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偷偷躲進紐倫堡工廠大院的簡易倉庫那夜算起，已經過去了五年。工廠廠主，簡易倉庫的所有者，看來是一個很特別的德國人。他並沒有把斯拉夫下等人趕走，而是同情他們，允許他們在他的地盤上避難，但是他的舉動違反了同盟國的規定。流離失所者不允許自行尋找落腳地，他們必須住在特定的流亡營中，營中雖然有監管，但是提供基本供給。不過，顯然我的父母和同伴寧願像鳥一樣自由，儘管不穩定，但總好過住進新的營地。
他們是如何在沒有供給的情況下度過逃亡後的最初階段的，我並不知曉。也許德國工廠主不僅把簡易倉庫留給了他們，還幫他們找到了食物來源，弄到了「傢俱」。我還能記起有哪些「傢俱」：行軍床、紅十字會的被子、一盞煤油燈、一張桌子。在倉庫又小又歪、一半不透光的窗戶下，我總會把桌子看成一個站著的鬼怪。應該還有一個爐子，不然我們在這個老舊、腐朽又簡陋的住處里根本無法捱過五個冬天。
母親總是活在恐懼中。工廠主可以隨時收回我們的住處，管理部門可能會注意到我們，有人會舉報我們，簡而言之，達摩克利斯之劍永遠懸在我們頭頂，我們隨時可能被驅逐並遣送到流亡營。住在倉庫裡的日子是掰著手指頭一天天過去的，五年中，德國工廠主一直冒著被懲罰的風險，為我們撐起保護傘，給我們提供庇護。他為什麼要這麼做？是我母親動人的美貌吸引了他，所以他從來沒想過要把這個無人保護的、流離失所的女人和她的伴侶一起趕走，還是他也用過強制勞工，現在想給無家可歸的斯拉夫人提供一些補償？
1945年12月的一個夜裡，我母親臨產了。因為我的出生證明上寫的出生地是菲爾特，所以我知道，我不可能是在紐倫堡的倉庫裡出生的，很可能我是在菲爾特的一家醫院裡出生的。我只能猜想母親是怎樣到醫院的。這裡距離紐倫堡和菲爾特的邊界不足幾百米，也許我父親陪著她在黑暗的冰天雪地中步行，她在每兩次還不太頻繁的陣痛之間加緊腳步。或許有人叫來了救護車——那隻可能是德國工廠主了，他住在工廠大院的另一端盡頭，家裡有電話。
在德國醫院的婦產科時，我的母親無人陪伴，當時她也許感到了從未有過的恐懼和驚慌失措。不管順利與否，她只能任人宰割了。醫院裡的人不僅把她視作一個斯拉夫低等人，她的血會弄髒產房，而且還把她視作蘇聯勝利者的化身，代表了共產黨和布林什維克，他們殺害了幾百萬德國父親和兒子，是德國的謀殺者、劫掠者和強暴者，還佔領了德國大部分領土。她赤裸地躺在那兒，疼得快裂成碎片，卻逼受害者給她接生。她能感受到這一切嗎，還是生產這種天然的暴力和痛苦淹沒了其他所有感知？將近清晨七點，她這個營養嚴重不良、體力極度衰弱的產婦，出人意料地產下了一個強健的女嬰，女嬰剛出生就染上了新生兒黃疸。
從第一眼，她就覺得面前這個硫磺色皮膚、青蛙一樣、頭上還長著白色和金色的絨毛、永無休止哭號的小生物，既不像她，也不像她的丈夫。從一開始她就感覺身體裡面醞釀著邪惡的東西，她生下了一個小怪物，一個不斷號叫的嬰兒，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讓這孩子安靜下來，對她來說這簡直是一種身心折磨，是一種全新的暴力。她已經受夠了暴力之苦，她被暴力損壞的神經已經無法承受一個把她的乳房咬得生疼的嬰兒，嬰兒只能喝到少得可憐的奶水。她給嬰兒提供的一切全被拒絕，她把嬰兒抱著走來走去、搖籃般輕輕搖晃、對她好言好語、給她唱歌、輕吻她、抱緊她，可所有的一切努力卻只是讓哭喊聲越來越大。這嬰兒是哪裡疼嗎？身體裡充滿了她遺傳的恐懼嗎？還是她生病了，病得很重，快要死了？她不能理解嬰兒這種粗暴的長時間的索求，有時她甚至覺得嬰兒是在恨她，哭喊著要另一個母親。她把她抱在懷裡搖晃著，因為絕望和筋疲力盡而哭泣。她害怕自己，害怕自己為了讓嬰兒徹底安靜，好讓她終於能睡上一小時整覺，而失控做出什麼可怕的事情來。
一天夜裡，她和我的父親被美國軍警逮捕了。我不可能記得當時的情景，那畫面一定來自後來聽父母講述了多次後我自己的幻想，可是，我彷彿真的看到了一樣，通過黑色幕布上的一個小洞目睹了當時的場景。倉庫牆前站了兩個赤裸的人，高舉雙手。一束神秘的、不知從何而來的光照亮了他們。可能是兩個人偶，但是我很清楚，那就是我的父母，我從背後看見他倆蠟像般的身體，一股看不見的力量把他倆按在牆上。只有那麼一瞬。然後那束光熄滅了，一切又陷入了黑暗。兩個站在牆前，毫無抵抗能力的赤裸的人的畫面卻永遠刻在了我的腦海中。這到底是我親眼所見還是我幻想出來的？那畫面對我來說，是這個世界的開始。
我的父母被捕，很可能是因為美國人懷疑他們和納粹勾結，就像他們懷疑所有戰後仍留在德國的蘇聯強制勞工一樣。奇怪的是，只有我的父母被軍警帶走了，而和我們同住在倉庫裡的另一對烏克蘭夫婦卻沒有，他們也同樣逃脫了強制遣返回國。我飢餓的父親在監獄裡絕食，以此來迫使美國人釋放我的母親。沒有她的奶水，留在同住的烏克蘭夫妻那兒的嬰兒不可能活下去。如果不是因為牽掛我，監獄對母親來說簡直是天堂般的存在。這麼長時間裡，她第一次可以吃飽肚子，又溫暖又沒有嬰兒的哭喊聲，她終於可以睡個好覺了。但是父親的絕食奏效了，一週後，母親被釋放了。之後沒多久，父親也重獲自由。
對我父母的懷疑並沒有得到證實。他們不僅沒把我父母送到流亡營，相反，父親還被美國人僱用了。他那充滿力量的，自童年起在俄羅斯教堂唱詩班裡訓練出來的男高音成了他在德國的資本。他的演唱事業開始於紐倫堡的一家劇院：他和其他來自蘇聯的流離失所者一起演唱俄羅斯著名歌曲。美國大兵願意聽這個。支付給他的全是些精美食品，其中大部分是德國戰後民眾做夢也得不到的：白麵包、罐頭乳酪、加鹽黃油、奶粉、好彩香菸、塊狀或者罐裝的好時巧克力……固體和液體的巧克力是我童年的基本食物。
工廠大院裡的廢舊倉庫由兩塊狹小空間組成。朝向院子那邊住著父母和我；緊挨著工廠牆壁的後半邊住著另一對夫妻。我早已忘記他們的名字，可是在我試圖說出的一瞬間，它們又從我的記憶深處冒了出來，立刻出乎意料地和那個熟悉的聲音重疊在一起：澤甘恩科斯。我想不起來他們的長相，但是回憶起的名字至少向我證明了他們的確存在過，並且很久之前已留存在我的記憶中。
我們不僅要和同住的夫妻分享倉庫的空間，還得和積滿灰塵的廢鐵條分割地盤。這些鐵條不知為何存放在這裡，散發著刺鼻的鐵鏽味，讓所有東西聞起來都像鐵鏽：我們的衣服、頭髮、被子，還有我們吃的白麵包。我們沒有櫃子也沒有存放物品的地方，我們把全部家當放在這些鐵條上，不小心碰到就會把手指染紅。工廠機器隆隆運轉，一整天倉庫都在跟隨節奏振動，習慣了的我們，後來幾乎聽不到隆隆聲，也聽不到火車的轟鳴聲，儘管火車就在不遠處穿過鐵路路堤。多數是運載沉重貨物的貨車，拖著鐵皮車廂，車輪在戰後垮掉的鐵軌上隆隆作響，把看不見的貨物不間斷地送往看不見的終點。
倉庫裡既沒有水也沒有電。我們用掛在窗戶把手上的煤油燈照明，而水則必須去工廠大院另一邊的鐵路巡道工的小屋去取。母親為了能儘可能少地去那裡，一次拎兩隻水桶。鐵路巡道工依然忠於納粹，毫不掩飾對俄羅斯人的仇恨。他沒有拒絕讓工廠大院裡的低等人用他的水龍頭，完全只是懾於工廠主的威嚴。工廠主允許我們住在他的地盤上，巡道工不敢反抗。儘管如此，母親每次都不知道，巡道工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她還能不能把我們生活必需的水打滿。
威脅我們的幽靈名叫瓦爾卡，巴伐利亞州最大的流亡營，因為營中災難般的境況臭名昭著，所有流離失所者都對其恐懼萬分。這個營地其實就在我們住處旁邊，位於紐倫堡長水區。如果我們不能繼續住在倉庫，我們就得去那裡。作為水的掌管者，鐵路巡道工成了我們最後的主宰者，他決定了我們是否要去瓦爾卡營。他看上去像在積攢怒氣和勇氣，為了不理會工廠主的意願，也許甚至連工廠主也一併告發。他用懷有敵意，同時又貪婪的目光盯著我年輕的母親，母親穿著一條舊裙子，站在他面前，等著水龍頭裡流出的細流裝滿她的兩個水桶。每一刻都彷彿有事情會發生，懸著她生命的絲一般的細線會突然斷開，她必須去瓦爾卡營。她經常哭著回來，拎著兩隻沉重的桶，肩頭都被水桶拉得墜下來，臉上寫著「我再也受不了」的表情。父親完全不能理解她的敏感，認為她歇斯底里，整天哀嘆，一點用也沒有。幾乎所有的事情都得他來做，在汽油爐子上煮湯，縫補衣服上的洞，還要去掙錢維持生計。他希望自己的妻子至少把倉庫弄乾淨些，把水打滿。
除了鐵路巡道工，其他人也反對一幫俄羅斯無賴住在工廠大院裡。夜裡常常能聽見倉庫前的腳步聲、小聲說話聲、膝蓋咔嚓作響聲。有時突然有一束手電筒的光照在倉庫窗戶上，有時還有人搖動倉庫門。嬰兒哭叫起來，母親跳起身驚慌失措地捂住孩子的嘴。沒人知道是誰在外面躡手躡腳地走來走去。是流浪漢，還是賊？但是我們這裡有什麼好拿的？最有可能的應該是像巡道工那種仇視俄羅斯人的人，他們總是嚇倉庫裡的非法居民，把他們從睡夢中驚醒，讓他們陷入極大的恐懼，也許還想直接了結他們的生命。
儘管如此，我們也有所謂的日常生活。父親除了作為俄羅斯娛樂藝術工作者，為美國大兵唱歌之外，還有其他工作。他把他報酬的一部分，一些美國香菸和巧克力拿到黑市上去交換物品。另外，像那個年代的很多人一樣，他還撿廢鐵。這簡直是多此一舉，因為我們就住在一大堆廢鐵裡，但是那堆廢鐵全都不屬於我們。每天晚上，當父親為美國人唱歌時，母親和我必須把父親白天在路上撿到的廢鐵分類。煤油燈下，我們坐在地上分揀。有一樣神奇的東西可以把好鐵和不好的鐵分開：吸鐵石。我母親給我演示，用吸鐵石不僅可以讓鐵塊跳起來，甚至還可以讓鐵塊在地上移動，完全不需要接觸，鐵塊會一直跟著吸鐵石。這種就是好鐵，我們要從不好的鐵裡面大海撈針挑出來。第二天父親可以拿到金屬廢料商人那裡賣些錢。用賣廢鐵的錢，我們能買到德國黑麵包、白菜、甜菜還有鹽。
有一回，父親從黑市上帶回來一輛又重又老舊的男式腳踏車，還有一次帶回來一塊小巧的女士腕錶。母親從來沒有過這種好東西，不敢戴如此貴重的腕錶。我總算明白了，為什麼德國人看不起我們，我想向他們證明他們錯了。某天，我拿著這塊漂亮的帶著金色錶鏈的手錶，在工廠大院裡攔下了一個素未謀面的男人。起先他笑著直搖頭，但是我用有限的德語詞彙和相應的手勢告訴他，他可以直接把表拿走——這種手錶我們多得是——他小心地環視四周，飛快地接過了這份意想不到的禮物，塞進褲子口袋，騎上腳踏車飛也似的走了。之後的幾周內，母親一直在找這塊腕錶，比起丟失手錶，她更害怕父親認為是她疏忽才把禮物弄丟了。關於這塊無影無蹤消失的手錶，他倆爭吵了好久，父親一再拿這塊表說事，指責母親的沒心沒肺，不負責任。
母親生活的環境——最初是烏克蘭的，然後德國的，長時間給她灌輸自卑感，即使她努力嘗試至少獲得哪怕一丁點兒自信，還是立刻被她丈夫先發制人佔了上風。他從前對她的愛，看來也所剩無幾，現在她對他來說，明顯成了累贅。在德國，她唯一指望能愛她的生物，就只有我。也許她一半是為了安慰我，一半是為了抗議我的反叛，所以告訴我，她不是我真正的母親。按照她的說法，我真正的母親和我一樣有一頭金髮，是一位美麗的德國女人，她住在一座有傢俱、有自己水龍頭的體面的房子裡，並且終有一天會接我走。她還和我講了摩西小時候的故事：他被母親裝進一個小籃子，放在尼羅河上漂流，被一艘船上的國王的女兒發現救了上來。她給我唱俄羅斯歌曲《咕咕鳥》，咕咕鳥丟了自己的孩子，然後不停地用悲傷的聲音呼喊著尋找它。所有的一切都讓我相信自己是個棄兒，我既著迷又抗拒。一方面，我寧願自己是德國母親的孩子，可以住上好的德國房子，就像德國工廠主家一樣。他的家位於工廠大院的盡頭，在一個種著果樹和玫瑰花的花園裡；另一方面，我陷入無盡的悲傷，因為我竟然不是我母親的孩子。我開始哭，開始大喊大叫，大吵大鬧。母親應該告訴我，她欺騙了我，她就是我真正的母親，但是她從來沒這麼說過。
有時候，她給我講神秘的玻璃之城的故事。城市中的一切全是玻璃做的，所有的房子、傢俱、街道，就連居民腳上穿的鞋也是玻璃的。所有人都帶著一塊雪白的布走來走去，他們擦亮玻璃，擦拭每一粒細小的灰塵，拂去每一小團細微的霧氣。我不知道她給我講這個故事是想表達什麼，這座閃亮得耀眼的城市代表了什麼。也許它是骯髒的窮人世界的反面，是她生活世界的反面？可能她覺得自己一錢不值，或許在當時，玻璃城的畫面已表達出了她對無感和死亡的渴望。
流亡營中的絕大多數人和我們一樣，活在將來能前往美國的希望中。美國人在佔領區內設立了美國大使館臨時代表處。流離失所者提交的赴美申請材料審查期間，這些人統統被安置在一個灰色的兵營模樣的地方。去那裡大概是我這輩子第一次出門旅行了，可是我卻一點也記不起來。我只記得那些破敗的兵營，還有那個美國女人。我在有穿堂風而且摩肩接踵的走廊裡排了整整一天隊後，終於見到了一個美國女人。她一邊用不連貫的俄語向我父母提問，一邊用她塗著閃亮的鮮紅色指甲油的手指，以讓人喘不過氣來的速度在鐵製打字機上噼裡啪啦。她燙著一頭銀色的捲髮，塗著紅得耀眼的唇膏，嘴裡叼著一根冒著煙的香菸。香菸味兒和一種不知名的香水味混雜在一起。我對美國的第一印象來自於她。
時值冬天，兵營裡寒冷刺骨，所有人都在咳嗽。我也患上了肺炎。夜裡，我們睡在擠滿了陌生人的大廳中。迷迷糊糊，彷彿有一隻巨大的黑色兔子壓在我胸口，黃色眼睛在黑暗中惡狠狠地凝視著我。它重極了，壓得我不能呼吸，我渾身滾燙，喘個不停，拼命想吸進空氣。隨後，我感到了母親冰涼的手指，她在我胸口塗抹著綠色的神效藥膏，是美國醫生開的。我從來沒有像盼望藥膏一樣渴望過任何東西。藥膏的辛辣味直衝進我的鼻子，我立刻得到了解救，又有空氣進入了我的身體，那隻可怕的兔子消失了。
在我記憶深處，那段時間中，在流離失所者聚集地見過的所有夢想前往美國的人裡，我只記得那對俄羅斯雙胞胎姐妹。我康復了，拉著母親的手走在街上，迎面走來了扎著蜂蜜色粗辮子的雙胞胎。她們是被選中的幸運兒，得到了簽證，能和父母一起去美國了。那一刻，在德國戰後荒涼的大街上，粗糙髒亂的兵營之間，她倆散發出自由又幸福的神秘國度之光，昭示著遙遠的不一樣的世界，也許那裡有治療一切的神效藥膏。
母親潛意識裡害怕得到簽證。她確信乘坐的船會在半路上沉沒，從敖德薩橫渡前往羅馬尼亞途中的厄運會再次突然落在她頭上。但是，她的恐懼完全沒有來由：我們屬於申請簽證被拒的絕大多數之一。只有少數的幸運兒能夠前往應許之地，其餘的人必須回到各自的流亡營，而我們回我們的工廠大院。母親根本不相信我們能拿到簽證。幸運這種事從來沒在她的生活中發生過，去美國讓她覺得是對留在烏克蘭被禁錮被折磨的同胞的一種背叛。就這點而言，回倉庫也許對她來說等同於回家。
我們的同屋澤甘恩科斯夫婦足夠理智，他們料到沒有機會能拿到美國簽證，就提交了移民巴西的申請，不久後收到了簽證。我還記得，當巨型怪物載著我們的同屋和他們的家當從工廠大院嗒嗒開走時，我突然感到不可抑制、不知所措的痛苦，我才明白，原來我當作遊戲的事情成真了。身邊的人，我認為理所當然、不可侵犯的世界的一部分，是會離開的，他們會永遠拋下我，不管我願不願意。我想死，自己擠進了倉庫和工廠之間的縫隙，裡面有老鼠，一切都在振動，除了工廠機器的轟鳴聲，什麼也沒有。為了找我，母親在大院裡奔走了幾個小時，正當她無計可施，打算向德國警察求助時，她的手電筒照到了縫隙，她發現了我。儘管她非常瘦削，她還是擠不進縫隙，縫隙的空間只夠容納幼兒的身軀。她只能請求我自己出來。我才剛出來，渾身髒透了，滿臉淚水，整個人凍得完全呆滯，父親的巴掌就已經落到了我的身上。母親拽住他的夾克大喊著讓他住手，他還是打了我很久，直到我躺在地上，溫熱的血從鼻子裡滴下來。母親撲在我身上叫嚷著，她一直叫嚷著，父親已經回到倉庫坐下喝起了酒，她依然沒有停止叫嚷。那些日子，父親喝酒的次數越來越多。
澤甘恩科斯夫婦答應會給我們寫信，可是後來我們再也沒有得到過他們的訊息。母親所有糟糕的預感看來全被證實：我們難友乘坐的前往巴西的船肯定是沉沒了。後來我們不知道從何處聽說，他們以更殘忍的方式死去，巴西的食人族把他們殺了，還吃了他們的肉。也許這只是俄羅斯式粗野殘暴的恐怖想象，就像我後來經常遇到的那樣。
我的母親和她的丈夫及孩子單獨留在了倉庫中。她失去了外界唯一保護她的人，失去了她在德國的烏克蘭小圈子。她可能一瞬間完全覺醒過來，她真的永遠和烏克蘭分開了。在這個世界上，除了這個倉庫，她再無容身之地。僅有的一個棲身之地，還得感謝一個德國工廠主的慈悲，她註定要永遠生活在這個國家，永遠是一個被排斥的外來者，聽任一個看上去憎恨她的男人擺佈。很可能當時我已經覺察到，她無法再忍受這樣的生活，她常常想疏遠我，離開我。或許在那個時候，角色已經發生了轉變，只有四歲的我開始擔負起照顧她的責任，一直害怕會失去她的恐懼，自我出生起就有了。
我的大多數時間是在工廠大院裡度過的。我玩廢鐵或者坐在倉庫的門檻上望著來來往往經過的火車，想象著它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我的母親苦於思鄉，而我則想去遠方。我一直在想，工廠大院後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的？我不能離開大院，因為大院後面是寬闊危險的萊厄大街。當有人穿過大院時，我就利用機會顯擺我的德語。我迅速地連著說完你好和再見，我不明白為什麼德國人會笑。
有時候我實在忍不住了，就會通過一條窄路跑到大街上，然後我就站在街上張望。我觀察德國的房子，那種體面的石頭砌成的大房子，它們如同宮殿，讓我驚訝不已。德國人在窗戶上掛著白色的窗簾，窗玻璃後面放著綠色的盆栽植物。我充滿渴望地盯著麵包店櫥窗裡我不認識的撒了糖霜的蛋糕。當我們有錢時，母親會到麵包店來買德國黑麵包，黑麵包的口感和蓬鬆的美國白麵包非常不同。我觀察德國人的臉，他們的眼鏡、頭髮，手提包、雨傘還有帽子。最讓我吃驚的是，街上還有德國小孩。他們用粉筆在人行道上畫格子，然後從一個格子跳到另一個。我好奇地仔細聽這種陌生的語言，這些不一樣的，我聽不懂的語音，我預感到這是一把通向德國世界的鑰匙，一個有水龍頭和電的世界。
通常我會為出門遊覽付出高昂的代價。如果我被母親抓到現行，受到的懲罰通常是光屁股用皮帶抽十下。這是我和她的約定，我可以在疼痛和放棄遊覽之間選擇。我母親既不厲聲責罵我，也不生氣，她只是履行我們約定的條款。我選擇了疼痛，那我就能挨。皮帶抽在身上像火燒似的，可是，我嬰兒時放聲大叫得有多響，我現在裝死裝得就有多好。我從來不在母親面前抽搐一下，也不會因為疼痛發出一聲呻吟，因為那會告訴她罰得有用，我被她打傷了。
一天，我在綠色灌木叢後，德國工廠主家的房子前發現了一個小女孩，她是我在工廠大院裡看見的第一個和我同齡的人。儘管我被明令禁止不許靠近工廠主家，但是那個陌生的小女孩站在花園大門後向我招手示意，我實在難以抵抗這種吸引力。她和我面對面站著，好奇地打量對方。小女孩穿了一條淺色蝴蝶袖連衣裙，一頭棕色的捲髮。她笑著開啟了花園的門，我第一次踏入柵欄後的未知領域，走進了決定我們生死的主宰者的王國。小女孩向我展示她的洋娃娃，它像活的一樣，眼睛可以睜開和閉上，還會叫媽媽。我接過洋娃娃抱在手中，激動得都要眩暈了。小女孩還有一輛兒童雙輪滑車，她給我看如何騎車，還讓我也騎上去試試。但是我並沒有試成。因為母親揪住我的領子把我硬拖出了花園。我因為跟不上她的腳步，摔倒在地，被一路拖著穿過整個工廠大院，從廢鐵和玻璃碎片上拖過，我的膝蓋化膿了好幾周。無論我多麼期盼見到柵欄後的小女孩，我再也沒有見過她。只有右膝的傷疤讓我時至今日還會想起她。
母親從一開始就害怕的意料中的那天，最後還是到來了。我們不知道德國官方機構到底為何責令我們搬去瓦爾卡流亡營。工廠主沒法再幫助我們。他的法子用盡了。告別時，他送給我的母親一個貴重的老式胸針：金色的蠑螈背後鑲嵌著小而璀璨的祖母綠寶石。
後來不管我們過得多差，我的父母始終沒有把這件首飾拿去換錢。母親離世後，我自己佩戴了很長時間，後來不知何時不小心把它遺失了。可是，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這位勇敢的工廠主到底是誰。他讓我們在他的土地上非法落腳長達近五年之久，他贈予母親的胸針價值不菲，不亞於那筆弗雷德里希·弗利克拒絕向強制勞工支付的補償金。我忘記了這位神秘的大善人的名字，或者我從來就不知道。有一次我為了找尋工廠主的蹤跡而重回故地，開車來到紐倫堡和菲爾特的交界，找到我們曾經居住的倉庫所在地時，已經物是人非。工廠不見了。眼前只有大市場和快車道，當年的火車道口還在，火車依舊疾駛而過。
位於紐倫堡長水區的瓦爾卡營的棚屋，直到1938年一直被用作帝國納粹黨黨代表大會列隊行進和萬字旗神聖慶典參加者的住處。後來，又被暫時用來關押蘇聯戰俘。當我們搬入瓦爾卡流亡營時，這座由棚屋組成的「小型城市」中住了來自三十個國家的四千名流離失所者，其中大部分人自戰爭結束起就居住在此，他們不知道被解救後的生活如何開始。幾十種語言雜亂無章，嗡嗡作響，幾乎沒人會德語。所有人只有一個共同點：在希特勒的帝國中服過強制勞役。當初搶手的勞動奴隸如今失了業，成了帝國戰敗後剩餘的累贅。
這座美國人管理的流亡營以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邊境上的城市瓦爾卡命名，但是蘇聯人在名字前加了個s，並稱之為斯瓦爾卡，德語意為垃圾堆。正如波羅的海城市瓦爾卡一樣，瓦爾卡營不久被劃分為兩部分：東邊一半被用作關押納粹高層，直至1949年；西邊的一半留給流離失所者居住。受害者和兇手幾乎門靠門，荒廢破敗的帝國納粹黨黨代表大會會場落到和我們完全相同的命運：再也沒用了。在這片石頭沙漠上，巨大的看臺下方，美國大兵正在希特勒曾經發表演說的地方玩橄欖球。
同盟國希望從被解放的勞動奴隸那裡收穫感謝和順從，可是他們錯了。德國的勞動營奪走了他們對權利和秩序的信仰，他們沒有道德感，仍舊被視為無法控制的、好鬥的人群。瓦爾卡營是一個因為無政府、犯罪率高居不下而出了名的讓人生畏的地方，一個多種族融合的地方——各種族間有的相互交好，有的互相仇視，一個可能是全世界名聲最壞的罪惡之城。每個人都在追求一樣活計，一份收入和一種存在。所有能想到的和想不到的營生共存著。一些人在翻找垃圾堆裡的廢鐵和其他還能用的廢料，還有人走私免稅香菸、販賣色情照片、從事胰島素和其他藥品交易、夜間潛入小賣部盜竊、設欺詐賭局、以偷竊和欺騙為生。爭吵、鬥毆是家常便飯，刺殺、謀殺和自殺層出不窮。在德國人的認知中，斯拉夫人就是霍屯督人，他們的所作所為證實了德國人的所有偏見。納粹的煽動宣傳機器把斯拉夫人描繪成野蠻、危險的動物，甚至還長著角和尾巴。德國人依舊活在擔心被報復的恐懼中，可是此類事件幾乎從未發生過。營中居住者只待在原地，活在和德國人分割開的世界中，只有德國警察長期駐守此地，幾乎每天進行一次大搜查。就連我的父親也在做著某種見不得光的勾當，提也不能提。我母親活在持續的恐懼中，害怕警察會找上我們。
營中居民一天得到三頓現成的、裝在餐盤中的飯，必須要去食物分發處自取。除此之外，每人每月還能領到十二塊半馬克的零用錢。每兩天供電一次，木棚屋和石屋輪流。每個棚屋大約住三十個人，配備一個廁所和一個水龍頭。
我們住在一個木棚屋中，蝨子和跳蚤整夜整夜地折磨我們。下雨時，雨水從屋頂縫裡漏下來，我們必須迅速擺好所有可用的容器接水。變形的窗戶關不緊，爐子裡的火不通風，直冒濃煙。整個冬天，我們被凍得夠嗆，咳個不停。在這期間，我把所有常見的兒童疾病得了個遍，從麻疹到流行性腮腺炎，從水痘到百日咳。
這段時間，我發現母親顯出了懷孕的徵兆。她不過三十出頭，但在我的記憶中，她蒼老，憔悴，滿臉病容，中分的頭髮緊緊地盤在腦後。她身穿一件綠白相間的裙子，褶皺裙邊被隆起的肚子撐得高聳起來，消瘦的身軀上如同貼了一個巨大的球。當我問她為什麼肚子這麼大時，我看見她和父親相視一笑——這是我記憶中罕見的父母表露親密的瞬間。我從沒見過他倆擁抱，更不用說親吻對方或是其他溫柔的舉動。我幾乎整個童年都和他們在一間屋裡睡覺，如果他們發生性行為——他倆之間毫無愛情可言，按理說我應該就在旁邊。但是，要麼這些發生得完全隱秘，毫無聲響，要麼就是我在黑暗中看到過，因害怕極了，我幼小的大腦立刻把可怕的場面壓了下來。
瓦爾卡營中，母親每日受到噪音的折磨，以至於她無法習慣嘈雜的聲音。在勞動營裡，聽覺上可能稍稍能忍受些，因為所有人在辛苦勞作一整天后倒在木板床上沉沉睡去。而我們居住的瓦爾卡營中，人們生活在噪音中，白日里無所事事，絕大多數人飽受被現代人稱為創傷後應激綜合徵之苦：失眠、噩夢、恐懼、易激動、抑鬱、精神錯亂、難以控制的攻擊性以及其他很多症狀。除此之外，還有身體疾病，不少流離失所的勞工剛被釋放就死於身體疾病。棚屋狹小的空間裡，緊張的情緒在共振。沒人小聲說話，為了能在一片喧鬧中說話被聽見，所有人都在喊叫。吵架聲、號泣聲、大笑聲此起彼伏，能聽到旁邊人的每一句話，每一聲噴嚏，每一聲嘆息，所有的聲響匯成一種巨大的永不停息的雜音。尤其是在冬天和天氣不好的時候，長而昏暗的走廊變成了孩子們玩耍的地方，他們不斷地被著急去廁所或者拿著容器趕去走廊盡頭接水的人大聲呵斥轟開。
噪音讓我的母親更加覺得無家可歸，不過反正她也沒有家。她捂住耳朵，起身跑出棚屋，因為棚屋裡除了噪聲，她還受到患有妄想症的鄰居的折磨。一個上了年紀的愛沙尼亞女人，透過薄薄的牆板，用俄語不停地瘋狂咒罵她。不知為何，這個精神錯亂的女人把所有仇敵的形象全部投射到我的母親身上，她罵母親是女共產黨、猶太娼妓、美國間諜、納粹輕浮少女。母親沒辦法反駁，有時候她一整天都以淚洗面。她永遠都在哭泣。她最嚴重的病是思鄉，對故鄉的思念不間斷地折磨著她，就像口渴，永遠不會減弱，只會變得越來越強烈，直到有一天因此死去。
對我來說，瓦爾卡營首先是一個有德語學校的地方。入學第一天的照片佐證了這一點。二十九個孩子排成三行，站在破敗的棚屋前。兩行女生站著，一行男生盤腿端坐在女生前。四個孩子沒有書包，最明顯的金色頭髮的我是其中之一，但我還是滿心歡喜。
這是一所只有營中孩子上的學校，所有人必須先學習德語。因為母親早在工廠大院的倉庫裡就教過我俄語，所以剛入學時，我的俄語已經到了能讀會寫的程度：我知道伊萬·克雷洛夫的寓言，還有薩莫依爾·馬爾夏克神奇的兒童故事，我能流利地背誦出至少一打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詩——但是德語對我來說依然還是一種背景雜音。隨著我進入德語學校上學，情況驟然發生了改變。德語詞彙如同一道閃電照亮了我，就像所有的詞彙蘊藏在我身體裡面，只等覺醒的一瞬間。德語成為一條強有力的纜繩，立刻被我一把抓住，藉助它，我希望能一躍而起，進入德語的世界。儘管我暫時接觸不到那個世界，但是我知道，有一天我會成為它的一部分。
我和父母之間展開了一場語言戰爭。他們拒絕聽我說德語。父親是真的聽不懂，直到他生命的盡頭也不會德語，母親德語說得比周圍所有人都好，可她不願意聽我說。而我不願意再聽她說俄語，我根本不想再和她扯上任何關係。我們經常大吵，她試圖打我，我從她身邊溜開，而且她的巴掌實在是太輕了，不會讓我感到疼。她在我面前毫無權威可言，我不害怕她，我只害怕父親的巴掌。父親很少打我，只在母親把我交給他處置時才會動手。這是母親對付我的唯一手段，也是唯一能讓我害怕的一招：「我告訴你父親。」當我淚流滿面地用俄語為我的無禮和謊言向她賠禮道歉時，有時候母親會饒過我，但是大多數時候她會執行對我的裁決。晚上，父親結束秘密工作回家，多半是醉醺醺的。他是那種酒精發作攻擊型的人，母親的告狀來得正是時候。他把我叫作霍亂，寄生蟲，髒水溝，一隻手緊緊揪住我，另一隻手像把斧子一樣劈下來。母親是法官，父親是劊子手，是判決執行機構。
放學後，我總在營地裡遊蕩。我記不起其他的孩子，只記得一片完全荒蕪的、褐色的，彷彿被火焚燒過的空地，上面沒有一棵樹。可是跑得再遠也擺脫不了我的父母，因為營地的佔地面積雖然比工廠大院大很多，可它是一座監獄，周圍一圈聳立著佈滿鐵絲網的牆。只有營地入口的哨兵開啟道口攔木，才可以進出。
不只是父親在做見不得人的勾當，我也是。一個令人厭惡、身體腫脹，總是戴著一頂髮網的男人，說著結結巴巴的俄語，從窗戶裡招手讓我過去，到只有他一人居住的棚屋裡。我必須脫下內褲，掀起裙子跳舞給他看。我既害怕又噁心，但是裸露自己展示給他看卻並非毫無樂趣，我也並非不知道自己在暗中掌控他。他眯著眼睛盯著我，一邊搖晃著他褲子裡翹出來的令人費解的長物件，一邊呻吟。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但是我知道，從這個謎一般的身體部位裡很快會噴射出牛奶一樣的液體，然後被男人用手帕接住。於是我的表演就結束了。他把耷拉下來的長物件重新藏進褲子，警告我這件事不許告訴任何人，還給了我十芬尼。我拿著我的報酬跑到小賣部買了櫻桃味的棒棒糖還有口香糖。這種表演一再重複，直到有一天，男人抓住我，想把長物件塞進我嘴裡。他許諾給我五十芬尼，如果我願意的話。雖說五十芬尼是一筆鉅款，可我實在沒法克服我的噁心。我拼命掙脫逃開，從此結束了我的秘密賺錢生涯，繼續抑制我對甜食的迫切渴望。
有時候，母親會講述她以前在烏克蘭的生活，她曾經打算進入一家修道院成為一名修女。講完她哭了，並說現在的生活是上帝對她的懲罰，因為她沒有聽從祂的召喚。我知道修女是不能有孩子的，所以我問她：「那我呢？如果你成了修女，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我了。」她用佈滿愁雲的眼睛注視著我。「倘若你沒有來到這個世界上，也許會好些。」她說道，「如果你看見過我曾見到的……」然後她的雙眼又望向某個我看不見的地方，那裡沒有我。
白天，父親不在的時候，經常會有一個虔誠的男人來我們家。他是俄羅斯人，看上去像我們俄國掛曆上的列夫·托爾斯泰——儘管托爾斯泰已經過世很久了，但我們還是把他的像掛在棚屋的牆上。安德烈·薩哈洛維奇矮小，瘦削，素食主義者的膚色，臉上有稀疏的白鬍子。他曾是一個礦場裡的強制勞工，總是隨身攜帶一本報紙包著的《聖經》。父親認為，此人對我的母親造成了不良影響，他引發了母親的精神病，還懷疑兩人之間有姦情，因此禁止母親繼續和他碰面。每當母親再次威脅我，要把我交給父親暴揍時，我也威脅她：「那我就告訴父親，安德烈·薩哈洛維奇又和你見面了。」
據我觀察，薩哈洛維奇和我的母親之間是一種純粹神秘的、宗教式的關係，是一個救世主和一個受到阻礙的、背叛信仰的修女之間的關係。母親想通過他轉變觀念，再次相信萬能博愛的上帝是存在的，她曾經對上帝的存在篤信不疑。她全神貫注地傾聽他說話或是讀《聖經》，可是他們的會面幾乎總以激烈的爭吵而告終，爭吵的內容我完全聽不懂。我只能聽明白，安德烈·薩哈洛維奇為上帝辯護，而我母親控訴上帝，可能是為了那些她曾經目睹過的事情。我真的很想看看那到底是些什麼，這樣就能理解她的感受，知曉她永無止境、深不可測的痛苦的秘密來自何處。我害怕這種痛苦，但是我想感受一次，僅僅一次。我總在他們爭吵之後虔誠地祈禱：「親愛的上帝，請讓我感覺我的母親感覺到的，只要一瞬間就好，這樣我就可以理解她。」
安德烈·薩哈洛維奇每次來我們家時，不僅隨身攜帶《聖經》，而且還經常帶著同樣用報紙包著的，他在家用煤油爐烤的小蛋糕。和我們每日的營地飯食，黏糊糊的湯或者麥糊相比，這美味簡直來自另一個世界。營地飯食我只能吃幾勺，多了根本吃不下去，這導致我當時瘦到威脅生命健康的地步。德國紅十字會贊助我這個營養不良的戰後兒童去休養。我必須再在巴伐利亞州山區的某個「飼養所」參加兩次這樣的休養，可我回來時變得比去之前還要瘦，因為那裡的德國食品，土豆麵粉丸子、血腸、燒牛肺、巨大的蒸麵條我咽不下去，強行塞進我嘴裡的所有東西，立刻被我吐了出來。
但是安德烈·薩哈洛維奇帶來的奶油狀的、甜甜的小蛋糕簡直是我吃過的最美味的東西。我想，母親曾給我講過的《聖經》中記載的以色列人經過沙漠時從天而降的神賜食物應該就是這種味道。不過，安德烈·薩哈洛維奇不僅帶來了甜食，還帶來了一種苦味的黃綠色粉末：奎寧。據說這種粉末包治百病，可以治療母親的風溼、頭痛、心臟疼痛、胃痛，還有其他所有的不僅折磨她的精神，還摧毀她身體的病痛。我也得按時吃這種粉末，餐刀尖那麼多。然而母親和我每次吃完後，都要立刻喝一大杯水，因為粉末苦不堪言。可是安德烈·薩哈洛維奇不用水就能吞下苦藥，連眉頭也不皺一下。「它不苦，」他說，「只是我們認為它是苦的。」
我真的感受到了奎寧帶來的效果，我能跑得更快，而且跑得更久，在我體內出現了一種全新的未知的能量，幾乎無懈可擊。也許受我和母親之間的鬥爭刺激，我變得越來越好鬥。我不再聽從別人允許我做什麼不允許我做什麼，幾乎不待在家裡，還張口就撒謊。謊言是我童年的汙點，一個我無法逃脫的詛咒。我撒謊簡直成了強迫症，沒有任何緣由也不具任何意義，謊話張嘴就來，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嘴裡從來吐不出真話。絕望的母親不知道該拿我怎麼辦，她採用了《舊約》裡的懲罰措施。她在牆上釘了一塊巨大的紙板，用粗體黑色字母在紙板上寫下：娜塔莎欺騙她的母親。俄語和德語各一遍。我不能去外面，不然就得當眾出醜。每當有人進屋時，會先瞥見牆上的字，再看向我，我羞愧得臉頰發燙。我最害怕安德烈·薩哈洛維奇來，他的目光讓我感覺如同被火焰炙烤一般。他真的來了。他在紙板前站住了，戴上眼鏡，長時間並且仔細地讀了我母親的字跡。「您在對您的孩子做什麼，葉芙根尼婭·雅科夫列芙娜？」他氣憤地質問我的母親，「您是一位知識女性……這是斯大林式的，還是希特勒式的無神論的法子？我們所有人都變成什麼人了？！」他又難過地接過話頭。我看到母親的臉紅了。矛頭調轉了方向，現在她成了羞愧的一方。她目光低垂，轉身對我輕聲說：「你可以出去了，去玩兒吧。」
妹妹的出生恰逢我們搬遷到新住處。儘管瓦爾卡流亡營在六十年代中期才解散，但是1952年我們已經搬遷。這一年中，美國人把流離失所者轉交給新成立的德國難民機構管轄，流離失所者因此獲得了新的身份。即刻起，他們不再被稱為流離失所者（displacedpersons），而是「無家可歸的外國人」（heimatloseausländer）。他們沒有國籍，但是有留在德國的權利。在紐倫堡北邊的一座法蘭克縣城的外圍，為一小撮「無家可歸的外國人」建立了一個居住點，類似一座小型的瓦爾卡流亡營。只不過這不再是臨時落腳處，而是一個固定的住所，對於大多數流離失所者來說，這是他們在德國的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住所，是終點站。當地人把給我們建造的，位於雷格尼茨河邊的住宅區稱為難民樓。我們新的飛地，比我們曾經夢寐以求的還要舒適得多。它不再是棚屋，而是真正的石頭砌的房子，四棟房子圍成一個菱形，中間的庭院裡栽種了三棵新梨樹，東歐的居民看到應該會想念他們的故鄉。每家分到一間公寓套房，配備自來水、電、一個帶有熱水貯槽和內建烘烤箱的大鑄鐵爐灶，還有難以置信的奢侈——自帶熱水鍋爐的浴缸！我們的居住區位於城市最外圍的樓房背後，這些樓房又小又高低起伏，同樣也地處柏油馬路的後方，從地理位置上看，幾乎就是我們居住的樓房而不屬於城市。尤其是在炎熱的沒一絲風的白天，空氣裡瀰漫的全是把動物骨頭加工成膠料的「骨頭工廠」散發出來的腐爛的臭味，當地人稱之為「毒氣」。工廠排放的廢氣和鄰近巧克力廠散發出的甜膩濃稠的香氣混合在一起，變成一種令人頭昏腦漲的、獨特的氣味雞尾酒。
城市在戰爭中完好無損，老城區之於我宛如德國童話一般。夏日裡，始建於中世紀的市政廳的木框架結構立面被五彩斑斕的鸛草覆蓋。寂靜無聲、迷宮般的小巷，小木房子緊挨著，門窗永遠緊閉。城裡有一條小河，水流湍急，一個木製水車旋轉著。斑駁的城牆上矗立著哨塔，射擊孔清晰可見。曾經的皇帝行宮早已風化侵蝕，壕溝仍在。通往號稱省中省——「弗蘭肯小瑞士」（fränkischeschweiz）的城門，如今只會讓眾多因戰爭致殘的人回憶起曾經的災難。去過俄國的男人們——我卻沒有去過，有的現在只剩下一隻胳膊，空蕩的夾克袖子垂在身旁，有的戴著一隻黑眼罩，還有人拖著一條腿，拄著自制的木頭柺杖躑躅而行。美軍坦克也成了日常生活一景，往往一輛或者一整隊穿過狹窄的街道，震得整座小城都在晃動。美國大兵坐著敞篷的吉普車，把糖和口香糖撒向滿懷期待站在街邊的孩子們。為了購物而進城的周邊村莊的農婦，還穿著古老的法蘭克民族服裝。數年後，一部美國電影在此拍攝，片名叫《暴雨狂雲》，電影主要講述了小城居民的雙重道德和迫害者心理，由克里斯汀·考夫曼飾演的影片女主角，和我的母親有一個共同點：她也在雷格尼茨河裡自殺身亡。
搬新住處的時候母親沒有同父親和我一起，而是之後直接從醫院過來。我站在新廚房的窗前，看著她從停在院子裡的一輛汽車中下來。她看上去並沒有搬新家的欣喜，臉上流露出無窮的絕望和平靜的無望。她懷中抱著一個白色包裹，裡面是我的妹妹，一個安靜的、柔美的女嬰，露出一綹黑色頭髮，才這麼小就彷彿是和我母親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在我眼裡，她是個謎一般的小生物，從不喊叫，而是很滿足，無慾無求地躺在她的小床裡，多數時間在安睡。
新住所不再給我們發放飯食，我們每個月必須去市政廳領一次救濟金，設法自行解決膳食。慈善組織贈給我們一些傢俱，其中有一個帶小窗的廚房碗櫃、一個笨重的外國箱子，聞上去一股黴味和香菸味，還有一個古舊的帶有花飾的五斗櫥，這些在今天會被當作古董，而當時只能算是破爛。那個時候，房屋、傢俱，還有人，整個德國煥然一新，是從頭開始、忘卻戰爭的時代。正因如此，地處城市邊緣的難民樓才不受歡迎，它們會讓人們回憶起沒人想重提的往事。瓦爾卡流亡營的臭名跟隨我們來到了這裡，我們又成了野蠻人，成了一群會犯罪的流氓無賴。
母親應該感覺到了雙重的陌生。在瓦爾卡營中有無數被強行遣返回國的俄國人、烏克蘭人和蘇聯其他國民，好歹他們還說俄語，但是這裡沒有一個這樣的人。最終我們來到一個東歐式的巴比倫國度，陷入語言的混亂中，只能聽懂和自己語言類似的詞。除了我們，只有一個俄羅斯人，一個只剩一條腿的男人，可他並沒有在此久住。他是那麼強烈地想家，連死也不怕。儘管我的母親苦苦懇求他留下，可是他還是在攢夠了車票錢後，拄著柺杖毅然踏上了回俄羅斯的路。他承諾會給我們寫信，但是我們再也沒有聽到過他的訊息，他也像澤甘恩科斯夫婦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作為俄羅斯人，我們不單是德國人公認的政治敵人，還是我們所在居住點的局外人。某天晚上，一場針對我們的類似集體迫害的可怕事件醞釀在即。醉漢聚集在我家窗戶下面，叫罵諸如「共產黨人」「布林什維克」「斯大林黨人」的詞彙——所有語言中這些詞是一樣的。一塊石頭夾雜著玻璃碎片飛進我們的房間。
我腦海中有關難民樓的灰色記憶迷霧中，冒出幾個印象深刻的人物來。一個叫瑪麗安卡的波蘭女人，身材高大、因酗酒而浮腫，她接觸過的人好像全部從她手中滑走了。她在居住點裡明顯沒有固定住所，而是一陣子住這裡，下一陣子又搬到那裡，帶著她的一堆孩子從一個男人家輾轉到下一個男人家。每個男人都會讓她肚子又大了起來，揍她，然後把她趕出家門。最後她住在我們的鄰居，一個裝著一隻玻璃眼珠的羅馬尼亞人家裡。在她死於腸梗阻後，她的一堆孩子和鄰居住在一起。鄰居不知道該拿這些孩子如何是好，只得留下了他們。多數時間，他都待在外面院子裡，一邊喝啤酒一邊喋喋不休地捍衛他的男性尊嚴，到處尋找他養活的、無名無姓的孩子們的父親。
還有我的秘密朋友，來自西伯利亞的法麗達。她被禁止和我一起玩耍，因為我引誘她一起去城裡冒險，去河谷草地和採砂場一帶閒逛，一直逛到天黑。沒有人知曉我們褻瀆神靈的罪行：我們倆在河谷草地上出乎意料地開啟了一扇並未緊鎖的門，門通向一間小禮拜堂。外面烈日當空，而禮拜堂裡涼爽，寂靜無聲，散發出一股腐爛氣味。我們打量著禮拜堂裡整排的椅子，頭戴五角星花冠、身披淺藍色法衣的聖母和沉重的青銅燭臺。我們用手撫摸著精美的白色聖壇檯布，把手指伸進聖水盆，盆裡的水存放已久，聞上去已經腐壞。我們盯著德國的基督，他的肋骨露在外面，只裹了一塊遮羞布，高高懸掛在聖壇之上的木製十字架上。法麗達的父母是穆斯林，她對基督比我還要陌生。我們不知道該對我們的重大發現做些什麼，法麗達不知道哪裡冒出來的勇氣，用手指去摸被長釘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腳上的傷口，傷口還在流血，可是奇怪的是，居然什麼也沒有發生，德國基督連睫毛也沒動一下。我們搖動十字架，他也毫無反應。我們罵他，他也無動於衷。我伸手打了他的脛骨，處於不可觸碰的高度的他輕輕顫動了一下。然而，並沒有閃電劈在我們頭上，我們開始對著德國人沉默的神靈吐唾沫，我們把花從聖壇上的花瓶裡拽出來撕扯，把又溼又滑、半腐爛的花莖扔來扔去。我們大肆破壞了很久，直到荊冠從黏土救世主的頭上掉落下來，摔碎在石頭地面上，我們方才從破壞行動中清醒過來。意識到我們都幹了些什麼之後，我們飛也似的逃走了。我們穿過田野，跑過成熟的莊稼地，這樣要追捕我們的人就看不見我們的蹤影了。我們確信，假如有人發現了我們的褻瀆行為，肯定會把我們永遠關在監獄裡。
還有一個陰鬱的、沉默寡言的像大力神一般的男人，沒人知道他來自哪裡。他總是和一個來自吉普賽棚屋的矮小女人經過院子。女人身穿一件男人的夾克，幾乎長到腳踝，下面露出黑色裙子的褶皺裙邊。我從來沒見過兩人說話，也許他倆聽不懂對方的語言，或者根本無話可說。女人身上的金色首飾發出叮噹的響聲，油得發亮的頭髮上帶了一朵鮮紅的假玫瑰花。她就這麼永遠淹沒在巨大的男式夾克中，走在沉默寡言、目光懾人的大力神旁邊，像逃過了毒氣室一樣愉快。
和難民樓裡的許多人一樣，一個年輕的捷克人也身染肺結核，一種屬於戰後窮人中危及生命的疾病。他在不久前剛娶了一個德國女人，但卻總在外面院子裡拉手風琴，演奏《羅莎蒙德》《藍色多瑙河》以及我們不熟悉的捷克曲目。我有點愛上他了，因為他的演奏如此美妙，儘管他的眼睛充滿了悲傷，曲調中卻洋溢著不倦的幾乎狂熱的輕鬆愉悅。一天，當他妻子下班回家時，發現他倒在地板上，死了。他臉朝下躺在血泊中，血全是從他被結核腐蝕的肺裡咳出來的。
還有德舍米拉的母親，從開著的窗戶裡整天都能聽見她的悲嘆，怪德國小孩們把她的小女兒扔進了雷格尼茨河。院子裡死一般的寂靜，沒有人在外面，只有我坐在家門口的門檻上，仔細聽著一聲聲陌生的痛苦哀嘆像波浪一般，時起時伏，有時沉默，有時是一種我完全聽不懂的語言，從昏暗的窗戶裡傳出來。德舍米拉曾經住在窗戶後面。院子裡張貼著所有重要新聞的電線杆上，如今貼了一張單子，上面寫了德舍米拉的葬禮何時舉行。一起沒人預料到的謀殺，卻沒人為此受到懲罰，德國警察根本不會去追查。
漸漸地，一些德國人也搬進了難民樓。我們不喜歡他們。他們是入侵者，讓本來只屬於我們的狹小空間變得更小。毫無疑問，他們覺得入住難民樓是一種恥辱。雖然他們也屬於這個社會的邊緣人，但是身處曾經的強制勞工中間，肯定讓他們感覺像被扔進了垃圾堆。
我想起一對德國雙胞胎，兩個留著板寸的金髮年輕人，身穿時髦的細方格花紋夾克，兩人是油漆工，每天一起上班，一起回家，從來都是一副諱莫如深的表情。他們的母親，一位安靜的胖夫人，頭髮一絲不苟地盤著，推著她的殘疾丈夫穿過院子。一家四口像隱居一般，從來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也從來沒和任何人說過半個字。
難民樓裡最粗暴最愛打人的克萊勒先生，和他家人偏偏住在我家樓上。他是一名重度酗酒者，定時暴揍他的妻子和已經成年的女兒安娜麗瑟，他施暴的時候，我們家的天花板彷彿立刻要坍塌下來。母親和我恐懼萬分地蜷縮在一起，聽著樓上雷鳴般的轟隆聲，隱約的傢俱被砸聲，克萊勒夫人和她女兒的尖叫聲……整個院子都聽得一清二楚。安娜麗瑟是理髮師，她把掙的錢全部藏了起來。據克萊勒夫人後來向我的母親透露，他毆打她們是為了這筆錢。克萊勒先生翻找女兒藏匿的錢，最後在縫紉機裡找到了。很快，美麗又有志氣的安娜麗瑟的人生翻了篇。她嫁進了主街上又堂皇又有聲望的皮具店家，從最底層一躍進入受人尊敬的富裕中產階層。在我當時的理解中，她到了最遠的星星上面，遇到了最大幸運。她穿著白色婚紗，牽著新郎的手，從我們樓房門前停著的一輛天藍色歐寶敞篷車裡走下來。這成為難民樓裡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轟動一時的事件。女兒婚禮後不久，克萊勒先生中風了。從此我們頭頂上安靜了，只是偶然還能聽見他沙啞的咒罵和低聲的呻吟。
對面樓裡住著一個德國女人，她的身軀龐大如同一隻猛獁象，沒有前門牙。人們在背後議論她，說她為了款待她的情人，偷了商店裡的咖啡豆和燒酒。她的丈夫骨瘦如柴，患有肺結核，經常坐在院子裡拿著瓶啤酒喝，然後咳嗽，咳出血來，在太陽下曬著瘦弱不堪的身軀。大約十歲的女兒脖子細細的，一頭淺褐色的捲髮，是她母親的女僕。人們瞧見她擦樓梯，打掃院子，買東西拖回家，擦窗戶。冬天，她還得去煤店買煤，總是隻買一點，因為沒錢。她瘦弱而又面無血色，可能被她的父親傳染了肺結核。整整一個冬天，她每週拉著一輛排子車從院子裡走過，車上裝著一堆硬煤和一些煤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