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7年夏天，公司派我帶一個斷腿女孩去北京裝假肢。
這女孩是個十八歲的農村姑娘，不幸遭遇車禍，右腿被軋斷。車主是我所在汽車公司的司機，負事故主要責任。公司做了賠付，此外還要負責給姑娘安裝假肢。
她的右腿從膝蓋以下截肢，假肢就像一個木頭做的喇叭套在殘腿上，用幾根皮帶連著掛在脖子上。木頭假肢很重，多走點路假肢邊緣就會把大腿皮肉磨破，很是痛苦。這之前已經去北京除錯更換過三次。這回是聽說有玻璃鋼材質的假肢，更為輕便，便要求汽車公司派人陪同去換玻璃鋼的。
這是個麻煩的任務。姑娘走路、上上下下都很艱難，陪同者要很有耐心。北京是大城市，人生地不熟。到北京後若需要訂製假肢，至少得待上十幾二十天，家裡有小孩要照管的就走不開。單位的人都不肯去，於是領導做我的思想工作，希望我去。我對領導說：「我一個人帶不了，北京我一點也不熟悉。」領導說：「你有什麼要求只管說，要人手的話也可以。」
我便提出讓我丈夫和我一起去，「……他在北京學習過一年，地方比我熟些。我還要從北京去南京，看我在南京讀書的女兒，車票也要報銷。」
領導都答應了。
要出發那日，女孩由哥哥送來公司。我和丈夫帶了一個草綠色行李包和一個軍用水壺，三人小組坐單位的長途班車先到省城，再由省城去北京。
女孩穿著假肢，一條腿直直的不能彎，走路奇慢，要有足夠的耐心陪著她。上車時必須一個人先上去，在車上拉住她的手，一個人在下面推，這樣她才上得來。
到座位旁邊，女孩彎下腰，慢慢地抽出膝蓋上的木栓，咯噔一聲，聲音還有些大。木栓抽出後她的膝蓋可以彎曲落座，但也因那聲音惹來好多雙眼球投向她。有人用同情的目光望向我，問：「你的女兒？」女孩很懂事，遇到這樣的問題總是搶先回答：「不是，是同事。」
兒子其時正在北京唸書，學校在蘋果園附近。從省城坐火車到了北京，我們便搭乘公交車，住進了蘋果園一家旅館，從那兒到裝假肢的工廠也不算太遠。安頓好女孩後，我們便去找兒子，當兒子的同學告訴他你父母來了，他不敢相信，看著我們愣住了，說：「你們怎麼來了？」
告訴兒子我們是來出差的，領著他朝旅館走去，一路把事情原委說與他。兒子說：「明天我請假陪你們去假肢廠。」我說：「不用，我們能行。」
晩上在兒子食堂吃了飯，食堂的飯菜不好吃，唯有一道洋蔥炒肉好吃點。女孩的飯是每餐帶回旅館給她吃的。
第二天便去了假肢廠。到了辦公室，我們拿出介紹信，便有人帶我們去車間。走到車間，那人把我們交給了一個姓王的車間負責人。我朝四周一看，嚇得心裡發顫，車間四周掛滿了假手假腳，長長短短，大大小小，由於太逼真，真的好瘮人。
原先我還以為裝假肢的地方是個醫院，醫生們個個穿著白大褂。我完全錯了，假肢廠是個生產各種假肢的工廠。
一個工人仔細量過女孩大腿的尺寸，又取下假肢讓女孩試穿，試來試去沒有一個合適的。那人說只能定做了。我問這要等多長時間，回答說，製作連同試穿、鍛鍊大概需要二十來天。
我們便安心住了下來，留下旅館電話給工廠，說做好了就通知我們。
二
後來我們沒去兒子的學校吃飯，在旅館附近的食堂買飯吃。挨近食堂有一溜簡陋的平房，我買飯都要經過，發現這裡住滿了人，全是斷腳斷手，等著裝假肢的。頂頭那間屋子住著一對父子，經常坐在門口，我經過時他們總是對我報以友好的微笑。
這對父子，父親雙手從胳膊肘以下沒了，兒子雙腿膝蓋以下沒了。沒有手的父親與沒有腿的兒子，那情形看上去真有說不出的悽慘。他們友善的笑容，我看在眼裡，心中感到既親切又苦澀。
後來我便會走近他們門口和他們說說話。得知父子倆姓王，都是開灤煤礦的工人，在礦下遭遇瓦斯爆炸，各撿了一條命，但就變成這樣了。
他們沒人照顧，房間裡亂七八糟，身上穿得邋里邋遢，兩人都鬍子拉碴。我走過去和他們打招呼講話，他們不知有多開心的樣子。
一日我去買飯，看見了他們買飯的艱辛——有手的兒子騎在有腳的父親肩上去食堂，遠遠看去就像一尊黑塔。遇到時他們對我笑，招呼說：「買好了？」我的喉嚨像堵了棉花，只點了點頭。
從那天起，我每餐都提早去，走進他們屋裡，不由分說拿起盛飯菜的東西，問清買什麼、買多少，然後去幫他們買飯菜。他們無法從我手裡奪走東西，一個能走沒有手，一個有手沒有腳，奈何我不得。
吃飯時老王的飯要由兒子喂，父子倆推來讓去，都要對方先吃。看到這一幕我好感動。
有時我打好熱水，要小王幫父親仔細洗乾淨臉，又要小王自己洗乾淨，拿出我丈夫的刮鬍刀讓他們刮鬍子。颳了鬍子的父子倆真是煥然一新，其實他們長相蠻好，頭髮厚而黑，濃眉大眼，牙齒整齊。老王告訴我，兒子才二十六歲，還沒結婚。他自己五十四歲，家裡有妻子和七十多歲的老母。妻子要做農活，不能來照顧他們。我還幫他們洗過衣服，整理過房間。他們看著我，兩個大男人熱淚盈眶。
人世不易，就有這麼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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