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8日，我的母親二十一歲。馬裡烏波爾被德國軍隊佔領，旨在殺害斯拉夫人，給雅利安人提供生存空間的巴巴羅薩行動開始。馬裡烏波爾被佔領時有二十四萬居民，兩年後只剩下八萬五千人。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麼使我父親離開俄國去了烏克蘭，我也不知道，我的父母什麼時候又是怎樣相識的。但是我相信，這些都發生在戰時，是戰爭促成了這樁婚姻。也許，對斯大林的憎恨也在其中起了作用，我的表兄伊戈爾就認為他父母最大的共同點正是這種憎恨。可是更加重要的是，我母親在戰爭地獄裡，除了託尼婭別無他人，她得靠自己掙錢過日子。也許她在孤寂和對死亡的恐懼中輕易跟隨了承諾給她保護的人。這個來自伏爾加河的俄國人比她年長二十歲，擁有她不具備的能力。他可以鬥爭，可以排除萬難，活下去。一個長相英俊，具有男子氣概的男人，可能立刻吸引了她。對他來說，她是意料之外的幸運收穫——一個年輕姑娘，還帶著革命前精英階層的光環，是他這種身為小百貨商人的兒子絕對接觸不到的。而她，年輕美貌，純潔，而且未經世事，輕而易舉就落入他的手中，簡直是戰爭送給他的禮物。她被他的長處吸引，為他激烈而霸道的追求著迷，她體會強烈的初戀，因為處於死亡無處不在的戰爭中而顯得更有存在感。
她嫁給他時，知道他的前妻是個猶太人，並且和他一起生了兩個孩子嗎？我後來才得知他之前的那段婚姻。對我來說，那是我父親陰暗的履歷裡最不光明正大的一面。他從來沒有講過他在蘇聯的往事，過往在他心中塵封，如同被封在一個保險櫃裡，也許他自己也不曾擁有過櫃子的鑰匙。在我母親死後，他一次也沒有提起過她——就像她從來沒存在過一樣。妹妹還有我，和他這麼一個捉摸不透的、自我放逐的人一起留在了人世。除了他反覆無常的突發暴力舉動之外，我們看到的他只是沉默，喝酒，抽菸，看厚厚的俄語書，他每個月讓慕尼黑的托爾斯泰圖書館給他郵寄一大包書。偶爾心情好的時候，他會和我們講革命前在卡梅申的生活，介紹傳統的宗教節日、婚禮和葬禮，他在教堂唱詩班是怎麼唱歌的，還有世界上最大最多汁的西瓜是在永無窮盡的伏爾加河岸邊生長的，相比而言，德國的易北河就是條小溪。可是他見過易北河嗎？他透露的關於自己的唯一一條重要線索是，在他十三歲時父母得傷寒死了，他靠變賣父母的小房子換來的一口袋麵粉，讓自己和三個弟弟沒被餓死。幾十年後，我從莉迪婭的回憶錄中得知，這就是她父親作為預審法官碰到的那種所謂的「霸王條款生意」。
關於父親第一個家庭的命運，我無從所知。但是這個家庭的存在證明了我母親和我的一個共同點：我倆都在我們父親的第二個家庭中出生，都是年紀較大的男人的後繼子女，他們結束第一段婚姻後又娶了年輕許多的妻子。雅科夫的第一任妻子可能留在了西伯利亞，共同的兒子被他帶回了華沙。那我父親又是如何做的呢？他認識我母親時，到底是已經離開了第一個家庭，還是在當時追捕猶太人的背景下拋妻棄子，只為了和一個二十三歲的姑娘跑到德國？他的前妻和我同父異母的哥哥姐姐是已經被納粹殺害了，還是在我父母相識時已經不在人世？這些事情我永遠不可能知道。所有往事，毫無疑問肯定遠遠不止這些，秘密全部被我父親帶進了墳墓。1989年，母親離世後的第三十三年，白髮蒼蒼、又盲又失語的父親在德國一家養老院中去世。
當年，大批烏克蘭人開始是在佔領者無所不在的煽動宣傳下被送往德國的。不管走到哪裡，蘇聯居民都會受到煽動，讓他們報名去德國工作，承諾他們到德國就像進了天堂。洗腦無處不在，電影院的開場序幕、廣播電臺每個頻道，所有工作地點、所有火車站、所有劇院……所有公共場所，還有所有大街小巷。大幅的彩色海報上畫著幸福的烏克蘭人坐在德國先進的流水線邊，戴著首飾的烏克蘭家務幫工在準備烘焙德國的週日糕點。烏克蘭女傭特別受歡迎。1942年，希特勒下令遣送五十萬烏克蘭婦女到德國從事家政服務，以減輕德國婦女的負擔。媒體天天宣傳：
烏克蘭的男人們和女人們：
布林什維克專員們毀了你們的工廠和工作崗位，奪走了你們的工作和麵包。德國會給你們提供報酬豐厚的工作。在德國，你們將獲得極佳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按合同和工作成果獲取報酬。我們將特別優待烏克蘭工人。為了讓你們能夠在符合你們需求的條件下生活，並保持你們的文化習慣，我們將為你們建立獨立的居住區，裡面應有盡有，一應俱全：電影院、劇院、醫院、廣播電臺、浴室等。烏克蘭人將居住在明亮、設施完善的房間裡，並且獲得和德國工人相同的伙食。除此之外，考慮到所有民族的飲食特點，企業廚房將專門為烏克蘭工人制作烏克蘭餃子、紅燒牛肉、格瓦斯等。
德國需要你！成千上萬的烏克蘭人已經在自由、幸福的德國工作。你還在等什麼？在德國工作期間，我們會為你照顧好故鄉的家人。
起初，這些煽動宣傳的確奏效。不是所有的東方勞工都是被暴力遣送的，一開始很多人自願報名。後來，真相才漸漸露出水面：第三帝國的工作及生活條件和天堂根本毫不沾邊。最初是隱藏在信中的訊息，例如一個十六歲的男孩在給媽媽的信裡畫了一朵花，花是約定好的訊號，代表他過得很差。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遣送工人拖著垮掉的身體從德國回來，他們是被驅逐回鄉的，因為他們不能再被當作勞動力使用。他們講述的真相，讓那些滿懷憧憬報名去德國工作的人們希望迅速破滅。德國軍工業面臨嚴峻的問題，因為德國男人全部上了戰場，沒有勞動力可用。
然而，戰爭需要源源不斷的產品輸出，德國的勝利要依靠從還有男勞力的國家進口奴隸勞工，特別是蘇聯，準確地說是從烏克蘭。希特勒任命納粹模範省長官弗裡茨·紹克爾為全德意志勞動力調配全權總代表。後者是法蘭克地區郵政公務員和女裁縫的兒子，戰後在紐倫堡審判中被稱為「法老時代以來最大最殘暴的奴隸主」，他一邊號召「終於能擺脫人類忽略掉的最後渣滓」，一邊下達了開始抓捕的命令。烏克蘭是「獵人們」偏愛的行動地區。東方勞工中的絕大部分是烏克蘭人，他們被視作最低等的斯拉夫人，在納粹種族等級制度裡，比他們更低階的只有辛提人、羅姆人和猶太人。他們在大街上被抓，在電影院、咖啡館、輕軌車站、郵局，所有能抓得到的地方被抓捕。進行大搜捕的警察把他們從家中、地下室還有藏身的棚屋裡，驅趕到火車站，裝進運牲畜的車皮送往德國。無數人消失得無影無蹤，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什麼也沒帶。特別受歡迎的是青壯勞力——大量貨運車皮裝滿了烏克蘭青少年，天天開進德意志第三帝國。但是漸漸地，也開始運送四五十歲的人。最後，連年老體弱的人也運送。一個個的村莊，全村人被強行遣送，包括祖母和她們的孫輩，無人的村莊被一把火燒光。起初，奴隸勞工的最低年齡定為十二歲，之後又降到了十歲。而且不僅如此，根據1942年春頒佈的規定，烏克蘭所有十八歲至二十歲之間的青年人必須在帝國服勞役，為期兩年。近萬名強制勞工被日復一日地送往德國，所有人的伙食、住宿和待遇須按照弗裡茨·紹克爾的命令安排：花費最低限度的開支，使他們發揮出最大限度的勞動效率。
我的一位前東德的朋友讓我關注一本於1962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出版的小冊子，其中有一篇弗朗茨·菲曼寫的短文，當中他回憶了曾經在烏克蘭境內前線上的經歷：
在我們面前，靠近棚屋的牆邊，站著一隊烏克蘭女人。她們三人一組，沉默地擺著臀部向前挪動。她們手臂挽著手臂，緊貼著，如同風中搖曳的草稈。她們每人有一小行李捲，放在面前地上，裡面只有衣物、一口煮鍋和一柄湯匙。風颳著棚屋的頂。然後我們才聽出，她們的隊伍不是沉默無聲的，她們在非常輕聲地哼唱一首輕柔的歌。婦女們面前站著身穿皮毛大衣掛著槍的哨兵。一箇中士抽著煙走來走去，火車汽笛發出刺耳的聲音，隨即一列黑色貨車駛進站臺。我們沒有往前邁步。我目不轉睛地看著這些婦女，其中一個走到我們附近的時候轉過頭來，打量著我，也打量著尼克萊和弗拉迪米爾——兩個帶著袖章的輔助工。然後她碰了碰旁邊的婦女，整列婦女像書翻頁似的慢慢轉過頭來，打量著兩個輔助工的臉，盯著他們的袖章看，之後她們又一個接一個，沉默著轉過頭去。兩個輔助工臉色煞白，嘴唇顫抖。貨車停止轟隆作響，冒出褐色的煙霧，溫熱的一團。我以為，輔助工會避開煙霧，但是他們站在原地沒動，像凍住了一樣。貨車的拉門被開啟，露出了一個個空洞，婦女們沉默著拿起行李，中士大聲喊著：「走，走，快走！」把婦女們往前趕。突然弗拉迪米爾大叫一聲，扔下了電纜線軸，衝向火車。一個已經轉過身的女人，再次轉過頭來，弗拉迪米爾喉嚨咕嚕作響，叫出一個名字，一個哨兵衝過去，推搡著他，咆哮著叫我們滾開。弗拉迪米爾攥緊了拳頭，而哨兵拿起了槍。我把弗拉迪米爾拽了回來，他感覺到我的手撘上他的肩膀，縮了縮肩，接著轉身離開，低垂著頭搖晃著向棚屋後面走去。尼克萊一聲不吭地站著，兩腮一鼓一鼓的。婦女們消失在車廂的黑暗中。我好像第一次看見其實已經在貨車車站目睹過幾十次的場面，我也無數次地用電報傳遞資訊：勞工被送到德國，送到柏林或者維也納，或者埃森，或者漢堡。但是現在我看到，我的老天，她們腳上沒有穿鞋，只有一些破布還有水泥的袋子圍著前胸和後背。沒有人有被子，車廂裡沒有取暖裝置，沒有爐子，地上只鋪了薄薄的一層穀殼，窗戶柵欄上掛著冰。中士走上前來。「您在這裡張著嘴呆望什麼？」他低聲問道。我彙報了一聲，然後趕緊和尼克萊拿起電纜線軸，離開了。弗拉迪米爾倚靠著火車站前的一棵樹，雙眼緊閉，像被霜凍了似的發抖。我把手放在他肩頭，想找些話來安慰他。我想對他說，基輔來的婦女們穿戴得要好一些，她們會在德國好好住下的，但是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拿出煙盒，給每人一支菸。我們抽著煙，聽著火車的隆隆聲越來越快又越來越小，汽笛發出一聲尖銳的鳴叫，之後隆隆聲消失在黑暗之中。那是他的女朋友還是姐妹？我想問，但是我沒有開口。
讀這篇文章時，我似乎看到了我的母親，她靠著火車站棚屋的牆，和其他婦女一起輕聲唱著烏克蘭民謠，可是我知道，我是不可能在這樣的畫面中找到她的身影的。她不是走陸路，而是走水路跨越黑海離開烏克蘭的，像她舅父瓦倫蒂諾曾經那樣。我的記憶和一家國際尋人組織寄給我的當時美軍佔領區管理機構的檔案相符。我呆呆盯著檔案，這些幽靈般的材料向我證實了我從來沒有完全明白的事實。嚴重泛黃的紙上並沒有標註日期，但它的確是關於我父母的報告，和他們提出的眾多移居美國的申請有關。他們旅途中停留的站點毫無疑問說明了他們是在躲避紅軍。
我不知道父親在德軍佔領馬裡烏波爾期間做過些什麼。也許他比母親有更多的理由躲避捲土重來的蘇聯當權者，可是如果母親的罪過至今不過是出生於人民公敵、大資本家和反革命分子家庭，那麼現在她成為德國勞動局的員工，變成德國勞工運送機器上的一個小小齒輪，簡直罪上加罪，她是積極的反蘇聯罪犯，背叛祖國，勾結敵國。被送到勞改營已是她將面臨的最輕的懲罰了。如果她落入捲土重來的蘇聯人手中，可能會被就地槍斃。
在上路逃亡之前，他們結婚了。結婚證書影印件的背面顯示，他們是在德國佔領者撤退前六週結的婚，似乎明顯忽略了蘇聯軍隊將重新奪回這座城市的事實。之後，他們作為夫妻踏上了漫長的旅途，這樣他們途中不被分開的機率要大一些。
1943年8月的一天，我母親最後一次穿過大宅飽經風霜的拱門。那個時候，城市看上去是什麼樣？整個馬裡烏波爾在燃燒，被炸燬。同年，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特派員弗里德里希·沃爾夫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故鄉給我母親留下的最後一幅畫面是巨大的毀滅。德國將戰敗的事實早已清晰明瞭，但是德國士兵直到最後一刻仍在毀滅馬裡烏波爾剩下的一切。他們狂怒地炸燬一座又一座建築，用火焰噴射器點燃還未損壞的住房的門窗，他們毀壞學校、幼兒園、圖書館、穀倉和蓄水池，把儘可能多的土地化為焦土。
母親攜帶了哪些東西踏上未知的旅途？我知道的有那尊聖像，古老的純金底座上手繪了俄國東正教最重要的聖人群像，聖像現在掛在我家的牆上，是我唯一一件珍貴的家族遺產。還有三張照片，其中一張是她戴著頭巾的單人照，彷彿她為了給自己留作紀念帶上的。還有結婚證書和一些檔案，我孩提時把檔案全毀了。另外還有兩本小的俄羅斯詩歌小說集，她經常給我讀書中的詩歌和故事。書已經被我弄丟了，但是直到今天，那些被翻壞了的，幾乎變成土黃色的帶著黴味苦味的書頁，已成為我的一部分。我還能背誦出，普希金筆下那隻博學的貓，被金鍊子拴在一棵橡樹上，日夜圍著樹繞圈；萊蒙托夫筆下的帆：蔚藍的海面霧靄茫茫，孤獨的帆兒閃著白光！……它到遙遠的異地尋找著什麼，它把什麼拋在故鄉？母親的家早在很久以前就被陌生人佔據。她最後一次穿過大宅拱門時，這幾樣和其他東西一起裝在了她的行李小包中。她的保姆託尼婭也許幫她一起收拾行李，也許還陪她走了一小段路，幫她拿著行李。好心的託尼婭，她的第二個母親，給她換尿布，把她抱在懷裡，教會她唱烏克蘭的歌謠——母親和託尼婭也要永遠告別了。
美國機構的檔案顯示，我父母逃亡的第一站是敖德薩。可能他們在離開馬裡烏波爾時，還沒打算去美國，或許他們只是想去敖德薩，當時的敖德薩還牢牢掌握在德國佔領者手中。他們在黑海邊的敖德薩待了整整八個月，至少美國機構的檔案中是這麼記錄的。母親的職業那欄空著，父親那欄填的是簿記員。之前我一直以為，他在戰亂中從俄國流落到了烏克蘭，現在一切真相大白，早在1936年起，他就已經在馬裡烏波爾生活，做著簿記員的工作。出自1947年、幾乎無法辨認的美國機構檔案給我提供了有關他的資訊，這些他從來沒告訴過我。而這些資訊又帶來了新的問題。
我的名字意味著，我父母曾經得到過我的姑婆娜塔莉亞的庇護。娜塔莎是娜塔莉亞的愛稱，據我推測，我母親是為了感謝她的姑母，一位溫柔羞怯、眼神中透著虛妄的女性，所以給我取了她的名字。姑母是烏克蘭最後一個和她同處一個屋簷下的人，她用姑母的名字給她的第一個孩子，也就是我取名。
1944年4月10日，敖德薩被紅軍奪回——我的父母在最後時刻離開了烏克蘭。他們到底是自願離開還是被從敖德薩運走的，我無從知曉。但是，那時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在德國等待他們的是什麼。也許他們只能在鼠疫和霍亂中選擇一個，就像在德國強制勞役和留在烏克蘭等死中選一個一樣。他們可能還抱有一絲希望，想通過德國逃往美國，我認識的他們一直是這麼期望的。美國很可能從一開始就是他們的最終目的地，德國只是無法避免的中轉站，而強制勞役是他們為了去美國必須要付出的代價。或者，上述中沒有一條符合當時的情況，他們當真只是想前往敖德薩，卻在當地被抓住，然後被強行運走，就像其他許多人一樣？
隨著母親越來越接近德國，她離我卻越來越遠。她在烏克蘭生活的序幕才剛剛在我面前出乎意料地完全揭開，可我從來找不到任何有關她在德國服強制勞役的資訊。我只知道，我父親的勞工證上寫了什麼。追溯她赴德國的路線時，美國機構的檔案給我提供了定位幫助，剩下的只有靠我獨自重溯歷史。檔案並沒有告訴我，我父母從敖德薩到羅馬尼亞途經的哪條路，但是我的回憶幫助了我。我想起他們經常提到一次乘船經歷，船上有危及生命的蘇聯炸彈。
我彷彿看到，人們被一批批地驅趕到敖德薩港口，船已經在岸邊等待，所有人被趕上甲板。不久，母親看著黑海海岸遠去，烏克蘭的蔚藍天空永遠消失在視線中，沉入波濤洶湧的大海。她沒有時間哭泣，她清楚，在接下來的幾小時中她可能死去，因為德軍聯合艦隊在撤退中必然會遭到毫不留情的轟炸。
按照路線，撤離敖德薩前往羅馬尼亞的德國船隻實際運載的貨物一般是德國軍工業需要的戰略原材料，一併搭載的強制勞工，不過用來作為抵擋蘇聯軍隊的人肉屏障，蘇軍從空中對敵軍船隻進行攻擊。甲板上聚集著成百上千人，他們對即將到來的死亡恐懼萬分，部分人甚至疊在一起，而抵擋風雨嚴寒的只有頂棚。有時，蘇聯的轟炸機飛行員沒有看到船上載人，還有時，為了擊沉一艘德軍船隻，犧牲同胞也在所不惜。於他們而言，這些人不過是叛徒、通敵者，既然爬上了敵方的船，他們的生命就一文不值。僅一次這樣的進攻，就有八千人在黑海的洪流中喪生。
我父母搭乘的那艘船，最終抵達了羅馬尼亞，但是抵達哪個港口，我不知道。美國機構的檔案中顯示，下一站是布賴洛夫過境營。布賴洛夫（brailov）是這個城市的英語名稱，位於多瑙河下游的腹地。這艘船可能是一直開到那裡，也可能是停靠在羅馬尼亞黑海一側的大港口康斯坦薩，再從康斯坦薩轉火車到達二百公里外的布賴洛夫。無論如何，我父母已經抵達了世界的另一邊。羅馬尼亞是德國的戰時同盟國，在羅馬尼亞的疆域上，蘇聯體系再也無法觸及他們。我母親仍舊無法相信，但是他們一直以來認為沒有可能的一切發生了：他們逃脫了，真的逃脫了。他們得救了，獲得了自由。至少在他們看來是這樣。
我在網際網路上利用各種各樣的關鍵詞來搜尋位於布賴洛夫的過境營，正如我猜想的，一無所獲。誰會把整個歐洲境內數不勝數的中轉營、過境營還有篩選營全部記錄下來呢！我在地圖集上找到布賴洛夫，它位於羅馬尼亞的瓦拉幾亞地區，我隨即想起來，我在尋親時手指曾經劃過這塊地方。我的外曾祖母，安娜·馮·愛倫施泰特的家族出自這一地區，我在十八世紀的一本奧地利貴族百科全書上找到——雅克布·茨維拉赫，被封爵為馮·愛倫施泰特，瓦拉幾亞第一陸戰隊團部上尉。我的母親知不知道她在另一個世界的第一站，瓦拉幾亞地區的布賴洛夫，是她父輩先人的出生地？她知道她的家族過往嗎？或者我知道的家族史比她知道的還要多？她對她的出身和起源，是不是像我對我自己的出身一樣，所知少之又少？她是不是一個不僅沒有未來，也沒有過去的人？
我盯著中轉營的照片細看了幾個小時，希望能在茫茫人海中猛然發現二十四歲母親的面孔。年輕婦女，戴著頭巾的女孩，她們拿著紙皮箱子和行李布包，有些幾乎還是孩子，穿著破衣爛衫。所有人驚恐萬狀，不知道會被從家鄉的城市和村莊帶往何處。數不清的無名氏，只成了一堆數字。她們每個人都是我的母親。
到達中轉營後，登記，清點人數，檢查勞動能力，分類。她們須進行消毒，身上有毛髮的部位被噴灑著一種類似煤油的液體，或者，她們必須脫掉所有衣服，連同衣服行李在所謂的殺蟲間進行消殺。如果有淋浴的話，她們可以淋浴。布賴洛夫的中轉營估計也屬於那種除了休耕地以外別無他物的營地，那裡只有一塊空地，人們必須露天坐在地上等待繼續被運送。很多人虛弱病倒，又得不到任何食物，只能睡在又髒又冷的地上，忍受風吹雨打。這些營地裡的死亡率同樣居高不下，很多人根本到達不了目的地。
父親的勞工證上顯示，他於1944年5月14日抵達德國，但是勞工證是同年8月8日才簽發的，我只能通過猜測填補中間三個月的空檔。我的父母是否也像其他人一樣，在混亂中被從一箇中轉營運送到另一個？經過一次又一次的登記，一輪又一輪的檢查，過濾，清點人數，消毒，勞動能力確認？勞動局無法應付大量湧入的人，來不及分配工作。人們已經被拖垮了，早已習慣了他們無法做主，而是被當作貨物一樣隨意處置。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我的父母省去了一個個中轉營的漫長旅途，他們被從布賴洛夫直接送到了萊比錫。可能正因為此，當地的勞動局才晚了三個月簽發勞工證。
他們經由哪條路線從布賴洛夫到萊比錫的，美國機構的檔案沒有提供任何線索。要麼走水路，坐船經過多瑙河上的塞爾維亞、匈牙利，然後進入第三帝國，抵達帕紹附近的某處；要麼由一列運送牲畜的車皮運到德國。人們被源源不斷地從四面八方運送到德國，其中烏克蘭人最多，還有俄羅斯人、波蘭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白俄羅斯人、亞塞拜然人、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法國人、義大利人還有其他國家的人，甚至還有中國人。母親第一次出國就加入了國際社會。
跨越一千八百公里，從布賴洛夫到萊比錫，戈特弗裡德·威廉·萊布尼茨、弗里德里希·尼采、卡爾·李卜克內西、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故鄉。而現在，這座城市屬於國家社會主義的野蠻人。著名的萊比錫火車站被毀得只剩下一座大廳，一天之內就有四十六噸的美軍炸藥投下。母親在城裡看見了什麼？也許只有飄蕩著納粹萬字旗的廢墟。還有營地。到處都是營地。她應該早就清楚，他們不是在進入天堂而是在墮入地獄，陷入她以為永遠逃脫的古拉格。
有些強制勞工很幸運。他們在小型企業、私人家庭和農場裡待遇不差，有人甚至融入所在家庭。可是我的母親沒被分配到這樣的工作，不過對她來說，這樣的工作並不是件幸運的事。因為她無法勝任任何一項日常勞動，例如德國家庭或者農場的勞作，就算她去了也只會惹德國僱主發火。另外，性剝削也很普遍，年輕的斯拉夫婦女特別容易受到侵犯，因為她們所處的空間，從外面根本看不見。
我想起了法蘭克地區的農民。很久以前的一個夏天，為了能安靜地工作，我曾經在一個村莊的邊緣租住過農民的小屋。每個週末，我當時的男友都會來看我，周內大多數時間我都是一個人。租給我房子的人，在鄰村裡有家破落農場，因為酗酒早早地退休，時不時來找我，給我帶雞蛋或者一塊豬肉火腿，這些全是他來拜訪我的藉口。他那酒鬼的眼神看起來別有用心。他搖搖晃晃、喘著粗氣，渾濁的雙眼貪婪地打量著我。儘管萬不得已時，我可以輕而易舉地對付他，因為他喝得爛醉，站都站不穩，但是每次他出現多半是晚上，我住的村邊小屋已經被周邊樹林的暮色包圍，我還是會陷入慌亂。他以本地方言稱呼我為「俄國女」，直到某一天我恍然大悟——「俄國女」一詞不是他的發明，而是來自從前的年代，那時幾乎每個德國農民在自己的農場中都有「俄國女」。法蘭克地區的人當時就是這麼稱呼像我母親一樣的女人的，他們並沒有惡意——他們也可以叫自己的奶牛「俄國女」。如果我處於母親當時的情況下，這個農民完全不需要大費周章，用雞蛋和火腿來博取我的好感，他根本沒必要花費這個力氣。
母親避開了農場。可儘管如此，她還是倒霉，加倍的倒霉。她和我父親不僅來到了整天被同盟國轟炸的地方，而且還被分配到了讓人生畏的軍工企業，而且偏偏是以極不人道的工作和居住條件而出名的弗利克康采恩下屬的通用運輸裝置有限公司，簡稱atg。公司位於萊比錫舜瑙爾大街101號，是一家戰鬥機組裝工廠，德軍戰鬥機飛行員熱烈地讚頌它為：
馬達隆隆作響，
開啟自由時光，
自豪的鳥兒飛翔，
勝利凱歌高唱……
這些「自豪的鳥」是由九千五百名工人組裝的，其中兩千五百名是強制勞工，他們被迫建造攻擊自己祖國的毀滅性機器。我的父母被分開，父親進入男工營，母親進入女工營。自此開始他們不再有姓名，而成為勞工證上的一串數字。他們必須在衣服右邊胸口處佩戴藍底白字的ost標誌——「東方勞工」（ostarbeiter）的縮寫，只比猶太人佩戴的六芒星略好一些。其他國家的勞工不允許和他們交談，違者處罰。
每個新來的工人會領到一張傳單，上面用烏克蘭語、俄語和德語三種語言寫著：
以下規定針對來自蘇聯佔領區的勞工：
1.時刻服從監工的指令。
2.離開營地必須有一名監工陪同。
3.禁止與德國人以及其他國家的平民勞工或者戰俘發生性行為，違者處死。違規婦女將被送往集中營。
4.曠工者、煽動其他勞工者、擅自離開工作崗位者、從事反帝國活動者，將被送至集中營服強制勞役。情節嚴重者處死。
5.依規，ost標誌須佩戴於上衣右胸口處。嚴守紀律並工作表現良好者，將按規章優待。
海因裡希·希姆萊在他的波茲南秘密講話中，對待斯拉夫強制勞工的純功利主義態度一覽無餘：我完全不在乎俄國人過得如何，捷克人過得如何……除非他們被我們國家徵用當奴隸，我才會對他們會不會餓死感興趣。我根本不在乎一萬個俄羅斯女人是不是在給德國挖反坦克壕溝時累倒，除非壕溝挖完。
顯而易見，強制勞工根本不可能辭去工作，也不可能更換工作崗位。當然，也不會被允許返回故鄉。
atg的工人被分在二十個營地居住，萊比錫地區共有六百個這樣的營地。atg是一家巨型企業，一個由廠房、地下秘密生產點、居住棚屋、商貿棚屋、後廚棚屋、洗衣棚屋、廁所棚屋、食堂棚屋組成的小型城市。女性強制勞工禁止進入男勞工營地，男勞工同樣。母親到底知不知道父親住在哪個營地、在廣闊企業場地上的哪一處工作？他倆還有沒有機會能碰面，和對方交換眼神或是說上隻言片語？他們能在某個食堂棚屋裡，或者其他允許男女勞工同時在場的地方碰見對方嗎？整片營地有沒有隔間？按照性別和國籍劃分的強制勞工能躲進隔間碰面嗎？
營地的名字無不美麗如畫，如陽光玫瑰、梨樹林、綠草坪、紙莎草、白霧、童話草地、祝你平安、明朗目光、黑色玫瑰、布倫希爾德女神、荊棘樹、三葉草，深谷……這樣的名字數不勝數。母親在哪個營地呢？沒有任何檔案留存下來。atg的檔案早已不復存在，可能被燒燬，也可能被美國或者俄羅斯佔領者帶走了，最可能的是企業領導在戰爭結束時自己銷燬了，為了不留下任何證據。從一個紀念館那裡，我得到了一些模糊的資訊，其中有一份atg和公司營地的草圖。我再次碰到了我尋蹤過程中經常遇到的現象：atg的二十個營地中，只有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一個外部營有文獻記載，五百名匈牙利猶太女性在外部營中為atg勞作。關於這個外部營有大量資料留存，在曾經的營地上還豎立起一座紀念碑。而其他約兩千人，其中大部分是atg的斯拉夫強制勞工，卻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更談不上也為他們立碑了。
我一再檢視廠房的草圖，用手指沿著道路劃過。母親肯定不在匈牙利猶太女工營裡，還剩下十九個營，母親可能在其中一個。她曾在草圖上的某處走過，冬天，天還沒亮，就已經在去往組裝車間的路上；傍晚天色漆黑，她在回棚屋的路上。明媚的季節裡，也許她看過一個個德語路牌：紫菀花路、玫瑰花路、大麗花街……她在去勞作的路上是會經過小花園，帶草坪的私人住宅區，還是一片被戰爭摧毀的荒蕪的工業用地呢？雖然地面上的街道以花卉命名，但那些已是看不見的過去，如今只剩下斷壁殘垣。
有的工作隊允許自由行動，而有的則有看守在旁，看守又罵又打地驅趕他們。街上，婦女們的木鞋噠噠作響。從家帶來的鞋子穿壞以後，她們就只有木鞋可以穿，別無選擇。她們必須在公司花高價買下這種船形硬木鞋，儘管腳會變形，每走一步都疼，還會擦傷。更倒霉的，腳上會發炎，潰瘍，如果有人沒法走到勞動崗位，生了病，危險很快就會降臨，即將到來的是被淘汰，然後等死。有些婦女把木鞋拿在手上，赤腳走路，不然跟不上隊伍的行進速度。有時她們在走路時輕聲唱歌。她們在家習慣了唱歌，幾乎總是唱歌，在田裡、家裡或是路上。母親也喜歡唱歌，用她那美妙清亮的女高音，後來我還經常聽到她唱。現在多半是很多歌聲匯在一起，就像在烏克蘭火車站婦女們被塞進運輸牲畜的車皮之前弗朗茨·菲曼聽到的那樣。像其他所有婦女一樣，母親也戴著頭巾，也許還穿著她從馬裡烏波爾帶來的裙子。但是，她的東西很可能已經變得破爛不堪沒法再穿了，深色帆布工作服在她瘦削的、營養不良的身上直晃盪，腳上穿著梆硬磨腳的木鞋。住在街邊的德國居民，每天一大早難道不會被強制勞工隊那麼多雙木鞋的噠噠聲吵醒嗎？
車間大廳裡，等待她的是每日十二小時的勞作。在我記憶中，她和父親經常爭吵，父親要求她去工作，像其他大多數在「大房子」裡工作的婦女一樣，掙錢貼補家用。她每次都哭，因為她覺得自己做不到。勞動營也許永久性地摧毀了她的健康和神經，光是聽到「工廠」這個詞都會讓她驚慌失措。儘管如此，有一次她還是嘗試去生產捲簾百葉窗的工廠做工，但是一週以後她就累垮了。
那麼，她是如何做到一週六天，供不應求時週日也無休，日復一日在流水線上勞作十二小時而沒被累垮的？同時，因為飢餓，還因為寒冷喧囂的夜晚在人滿為患、寄生蟲肆虐的棚屋裡無法好好休息，她變得十分虛弱。況且，她做的並不是一般的活兒，而是組裝戰鬥機，這些戰鬥機將用來殺死她的同胞。監工有體罰工人的權力，因為工作太慢她肯定沒少被責打。
有個別人冒著性命危險在勞作時故意犯錯，以此給德國的軍工業帶來破壞。我膽小又神經衰弱的母親肯定不在其中。她會盡最大努力按規矩行事，不引人注意。這種態度可能早在她還在馬裡烏波爾的時候就已經成了她的第二天性：不惹人注目是一種生存策略。
辱罵和懲罰是所有工人的家常便飯。通常，在種族等級制度中排名非常低的烏克蘭人，被認為比其他的東方勞工更懶惰、更不愛勞動、更詭計多端，而受到更多的責罰。沒有佩戴東方標誌、沒有問候上級、物品互換、偷吃東西、無理由消極怠工、損壞物品等，都會被罰。輕則打耳光，重則鞭打、懲罰性勞作、不許吃飯、夜裡每小時叫醒一次。偶爾有勞工會在寒冬被從頭澆下冷水，隨後關禁閉，死於體溫過低。一點瑣事都會被送去勞動教育營。將強制勞工和勞教營中關押的德國犯人一併懲罰可以一舉兩得：被和斯拉夫下等人同等對待，會讓德國犯人感到更屈辱更降級。勞教營中的存活機率尤其低，有些營的條件甚至比集中營還惡劣。全德意志勞動力調配全權總代表弗裡茨·紹克爾鼓勵監工懲罰強制勞工：哪怕他們在勞動中犯了一丁點錯，也要立刻通報警察，絞死，槍斃！我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