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雅科夫，因為革命信仰被罰流放二十年。流放期的最後時期，他被允許在國家監管下住在當時位於俄羅斯帝國邊緣的華沙。我母親的姐姐莉迪婭，1911年就出生在那裡。
正如我之前猜測的，瑪蒂爾達·德·馬爾蒂諾並不是雅科夫的第一任妻子。莉迪婭的童年是和她同父異母的哥哥安德烈一起度過的。安德烈是雅科夫在流放地結婚生下的孩子，他第一次來到華沙時雙眼睜得老大。
雅科夫在華沙一所高階文理中學謀到了歷史老師的職位，收入微薄，但是他娶了一位出身義大利家庭的富家女，孃家家產豐厚。婚後，夫妻倆住在老城中心一處寬敞的公寓套房裡，僱了一個波蘭廚師、一個俄羅斯女傭以及一位英國家庭教師——維格摩爾小姐。維格摩爾小姐總戴著一頂前後帽簷完全一樣的小帽子，雅科夫稱她為「哈嘍-拜拜小姐」。還在幼童時，莉迪婭就已經會說三種語言了，她總是把它們混淆。另外，她的父親還會俄羅斯貴族的語言——法語，而父親還會的德語是來自波羅的海德意志三國的母親安娜·馮·愛倫施泰特教的。他們的起居室裡放著一臺昂貴的三角大鋼琴，極具音樂天賦的瑪蒂爾達用它彈奏蕭邦和莫札特。家裡經常高朋滿座，全是波蘭的知識分子、音樂家和詩人。雅科夫被准許去瑞典和英國旅行，在那裡，他和當地工人運動的積極分子秘密會面。然而這一切並不妨礙他在華沙大手大腳地過日子，和全家人到時髦的波蘭療養地瓦津基公園度假。1915年德軍進入華沙，結束了他奢華的流放生涯。雅科夫獲准返回馬裡烏波爾。歷時二十年，他又恢復了自由身。他回到故鄉後不久，我母親的哥哥謝爾蓋出生了。
當時，馬裡烏波爾是一個多種文化混雜的城市。有烏克蘭人、俄國人、希臘人、義大利人、法國人、德國人、土耳其人、波蘭人，其中很多是猶太人。城市位於丘陵之上，在城裡任何一處都可以看到以漁產豐饒而出名的亞述海。每當巨大的鱘魚群和梭鱸魚群遊過時，平靜的海面如同沸騰一般。
城市下方邊緣住著漁夫，比漁夫地勢略高、住在丘陵之上的是工人，主要是港口工人。他們住在木屋、土屋、簡易倉庫或者隔板屋裡，那裡擁擠不堪，工人們又苦又窮。當時沒有下水道，沒有供電，人們還必須拎水桶去泉眼處打水。泥濘的地面惡臭撲鼻，咬人的蚊蟲到處都是。飢餓的孩子們在汙泥裡玩耍，而他們的父親在喝酒。瘧疾、霍亂和傷寒肆虐。夜間，人們在棚屋裡點燃松木火把照明。
第三層遍佈貧窮猶太人的小木屋和隔板屋。這裡有人人渴望得到的火柴、鞋帶、剃鬚毛刷、煤油、鏽蝕的釘子、舊書、甜瓜、玉米棒、小米、鹽石、祈禱披巾，所有能想到或者想不到的都有。這裡也到處是半裸的、邋遢又飢餓的孩子，男孩子留著猶太人傳統髮式，鬢角兩邊垂著捲曲長髮。
位置比較靠邊的，停靠船舶和卸貨吊車的港口背後，是兩片巨大的法國人建造的鐵棚屋群。在這裡工作和住在獨立居住點的人們，條件比港口工人好不少。磚石堆砌成的房子裡有水有電，工資剛好夠填飽肚子。工廠高大的煙囪夜以繼日在城市上空吐出汙濁的廢氣，換班結束的汽笛聲取代了馬裡烏波爾居民的鐘聲。
雅科夫和家人住在「上層城市」，那裡直到大革命都是給中產階級和上層社會居住的「保留地」。有餐館和酒吧，有「太陽俱樂部」，有大陸酒店和帝國酒店，有希臘式的酒菜館，意式小餐館，還有劇院，大集市以及價格高昂的商鋪，許多俄羅斯東正教教堂，一座天主教堂，數個猶太教堂，一座義大利居民建造的羅馬天主教堂以及一座波蘭教堂。街上行駛著計程車，有人在賣熱騰騰的散裝俄式餡餅，還有吉普賽人在攬客看手相。每個週日，管絃樂隊都會在城市公園中演出。
瑪蒂爾達的父親，朱塞佩·德·馬爾蒂諾，富得流油的義大利商人，把整座城市最華麗的宅第之一，位於尼古拉耶夫斯卡亞大街大宅的一側廂房給女兒及其家人居住。而瑪蒂爾達的姐姐安吉麗娜和她的希臘丈夫及孩子居住的「白色宅邸」更奢華。馬裡烏波爾城裡最光彩炫目的舞會和花園聚會都在「白色宅邸」中舉行，那裡還舉辦過音樂會以及慈善抽獎。和姐姐不同，瑪蒂爾達和父母住在一起，教授鋼琴課，丈夫雅科夫大學學過法律，只找到了法官助手的工作。雅科夫回到馬裡烏波爾後，立刻重操舊業，又和布林什維克湊在一起，這些人來自當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內被禁的派別。雅科夫這個堅定的布林什維主義者，為何娶了大資本家的女兒？他如何能和被劃為階級敵人的岳父在同一屋簷下生活？關於這些莉迪婭隻字未提。對我來說，這並不是她回憶錄中唯一的盲點。
瑪蒂爾達富有的母親特蕾莎·帕切莉，傲慢地俯視著出生於烏克蘭破落貴族家庭的女婿。她對於雅科夫家裡只僱了託尼婭一名保姆以及餐桌上只有三四道菜嗤之以鼻。雖然在華沙，她女兒有寬敞的住所，但是現在回到父母家中，女兒不得不靠教授鋼琴課來賺錢。
我的義大利外曾外祖父母特蕾莎和朱塞佩的豪宅，簡直是窮親戚的聚居地。除了雅科夫一家，同住的還有瑪蒂爾達的哥哥費德里科，他幫父親打理店鋪，住在一個簡陋的套間裡。此外，還住著帕切莉家的「小婆婆」和阿莫雷蒂家的「大婆婆」。「大婆婆」的綽號來源於她令人印象深刻的身高，還有她華麗的、一直垂到膝蓋的大辮子。早先她嫁給了一名俄羅斯貴族，丈夫在輪盤賭中輸掉了全部家當並死於肺結核。自此，這位早早喪夫、喪盡家產的「大婆婆」就住在了妹妹特蕾莎家中。「小婆婆」也有相似的命運。她的確身材嬌小纖細，有著令人為之瘋狂的美貌，可是她的身體越來越彎，變成了駝背。擁有眾多酒窖的父親，給她提供了極佳的教育。她會多種語言，因充滿智慧的談吐及無懈可擊的教養而引人注目，成為沙皇的母親瑪麗亞·費奧多羅芙娜的宮廷女官。她嫁給了一名相貌出眾但是赤貧的軍官，可丈夫卻無法接受娶一個駝背為妻，把她的嫁妝揮霍一空後，消失得無影無蹤。有一天，「小婆婆」再次出現在馬裡烏波爾。對於提問，她一律回答得極其簡短，通常只說：「我不知道，我根本什麼也不知道。」大多數時間，她沉默不語。
大宅的所有者，莉迪婭和謝爾蓋的外祖父母居住的部分，同博物館毫無二致，屋裡陳列著來自世界各地讓人驚歎的物品：中國的絲綢，印度的地毯，非洲的象牙人物雕，波斯的珍貴馬賽克鑲嵌畫和箱子，錫蘭的令人恐懼的面具，碩大的、能聽到遙遠大海聲音的貝殼，阿拉伯的掛毯，日本的瓷人，威尼斯的水晶碟……還有更多的奇珍異寶，全部是特蕾莎和朱塞佩航海途中帶回來的。桌上擺放著果籃以及插滿鮮花的花瓶。招待客人、奏樂跳舞的會客室裡，供奉義大利祖先的畫廊正中掛著一幅沙皇一家的畫像，下方是紅衣主教以及義大利使者在葡萄牙的畫像。還有朱塞佩父親的畫像，那個來自那不勒斯的石匠，一個肩膀寬闊、光頭，戴著單片眼鏡的男人。沙龍室內雕樑畫棟，如鏡面般光滑的地板，是莉迪婭偷偷玩的滑道。最吸引她的，是一間房間裡兩個鑲了鏡子的間壁。當她站在其中一面鏡子前，她的映象會被對面的鏡子反照回來，鏡子又再反射反照回來的映象，在那裡她能看見無窮無盡的自己。
外祖父母的僕從除了兩個女傭，還有一個女廚師、一個洗衣婦、一個管家、一個馬車伕和一個汽車司機。只有女傭才能直接和外祖父母說話，其他人只能通過她們給外祖父母傳話。有一回，莉迪婭來到廚房，正好傭人們在一邊吃午飯一邊閒聊。見她進來，大家不再作聲。「有何貴幹，小姐？」一名女傭問道。只聽見有人小聲說道：「這裡哪來什麼小姐啊？她只不過是吃外祖父母施捨的閒飯罷了。」莉迪婭覺得受到了侮辱。「我父親是有工作的！」她倔強地反駁道。廚師給了她一大捧瓜子，莉迪婭跑開了。
後來我母親也在庭院裡玩耍，那裡能聽到隔壁箍桶作坊的聲響。作坊在一面由深色柏樹掩映的牆後，屬於鄰居猶太家庭勃朗施坦的宅地，當時還沒人能夠預料到，這個家庭裡走出了一位後來被稱作列夫·托洛茨基的人，他的侄子在莉迪婭的生活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庭院中瀰漫著丁香和野薔薇的香氣，房子立面爬滿了蜿蜒向上的葡萄藤。庭院後方是馬廄，裡面養著三匹馬，馬車伕每天給它們餵食和刷洗。工具棚中停放著兩輛馬車，一輛日常使用，一輛節日時使用，還有一副巨大的馬用雪橇供冬天使用。挨著工具棚建有一個車庫。當時在整個馬裡烏波爾只有兩輛汽車，其中一輛就屬於莉迪婭的外祖父朱塞佩。
莉迪婭一直有點怕她母親，雖然母親從未懲罰甚至從未責罵過她。她總是用半帶嚴厲半帶嘲諷的目光看著莉迪婭，所以莉迪婭從沒搞清過，到底母親是在責怪她還是隻是拿她尋開心。她從來沒想過在母親身上尋找保護、溫暖和呵護。這一切都是她從烏克蘭保姆託尼婭身上得到的，託尼婭親熱地擁抱她，逗她笑，她還從託尼婭那裡學會了烏克蘭語，一種被她父母認為低階的俄羅斯方言，正是這方言後來救了莉迪婭的命。
莉迪婭常常獨自一人。她母親有很多鋼琴課學生，可以整天聽見他們在練習音階和練習曲。她的父親不是在律所，就是去參加布林什維主義者的秘密集會，從來都沒有時間陪她。謝爾蓋還太小，沒法和莉迪婭一起玩，而同父異母的哥哥安德烈已經成人。他跟隨父親的腳步加入內戰當中——才幾天就送了命。
莉迪婭羨慕其他孩子，他們的母親會給他們讀童話書，她的母親卻從來沒這麼做過。也許這促成了她才剛剛五歲，在沒有任何外界的幫助下就學會了看書。至於如何做到的，後來她自己也記不起來了。她用手指指著，逐個字母學習，直到她逐漸領悟出每個字母的順序。她完全陶醉其中，不停地看啊看。看完童話之後，她就從父母的藏書中拿。才六七歲，她已讀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陀契卡·涅茲凡諾娃》，伊萬·克雷洛夫的寓言，列斯科夫的《圖拉的斜眼左撇子和鋼跳蚤的故事》。她沉浸在成人的世界裡，並且深信她讀懂了書中的每一個詞。
莉迪婭三歲還住在華沙時，她母親開始給她上鋼琴課。莉迪婭憎恨練習音階，憎恨指法練習曲，但是她卻能作曲。她根本不需要多做什麼，只需要跟隨內心中的曲調，和絃之後接著彈出下一個和絃。如同她看書一般，只不過在鋼琴上她不是用眼睛在看，而是用耳朵在聽。鋼琴的琴鍵是一個個的字母，可以拼出單詞和句子。有一次，母親把頭探進門裡。「你為什麼彈這麼複雜的曲子啊？」她問道，「這曲子對你來說還為時過早。」她對女兒的天賦一無所知。
晚上，在忙碌了一天後，外祖父朱塞佩時常把全家召集到一起。在海上出生然後被拋棄的兒女們會過來，有時候住在聖彼得堡的鋼琴家女兒艾雷奧諾拉·德·馬爾蒂諾也會回來。大家吃喝閒聊，話題總是離不開政治，離不開大革命已經預示出的恐怖景象。有時候還會有人坐在雅克布-貝克爾鋼琴旁彈奏一曲。有時候外祖父會說：「來，瑪蒂爾達，給我們唱首歌。」莉迪婭的母親嗓音與眾不同，動聽而低沉，她用這溫暖的女低音唱那不勒斯的歌曲、歌劇詠歎調、柴可夫斯基和魯賓斯坦的浪漫曲。通常給她伴唱的是她的弟弟瓦倫蒂諾。
當讀到外祖母歌唱時，我竟沒有絲毫印象。母親不可能從來沒和我提過外祖母的歌喉，她自己會唱歌肯定是來自外祖母，當然無疑也來自哥哥謝爾蓋。她不哭泣、不默默出神的時候，總是在唱歌。她刷洗餐具的時候唱，掃地的時候唱，站在鏡子前梳頭時也在唱。我們都唱歌，幾乎每天一起唱，我還彈手風琴，甚至還半夜爬起來，像患了夜遊症一樣，面前放著譜架，閉著雙眼彈。父親孩童時期是家鄉俄羅斯教堂唱詩班的一員，之後做了唱詩班領唱。在德國強制勞役結束後，他的歌喉成了我們活下去的經濟來源。起初，他給想聽俄羅斯歌曲的美國佔領者唱歌，他們給我父親一些東西作為回報，之後他又作為哥薩克合唱團的一員，靠唱歌掙錢。也許我的父母早在馬裡烏波爾就唱歌，可能因為他們的歌聲在一起既美妙又和諧，所以我的母親才愛上了父親。無論如何，他們倆的共同之處——曼妙的歌喉，以及對歌唱的熱愛，也遺傳到了我和妹妹身上，妹妹大學學習音樂併成了歌劇演唱家——她追隨舅父謝爾蓋的足跡，可卻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一位舅父的存在。在德國學校裡，我總是歌聲最好聽的那個。歌喉是我的優點，我擁有的唯一的俄羅斯式優點。當母親、父親、妹妹和我一起歌唱時，當我們的歌聲匯聚到一起時，這個家才真正存在，我們才是「我們」，別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我們」。
除了歌聲之外一貫冷冰冰的母親，莉迪婭寫道，她的歌聲充滿了溫暖、魔力和柔情。瑪蒂爾達的歌聲是莉迪婭童年最大的快樂。雖然她不給莉迪婭念童話書，但是當託尼婭帶孩子們上床睡覺時，她會來到房間和孩子們道晚安。她離開前，坐在窗前開始輕聲歌唱，唱俄羅斯和義大利的催眠曲，「睡吧，我可愛的孩子，睡吧，我甜美的孩子……」「搖籃曲，搖籃曲，我該把這孩子給誰……」母親低沉、神秘的歌聲意味著安全，意味著莉迪婭的故鄉，歌聲每天陪伴她在這一天的末尾，幸福地進入夢鄉。
每天早晨，母親都試圖把莉迪婭一頭亂蓬蓬的黑髮理出頭緒。她用各種各樣的頭梳和毛刷，試圖把不服帖的兒童毛髮弄順。「你就是我們的小女巫。」她開著玩笑，卻並沒有意識到，女兒對她的話有多較真。莉迪婭從童話書中知道女巫是會飛的，她暗地裡相信自己也會飛。作為一個女孩，她和鄰居家的男孩們在緊挨著的房頂上跑來跑去，從一個屋頂跳到另一個。有時腳下踩的瓦滑落下去，男孩們嚇得大叫，可莉迪婭一點兒也不害怕。她跳得很有把握，確信自己不會發生任何事，重力在她身上也不起作用。
有一天，她獨自爬上屋頂，往空中邁了一步。她很幸運，沒有掉到石板路面上，而是跌進了一個沙堆，沙堆剛巧在大街上她跌落的地方。她的女巫生涯以嚴重的瘀傷和腦震盪而結束。
到了夏天，瑪蒂爾達的弟弟瓦倫蒂諾經常派來一輛馬車，接瑪蒂爾達和孩子們去他的鄉間宅邸。宅邸位於馬裡烏波爾周邊的一座巨大花園中的山丘上，在屋頂露臺上可以俯視蔚藍的大海、白色的沙灘和港口的船隻。庭院中有潺潺的泉水，臺階邊佇立著兩隻石獅子。巨大的花園一直延伸到海邊，由一位名叫埃裡希·克拉費爾特的園丁打理，他是瓦倫蒂諾特地從德國請過來的，住在宅地的一所小房裡。一條條林蔭大道穿過整座花園：一條樹蔭大道，總是十分涼爽，因為沒有一絲陽光照進樹枝搭造的綠色屋頂；還有一條陽光大道，玫瑰花叢中放著躺椅供日光浴，療養各種各樣的冬日疾病。其餘的林蔭道上種滿果樹和莓果灌木。穿過一片小型花海，各種顏色的花搭配在一起，光彩奪目，每個季節的顏色各不相同。穿過一條狹窄的石頭臺階，可以往下走到沙灘邊的更衣室。晚間，有客人來時，整座花園被裝飾的彩色燈串照亮，人們喝著義大利葡萄酒，香檳，品嚐自制的冰淇淋。
在這裡，莉迪婭度過了童年最美好的時光。瓦倫蒂諾舅父和她一起玩多米諾牌，還讓她在背上騎馬。舅父在旁，母親也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變得輕鬆愉快，溫柔可親。儘管她弟弟的僕人可以做任何事，母親還是自己採摘莓果，在露天廚房裡熬製果醬。晚上，瓦倫蒂諾搬出留聲機，放上唱片，和瑪蒂爾達在露臺上跳舞。此處莉迪婭突然附上一句：父親從來沒去過小舅子家的鄉間宅邸。這句話旁邊並沒有解釋，讓人摸不著頭腦，如果莉迪婭想在她的回憶錄中暗示她母親和弟弟之間的關係曖昧，那正是此處。
冬天，莉迪婭最喜歡坐馬拉雪橇，比坐汽車還喜歡。外面飛雪時，她恨不得每天裹著皮草爬上雪橇，在飄舞的雪花中飛躍，聽馬挽具上的小鈴鐺叮噹作響。當她有一次鼓足勇氣請求外祖母讓她多坐一次馬拉雪橇時，外祖母居高臨下地打量著她：「你們家裡有馬嗎？有馬車伕嗎？你們一無所有。你們不過是寄生蟲。」
莉迪婭氣極了。她知道寄生蟲和臭蟲、跳蚤沒什麼兩樣。她衝進了她父親的工作間，父親工作時不允許別人打擾，但是這一次，她連門都沒敲就闖了進去。「爸爸，外祖母說我們是寄生蟲。是這樣嗎？」她氣喘吁吁地問道。父親拿下眼鏡，用他那雙嚴肅至極的棕色眼睛注視著她。「是的，女兒，的確如此。」他說，「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不過，很快這一切就將改變。革命之後，不再有富人和窮人，我們也不再是寄生蟲了。」
從那時起，莉迪婭就眼巴巴地盼著革命。她的確沒等多久。短短幾周後，革命開始了。開始一派喜氣洋洋，一點兒也不驚心動魄。大街上是嬉笑的人群，唱著不知名的新歌曲，手中揮舞著小紅旗。就連莉迪婭父母也和外祖父母以及其他親戚一起慶祝。他們高唱馬賽曲，拿著香檳酒碰杯。為了自由！會客室中沙皇一家的畫像也被拿了下來。一片歌舞昇平，嶄新的民主時代終於來臨了。
看到這段，我不禁問自己該如何去理解這些。外曾外祖父母是太幼稚了嗎，難道他們不知道即將面臨什麼？他們難道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女婿的政治目標就是推翻並打倒像他們這樣的人？
幾天之後，槍擊開始。人們開始用石塊砸窗戶。憤怒的下層民眾試圖衝進富裕的德·馬爾蒂諾家。管家成功平息了眾怒，他依然向著自己的主人，但是這一次，是在劫掠、無政府主義盛行、恐怖肆虐以及長期的恐懼開始前的最後一次平靜收場了。馬裡烏波爾的多個政治團體正在搶奪政權，一會兒這個團體上臺，一會兒又是另一個奪權。為了躲避大街上不停歇的胡亂掃射，人們躲在地下室和防空洞裡。人們從掛在銀行大樓的旗子辨認每次爭鬥的勝利者。沙皇旗代表白色近衛軍，紅色旗代表布林什維主義者，黃藍旗代表民族主義者西蒙·彼得留拉，黑色則代表無政府主義者內斯托爾·馬赫諾。五年內戰期間，馬裡烏波爾的政權更迭了十七次。最危險的是那些不掛旗子的勝利者。他們進行了最野蠻的襲擊和洗劫。
我母親當時還沒出生，家中一切已經變了樣。瑪蒂爾達和兩個孩子留在家裡，她的丈夫雅科夫和繼子安德烈走上街頭，為布林什維主義而戰。漸漸地，傭人們一個接一個消失，還帶走了他們能夠拿走的所有東西。有一天，莉迪婭開啟浴室門時，看見女廚師達利亞正用外祖母的絲質晨衣包裹洗手盆，把它們一起扔進一個大籃子裡。「這都是外祖母的東西！」莉迪婭激動地大聲喊道。女廚師卻說：「我們現在是共產主義了，你的就是我的。」她想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但是我的可不是你的。」
一天夜裡，莉迪婭從門縫中窺見外祖父和他兒子費德里科坐在燈下，面前桌上堆著如山的金幣。他們從金幣裡拿出一摞又一摞，用報紙包好。「現在他們要溜了，你的這幫好親戚，資本家們！」從莉迪婭身邊走過的一個還沒離開的女傭發出噓聲。第二天，外祖父和費德里科真的消失了，顯然是永遠不會再出現。至少，莉迪婭再也沒有提到過兩人。又留下了一個盲點。現在我總算知道了，我的母親出生後，沒有見過她的義大利外祖父母。可能他們被人殺了，也可能被帶到了勞改營，又或許他們帶著金子成功逃亡了。
幾乎每天都有不請自來的人走進尼古拉耶夫斯卡亞大街這幢豪華的大宅，他們到處轉悠，四處張望，在找著什麼。一天晚上，兩個全副武裝的男人突然出現，並開始用他們的刺刀割走廊牆上的電話線。「您為什麼這麼做？」瑪蒂爾達想弄清楚究竟，她請男人們拿出證件。其中一個男人在她面前揮舞著拳頭：「這就是證件。」隨後他又指了指他的左輪手槍：「還有這個。」
不斷有新的組織成立。有一次，人們在大街上觀看一種新式遊行。幾十個青年男女一絲不掛地跑過街道，只有肩膀上掛了一條紅色字幅，上面寫著：「結束羞恥！」圍觀群眾笑成一團，噓聲一片。莉迪婭和謝爾蓋在街上將各色子彈收集起來玩紅白棋。莉迪婭的朋友瑪莎告訴她：「我不能再和你玩了。你媽媽是白的，我媽媽是紅的。」
唯一留在家中的傭人是司機。一天，他邀請莉迪婭坐外祖父的汽車去兜風。莉迪婭已經很久沒坐過汽車了，很是激動。她穿著夏天的薄連衣裙，像往常一樣赤著腳，爬上了敞篷的後座。司機以飛一般的速度駕車穿過街道，很快到了舅父瓦倫蒂諾的鄉間宅邸外。司機把車停在德國園丁的住所外，一言不發地下了車，留下莉迪婭一人。他打算幹什麼？難道想以前僱主的外孫女為人質，和園丁協商謀奪瓦倫蒂諾的財產？宅邸看上去空無一人，窗戶緊閉，門前的磚石縫裡雜草叢生——沒有瓦倫蒂諾的半點蹤跡。莉迪婭四處徘徊，天已經黑了，她開始覺得冷了。最後，她鑽進一大堆葵花籽裡躲起來，葵花籽還帶有白天吸收的熱量。不知道什麼時候，她被手電筒的光照醒了，是司機。「我們走吧，小姐。」司機說道。他譏諷地冷笑，又糾正了剛才的話：「當然我是說，曾經的小姐。」他把莉迪婭帶回家，讓她自己下車，然後他開著外祖父的車離開了，再也沒有回來。當莉迪婭赤著腳，渾身髒兮兮，因為冷而顫抖著走進屋子時，託尼婭如釋重負地發出一聲尖叫。她和母親已經找了她幾個小時，以為她會永遠消失在城市紛亂的夜色中。
一天清晨，莉迪婭被一片嘈雜聲吵醒了。她從床上跳下來，穿著睡衣跑進了會客室，聲音是從那裡發出的。她看見一個陌生男人，頭戴一頂皮禮帽，黑色戰地上衣，下身馬褲和長靴，皮帶上掛著空劍套和手榴彈。他揮舞著軍刀在空氣中划著弧線，發出令人害怕的聲響。有幾次刀刃劃到沙發上，發出沙發套裂開的聲音。莉迪婭發現，她母親和託尼婭滿臉驚恐地躲在房間角落。那個男人咆哮著：「立刻給我拿條褲子來，要黑色的！不然你們都得死！」瑪蒂爾達向他發誓，她沒有黑褲子，她所有的東西全被奪走了。但是男人不相信，越來越狂暴。突然，傭人通道的門悄無聲息地開啟了，「小婆婆」突然出現在了房間裡。像往常一樣，她的衣著和髮型一絲不苟。「這裡發生了什麼？」她客氣地問道。「我們能為您做些什麼，我的先生？」闖入者頓了一頓，隨即又繼續重複了他的要求，這回嗓門小了點。「好極了，年輕人。」「小婆婆」答道，「請您去服裝店吧！」她一邊說一邊友好地朝著陌生男人點了點頭，隨後又消失了，無聲無息，如同她出現時一樣。瑪蒂爾達的臉色變得煞白，她請求男人的寬恕：「請您原諒，我家老太太，她的精神不是太正常……」「可是這麼高貴，」男人語無倫次地嘟囔著，「這麼高貴……」他疑惑地看了看四周，會客室幾乎被洗劫一空，他飛快地從支架上拽下一個青銅燈具，跑了。
還有一次，兩個醉漢闖進來要酒喝，他們在廚房裡找到了一瓶烈酒，把酒喝光後還想煎雞蛋。他們把一個威尼斯水晶盤子放在火上，把雞蛋倒了上去。盤子裂開了，發出了巨大的破裂聲。兩個醉漢笑得直不起腰來，一聲接一聲地大叫著：「資產階級死啦！資產階級死啦！」
很長一段時間，誰都可以在房子裡自由出入，前房主不得抱怨半句。外祖父朱塞佩曾經的辦公室，暫時被紅色騎兵部隊的頭領謝苗·布瓊尼的秘書徵用了。這對住在房子裡的人倒是件幸運的事，因為他的存在至少可以保證家裡短期內不再被打劫。有時房子裡又進駐了不知哪位將軍，還帶著情人，有時又是某位秘密工作者的妻子，他們離開時把僅剩的鐘表鏡子也順走了。
每次託尼婭週日去教堂，總能碰見穿著莉迪婭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衣服的人。有一次她還看見一個小女孩身穿白色的北極狐大衣，正是莉迪婭坐馬拉雪橇時穿的那件。但是雪橇早就不在了，車棚也空空蕩蕩。馬車、全部的馬還有雪橇全被內斯托爾·馬赫諾的黑軍搶走了。
有一天，來了一幫不知道什麼委員會的人，號稱要完全合法地沒收「資產階級的剩餘財產」。聰明的託尼婭把生活必需品藏在一個大櫃子裡，並告訴委員會的成員們，櫃子裡的東西是她的個人財產，沒人能拿走她這個無產階級的任何東西。當他們仔細地檢查每個房間，不放過經手的一切，把它們統統裝進巨大的麻袋時，託尼婭大聲嚷起來：「不，這個我還要，人民的財產我也有份！」傢俱和地毯被裝上馬車，還有莉迪婭最愛的間壁裝飾。吊燈被從屋頂卸下來，窗簾也被從窗戶上拽了下來。最後，三角鋼琴也被抬了出去。永遠，莉迪婭寫道，音樂從家裡永遠消失了。
某天，莉迪婭和託尼婭在城裡，為了能搞到些吃的，她們去了曾經的企業傢俱樂部，入口處的封條木板上寫著新名字——「勞動人民的宮殿」。託尼婭牽著莉迪婭的手勇敢地走了進去。大理石臺階上鋪著紅地毯，到處都是穿著靴子、皮夾克，頭戴皮帽子的人，通過開著的門可以瞧見房間裡奢華的裝飾。莉迪婭驚訝地認出其中一間屋子裡放著外祖父的洛可可式寫字櫃，還有外祖母的梳妝檯。「天哪，」託尼婭小聲說，「你外祖父母的傢俱。」空蕩的大廳裡，破碎的窗戶玻璃片散落在地板上，莉迪婭看見黑色的三角鋼琴立在那裡，正是她彈過還用來作曲的那架。鋼琴被當作吧檯，上面堆滿了空瓶子、骯髒的杯子，還有菸灰缸。在新開的「勞動人民的宮殿」餐廳裡，每人可以免費領到一個俄式餡餅。莉迪婭一拿到餡餅立刻狼吞虎嚥，而細心的託尼婭則飛快地又拿了兩塊塞進手提包。後來聽說，一名契卡分子在這架昂貴的雅克布-貝克爾鋼琴上找到了樂趣。他讓人把鋼琴抬去他家供妻子學習。
儘管幾乎沒人再有任何財產，洗劫仍舊在繼續。瑪蒂爾達決定，帶著孩子們和她為躲避槍擊從聖彼得堡逃過來的懷孕的妹妹艾雷奧諾拉，暫時到亞述海的另一邊——蘇俄避難。她仍舊相信，眼下發生的一切只是一陣喧鬧，隨時會煙消雲散。在擁擠不堪的港口，她想方設法弄到了四個座位。那是一艘破舊的船隻，船上擠滿了同樣打算離開的人。半夜，他們遇上了颶風。這條又小又鏽跡斑斑的船如同湍流裡的彈球，嘎嘎作響，彷彿隨時會解體。瑪蒂爾達緊緊抓住盥洗池的邊緣，不停呻吟，而莉迪婭感覺頭朝地腳朝天。有人大喊著：「救命，我不行了，把我扔進水裡吧！」後來得知，叫喊的是吉婭妮娜·桑古伊內蒂，德·馬爾蒂諾家的一個親戚，因為害怕和暈船沒法控制自己而拼命大喊大叫。
到達葉伊斯克時像做夢一樣——晨光帶著霧氣，灑在鏡面般光滑而平靜的海面上，邊上是寧靜的白色沙灘。夜間大自然的狂暴消失得無影無蹤。在這片內戰尚未波及的狹長地區，大家度過了將近兩個月平靜的假期。她們住在一間舒適的供應膳食的小型私營公寓裡，每天能吃到簡樸的一餐，還能在猶太麵包房買到新鮮出爐的、香噴噴的貝果。市場上有人在賣葡萄和桃子，莉迪婭幾乎忘記了還有這些好吃的。她們一整天待在沙灘上，不是游泳就是躺著曬太陽。漸漸地，每個人都長胖了一點，開始恢復從前的模樣。之後，瑪蒂爾達的妹妹艾雷奧諾拉在當地醫院產下一個女嬰。嬰兒的每隻小手上只有一根大拇指和一根小拇指，中間缺了三根手指——一位鋼琴家的孩子，卻帶著殘缺的雙手來到人間。這可能與母親在孕期經歷了太多的恐懼和驚嚇有關。
穿越平靜的、波光粼粼的藍色大海回家，是她們最後的快樂。她們先前躲避的一切，在馬裡烏波爾才剛剛開始。從港口回家的路上，她們就目睹了噩夢般的一幕：大街上有棺材經過，棺材裡發出窒息前的叫喊還有敲擊聲。白色近衛軍把代表紅色的布林什維政委關在棺材裡遊街示眾，警告和布林什維克串通的人。
城裡的槍擊掃射開始變本加厲。馬裡烏波爾再次落入內斯托爾·馬赫諾手中。他的黑軍駕駛著馬車，全副武裝，穿過街道，四處劫掠。為了保命，所有人緊閉門窗。
一天晚上，瑪蒂爾達和託尼婭站在窗邊小聲說話。又停電了，房間裡只有一盞煤油燈閃爍著微弱的光。遠處能聽見槍響。「祈禱吧，孩子們，」瑪蒂爾達說，「祈禱不讓壞人來找我們。」兩個兒童床的床尾貼了小的聖像，莉迪婭床尾貼的是神聖的殉難者莉迪婭，謝爾蓋的床尾是聖謝爾蓋·拉多涅日斯基。每晚睡前，姐弟倆都會跪下，雙手合十祈禱。莉迪婭習慣了每晚的睡前儀式，認為上帝是家裡的一位朋友。有時候他倆還和上帝商量事情。這個晚上，他們依然跪下祈禱，莉迪婭滿含熱淚地請求上帝保護他們不要受到壞人的傷害。最後，他們在胸前劃十字，帶著完成使命的滿足感，滿意地爬上了床。
隨後，有人試圖破門而入。雖然大門是沉重的橡木做的，但是粗暴的撞擊讓人懷疑它能否經得住。瑪蒂爾達去開了門。兩個身穿便衣的男人闖進來，帶著火槍、刺刀和手槍。他們劈頭蓋臉朝瑪蒂爾達一頓謾罵，向她索要錢、金子和寶石。瑪蒂爾達向他們極力保證，她什麼也沒有，她的所有東西全被搶走了，可是沒人相信她。兩個男人搜遍了整個房子，還在地下室用刺刀割開罐頭，因為他們認為罐頭裡面藏了值錢的寶貝。他們越來越生氣，因為什麼也沒有找到。「睡覺，孩子們，睡覺。」其中一個男人說道，他命令瑪蒂爾達站在牆前。然後用手槍指著瑪蒂爾達。瑪蒂爾達沒有說話，沒有喊叫，也沒有反抗，只是無聲地用一條羊毛圍巾裹住了自己，她的目光越過兩個男人的頭，看向遠方。
突然響起了腳步聲。「舉起手來！」有人大叫一聲。又有陌生人衝了進來，這次是身穿制服的人。他們解除了兩個便衣男人的武裝，把他們拖進庭院。隨後傳來喊叫聲和槍聲。後來才知道，是託尼婭成功躲進廚房，從廚房的窗戶爬了出去，找到了「紅色軍人」來解救危難。
「母親一夜白了頭。」莉迪婭寫道，由此解開了我心中的謎團之一。那張照片上，我年輕的母親和一位白髮女性一起。瑪蒂爾達四十三歲生下我母親時，已是滿頭白髮了。一個白髮的產婦，一個白髮的哺乳的母親。她也許之前和我的母親一樣，也和家族裡的每個義大利人一樣，滿頭黑髮，但是我的母親從未見過她之前的模樣，她一夜間就如同蒼老了二三十歲。第二天早上，莉迪婭在才四歲的弟弟的頭上，竟也發現了幾根白毛，她自己也有一縷頭髮變白了。那一夜之後，他們懷著對死亡的恐懼度日，也是在那一夜，莉迪婭失去了對上帝的信仰。
1919年的一個夏日，莉迪婭和謝爾蓋的父親雅科夫意外現身了。他偷偷離開了內戰前線，在家裡待了一夜。但是，這僅有的一夜後果是沉重的：瑪蒂爾達有了身孕。我的母親即將來到這個世上。她的生命始於炎熱的，逃離內戰的一個夏夜，馬裡烏波爾「城市上層」的一座被洗劫一空、荒蕪破敗的大宅裡。一個五十五歲的男人和一個一夜之間白了頭的四十二歲的女人，在忘我的瞬間輕率地製造出了一個兩人都不想要的孩子。也許當時他倆迫切地渴望著彼此，也許當時他們認為，這是最後一次擁抱對方。雅科夫的兒子安德烈已經在內戰中身亡，而他自己第二天一大早又要離開，再次拋下妻子和兩個孩子去為布林什維主義而戰，他堅信他的信仰最終能帶來和平。兩個孩子，這一夜過後將變成三個孩子，這對瑪蒂爾達來說簡直就是天方夜譚，是一場災難。她覺得她的年齡實在太大了，難以再應付一次懷孕生產，而且，她也不知道如何還能再養大一個孩子。
根據教區記事簿記載，我的母親於1920年4月30日在馬裡烏波爾最大也是最華美的教堂——聖查蘭皮天主教堂受洗。不久之後，這座教堂也將永遠消失，和其他教堂遭受的浩劫一樣，先被洗劫一空，然後被炸燬。我母親的教母是姨母艾雷奧諾拉，她曾在葉伊斯克生下手指殘缺的女兒，教父是保羅·哈克，一位和瓦倫蒂諾家的園丁埃裡希·克拉費爾特一樣的德國人，是馬裡烏波爾的榮譽市民。我們家族和德國人之所以有一種親和性，很可能源於我外祖父，因為他是波羅的海德意志人安娜·馮·愛倫施泰特的兒子。到底是什麼風把保羅·哈克吹到了亞述海邊的烏克蘭城市馬裡烏波爾？他究竟做出了什麼特殊貢獻而獲得了榮譽市民的稱號？還有，他為什麼和我母親的雙親關係密切，讓他們選擇一個德國人成為自己孩子的教父？
我在俄羅斯網站上的一個犧牲者名單中找到了保羅·哈克的名字。1937年，他被當作人民公敵逮捕，並被三人小組審判。在判決書後面標著三個字母：wmn。康斯坦丁告訴我，這是俄語wysschajameranakazania的縮寫，意味著最高刑罰。三人小組裁決的時長一般不會超過五分鐘，判決立刻執行。也許德國人保羅·哈克還沒有意識到他的處境就被逮捕，然後立刻被子彈打穿了腦袋。
我注意到，他的死亡時間和我外祖父是同一年。兩者之間有關聯嗎？會不會是保羅·哈克告發了雅科夫？他是不是曾有過選擇，是成為叛徒還是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為他清楚，秘密警察有的是辦法和手段撬開他的嘴。保羅·哈克和外祖父是不是舊同志、同路人而被歸在同一個刑事訴訟卷宗裡？當時我的母親已經年滿十七歲，她的教父被槍斃，或許只因為他是德國人？因為在當時只要是外國人就有間諜的嫌疑，從而被劃為敵人。
其實，莉迪婭寫道，我母親的洗禮應該在前一天舉行，但是那天他們不得不在地下室度過，因為外面的槍擊一直不停。人們甚至不能走到門前，因為院子裡的子彈像下冰雹似的滿天飛。在教堂的洗禮之前，莉迪婭簡明地寫了標註：我的妹妹經歷了戰火的洗禮。
正如我猜測的那樣，我母親出生時的世界，是一個被極度束縛的世界，是所謂「壓縮的」時代。莉迪婭原本認為，只有空氣和乾草才能被壓縮，但是後來發現——原來人也能被壓縮。首先，統治階級的「可移動」財產被奪走，然後是不動產。漸漸地，外祖父的大宅裡擠進了越來越多的人。這棟房子中沒有一個人是屬於自己的，所有住客只剩下一個肉身，為了爭奪多幾釐米的空間，他們身體的每個部分都在不停地抗爭。莉迪婭還記得其中幾個。
有名喬治亞軍人帶著妻子和很多孩子住在房子裡。他穿著切爾克斯式服裝，皮帶上掛著一把軍刀和一支槍。他因在內戰中受了傷，留下了一種怪癖：每隔一會兒就會扯著脖子朝天發出號叫。
還有個契卡分子和他的一家子。人們很少見到他，因為他夜裡「工作」，白天睡覺。他的女兒和莉迪婭一般大，她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暗示，像莉迪婭這樣的「歷史殘餘」在內戰中會被她父親槍斃。大多數時候，她的母親會在女兒背後出現，為她正名：「這人可不是你的朋友。一個資產階級居然因為疏忽留了下來。」
還有個阿羅諾夫姓的猶太人家庭。家裡三個女兒打扮得像玩偶一樣。之後她們終於等來了盼望已久的繼承人降臨人間。父母非常具有時代精神地給兒子取名為「kin」——共產國際的縮略詞。其他人把他們家的孩子們叫作「拖拉機」「能量」「火車頭」或者「託洛列」——托洛茨基和列寧的組合。
最後還有一家叫瓦耶納。家裡有六個孩子，洛瓦和克拉拉是六人中最大的，契卡分子，兩人永遠穿著皮衣，皮帶上掛著手槍。中間兩個孩子哈依姆和艾特佳，感染上了肺結核，死了。兩個小的蕾切爾和馬伊姆在外面院子裡跑來跑去，罵莉迪婭和謝爾蓋是「沒落愚蠢的知識分子」。莉迪婭反擊：「你們是野蠻的，蠢驢一樣的無產者。」
這些人和其他新來的住戶行為舉止十分隨便。廚房裡的水管能供水時，他們深更半夜還不斷敲門取水。瑪蒂爾達還要數他們取水的桶數，因為水費得她來支付。不過大宅裡的水管很快被封了，所有人都得去外面的水泵處取水。每次大宅一停電，住戶就認為是資產階級前房主妄圖損害工人階級利益。起初，瑪蒂爾達還試圖保持廁所的整潔，然而這是個徒勞的嘗試。很快，廁所就散發出令人難以忍受的惡臭，只能讓人把它用釘子釘死。
關於父親是怎麼從內戰的戰場上回來的，莉迪婭沒有記錄，她只順便提到了此事。也許她在寫回憶錄時加快了速度，因為她擔心自己時日不多，或許她在八十高齡時只能模糊地回憶起久遠的事情。五十八年前她被捕後，再也沒有見過父親。她的父親在她流放期間去世。「我們想錯了，」莉迪婭被捕後他說道，「所有的一切不是我們想要的！我戰鬥不是為了失去我的女兒啊！」
我的母親葉芙根尼婭，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父親。他把他離家後出生的小女兒抱在懷裡，小女孩開始大哭，因為她害怕這個陌生男人。這大概是我母親和她父親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
勝利的一方布林什維克黨為了表彰雅科夫在內戰中的貢獻，給他預審法官一職作為獎勵。他的薪水起初還夠養活全家，可在迅速惡化的通貨膨脹之後就不再值錢了。「錢不值錢了」成了當時的口頭禪。沒人知道，為什麼錢會貶值，到底會貶值成什麼樣，從來沒有一下出現過這麼多錢，同時卻又不值一文。雅科夫一拿到薪水，立刻到市場上把所有錢換成食物，因為很可能第二天就什麼也買不到了。有時，薪水以等價物的形式支付，所有人用全部東西換食品。作為一名預審法官，雅科夫經常碰到所謂的霸王條款官司。比如一個男人，已經把全部財產拿去換了食物，最後賣掉了居住的小屋，只能換來十個土豆煎餅。
幸虧還有亞述海。豐富的漁產使很多人免於被餓死。人們蹚水到膝蓋深處，用枕套撈魚。但是亞述海里的魚並不是取之不盡的，慢慢地，就連海中的食物來源也枯竭了。父親在不用工作的週日早晨，帶著魚竿去港口，如果幸運的話，晚上會帶些瘦巴巴的海魚回來。
有一次，託尼婭不知道從哪裡搞到了一些剩的油料作物渣滓。她和瑪蒂爾達用絞肉機把這堆堅硬的渣滓攪碎，拿蓖麻籽油煎了些碎糰子。可是這些糰子帶來的傷害比餓肚子的傷害更大，因為全家人吃完後難受極了，他們的身體沒法消化這些渣滓，又全嘔吐了出來。
謝爾蓋也幫忙弄吃的，他用彈弓打外面的烏鴉，打到後拿給託尼婭煮肉湯。烏鴉的肉硬邦邦的，怎麼都咬不動，只能整團吞下去。
有一次父親帶回一口袋抵薪水的薑餅，到家後開啟才發現，其中一面全部發黴了。但是這種小事算不上什麼困難。託尼婭把硬成石頭一樣的糕點放在鍋裡蒸，還用它們來熬米糊。
很多人吃貓吃狗。所有的貓狗吃完了之後，就開始吃人。聽說有女人用食物把孩子引誘到家中殺死，然後拿來做肉餡和肉排。瑪蒂爾達把她從市場買回來的碎肉凍切塊時，發現裡面竟然有小孩的耳朵。警察根本找不到兇手。還有人說有個女人把自己的嬰兒殺了，肉煮了，還把肉湯給另外三個孩子吃。而她自己走出家門，在一個廢舊倉庫裡上吊自殺。
一天晚上，響起輕輕的敲門聲。莉迪婭開啟門，門口站著一個奇怪的生物。那個生物有極度腫脹的軀幹，兩條光著的、瘦得像棍子一樣的腿，皮膚彷彿包裹在漲得通紅的橘子外面，肚子那麼鼓，看上去只要輕輕一戳，肚皮就會爆炸，裡面的一汪水全部淌在地上。這個怪物用幾乎聽不見的沙啞聲音問託尼婭在不在。託尼婭跌跌撞撞跑過來，驚叫著哭了。站在面前的，是她的姐姐瑪爾法。託尼婭幫瑪爾法脫下衣服，把爬滿蝨子的破衣服扔進爐子裡燒了，之後給她洗了澡。莉迪婭第一次聽到了一個詞：強制集體化。沒收財產小分隊把瑪爾法村裡農民的所有東西全部剝奪，包括最後一隻小雞，最後一顆穀粒。只有一口袋南瓜種子沒被他們發現。幾個月後，當種下的南瓜成熟時，村子裡所有人都變成了橙色，就是瑪爾法身上這種顏色。這是南瓜的顏色，南瓜是這些垂死之人唯一的也是最後的食糧。瑪爾法全家都餓死了，只有她，不知費了多大力氣才來到馬裡烏波爾，找到了妹妹託尼婭。
所有人集中力量細心照顧了瑪爾法一陣子之後，託尼婭把她帶到一個親戚家暫住。親戚住在下城的一個土屋，他以在內戰中丟了一條腿為幸運。「現在他們再也用不上我了，」他說，「丟了一條腿，但是撿回一條命。」
夏天來臨，所有莊稼遭了旱。馬裡烏波爾的樹幹枯了，腳下的柏油開始融化。沒有水，下水道全部爆裂，越來越多的人死於霍亂和傷寒，屍體橫陳在大街上。經常過了好幾天，才有人來把屍體扔到馬車上拖走。熾熱的空氣被腐臭汙染。
人們必須到山腳下的泉水口取水。託尼婭衝在最前面，她肩頭挑著兩個桶，一手還提了一個，不知哪來這麼大的力氣。瑪蒂爾達還沒從生產中恢復過來，她只提得動兩個小桶。佇列的最後是莉迪婭和謝爾蓋——莉迪婭拎一個大水壺，謝爾蓋拿一個小水壺。父親不在佇列中，他得上班，為了至少能掙到每天的定量麵包。一個女鄰居負責照看我的母親，幼小的葉芙根尼婭。灼熱的烈日下，很多人捧著家裡的各種傢什，沒精打采地在路上挪動，僅剩最後一點力氣。
在泉水口要等很久，因為從山上流下來的泉水只是一條涓涓細流。沒人站著等，所有人一到目的地，立即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長長的隊伍緩慢向前移動，莉迪婭看見草裡躺著一個男人，四肢張開，一動不動，臉部上方一堆綠頭蒼蠅在飛。他要麼已經死了，要麼正在死去。託尼婭在胸口畫了十字，然後立刻移開了目光，已經見過了太多屍體的莉迪婭則幾乎無動於衷。
取水之後，要拿著這些沉重的容器爬一小時山才能到家。至少太陽終於下山了，能稍稍涼快些。回到家中，母親把父親每日能領到的兩百克麵包切成六份。此外，每人一杯燒開的水和半個青綠色的番茄。
內戰把馬裡烏波爾徹底毀了。1922年，城裡一家尚能運作的工廠也沒有，商鋪裡全部空空如也。劫掠的團伙還一如既往地在城裡橫行，每天還有新發生的吃人事件上報。我母親家裡，沒有人還有力氣能夠起床，所有人無精打采地躺在床上。就連他們的父親雅科夫也虛弱到沒有力氣去上班，僅有的一丁點兒定量麵包也沒有了。家裡的藏書早就拿去換成了食物。莉迪婭還一直在讀僅存的幾本書，可是最後，她連捧書的力氣也沒有了。可能也沒人還有力氣把我母親從小床裡抱起來，給她換尿布。她兩三歲時是什麼樣子呢？是不是和如今那些饑荒國家的小孩一樣，骷髏般的身軀上一個鼓鼓的小肚子，睜著大而空洞的雙眼？
最後時刻，救援到了，是美國人伸出了援手。一個名為ara的組織派出的運送食品的船隻抵達馬裡烏波爾，並在城裡設立了饑荒救助站。在仔細審查後，母親家被劃定為需要援助的家庭。那些同樣幸運的人，還有尚能支撐身體挪到食品分發點的人，每天能領到一碟玉米湯、一份牛奶玉米糊和一杯可可，另外還有一塊蓬鬆無味的白麵包。
在托洛茨基的推動下，nep即新的經濟政策啟動後，包括率先實現農業和貿易自由化，供給狀況幾乎一夜之間得到了改善。不久，店鋪裡幾乎能買到所有東西，街頭貿易蓬勃發展，飯店開啟了關閉已久的大門，海灘上甚至又舉辦起了療養地音樂會。
莉迪婭恢復了體力，但是她因為飢餓身體變得很虛弱，非常容易被感染，以至於一次接一次地患重病。以前家裡有位家庭醫生，一個寡言少語的老人，對病人進行聽診，叩診，檢視病人的喉嚨和眼睛。每次問診結束後，瑪蒂爾達都會請他喝一杯摩卡配小餅乾，然後遞上一個裝著診金的信封。現在，沒人有家庭醫生，所有人全被指派到居住區的門診所就診。有一天，莉迪婭發高燒並且頭疼劇烈時，一個胖胖的、滿臉堆笑的金髮女人只看了第一眼就給出了診斷：「典型的腦膜炎，無藥可救了。」母親默不作聲，找了很久才找到了那位老醫生。莉迪婭情況糟糕極了，連眼睛也睜不開，也說不出話來，身體輕得好像一片羽毛，整個人飄浮在床上。但是她還能聽見聲音，她聽見醫生說：「您可能必須要和您的女兒告別了，瑪蒂爾達·約瑟夫芙娜，她沒什麼希望了。」莉迪婭沒法表達，說話的力氣都沒有，可是就在這一刻她決定，無論如何也不能死，不管怎麼樣都不能。然後，她的身體又重新落下，掉到床上。
一天清晨她醒了，發了瘋似的想吃巧克力。她從來沒乞求要得到什麼，因為她深知父母有多窮，但是這一次她實在忍不住了。她哭了起來，哀求著。瑪蒂爾達去買了一百克「矢車菊」牌巧克力糖，每天，莉迪婭可以得到半塊從中間切開的糖。她的確漸漸好轉，可是又患上了瘧疾，生命又一次受到威脅。直到父親費了很大勁，不知從哪裡搞到了奎寧。藥物立刻見效，但是卻給莉迪婭留下了後遺症，終生聽力受損。瘧疾之後她又得了西班牙流感，姑母瓦倫蒂娜之前就死於此流感。好不容易從流感中活了下來，之後又被確診感染了肺結核。
就在這時，她的回憶錄中出現了一個地名，我在尋親過程中見到過：赫爾松。就是在那裡，幼小的謝爾蓋坐在第聶伯河邊的樹杈上，拍攝了照片。現在我得知，赫爾松還有一個舅父叫安東尼奧，他有一個還沒被充公的葡萄園。全家人很可能經常去這個依舊完好的避難所，還是幼童的母親也許光著腳在草叢裡跑，在第聶伯河裡洗澡，其實應該有人教她游泳的——她從來沒學過游泳。無論如何，莉迪婭在葡萄園度過了整個夏天。清新的空氣，可口的食物，當地的寧靜產生了一個小奇蹟：秋天，她痊癒了，返回了馬裡烏波爾。
她十二歲了，可從來沒上過學。瑪蒂爾達還是一如既往地堅信，新國家只是一個噩夢，他們下一刻就會從噩夢中醒來。而且，當時還沒有義務教育，瑪蒂爾達堅定地讓莉迪婭遠離蘇聯的學校，自己教。她教授的科目包括數學、法語、俄羅斯歷史、文學、地理、刺繡以及宗教。此外，還教她如何佈置一餐六道菜的桌子，如何行宮廷屈膝禮，如何跳芭蕾舞——都是莉迪婭未來生活中肯定根本不會用到的。她從來沒教過莉迪婭做家務，瑪蒂爾達認為，像她這個階層的人是不會手裡拿一把掃帚的，很可能她也是這麼教我母親的，認為我母親以後的生活會有傭人伺候。她把自己曾經學的全教給了女兒們，她無論如何都不願接受，她出身的那個世界已經永遠消失了。家裡所有基礎的家務都是託尼婭操持，我母親嫁給我父親時，真的從來沒碰過掃帚。我不知道，她是如何用她那雙從沒做過粗活的手完成德國的強制勞役的，但是也許不太複雜，大概那是一些簡單的勞動，從早到晚站在流水線邊重複的那種。她缺乏生活能力的災難其實真正始於強制勞役後，始於自由生活中，當她第一次要煮一鍋湯，要點燃爐子，要縫一粒釦子的時候。
瑪蒂爾達的私人授課操作起來並不容易。她不需要教莉迪婭讀書認字，莉迪婭早就無師自通了，可是學習寫字變成了母女間的一場角力。莉迪婭不僅對日常生活技巧一無所知，而且還是個左撇子。瑪蒂爾達不能接受左撇子。她認為女兒用左手寫字是發育失常，她將其歸咎於莉迪婭反叛乖張的性格。莉迪婭一用左手拿筆，就會被尺子打手。莉迪婭大哭大鬧，還偷偷把母親從牙縫裡省出錢來買的昂貴的筆扔進了爐子。學刺繡時情況更糟，因為莉迪婭的右手根本不適合這種需要精細技能的活兒。
最終，莉迪婭拒絕上課，而瑪蒂爾達對於女兒的頑固無計可施，只能把她送去家庭教師那裡。每天，莉迪婭去一位名叫索菲亞·瓦西里耶芙娜的老師家，那裡有一群孩子。其間，人們又可以走上街頭而無須擔心隨時可能會發生的槍戰。政治鬥爭的時期已經過去了，無政府主義也已倒臺，空氣中開始瀰漫著充滿秩序的氣息，人民的父親——最高統帥斯大林即將上臺，開始他長達三十年的統治。
索菲亞·瓦西里耶芙娜和丈夫直到現在都並未受到劫掠和沒收財產的影響，還居住在一處寬敞舒適的革命前建築風格的老式樓房公寓中。公寓裡很冷，孩子們穿著大衣坐在巨大的起居室桌子邊，索菲亞·瓦西里耶芙娜套著一件報紙做的背心。莉迪婭肚子餓得咕咕叫，但是她很開心。和其他孩子一起學習把她從隔離中解救出來，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社會中的一員，屬於一個小的、秘密的、由不容於社會的怪人組成的團體。而且索菲亞·瓦西里耶芙娜允許她用左手寫字，她明白莉迪婭只能這樣，莉迪婭的手無法遵從常規。可是莉迪婭的快樂並沒有持續多久。短短幾周之後，索菲亞·瓦西里耶芙娜和她丈夫就被作為人民的敵人逮捕，並被流放到偏遠的省份。
從這時開始，莉迪婭堅持要和其他孩子一樣去學校上學。她的母親不同意，可當莉迪婭以絕食抗爭，超過一週沒有吃任何東西后，瑪蒂爾達領教到了女兒的不屈不撓，怕她餓出病來，終於讓步了。託尼婭給莉迪婭縫製了帆布書包，買不到墨水，就弄了一小瓶高錳酸鉀，託尼婭還用外祖父的舊賬本製作了兩個本子。
蘇聯的學校裡不再有班級，只有小組。「班級」這個詞只用於定義社會階級。法語作為外語被取消了，因為外語是資產階級的語言。另外，學校也不再教授語法，語法是多餘的累贅。歷史改名為「革命運動史」。
莉迪婭立刻嚐到了她之前所受教育的苦果。學生必須保持教室的整潔，他們要掃地、擦桌椅和窗戶，冬天自己剪報紙糊上窗戶的縫隙防止竄風。還要自己在外面大街上收集取暖材料拿來給教室裡的小圓鐵爐生火。莉迪婭遇到了雙重阻礙：一是她對這些日常活計一無所知，二是她只會用左手，和周圍使用右手的環境格格不入。很快，她周圍的人開始責罵她，不僅罵她是墮落的資產階級，還罵她是退化的人，是個廢人。老師們禁止她用左手寫字，為此她只好堅持不懈地練習，才從左手換到了右手，但是每次學校作業還是隻能得到五分，因為她的字是「塗鴉」，還因為她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不受歡迎。
讓她丟臉的事還包括她沒有教科書，因為父母買不起。莉迪婭藉著給一對沒有學習天賦的雙胞胎姐妹代寫作業，獲得了可以使用她們的書的機會。有時候她們倆還把自己的課間點心分一些給莉迪婭。莉迪婭沒法拒絕，因為她總是很餓，可是背地裡她又感到羞愧。
在她的小組裡，還有家裡開箍桶作坊的鄰居的兒子——斯拉瓦·勃朗施坦。以前，他和莉迪婭在院子裡一起玩，現在他不想再和莉迪婭扯上任何關係，因為她出生於被視為「人民的敵人」的家庭。他經常大聲宣告：「我的叔叔是黨內最重要的人，全蘇聯最重要的人。他的名字叫列夫·達維多維奇·勃朗施坦。」誰都知道這個名字背後是托洛茨基，列寧之外全國最有權勢的人。大家對斯拉瓦又羨慕又害怕。可是沒過多久，化名托洛茨基的勃朗施坦就被宣佈為「猶太裔的叛徒」「法西斯的走狗」，並被撤銷職務。「斯拉瓦，」孩子們在學校裡嚷道，「你叔叔被開除出黨啦！小心點兒，你們不要受到追究哦！」斯拉瓦輕蔑地啐唾沫：「我們和這個傢伙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們姓勃朗斯坦，他姓托洛茨基！」
對莉迪婭而言學校生活是噩夢。在學校中，她最深刻地體會到了自己的不合群，直到離校她一直是個局外人，一個被仇視的怪人。她不好的出身是她的原罪，是她無法抹去的烙印，慢慢地我領會到，同樣的一切對於我母親來說意味著什麼。我總是提起，她深深紮根於烏克蘭世界，和那個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但是，因為出生於和她姐姐同樣的家庭，她必然也是一個被排斥在外的人。作為外人在德國生活，對她而言也許根本不是什麼新的體驗，而是一種她早已熟悉的生活的延續。從頭到尾，我對她的設想全錯了。她根本不是一個被切斷根的人，她從一開始就無根無源，自出生起即流離失所。
畢業之後，莉迪婭接連幾周在勞動局排隊找工作，但是因為出身沒有任何機會。新社會沒有一個地方想要她這樣的人，到處都把她當作一個沒有生存權的刑事犯罪分子。大半年裡，她靠給人上私人補習課度日，每次課以一頓午飯為報酬。然後她做出了一項具有重大影響的決定：她想去敖德薩上大學，讀文學專業。儘管她知道，她的出身在新的大學裡也不會受到歡迎，現在的大學名額首先考慮工人和農民子弟，但是她想至少嘗試一下。當然，她既不可能獲得任何獎學金，也無法得到大學宿舍的居住名額，可是敖德薩有她的兩位姑母——葉蓮娜和娜塔莉亞，雖然她倆也一貧如洗，但是卻已經做好了在大學期間庇護侄女的準備。
莉迪婭的父母震驚極了。他們依舊像以前一樣忍飢挨餓，並把希望寄託於莉迪婭畢業後能夠工作貼補家庭。此外，他們還為女兒擔心，在如此不安全的時候還要離家遠行。拋下父母和弟妹在家捱餓受窮，莉迪婭難掩負罪感，可是，對她而言，留在馬裡烏波爾與死無異。她反對母親期望她「嫁個好人家」，把她的所有家當拿到市場上變賣，剪掉了辮子，買了一張前往敖德薩的火車票，隻身上路了。
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莉迪婭要轉很多次車，還有一段要在火車頂上度過。她還年輕，無論如何，她的生活才剛剛開始。旅途中，她意識到必須隱瞞自己的出身，如果說出實情，她必將舉步維艱。她一邊在車頂吹著風，一邊編造好了一個無產階級的模範履歷。
莉迪婭離家時，我母親八歲。和大姐分別讓她難受了嗎？她會想念大姐嗎？我該如何設想她那時的生活呢？她也像大姐一樣，由母親在家授課嗎？還是一開始就被送去學校上學了？她也像莉迪婭一樣被嚴格排斥在外，還是儘管出身不好，但是因為她比大姐溫柔可親而引起了周圍人的同情呢？馬裡烏波爾沒有大學，那她後來是在哪裡上的大學？她也住在敖德薩的姑母家，還是被哥哥謝爾蓋接到了基輔，因為他在基子音樂學院上學並且背後有一位有權有勢的資助者？
無論如何，我約莫知道，她上大學期間是蘇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所謂的「大恐怖」時期，這一時期內「大清洗」達到了頂峰。據歷史學家估計，三百萬至兩千萬或者甚至更多的人被吞噬——各種資料之間差別巨大。對於母親來說，上大學應該是一項極大的風險。在那個年代，她並沒有像和她相同出身的其他人一樣藏起來，而是拋頭露面。我不知道，為什麼恰恰是她有勇氣出頭？但是有一點我可以肯定：她自始至終都很飢餓。直到在德國生活的最後幾年，飢餓始終是她生活中不變的常數。可能其他人也餓，飢餓使他們落入了德國佔領者的手中，因為他們幻想在德國可以得到更多食物。我回憶起，她吃東西時，眼中總是帶著恐懼的貪婪——總是如此，好像下一秒就會有人把食物從她面前奪走一樣，好像她在從事一項被禁止的活動。為了不餓肚子她一直吃，停不下來，可是她的身體似乎不能吸收更多的營養，一直保持著飢餓時的狀態，儘管她吃得很多，卻始終消瘦，身材像個營養不良的孩童。
莉迪婭·伊瓦申科（1911-2001），葉芙根尼婭的姐姐，約1935年
莉迪婭在敖德薩可以住在姑母葉蓮娜家，她的伙食由葉蓮娜和另一位姑母娜塔莉亞分攤，早飯和晚飯在葉蓮娜家吃，中飯則在娜塔莉亞家吃。進蘇聯大學前，必須先參加入學考試，問題的關鍵在於，莉迪婭到底能不能參加入學考試。她把唯一的希望寄託在葉蓮娜丈夫身上，他是一位畫家，還在大學裡擔任講師。他雖然娶了一位貴族，自己也屬於「墮落的知識分子」，在新教育系統下神聖講堂裡的地位岌岌可危，可是儘管如此，不知道他用了何種手段，克服了重重困難，給侄女弄到了入學考試的名額。
因為新蘇聯人必須接受全面培養，因此大學申請者要通過所有經典科目的全方位考察。讓教授們進退兩難的是，必須佔據大部分入學名額的工農子弟，幾乎達不到入學要求，他們沒法通過高難度考試。但是，如果讓過多的來自受過教育階層的申請者入學，那教授們丟掉的就不只是教授職位，還有他們的腦袋。不過，大多數工農子弟得到了工會或者集體農莊黨委會的推薦，免去了入學考試。
莉迪婭最大的障礙是數學。她向來對數學一竅不通。高於二加二的算術題她就不會了。但是她太走運。當她站在講臺前，毫無頭緒地看著教授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好的考題時，突然教授被外面的人叫了出去。另一個考生，一個數學天才，從座位上跳起來，以閃電般的神速在黑板上寫下了答案。教授回來了，沒起半點疑心，莉迪婭通過了考試。作為回報，莉迪婭在下一場用烏克蘭語寫作的考試中，為完全不懂烏克蘭語的數學天才完成了作文。兩人都冒了巨大的風險。倘若他們被發現，不僅會被即刻逐出大學，而且很可能還被安上陰謀破壞的罪名。
在物理和化學的考試中，莉迪婭也因為會烏克蘭語而受益匪淺，這必須要感謝她的保姆託尼婭，是託尼婭教會了她烏克蘭語。大多數教授只會「讓人丟臉」的俄語，在烏克蘭革命後，俄語被宣佈是大國沙文主義語言。姑母葉蓮娜的丈夫建議莉迪婭好好利用這種局勢，而莉迪婭把這出鬧劇演繹得精彩絕倫。在物理和化學的入學考試中，莉迪婭用毫無顧慮的目光直視老教授的眼睛，強調她只會說烏克蘭語。可憐的老教授只好換成烏克蘭語講述考題，說得舌頭快要打結了，然後莉迪婭對著他胡說八道一氣，他當然聽不懂莉迪婭說的是什麼。十分鐘後，害怕得汗如雨下的老教授讓莉迪婭離開了考場，給了她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