再裝修，再賣給陌生人。多少年樂此不疲，好像把房子當成了自己的孩子，只不過成人之後要過繼出去，自己再生。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蔣不凡和我說的話越來越多，我不抗拒，也不奉迎，有一說一地回應，那時我已確定他是一個像他自己所說的好警察，甚至他對自己的評價還有自謙的成分，可以說他是一個天生的警察，雖然他很少穿警服。按道理說，一個天生的警察應該具備一張毫無個性的臉，那種五官如同經過縝密的篩選，從最平庸的眉眼裡找到五個組裝而成的臉。可蔣不凡不然，他長了一雙鷹一樣的眼睛，看人就好像看著一塊鮮肉一樣，即使年近五十，眼睛裡沒有一點汙濁，還是清爍發亮，和他散漫的個性頗不協調。身高一米七左右，有著軍人的硬腰板和極快的步行速度，夏天穿深色的polo衫，春秋穿深色的皮夾克，冬天穿深色的羽絨服，下半身永遠是黑色的西裝褲和黑皮鞋。他喜歡吃麵，抻面，每次都掄著胳膊吃得呼呼作響，滿頭大汗，好像抻面就應該是這個吃法，抻著吃。他經常把菸蒂隨手丟在辦公室裡，走在五星級酒店的大堂也隨地吐痰。而對於腳下的這座城市，他了如指掌，每一條小街他都可以張口說出名字，然後告訴你這條街上有什麼樣的人物在遊蕩，過去的和現在的。我經常懷疑也許他當警察之前做過計程車司機，知曉城裡所有的單行道。可他說，這些在他看來常識性的東西，是他剛剛參加工作的時候騎著腳踏車一點一點趟出來的。他的時間觀念差的驚人，每次出現場他都姍姍來遲，不過他還是不停地破案，這讓很多同事無法理解。
一次他問我，說說，勘察現場最重要的是什麼？我說，細心。他說：廢話，勘察現場最重要的是破壞現場。他破壞的現場不計其數，在兇殺案的房間裡四處亂走，還把地上的兇器隨手撿起來檢視，然後再隨手一丟。斧子，一次他說，然後拿起扔在屍體身上的斧子遞給我，說，說說。我接過來，差點掉在腳面上，我說：兇手是個壯漢，至少臂力過人。他說，把那些傻逼偵探小說忘了吧。這人心裡有恨。
2008年盛夏，北京奧運會前夕，也是我跟他一年之後，城市邊緣的一棟聯體別墅裡，發生了一起滅門案。受害人一家三口，兩個大人，一個上小學一年級的男孩兒，在家中被割喉，死相很慘，家中藏的現金一分沒留，連零錢都拿走了。那時候已經很少人願意在家中放大量現金，除了像受害人那種，搞輕工業產品批發的生意人。他用受害者家中的筷子挑開喉嚨看，然後把筷子留在傷口裡，站起來說，一刀，可以可以。我在旁邊皺眉，他說，怎麼著？噁心？我說，不是，我覺得你有點不尊重受害人。他說：最尊重受害人的方式是把案子破了，你給我破破看看，你尊重。我說，兩碼事，你這是偷換概念，老把兩件事混成一件事說。他說：能混成一碼事，就是一碼事。說說你的想法。我說，兇手是個老手，而且缺錢，或者說，好幾年不幹了，不知道為什麼又幹了。他說：湊合，不過還是棒槌。我讓你看這幾年的卷宗你看了沒？我說，都看了。他說，是，都白看了。2002年大年三十兒凌晨五點二十左右，一個賣鞭炮的離異男人和十三歲的女兒在家裡被割喉，現金全沒了，那案子一直沒破，一是手法確實高明，二是為了節日氣氛，局裡沒敢大動干戈，結果錯過了破案的最佳時機，三是那案子沒讓我負責，一個傻逼破了四個月，沒破了，調走了，案子就扔那了。無頭案很多，都是負責人沒頭腦，懂嗎？我說，懂了，一個人乾的？他說，殺人的方式有很多，割喉的我幹了這麼多年警察見到的很少。兇手一定是非常有自信才敢這麼幹，因為出血量太大，很容易弄自己身上，如果一刀沒割好，受害人的慘叫可是驚天動地。兩個案子死者都是一個以上，說明他殺第一個的時候，根本就沒出什麼動靜，這活兒你能幹了嗎？我說，幹不了。他說，你不但要尊重受害人，還得尊重兇手，他乾的事兒我們都幹不了，所以我們才得抓他們。這案子就是例子，他的自信心完全是上次那起案子給的，結果多死了一家子人。不過這次他跑不了了。我說，難說吧。他說，兩次都是入室，窗戶上都有柵欄，門也沒撬。我說，熟人。他說，第一次也這麼覺得，這人很可能當晚就睡在受害人家裡，排查了，沒排出來，兇手沒前科是肯定的啦。這次又是這手法，把兩次受害人的朋友圈交叉排查一下，這人就浮出來了。應該也是做生意的，而且最近生意有點週轉不靈，我估計這人除了手黑，還有很強的嫉妒心，兩次搶的人都是蒸蒸日上的同行，自己生意受挫，就殺幹得紅火的同行搶錢，就好像你沒當好警察，就給我一槍，一個意思。我說，別老拿我打比方行嗎，你算我半個師傅。他說，少套近乎，我從來就不是你師傅，差輩兒，咱倆就算半個朋友。我說，那半個呢？他想了想：那半個是陌生人，別廢話了，回去排吧，排出來這案子就算你破的。我說，不行，這案子是你的。他說，我還有別的案子，顧不了這個，這案子你負責，抓人的時候多帶點人，你在後面跟著，因為你沒親手抓過人，不會弄。這人做事相當縝密，理智得很，家裡可能還藏著別的傢伙，而且手上的人命太多，已經生死不懼。所以，你給我小心點。我忽然問，你以前帶過別的警察嗎？他說，沒有，你是第一個。麻煩。我說，知道了。他說，知道個什麼？我都煩死你了，一年多了還像個靶子一樣，不過我是再也升不上去了，可老王還得用我，你升上去之後，我還得找你給我報銷呢，就為這個，懂嗎？
如果永遠不親手抓人，你就永遠也學不會如何把人抓住，我是這麼想的。所以我被一把自制的五子蹦打中了鎖骨和左臉，就好像一輛滿載沙子的東風卡車從我胸前碾過，死亡的錯覺從中樞神經傳來，似乎在一瞬間就失掉了所有記憶，然後進入了非生非死的維度裡，漂浮著，等待著靠岸。也許是擺渡我的老人嫌我太年輕了吧，在快到對岸之際又原路返回，把我扔在生的南岸，草長鶯飛的南岸。我看見一隻火紅的鳥兒，風箏一樣從我受傷的左臉邊飄起，拍打著翅膀，久久無法飛入天際，好像腿上被拴了一根細線。我睜開眼睛，原來是窗臺上瓶中的一束鬱金香，插在一隻潔白的大肚瓶裡。窗外漆黑一片。蔣不凡坐在床邊，地上都是菸蒂和濃痰，護士在哪，怎麼能讓人在病房抽菸。然後我又昏睡過去，等我再次醒來，媽媽和衣睡在我腳底下的行軍床上，蔣不凡坐在床邊的椅子上，蹺著二郎腿，沒有抽菸，也沒有睡覺，地上也沒有菸蒂，也許上一次是我的錯覺，可是房間裡的煙味是怎麼回事兒？
「你是不是在我的病房裡抽菸？」說完了這句話，我的胸口好像又被打了一槍。
「來一顆嗎？」
「我不抽菸。」
「遲早的事兒。」
他在嘴裡點了兩顆煙，放我嘴裡一顆，我吐在地上。
「你是要嗆死我。」
「五子蹦都沒打死你，沒啥可怕的啦。」
他把地上的煙撿起來，捏滅了火，放在耳朵上。
「李德全抓住了嗎？」
「他把子彈都打你身上了，能跑得了嗎？」
「活捉？」胸口好了一點，風吹了進來。
「嗯，他是完好無損，過陣就是個全屍。」
「還有別人受傷嗎？」
「哪有那麼多傻逼？」
我閉上眼睛，心裡重複著：人抓住了，我沒死。
「你是不是像他們說的，替大川擋了一槍？」
「忘了。就記得像蹦爆米花的一聲響。」
「跟你說，你對這地方不瞭解。」
「我在這兒長大的。」
「那也沒用，你不瞭解這地方，你就不瞭解這些人，你不瞭解這些人，你他媽就別往前衝。」
「和了解有什麼關係，我衝不衝。」
「說過了，你不瞭解，都是連著的。說多了你也不懂，等你好啦，我帶你走走。」
「好吧。」
媽媽還沒醒，睡得很沉，也許和我過去幾天一樣。
「我認識的人太多了。」
「沒明白你的意思。」
「我又認識了你媽。」
「這有什麼不好？我媽埋怨你啦？」
「沒有，你媽是個好人，幾十個小時沒閤眼了，都是你鬧的。」
「你也不錯，兩次睜眼你都在。」
「這感覺不好。既然已經這樣了，說也沒有用，屁用沒有，所以，」他把耳朵上那顆煙拿下來放在嘴裡，「不說了。」
「我什麼時候能下床？」
「很快，槍傷就是這樣，只要救回來了，很快就是好人一個。不過你得留疤。臉上。」
我想伸手摸自己的臉，他這麼一說，臉忽然極其不自在，自己臉上的事得別人告訴我。
「別動，傷口破了，你又得進急救室。不是那種一片的疤，是倆坑，比酒窩大點，你就當酒窩吧，比死強，而且警察這張臉，沒那麼重要。」
「那不光是警察的臉，還是我的臉。」
「倆坑，換了一個二等功，也算可以啦，不是所有挨槍子兒的警察都能評上。」
「按你這麼說，我這回還算衝對了？」
「你給我聽明白了，別以為自己挺了不起的，在公安局裡，英雄全得完蛋。榮譽是給死人的，當警察最重要的是什麼？」
他點上煙看著我。
「能不抽嗎？聞著難受。」
「不能，是什麼？」
我想了想，這個問題其實已經困擾我很長時間了。
「也許是讓城市更好一點吧。」我說。
「你可別侮辱城市了。是活著，一直活著的刑警是最牛逼的。」
說完他站起身來，把抽了一口的煙扔在地上，說：
「花是你物件送的，明天她還能來，你歇著吧，留著話明天和她說吧。」
「你看見她了？
「嗯，挺漂亮的，有點浪費，一般的就夠用啦。」
「她說什麼了沒？」
「放心吧，不會因為你臉上有坑就把你甩了。不用審就能看出來。」
「你明天還過來嗎？我的意思是，是不是還來聊聊什麼的？」
「不來啦，我還有案子，而且我在這兒抽菸，你也難受，上班之後直接到我辦公室吧。對了，如果你下次再不聽指揮，就給我滾蛋，愛跟誰跟誰，不是和你開玩笑。」
我把腦袋歪過去，朝向他，好像在擰一枚陳年的螺絲。
「如果我死了，你咋想的？」
「我就單幹。」他說。
車裡的溫度升起來一點，蔣不凡把車窗搖下來，伸頭出去看了看煙囪上飄蕩的煙。
「開始炒菜了。」
「什麼時候行動？」
「等他吃完飯，再進廚房的時候，吃完飯的人都有點懶。把槍拿出來檢查一下。」
八顆子彈一顆不少，腰後面還有兩個彈夾。
我摸了摸臉上的傷疤，確實如蔣不凡所說有兩個深坑，一個直徑半釐米左右，一個直徑大約七十五毫米，相距一釐米，好像一大一小兩個島嶼，隔海相望，除了這些，其實還有一片細小的類似於磨砂面的傷痕，在兩個傷疤周圍，如同湧動的海浪。原本我是一個相貌周正的人，上學的時候，收到過不少女生的紙條和情書。應該是遺傳父親，他比我好看很多，我只是繼承了一點五官的輪廓，沒有其相呼應的精髓，不過也足以稱之為一個周正的小夥。那些女孩子怎麼也不會想到，除非她們站在我的右手邊，否則我已經大大變了模樣。想到這裡我就有點竊喜，好像忤逆什麼東西，傷疤什麼的，我並沒有在意，選擇當警察那一天，這副皮囊就已經不屬於我自己，只要沒有死，使命還有機會完成，就算是徹底變成了一個醜八怪也沒有關係，只是對於媽媽，殘忍了一些。想到媽媽，我敲了敲自己的腦袋，媽媽要的半導體還沒有買給她，這次任務結束之後，就和天寧去買，買東西這樣的事情她相當在行。
我下床之後，蔣不凡開始領著我在s市裡四處遊走，第一站是大帥府。到了售票處，他亮出警官證，說：跟蹤嫌犯，不要聲張。給我兩張全票。售票員一臉興奮撕了兩張票給他。
進了大門，站在垂花小門樓前，他讓我抬頭看那塊牌匾，上面寫著：宏開塞外。兩邊一副黃底黑字的對聯：開塞仗金鋒屹甲千城萬里，海外接半壁昭澤三省六洲。
「匾是新的，字是原來的意思。」
「原來的匾呢？」我問。
「毀了兩茬。日本人砸了一次，‘文革’的時候砸了一次。」
進了中廳，左邊是大帥的會客室。很簡單，紅木的桌椅，老式的電話，筆筒裡裝模作樣的放著滿是灰塵的毛筆。牆上鑲了很多幅工筆畫，畫工普通，不過在這樣的房間裡有點新穎，好像是連環畫，後來才知道好幾個房間都有，連起來講了一個完整的故事，當時鞍山的一個老畫家畫的。
「去椅子上坐一坐。」
「不行，都是文物，而且人家拿紅繩隔著呢。」
蔣不凡把圍繩挪開，走了進去。
「坐，放心吧，和匾一樣，都是新的。」
坐在上面沒什麼特殊的感覺，灰塵的氣味讓人覺得好像坐在棺木裡。
「怎麼樣？」
「不怎麼樣，有點高。」
「那對，大帥一米五八。」
「你在我身邊站著，感覺有點怪呢？」
「哪怪？」
「覺得你有點張學良。」
到了張學良揚名立萬的老虎廳，兩隻黃老虎站在廳中央。虎這東西真是奇妙，即使是假的，即使做工粗糙，也還是威風凜凜，只不過毛有點舊了。
「要是在當初，咱們這樣進來，就得給槍斃。」
「犯了什麼罪？」
「不能帶槍，槍都得放在承啟處裡。有點下馬石的意思，文官下轎，武將下馬。老虎廳事件那兩位可能是因為沒帶槍，才讓張學良輕輕鬆鬆給撂了。」
然後他指了指牆上大帥的畫像。
「這小個子曾經主宰了奉天城。」
「東北王。」
「怎麼死的？」
「皇姑屯，讓日本人炸死了。常識。」
「日本人為什麼炸死他？」
「他有民族氣節。」
「如果你是日本人，讓一土匪當孫子玩了，還一點甜頭沒嘗著，你怎麼想？」
大帥府的佈置，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應該叫做少帥府，因為關於大帥的東西少得可憐，紀念張學良的展廳和物件佔了大部分篇幅。看過了中正劍，在西安事變展廳的液晶電視上，張學良帶著基督徒的黑色圓帽，眉毛幾乎脫盡，正用東北的鄉音顫顫巍巍的講著：西安事變，我送蔣先生回南京，李協和先生，講了一句話，不是和我講的。我到現在都記得，一輩子我都記得那句話，我覺得那句話特別好，我特別喜歡，對我們父子倆都有點意思。他說：你不愧是大帥的兒子。這話我一輩子都記得。
「人能記一輩子的話，通常都不是事實，而是他對自己的期待。」蔣不凡仰頭盯著液晶屏。
「他在臺灣過得怎麼樣？」
「那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不過他能一直活著，這事兒有點意思。」
「蔣中正的心胸？」
「就讓你活著，讓你看看，到底誰對誰錯，你到底幹了什麼，可能有點這個意思。」
「你的角度怎麼老這麼奇怪？」
「我還覺得你的角度奇怪呢，從你那書上學的雞巴角度。」
「我問你啊，在你的心裡是不是就沒有英雄？」
「我問你啊，什麼叫英雄？」
「心裡有大義。」
「誰啊？」
「張學良不算？」
「你知道他殺了多少人嗎？他扣住老蔣，共產黨因為抗日拿了天下，後來又死了多少人？老蔣到了臺灣，臺灣又死了多少人？」
「那是時逢亂世。」
「亂世怎麼來的？我告訴你，這幫人全是殺人犯，不管有什麼目的，你不是警察嗎，殺人犯怎麼回事你不知道？信了基督就他媽不是殺人犯了？擱到現在，我們抓人，他說他已經皈依了天主，我們就讓他走了，說，沒事兒了，好好做您的禮拜吧？」
「跟基督什麼的沒關係，就好像我們現在法律上的正當防衛，別人要殺你，你把他殺了，你可以脫罪，或者我們現在抓了殺人犯，殺人犯如果給判了死刑，按你的意思，我們也是間接殺人啦？」
「我們是警察，不能比較。」
「他們是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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