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網際網路的搜尋引擎上輸入母親的名字，不過是一場無意義的消遣。過去的幾十年中，我總是一再嘗試尋找她留下的足跡。我給紅十字會和其他尋人組織寫過信，給相關檔案館和研究機構寫過信，甚至給烏克蘭和莫斯科素不相識的人也寫過信，我甚至在各種褪色的犧牲者名單和登記卡中翻找過，可是從來都徒勞無功，沒有找到哪怕任何一條線索的一丁點蛛絲馬跡。我找不到任何一個模糊的證明，證明她在烏克蘭生活過，證明她在我出生前的確存在過。
「二戰」中，她二十三歲，和我的父親一起，被從馬裡烏波爾運送到德國服強制勞役。我只知道，他們二人被分配到萊比錫弗利克康采恩下屬的一家軍工廠。戰爭結束後的十一年中，她居住在西德的一座小城市，離無家可歸的外國人聚居地不遠。「無家可歸的外國人」，當時就是這樣來稱呼曾經的強制勞工的。除了妹妹和我，這個世界上可能再也沒有其他人認識她。而就算妹妹和我，其實也並沒有真正瞭解過她。1956年10月的一天，她一言不發地離開家時，我們還只是小孩子。我十歲，妹妹才剛滿四歲。她再也沒有回來。在我的記憶中，她只不過是一個模糊的形象，我對她的感覺多過回憶。
幾十年了，我早就放棄了尋找她。她是九十多年前出生的，只活了三十六歲。短短三十六年中，她飽經坎坷，經歷了蘇聯的內戰、大清洗和饑荒，之後是「二戰」和所謂國家社會主義的殘酷歲月。她掉入過兩大獨裁者的粉碎機裡，先是斯大林在烏克蘭的，然後是希特勒在德國的。數十年後，在被遺忘的戰爭受害者的茫茫人海中找尋一位年輕女性的足跡，無異於幻想。除了姓名，我對她的瞭解所剩無幾。
2013年的一個夏夜，我無意間在俄羅斯的網際網路上輸入她的名字，搜尋引擎迅速出來了一個結果。我的驚愕只持續了幾秒鐘。尋人的困難在於，我母親的姓氏是個再普通不過的烏克蘭姓氏，和她同姓的烏克蘭女性成千上萬。雖然螢幕上顯示的人和母親有著相同的父姓，且全名也叫葉芙根尼婭·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但是因為和我外祖父同姓雅科夫的人太多，我的發現似乎沒有任何意義。
我開啟連結讀道：伊瓦申科·葉芙根尼婭·雅科夫列芙娜，1920年生於馬裡烏波爾。我目不轉睛地盯著這條顯示結果，它彷彿也在盯著我。即使我對母親所知甚少，但我知道她的確是1920年在馬裡烏波爾出生的。當年的馬裡烏波爾，那麼小的城市，難道同年有兩個同名同姓的女孩降生人間，並且父親都叫雅科夫？
俄語是我的母語，我從來沒在生活中徹底丟掉它，而且，自從我搬到兩德統一後的柏林以來，我幾乎每天都說俄語。儘管如此，我還是不確定螢幕上顯示的是不是母親的名字，或者這名字只不過是俄羅斯網際網路裡的海市蜃樓。網際網路上的俄語對我來說幾乎是外語，一種飛速發展的新興語言，經常出現混合了大量美式外來語的全新詞彙，即使轉換成西里爾文音標也幾乎難以辨認。而且，我現在正在瀏覽的網頁名字是英文，叫「亞述的希臘人」。我知道馬裡烏波爾地處亞述海邊，但是「亞述的希臘人」從何而來？我從來沒聽說過烏克蘭和希臘之間有任何關聯。如果我是英國人，我倒是能很應景地說一句：這些都是希臘文！
當時，我對馬裡烏波爾一無所知。在尋找母親的過程中，我從沒考慮過要去了解這座城市，瞭解她的出生地。馬裡烏波爾長達四十多年被稱為日達諾夫，直到蘇聯解體後才重新恢復舊稱。在我心中，從來沒有現實的光照進過這座城市。一直以來，在我對世界的認知和想象中，那裡是我的家。外界的現實會威脅這個內在家園的存在，所以我儘可能地逃避。
我對馬裡烏波爾最初的印象是，在我童年時，蘇聯內部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區別，十五個成員國的所有居民全部是俄國人。這個印象根深蒂固。談起烏克蘭，我的父母就會提到俄國起源於中世紀的烏克蘭，起源於被稱為「俄羅斯的搖籃」的基輔羅斯。烏克蘭是俄國所有城市的母親。可他們說的卻好像烏克蘭源於俄國一樣，父親聲稱俄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國家，一個強大的帝國，從阿拉斯加延伸到波蘭，佔據了地球表面的六分之一。與俄國相比，德國不過是地圖上的一個墨水點。
對我來說，烏克蘭和俄國沒有兩樣，每當我想象母親在馬裡烏波爾的早期生活時，眼前總是她在俄國大雪中的畫面。她身穿那件老式的帶絲絨領子和袖子的灰色大衣，那件我見她穿過的唯一一件大衣，穿過灰暗的佈滿積雪的街道，走進一個深不可測的空間，那裡永遠颳著暴風雪。西伯利亞的大雪覆蓋了整個俄國和馬裡烏波爾，一個永遠寒冷的，由共產黨人領導的神秘國度。
我在孩童時期對於母親出生地的想象，幾十年來被我封存在內心的暗室中。即便我早就知曉俄國和烏克蘭是兩個國家，而且烏克蘭和西伯利亞沒有絲毫關係，這些還是並沒有觸碰到我心中的馬裡烏波爾——儘管我沒有一次能確認母親是否真的來自這座城市，或者我把她和馬裡烏波爾聯絡到一起，只因為我非常喜歡馬裡烏波爾這個名字。有時我甚至無法確定，是不是真的有城市叫這名字，或者這根本只是我的發明捏造，就像其他許多有關我出身的事情一樣。
一天，我翻閱一份報紙的體育版，正想往後翻，瞥到一個詞——馬裡烏波爾。我接著往下看，一支德國球隊赴烏克蘭和馬裡烏波爾伊利奇維茨足球隊比賽。馬裡烏波爾還有支足球隊！光是這件事就讓我清醒過來，我心目中的馬裡烏波爾像一朵腐爛的蘑菇，頃刻間碎落一地。我對足球全無興趣，可偏偏是足球讓我第一次直面真實的馬裡烏波爾。我這才得知馬裡烏波爾是一座氣候極其溫和的城市，全世界最淺也最溫暖的亞述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它有長而寬的沙灘，種植葡萄的山丘和無邊無際的向日葵田地。德國足球運動員們在夏日接近四十度的高溫下叫苦不迭。
我覺得現實比我的想象更不真實。自母親去世後，她第一次成為我想象之外的另一個人。突然間，我眼中的她不在雪地裡，而是穿著輕薄的淺色夏款衣裙走在馬裡烏波爾的街上，露出手臂和腿，腳上穿著涼鞋。一位不是在世界最寒冷最黑暗的地方，而是在克里米亞半島附近，溫暖的南部海邊，在可與義大利亞得里亞海媲美的湛藍天空下長大的年輕姑娘。對我而言，沒有什麼比把母親和南方聯絡到一起更難以想象的事了，她和陽光還有大海也風馬牛不相及。我不得不把對她生活的所有想象轉移到另一種溫度、另一種氣候中。曾經的陌生人變成了新的陌生人。
多年後，一部我忘記了書名的俄羅斯小說展現了母親生活時期的馬裡烏波爾的冬日實景：巴爾米拉酒店的窗外飄著潮溼的雪。百步之外是大海，我不敢說它是不是在沙沙作響。這片無足輕重、乏味的淺海在沉重地呼吸著，發出咕咕聲。不起眼的小城馬裡烏波爾和她的波蘭教堂及猶太教教堂緊靠在海邊。發臭的港口，簡易的倉庫，沙灘上流動馬戲團滿是窟窿的帳篷，希臘式小酒館和小酒館門口孤獨、暗淡的燈籠。對我來說，這像是對母親的隱秘描述，是她親眼見過的一切。她肯定不知何時經過巴爾米拉酒店，也許還穿著那件灰色大衣，也許就在那樣潮溼的雪中，鼻子還聞到港口散發的臭味。
在我開啟的網頁上，我還獲悉了馬裡烏波爾讓人詫異的資訊。在母親出生的年代，這座小城還深受希臘文化的影響。18世紀，葉卡捷琳娜二世把小城送給曾經的克里米亞汗國的希臘基督徒。直到19世紀中葉後，其他種族才被允許到馬裡烏波爾定居。直至今日，仍有少數希臘人住在城裡。母親的姓氏讓我鬼使神差地進入了一個希臘裔烏克蘭人的論壇。我心裡有種隱約的懷疑在暗湧。對於母親講述過的她在烏克蘭的生活，我只有一丁點記憶，極其微弱，幾乎想不起來，但在記憶中，我卻堅定地認為她的母親是義大利人。當然，這麼長時間後，我自己也弄不清楚，這到底是回憶，還是我大腦裡偶然留存的一點沉澱。也許，我覺得最有可能的是，早在孩童時期我就虛構了一位義大利外祖母，並把她當成了我虛構的驚險故事的主人公。義大利外祖母也可能來源於我迫切的願望，用來對抗我的俄羅斯-烏克蘭裔出身，以此顯得與眾不同。而現在，我問自己，我是不是根本就記錯了，我的外祖母不是義大利人，而是希臘人？然而，這是不是鑑於我現在獲悉的馬裡烏波爾的真實情況方才想到的？是不是因為義大利是我少年時一心向往的地方，所以隨著時間流逝，我記憶中的希臘人才不知不覺變成了義大利人？
我的出身來歷又陷入了一片新的黑暗中，彷彿我突然紮根在一塊更陌生、最終無法辨認的土地上。我對著螢幕上母親的名字發呆，我感覺，在我迄今為止的生命中東拼西湊的身份，像個肥皂泡般破滅了。瞬間，我的一切全部化為烏有。直到我想起，只有證明這個被發現的希臘裔的葉芙根尼婭·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不是我母親，我才能找回安全感。我從未從母親口中聽過greki一詞，從來沒有。我很確定。因為在我們那個既封閉又貧窮的棚屋世界裡，「希臘」簡直是不尋常的異國風情。另一方面，也是實在令人難以置信的一點，母親絕口不提她家鄉的希臘往事。最終，我還是從論壇裡才得知了她家鄉的歷史背景，在她生活的時期，馬裡烏波爾還是非常希臘化的。
「亞述的希臘人」也為尋找親屬提供平臺，儘管我的搜尋經常落空，但我決定還是發一條帖子。發帖得先註冊。我還從來沒有在俄羅斯的網際網路上這麼幹過，我以為我不可能逾越技術障礙，但讓我驚訝的是，程式非常簡單，比在德國網際網路上還簡單。一分鐘之後，我獲得了准入許可。
在搜尋情況詢問條中，我除了母親的名字和出生地外，什麼也寫不出來。我沒有填寫她的父稱，雅科夫列芙娜。我只知道她的父親叫雅科夫，但不知道她母親的婚前姓。我還知道母親有一兄一姐，但並不知曉他們的名字。我有一張烏克蘭的結婚證書，從證書上得知，母親是1943年7月在被德軍佔領的馬裡烏波爾嫁給父親的。在一張由萊比錫勞動局簽發的勞工證上記錄著，她和我父親於1944年被運送至德國。這就是我知道的關於她的一切。
現在問題是，我到底要找誰呢？她的兄姐尚在人世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即使還在世的話，也是相當高齡了。就算他們有孩子，如果他們有孩子的話，那我的這些表兄表姐，也和我一樣上了年紀。他們也許並不認識我的母親，甚至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也不會有誰和他們提到過她。當時，甚至幾十年後，和我母親這樣的人有親屬關係是件危險的事——一個人不知何故被自願運送至德國，或者至少沒有成功從敵方的強制勞役中逃脫出來，沒有像斯大林要求的真正的愛國者那樣，必要時採取自殺手段——這樣的親戚是被視為叛國者的，因為害怕受連累，當時的人甚至不會告訴自己的孩子。
以前，在輸入俄語時我要把鍵盤轉為西里爾文，逐個字母逐個字母地艱難對照，而現在，我可以在一個神奇的電腦程式的幫助下，直接在普通的拉丁文鍵盤上打字，程式會自動把拉丁字母轉化為西里爾字母。雖然我懷疑在俄羅斯網頁上，經過轉化程式輸入的留言帖能否成功顯示，但是幾次點選後，帖子在「亞述的希臘人」論壇上顯示了出來。我還在留言中寫下了我的電郵地址，然後點了傳送。不知留言會發往何處，也許會發到僵死已久的某個地方，一個電子化的虛無之處，一個從來不會有任何人發現我的漂流瓶的地方。
幾周前起，我住在位於梅克倫堡的工作駐地。這個小寓所位於沙爾湖湖畔，我和我的一位女性朋友輪流使用。今年，湖邊的整個夏日幾乎只屬於我一個人。朋友吉拉是一名演員，她正埋首於一個舞臺劇專案，此刻不知身在國外何處，九月份才回來。我正好剛寫完一本書，正在發懶。我已經回憶不起上一次發懶超過半天是什麼時候了。我的素材冰冷地排著長隊，不允許我休息片刻，它們越發提醒我生命有限。通常，我在完成一本書的第二天就會開始新一本的工作，於我而言，不寫作也不和文字鬥爭一番的狀態通常持續不了多久。我生命的大部分時間就是這樣度過的，我幾乎沒有察覺。現在突然間，除了坐在外面露臺上，感覺空氣輕緩地滑過皮膚，眺望夏日蔚藍的大海，我什麼也不想做。到了晚上，暑熱退去，我撐著北歐手杖在湖邊漫步，在這片孤獨的溼潤地帶中，大片的雲和飢餓的蚊子全向我撲來。回家的路上，我在漁夫那兒買我的晚餐，那裡有新鮮的白鮭魚和紅點鮭魚。
沙爾湖曾經被東西德邊境線分割。湖的一部分屬於梅克倫堡州，另一部分屬於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幾公里外有一個路牌，人們開車時往往會經過，上面寫著：德國和歐洲在此處被分割，直至1989年11月18日16時。過去四十多年來，在東邊的邊境封閉區中，動植物自由自在地享受自己的生活，幾乎從未被人類打擾，只有邊境士兵才會經過這裡。兩德統一後，這片荒蕪的地帶被宣佈為自然保護區，並被納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生態保護區的名單，成為一片被管轄的野地。在此期間，來自漢堡的生態學精英們造訪此地。在此處安家或在週末度假小屋居住的城裡人為有機生態所動，開了有機產品商店、有機食物餐廳，經常舉辦有機集市，肯花五十歐買一股保護鶴類的股票，本地還建有一個名為「人與自然」的所謂未來中心。因循守舊的前東德居民依然只在廉價超市penny和lidl購物，他們成了這一地區的陌生人，把自己禁錮在自己的世界中，蝸居在翻修過的前民主德國的小房子裡。
從房子的落地窗看出去，除了沙爾湖別無他物。一整天，我沉醉地望向蔚藍的湖水。湖水看上去深不見底，無邊無際的深邃和冰冷，人在湖中的話，將會不停地下沉和吞下湖水。遠處傳來孩子們的笑聲和叫聲，他們在水邊嬉戲。現在正值假期，這聲音，這氣息，童年夏日的美好，讓人覺得永遠不會到頭。幸好摩托艇是被禁的，湖面屬於生活在此的水鳥，只是偶爾能看到一艘孤獨的小舟或者撐著白帆的小艇。幾百只燕子飛過天空，有時候飛得那麼低，低到它們的翅尖差點拂過坐在露臺上看書或者觀湖的我。湖面上好似無數的鏡子在舞動，反射著銀光。雁子排列成幾何佇列飛過天空，彷彿有看不見的線把它們彼此連線。雨燕互相追逐，在空中進行著瘋狂的嬉戲。黃昏時分，水鳥們的音樂會開始了，鴨子嘎嘎不休，天鵝尖聲引吭高歌，從野地裡趕來覓食，夜間聚集在湖邊的鶴群發出小號般高亢的鳴叫。有時還會出現一隻白尾海雕——這是湖裡所有魚和其他居民懼怕的國王陛下，它可以伸展開巨大有力的翅膀在水上滑翔，而水面紋絲不動。我聽人說，有一次有人在湖岸邊看到一隻白尾海雕正在撕咬一隻鶴。當時是冬天，一隻鶴站在淺水處睡覺，大概是覺得那裡遠離天敵很安全，酣睡中腳被凍在了水裡。當白尾海雕向它俯衝而去時，它沒能掙脫，被撕碎在冰上。
我是如此喜愛夏日的沙爾湖，以至於晚上無法入眠。有時我整夜坐在露臺上，呼吸著涼爽的空氣，欣賞月亮在漆黑的水面上投下的一條銀色大道，湖面的空寂聲我永遠也聽不夠，只是偶爾會有一兩隻水鳥藏在漆黑一片的蘆葦叢中，睡夢中發出咕咕聲。
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和這個湖上一樣的日出。剛過凌晨三點，地平線上的變化就已宣告日出即將到來。起初，湖面上方的天空中出現一抹幾乎不易察覺的粉紅色，漸漸地變成一次美得不真實的光影狂歡。讓我驚訝的是，所有人都在睡夢中，看來除了我並無他人觀賞這場演出。天空變幻出各種顏色，從淡綠色到金色、紫色和火焰般的紅色，每天不盡相同，日日充滿新意：太陽在空中進行光的演出，潑灑出超現實的繪畫。我在露臺這個宇宙包廂中，盡情欣賞每一分鐘的變化。水鳥的叫聲震耳欲聾，好似在等待世界末日的降臨，等待一個人類感官範圍之外的從未發生過的事件。天空的顏色越變越濃，濃烈到爆炸，然後開始消散，消失，幻化成白得熠熠生輝的光線，漸漸傾瀉到湖面上。動物們停止鳴叫，危險已經過去，漫長而悶熱的一天又開始了。我這才從露臺的大沙發軟椅上起身，刷牙，然後走進朝西的臥室。我在臥室窗外掛了彩色遮陽篷，以便遮擋白天的光線和暑氣。即使在睡夢中，我也能聽到湖面的空寂聲，做著敘事詩般的夢。中午一醒，我便立刻跳下床，穿著睡衣奔向另一個房間的窗邊，終於又見到湖面藍色的波光。
距離我在「亞述的希臘人」論壇上發尋人帖已將近一週。正當我快要忘記這件事情的時候，收到了一封郵件，寄件人的名字無法辨認。我經常收到俄羅斯寄件人的電郵，但是這一次我的郵箱系統沒有識別西里爾字母。一位有著希臘姓氏、名叫康斯坦丁的人請我提供有關母親的更詳細的資訊。有人願意幫我找人，他需要進一步瞭解要找之人。
我在尋親過程中還從未到過這一步。一個遠在馬裡烏波爾的男人願意幫助我，並且，如果我能給他提供更多資訊的話，他還會繼續幫下去。可是，我沒法再給他提供更多的資訊，我知道的全部都寫上了。我為自己感到羞愧難當，就像一個無能的證明，一個恥辱。我對自己的母親竟然所知如此之少。但是與此同時，我像得知了她的訊息一般。借一位陌生人之眼，我望向馬裡烏波爾，好像陌生人是母親以前的鄰居，他每天經過母親的家，帶著我一起穿過她走過的街道，看她見過的房屋、樹木、廣場、亞述海，也許還有一直掛著的希臘式燈籠。事實上，她生活時期的馬裡烏波爾，舊物舊景所剩無幾。德國軍隊在戰爭中把這座城市的大部分變成了瓦礫和灰燼。
我對這位友好的有著希臘姓氏的康斯坦丁表示了感謝，感謝他的熱心腸，並向馬裡烏波爾送去了我的問候，同時我以為，在這一次失敗的尋親後，我的母親將永遠墮入黑暗。
事實上，我並不是出於偶然才在俄羅斯搜尋引擎上按照母親姓氏來尋人的。長久以來我有個念頭，就是想寫我母親的一生，記錄這位在我出生前居住在烏克蘭，曾在德國勞動營裡待過的女性。可是我對她幾乎一無所知。她從未談起過強制勞役的過往，她和父親都沒提過，至少我一次也回憶不起來。我記憶中她講述的烏克蘭的生活，也只剩下零星片段，如同模糊的磷火。我只能嘗試利用諸如母親生活過的時間和地點之類的已知事實，基於歷史編纂來虛構她的生平。多年來，我一直在找一本過去強制勞工寫的書，找尋一個文本化的聲音，讓我可以辨認方向，可一直徒勞無功。集中營的倖存者寫出了世界著名文學作品，各大圖書館有關猶太人大屠殺的書籍比比皆是，然而，靠勞役躲過了滅絕屠殺的非猶太裔強制勞工，始終沉默著。幾百萬強制勞工被運進德意志帝國，整個帝國的康采恩壟斷集團、企業、手工工場、農場、私人家庭，按照份額隨意奴役這些「進口的」勞奴，他們花最少的開銷，榨取最多的勞動力。他們在非人道的、類似集中營的條件下，被迫完成本該屬於德國男人們的工作。而德國男人們正在前線，在這些背井離鄉的勞工們的家鄉毀掉他們的村莊和城市，屠殺他們的家人。這些被劫到德國的男人女人，在戰爭中被折磨致死，而他們的數量至今仍是謎團。戰後的幾十年中，六百萬至兩千七百萬強制勞工的遭遇——不同來源的數目相差巨大——卻只是偶爾出現在教會簡報或者地方週日報紙的一篇單獨且簡短的報道中。而且大多隻是順便和猶太人一併提及，成為猶太人大屠殺的一個註腳。
我大半輩子時間裡完全不知道，我是強制勞工的孩子。沒有人告訴過我。我父母沒有提過，我身邊的德國人也沒有，在他們的記憶中，從來沒有過強制勞工這回事。幾十年來，我對自己的出身一無所知。我不知道，和我們一起住在各個戰後聚居區的是些什麼人，他們是怎樣來到德國的：羅馬尼亞人、捷克人、波蘭人、保加利亞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亞塞拜然人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人。大家雖然語言不通卻能彼此理解。我只知道，我屬於某種廢物，戰爭遺留下來的某種垃圾。
在德國學校裡，人們教我們的是蘇聯人侵略了德國，毀掉了一切，還奪走了德國人的半個國家。我坐在最後一排，英格·克拉博斯的旁邊，雖然她是德國人，可也沒人理她，她穿著髒兮兮的衣服，身上散發著怪味兒。女老師站在講臺前，講蘇聯人用燒紅的煤球燙壞了她未婚夫的眼睛，還穿著長靴踢小孩子。所有的腦袋全都轉向了我，就連英格·克拉博斯也離我遠了些。我知道，下課後，追捕又要開始了。
我撒的謊早就沒法再幫我了，我不僅屬於蘇聯野蠻人，而且還早被識破是偽裝成體面人的騙子。為了能讓自己在德國孩子中有面子，我和他們說，我引以為恥的父母根本不是我真正的父母，他們是在從蘇聯逃亡的路上，在路邊的墳地裡發現了我，然後把我帶走的。其實我出生於富有的俄國貴族之家，擁有宮殿和財寶，可我疏忽了，沒能解釋作為貴族之女，我是怎樣流落到街邊的墳地裡的。不過，在一天或者至少幾小時內，我是被低估的神秘人物，享受著德國孩子們的驚歎和讚美。後來某天，他們看穿了我，然後開始驅逐我。這些沒落的第三帝國的小復仇者們，德國戰爭寡婦和納粹父親的孩子們，把我當成蘇聯人一樣追趕驅逐。我是共產主義者和布林什維克的化身、斯拉夫低等人，我是人民公敵，在戰爭中被他們擊敗了，現在要逃命。我可不想像南斯拉夫人的小女兒德舍米拉一樣死掉，德國孩子們也驅逐她，後來有一天她掉到雷格尼茨河裡淹死了。我飛奔著，背後一片敵人的號叫聲。我可是個練出來的飛毛腿，我在跑步時從沒有岔氣的刺痛感，大多數情況下，我都能成功甩開追我的人。我只需跑到採砂場，那裡是德國人居住區和我們居住區的分界，採砂場後面就是我們的領土，一片「未知之地」，除了警察和郵差，沒有一個德國人踏進過這片土地，德國孩子們也不敢闖入。採砂場前面，有一條從柏油路分出來的野路，通向「難民樓」。我不知道為什麼德國人把我們的石頭樓房叫作難民樓。可能是為了把我們和吉普賽人區分開，他們住在更遠處的木頭棚屋裡。他們比我們還低一個等級，讓我一想到就心生恐懼，可能就像我們在德國人心目中一樣。
只要我越過神奇的邊界線，就安全了。轉彎後，追我的人看不見我了，我躺倒在草叢裡，等跳得飛快的心恢復平靜，等我又能重新呼吸。今天算是成功捱過了。至於明天，我現在還沒去想。我慢騰騰地磨時間，能磨多久是多久。我在河邊晃盪，拿些石頭在雷格尼茨河上打水漂，把酸模草塞進嘴裡嚼，從地裡偷生玉米啃。我永遠不想回家。我想離開，從我能思考開始就只想離開，我的整個童年只盼著長大，長大我就能徹底遠走高飛了。我想遠離德國學校，遠離難民樓，遠離我的父母，遠離有關我的一切。這一切是個錯誤，把我困在其中。就算我能提前知曉我的父母是何人，以及和我有關的其他所有人都是誰，我也不想去了解，這些完全激不起我的興趣，一點都不能。我和這些沒有任何關係。我只想離開，把一切拋諸腦後，徹底掙脫，到外面的世界去過我自己的真正的生活。
我回憶起腦海中關於母親的第一幅畫面：我四歲左右，當時我們住在一家鐵器工廠的簡易倉庫裡，那是我父母在德國找到的臨時避難所。離開工廠大院是要受罰的，但早在那時我就經常試圖違反禁令。工廠大院後面，從寬闊的萊厄大街開始是另一個未知的世界。那裡有店鋪，有軌電車，有沒有戰後廢墟我記不得了，我只記得有像宮殿一樣的房屋，石頭造的，有大而笨重的門和高高的窗戶，還掛著窗簾。還有一片草坪，上面長著野梨樹。我從來沒吃過梨子，我想知道梨子是什麼味道。可是我太小了，我夠不到樹枝。我嘗試用一塊石頭去砸，石頭砸斷了一根樹枝又飛向了我，像迴旋鏢一樣在我臉上砸了個洞，與我的左眼有一釐之毫。我不記得我是怎樣走回家的，只記得我站在工廠大院裡，不敢走進我們住的倉庫。熱乎乎的血從臉上流下來，滴在我的衣服上。透過倉庫開著的窗戶，我看見了我的母親。她正低頭用搓衣板搓著衣服，一縷深色的頭髮滑落到她臉上。她抬起頭，看到了我，我看著她。那幅畫面是留在我記憶中關於她的第一幅。畫面始於她的一聲尖叫，然後剩下的只有她的眼睛。充滿恐懼的雙眼。這雙眼睛成了她的化身。那恐懼來自遠處，遠遠地越過我，不可捉摸，深不見底。那恐懼，伴隨著她的唸叨：「如果你看見過我曾見到的……」這句話一而再，再而三地迴響在我的童年中：「如果你看見過我曾見到的……」
我有兩張她在烏克蘭照相館拍的肖像照。其中一張照片裡，她很年輕，十八歲左右，旁邊是一位溫柔的白髮女性，我不知道她是誰。我母親極其瘦削，或許是營養不良，她身穿一條樸素的夏季連衣裙，濃密烏黑的頭髮剪成了短劉海髮式，也許這樣在當時很時髦。顯然，攝影師試圖展示他的藝術技巧，給我母親加上點神秘感，在她的左半邊臉上打了陰影。她看上去像個孩子，但她臉上的無辜和無助卻帶著驚恐之色。難以置信，這樣一個纖細脆弱的人能承受那樣的驚恐——如同千鈞系在一發上。她身邊的白髮婦人儘管看上去溫柔親切，但帶有一些陽剛氣，看她的年齡應該是我母親的祖母。她穿著一條白色尖領的灰裙子，姿態端正，表情嚴肅，臉上帶著被壓迫者和被侮辱者的倔強。這張照片大概是1938年拍攝的，正處於斯大林恐怖統治、饑荒和恐懼盛行的時期。
第二張照片中，母親明顯大了些，照片很可能是「二戰」時拍攝的，在她被運送之前。她雙眼望向深不可測的遠方，憂鬱中帶著一絲微笑。烏克蘭民間風格的頭巾包裹住她的頭髮，露出面龐。也許她是為了留下在烏克蘭的最後一張照片才去拍的，留作紀念。
每個看到這張黑白照片的人都會感嘆，好一個美人啊！自我童年起，母親的美麗就是一個神話。我經常聽到別人讚歎，好一個美人啊。與此同時又感嘆，好一個不幸的女人啊。美麗和不幸看上去都屬於母親，謎一般交織在一起。
我的舊物檔案裡還有第三張來自烏克蘭的照片。照片上是位衣著華麗的老者，他有一雙聰慧而憂鬱的眼睛，高高的額頭，短短的大鬍子，一半鬍子花白。他站在兩位坐著的女士身後：一位身穿密不透風的高領裙，知識分子面孔，鼻子上戴著副夾鼻眼鏡。另一位年輕的女士穿著白襯衫，小女孩般羞澀，眼神里透著無助之色。這張照片背面有一行母親手寫的德語：外祖父和兩位友人。我不知道到底是誰的外祖父，我的外祖父還是母親的外祖父？我也不清楚為何母親要在照片背後寫下德語，她總是拒絕和我說德語而堅持說俄語。
除了這三張照片，我還有兩份之前提到過的官方檔案。為了能看清父母的結婚證書，我得把這張明信片大小的紙放在鏡子前。證書是一份神秘的影印本，黑底上是左右顛倒的白色手寫體。靠著鏡面的反向我能辨認，我的母親，葉芙根尼婭·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於1943年7月28日在馬裡烏波爾和我的父親正式結婚。證書是烏克蘭語的，印章已經褪色，但是德語詞standesamt（民政局）清晰可辨。每次我都卡在這個詞上不明就裡。是德國人在馬裡烏波爾的民政局留下的嗎？或者佔領區的日常就是如此？對此我所知甚少。這份不起眼的檔案簡直是個奇蹟，它不僅經歷了戰爭、流放、勞改營，還經過了戰後多個營地的艱難輾轉跋涉，而且在我多次搬家後也沒丟失。一份跨越七十多年、經久牢固的證明，證明我父母那段並不長久、災難般的婚姻。
母親的德國勞工證已經下落不明，可能不知何時在我寫字檯的某個黑暗角落裡化成了灰燼，但是我記得，她的勞工證上除了名字，其餘的和父親於1944年8月8日在萊比錫拿到的一模一樣。而父親的勞工證還在。一張肥皂大小、對摺的紙片，嚴重破損泛黃。父親的姓名、生日、出生地，父親口中說出的甲，到了德國文書耳朵裡變成了乙。證上寫著：
國籍：不詳，東方勞工
來源國：被佔領的東部地區
地區：馬裡烏波爾
住址：/
工種：金屬作業幫工
工作地點：atg機械製造責任有限公司，萊比錫w32，舜瑙爾大街101號
時效：自1944年5月14日起
兩枚帝國鷹鷲的印章，一枚來自警察總局，一枚來自萊比錫勞動局，另外還有一張父親的照片，他的西裝翻領上彆著勞工編號。勞工證背面印有兩枚指印，分別是左手及右手的食指指印。下面標註了一句：此勞工證只用於上述企業，離開上述工作地點此證即失效。持有者須隨身攜帶此證作為身份證明。有效期至另行通知前。保留撤銷權。
兩份歷史久遠的檔案——結婚證書和勞工證，三張黑白照片和一尊母親裝在包袱裡的古老聖像，就是我繼承的全部家產。這尊聖像，純金底上手繪的是俄國東正教最重要的聖人群像。每個細節栩栩如生，連聖人的指甲都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稍微仔細點，我還能憶起，母親是怎樣講述她的家庭在烏克蘭的貧困，還有長期飢餓的。在我的記憶中，對斯大林的恐懼和家庭貧困構成了她在烏克蘭生活的基調。可是，貧困又如何和那尊從烏克蘭帶出來的貴重聖像聯絡在一起呢？這貴重之物竟也神奇地躲過了運送和勞動營，一路上既沒丟失，也沒損壞，沒人把它從我母親手中奪走或者偷走。在我們住過的每個棚屋裡，聖像被掛在牆角，靜默地閃爍著神秘的光芒，我曾向它獻上我孩童時最熱忱的禱告，當母親又一次和妹妹以及我告別並決意赴死時，我絕望地請求神靈庇護她的性命。現在，這尊聖像掛在我柏林家中一張舊的天主教教堂座椅上方，椅子是我在閣樓裡找到的。聖像也許是我擁有的最貴重的物品了。
我還有一些模糊可疑的回憶可以作為這份微薄檔案的補充，一個孩子的回憶，可能根本不算什麼回憶，而純粹是些經過幾十年發酵還留在記憶中的泡沫：
我記得一個俄語詞「律師」——我的外祖父是律師。母親總為他擔憂，因為他有心臟病。有一天，當她被從學校課堂接出來的時候，她立刻明白過來，她的父親死了。
我還記得「德·馬爾蒂諾」這個姓——我的外祖母應該是這個姓氏。一位富有的義大利家族出身的女性，我不知道，在上個世紀或者上上個世紀，是什麼風把她吹到烏克蘭去的。家族的富裕和「煤炭店」這個詞互相矛盾，而「煤炭店」和「德·馬爾蒂諾」聯結在一起。
還有「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這個名字，德語叫「熊山」。記憶中這個地名是和我的姨母聯絡在一起的。此外我對她一無所知。留存在我記憶中的只剩下我的外祖母有一天動身去「熊山」，去那裡的營地看望女兒，中途「二戰」爆發了，外祖母再也沒有回來。這應該是母親生命中最大的災難：她不僅失去了母親，而且還不知道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還活著，還是在德軍的轟炸中死去了？我童年的幻想裡，是「熊山」的熊把外祖母給吃了。
母親有個哥哥，據說是一位有名的歌劇演唱家，母親深愛著他。她為他流的眼淚，幾乎和為自己母親流的淚一樣多。
其實我根本就不相信這一切。富裕的義大利家庭、身為律師的外祖父、有名的歌劇演唱家，甚至還有煤炭店，全部可疑地指向我童年的渴望——渴望出身顯赫，按照我當時的想法至少得是煤炭商人。歌劇演唱家也許來自後來的念想，當我還是個小女孩時，無比驚歎地發現了歌劇的魅力，我幻想自己有位叔伯舅父，吟唱我最喜歡的貝里尼和韓德爾的詠歎調。幻想有位姨母多半是來自孩童時期對於悲劇意義的渴求，或者單純只是因為那個可怕的單詞「熊山」，我把它和母親給我講的另外某個故事聯絡到了一起，可能是她給我講過的眾多童話故事中的一個。
可是，我還能清楚地記得母親講的關於一位女性友人的故事。她經常講起這個故事，眼中帶著令我害怕的恐懼。納粹也在馬裡烏波爾捕獵猶太人，僅僅在1941年10月的兩天內，納粹就在城裡射殺了八千猶太人。在猶太居民眾多的烏克蘭，到處發生著像在娘子谷那樣駭人的大屠殺。母親的朋友是猶太人，有一天她也被捕了。她被迫和其他猶太人一起挖一條長溝，然後面對著溝，背對德國人的機關槍站著。她成功在子彈打到她的前一秒先栽進溝裡。一直等到黑夜降臨，她才費盡全力從壓在她身上的屍體堆裡爬了出來，然後跑去我母親家。她站在我母親家門口時，渾身是血。
很長時間以來，我想破腦袋也想不通，戰爭中的母親和德國佔領者之間到底是怎樣一種關係。被佔領地區的所有居民必須為德國人勞動，無一例外。誰勞動，誰才能得到食物券，沒有食物券就無法生存。可是戰爭爆發時母親不過只有二十一歲，卻得到了一份特殊的工作：被德國勞動局僱來專門招募送往德國的強制勞工。做這份工作，對於後來充當強制勞工的母親，無異於自掘墳墓。況且，德國勞動局是德國佔領者的重要權力及監管機構，每個人都必須在勞動局報到，沒人可以逃過。那母親在勞動局的具體工作是什麼呢？難道她認為德國人可以戰勝斯大林政權，解救大眾，所以站在了德國人那邊？她是因為信念在勞動局工作的，還是隻不過是德國戰爭機器上一個偶然的微小齒輪？最終，她是像其他人一樣被暴力遣送，還是自願報名參加強制勞工運送的？她會不會也是無所不在的政治宣傳下的犧牲品，輕信了去天堂德國就可以擺脫蘇聯統治下的貧困？但是，她怎麼可能在1944年，也就是她被運送的那年，還相信這種政治宣傳？其實每個人都知道被送走後會面對什麼：每天有成千上萬的人被抓，塞進運輸牲口的車皮裡運往德意志帝國。這個時候，不少人已經返鄉，孱弱不堪，在德國嚴酷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下身心雙雙被摧毀，成為納粹再也不需要的無用的勞奴。倘若母親真的是自願被送走的話，很可能她知曉這一切，可是她別無選擇。可以預見的是，就算蘇聯紅軍奪回馬裡烏波爾，她也只能逃走，因為作為德國勞動局曾經的職員，她很可能被視作內奸和叛國者而被處決。而且，有可能我父親有更無法啟齒的原因要離開蘇聯。也許，她不過是跟著他。他當時是母親的保護者，是她唯一的慰藉。她自己或許太年輕，太不知所措，沒法做出至關重要的決定來對抗所處時代的暴力。
現在，在美妙的湖邊夏日裡，伴隨著驚懼的與日遞增，我逐漸明白過來，我決意去做的是什麼事。我幾十年前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嘗試撰寫自傳，但當時我對自己的生平並不瞭解，我還沒弄清楚我的人生和其中的各種關聯。母親只是存留在我內心的形象，是我生平裡模糊不清的一部分，為了這一部分我曾經虛構了各種政治的歷史性關聯，讓自己置身於無人之境，成為一個無根無源的單一生物。很久之後我才意識到，我的父母是何許人，他們給我留下了怎樣的「素材」。當下我的任務是彌補錯失的過往，在我的書中，也許是最後一本書中，講述我第一本書裡就該講述的故事。可是，我對母親在生下我之前的生活幾乎一無所知，甚至完全不知道她曾經在德國勞動營裡的經歷。我兩手空空呆立原地，只能發揮想象力講故事，這對挖掘主題毫無建樹。
當那些被海爾曼·戈林稱為「東方勞工」的人，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提出賠償要求時，東方勞工才進入德國公眾的視野，或者至少是一半見光。在此期間，各種有關第三帝國強制勞役的專業書籍、報道和紀錄片層出不窮，我讀了許多，瞭解也有所加深。其間，我甚至找到了長久以來我一直找尋的那個文本化的聲音，那是維塔利·塞明寫的一本書，七十年代已出版問世，德文譯本叫《一個標記的差別》。書中，這位俄羅斯作家講述了一個未成年人的故事。他被從頓河畔羅斯托夫運送到德國服強制勞役，之後倖存了下來，因為他懷著一個信念，就是他不能讓他目睹的和所經歷的隨著他一起逝去，他有責任向後世提供證據。在勞動營裡，他寫道，條件比集中營好，但是也僅限於不會被立刻殺死，而是被非人的工作量、飢餓、毆打和經常性的侮辱以及匱乏的醫療供給緩慢地置於死地。
我十分驚訝地發現，這本書的譯者亞歷山大·坎普菲，是我七十年代的朋友。他經常把他的翻譯讀給我聽，很可能他給我讀過維塔利·塞明書中的內容，而我回憶不起來是因為，我當時全然不知這本書的內容其實與我的父母有關，他們同樣也佩戴過一個有別於他人的標記，衣襟上的ost標記（東方標記）把他們和種族上高一等的西歐強制勞工區分開。
我研究的時間越長，碰到的可怕事情就越多，而在此之前，我對這些事情幾乎聞所未聞。對許多事一無所知的不僅是我，不少我認為通達、對歷史有一定認知的德國朋友中也不知道，在曾經的第三帝國土地上，到底有多少個納粹的營地，有人說是20個，有人說是200個，還有少數人說有2000個。華盛頓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的研究資料顯示為42500個，小的營地和附屬營尚未計算在內。其中30000個是勞動營。2013年3月4日發行的《時代週刊》中的一篇採訪裡，參與研究的美國史學家傑弗瑞·麥加吉（geoffreymegargee）表示：多得可怕的營地數量意味著，幾乎所有德國人都知道這種營地的存在，即便他們不瞭解此體系的龐大規模或者營地內部的狀況。又是老生常談：無人知情。遍佈42500個營地的國家完全是一個古拉格。
在世界史裡，在二十世紀妖魔叢生的悲劇中，我越來越暈頭轉向。關於第三帝國強制勞役的報道完全是盲區，充滿了無稽之談和自相矛盾。我的主題明顯不是我能一手掌握的，我頭昏腦漲。我自問，是不是已經太遲了？我還能夠得上那口氣，把這些浩繁的材料都弄明白嗎？究竟有沒有文字記錄這一切，記錄籍籍無名的母親的生平，而她的命運是百萬千萬人的命運寫照？
我早將「亞述的希臘人」論壇忘諸腦後，此時卻收到了論壇發出的一封電子郵件，寄件人那欄是奇怪的象形文字，是一位希臘姓氏名叫康斯坦丁的人。我讀道：
非常尊敬的娜塔莎·尼可拉耶芙娜：
我再次查證後得出的結論是：我們檔案裡登記的葉芙根尼婭·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有非常大的可能就是您的母親。請容我從頭道來。19世紀，在馬裡烏波爾住著一位烏克蘭大地主，來自切爾尼戈夫的一位貴族，名叫伊皮凡·雅科夫列維奇·伊瓦申科。他是您的外曾祖父。可能他是第一批遷居到馬裡烏波爾的非希臘裔居民之一。馬裡烏波爾當時還是亞述海邊的一座商業小城，只有不到五千居民。他為自己和家人在米特洛波里斯卡亞大街上買了一棟房子，成了樞密官、船主和港口海關局的主事。漸漸地，他在城裡購置了大量不動產，廣開商鋪，獲得了很高的威望。他和一名叫安娜·馮·愛倫施泰特的女性結了婚。關於這位安娜，我們知道她出身于波羅的海東岸三國的德意志鄉村貴族家庭，根據教區記事簿，她生於1845年，卒於1908年。
您的外曾祖父母有六個孩子，兩男四女。大兒子是雅科夫，也就是您的外祖父，您母親的父親。據教區記事簿記載，他的弟弟萊奧尼德26歲時死於癲癇。關於葉蓮娜和娜塔莉亞姐妹我們一無所知，但是我們知道，大姐奧爾加和著名的心理學家、哲學家格奧爾吉·切爾班諾夫結為連理，他家有希臘血統。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不僅您母親的名字，而且切爾班諾夫妻子的整個家族介紹全部留存在我們的檔案中。
您外祖父的第四個妹妹，您的姑婆瓦倫蒂娜，是馬裡烏波爾知識分子圈中最優秀的人，直到現在她仍然在城裡聲名遠播。您可以通過郵件附文了解她的更多情況。
可惜，關於您的外祖母，我們什麼也不知曉，只知道她叫瑪蒂爾達·約瑟夫芙娜。您母親的姐姐叫莉迪婭，教區記事錄上記載她生於1911年。您母親的哥哥名叫謝爾蓋，生於1915年。他是一位歌劇演唱家，戰時在前線唱歌劇，並因此被授予獎章。您可以在附件中看到獲獎證書的電子版。
不久之前，一本關於格奧爾吉·切爾班諾夫的書出版了，書中多次提到他妻子的家庭，您的姑婆奧爾加飽受精神疾病之苦，43歲時在莫斯科跳窗身亡。我們會請此書的作者給您一本書。
您母親的兄弟姐妹多半已不在人世。而且他們的子女也不好找，因為伊瓦申科這個姓氏太常見。關於您的姨母，我們除了知道她名叫莉迪婭，再無任何資訊。尋找女性總是十分艱難，因為不知道她婚後姓什麼。因此我建議您，首先把搜尋放在您的舅父謝爾蓋以及他的子女身上。我們可以向《等著我》節目編輯部尋求幫助，這是一個同時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播出的家喻戶曉的尋親節目。
我看不明白這封郵件。這位康斯坦丁是誰？一個網路幽靈，一個愛胡說八道的人，還是一個投機取巧者？他是不是想給我弄個藍血貴族的出身，然後為了繼續證明他所言不虛，讓我先給他錢？我是完全不會相信我母親來自他描述的那個家族，來自高階階層的。她是一個所有階級之外的斯拉夫低等人，一個在大街上會被人扔石頭的貧苦可憐蟲。她當時哪怕能透露出一點貴族出身的影子，我都能在我貪婪渴求社會價值的絕望童年中好過一些。這封郵件的發信人如同窺見了我孩童時期的痴心妄想一樣，他在向我講述我曾經的謊言故事。很顯然，我面對的是網路叢林中一朵分外可疑的花。
我開啟第一個附件，文章的標題大寫加粗：瓦倫蒂娜·伊皮凡諾夫娜·奧斯托斯拉夫斯卡婭——我們城市難忘的女兒。標題下方是一位女性的橢圓形肖像照。我的呼吸停滯了。我認識這個女人。從記事起我就認識她了。她是舊照片上的那個女人，我母親在照片背後標註了「外祖父和兩位友人」。我現在在電腦螢幕裡看見的她，更年輕些，更瘦些，但是這張面孔不會錯：高顴骨的知識分子的臉，面容嚴肅，略顯驕傲的嘴角。在這張肖像照中，她也身穿深色、密不透風的裙子，戴著夾鼻眼鏡。
我感到窗外的湖水在晃動。我身邊的一切突然變得新鮮而陌生。我對著螢幕上的女人面孔發呆，像在慢鏡頭裡一樣，慢慢讓自己明白過來這些意味著什麼。這張照片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幻影般的證明，證明了我在「亞述的希臘人」論壇裡詢問並得到回覆的葉芙根尼婭·雅科夫列芙娜·伊瓦申科，的的確確是我的母親。照片裡這位我認識已久，被我母親稱為友人的女人，事實上是她的姑母，我外祖父的妹妹。
我屏住呼吸迅速瀏覽這篇文章。文中寫道，這位1870年出生的瓦倫蒂娜·伊皮凡諾夫娜創辦了一所私立文理中學，專收出身貧寒的女孩。她是一位畢生致力於社會平等的鬥士，她的付出值得感謝。由於她的努力，無數馬裡烏波爾女孩才能獲得接受教育的機會，從而擺脫無知和貧窮。她和她的哥哥雅科夫，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志同道合。我的外祖父大學攻讀法律和歷史，早在大學時代就已在地下和布林什維克共過事。他二十三歲時被沙皇的秘密警察逮捕並流放西伯利亞二十年。
瓦倫蒂娜·伊皮凡諾夫娜，我母親的姑母，與瓦西里·奧斯托斯拉夫斯基結為夫婦。丈夫瓦西里出身出類拔萃的富裕俄國貴族家庭，家族因重視教育、開放和思想自由而聲名在外。大革命之後，她的丈夫和幾百萬烏克蘭人一樣，在嚴重的饑荒災難中丟了性命。瓦倫蒂娜創辦的中學在內戰中燒燬，隨後不久，她死於當時蔓延歐洲的西班牙流感，死時只有四十八歲。她們的兒子，伊萬·奧斯托斯拉夫斯基是一位知名的空氣動力學專家，他的著作是全蘇聯所有學航空航天技術大學生的必修教材。另一張照片上是一位較年長的男人，看上去像聖伯納德教派的教士，面部表情粗野，可雙眼聰慧閃亮。瓦倫蒂娜的女兒伊蓮娜·奧斯托斯拉夫斯卡婭高居公共教育部副部長之位，但在斯大林時期被作為人民公敵逮捕，流放西伯利亞。
郵件中我還獲悉了其他一些事。我的外曾祖父伊皮凡是來自切爾尼戈夫的大地主，在馬裡烏波爾酗酒，逐漸散盡了家產。某天，他消失得無影無蹤，撇下了他的妻子安娜·馮·愛倫施泰特和六個孩子，沒留下任何錢財。有傳言說他坐上一艘曾經屬於他的貨船逃往了印度。
我需要再給我一顆腦袋來裝下所有這一切，接受並理解它們。我至今為止的經歷全是，事實被證明是謊言。而現在，可笑的是，我童年的謊言卻被證實是事實。
最讓我震驚的是落差如此巨大。為什麼母親從沒提過她的出身，而且是隻字未提？為什麼她甚至要否認和她姑母瓦倫蒂娜的親戚關係，而把她稱作友人？在我眼中，母親一直是一個出身貧寒的平民女性，她真正的出身，到現在對我來說還像個荒誕的發明，給她的命運帶來一層全新的殘忍。我沒法理解。
我用發麻的手指開啟第二個附件。螢幕上是一份泛黃變色檔案的數碼影印本，我多次放大才能辨認出上面嚴重掉色的打字機寫的俄語。我讀道：
茲授予謝爾蓋·雅科夫列維奇·伊瓦申科紅星國家勳章。他於1915年生於馬裡烏波爾，黨員。1939年加入紅軍，戰爭開始第一日即響應號召，毫不猶豫地從基輔奔赴前線。
作為紅旗合唱團的獨唱家，伊瓦申科同志為俄羅斯經典音樂傳播做出了貢獻，他在前線為部隊官兵們演唱俄羅斯歌劇中的唱段。他演唱的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歌劇《薩德柯》中的《印度之歌》和亞歷山大·包羅定的歌劇《康斯坦丁伯爵》中的詠歎調，成為部隊中最受喜愛的曲目。他從來不因危險和天氣惡劣而退卻，即便在最糟的逆境中他也繼續演出，有時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前線計程車兵們愛戴他、尊敬他，因為他的演出始終保持最高藝術水準。伊瓦申科同志以堪為榜樣的職業道德和遵守紀律而出名，他忠於列寧、忠於斯大林，忘我地為社會主義祖國服務。他曾因保衛斯大林格勒的功績被授予獎章。蘇聯政府特此授予他紅星國家勳章。
新聞宣傳部部長普洛科夫耶夫上校
連續多天我一直處於一種驚愕狀態。我繼續做著之前的事。我坐在露臺上，在海邊散步，煮吃的，但是這個人不是我，我旁觀著這個人做所有事。我觀察她接連幾個小時望著牆上的光影發呆，或者毫無來由地放聲大笑。後來甚至發展到，我突然開始在心裡、在我自己也不能理解的對話中，和看不見的人指手畫腳、激烈地爭辯或者贊同地點頭。旁觀者肯定會認為我瘋了。
我反覆回看康斯坦丁發來的郵件和附件，我必須一再告訴自己，這不是夢。我驚訝的目光停留在了外祖母的名字上：瑪蒂爾達·約瑟夫芙娜。一個名叫瑪蒂爾達的女人，父親姓約瑟夫。這是一個我在俄語中還從沒聽過的女性名字。康斯坦丁有檢視馬裡烏波爾教區記事簿電子版的許可權，他告訴我，瑪蒂爾達的宗教信仰一欄填寫的是羅馬天主教。宗教信仰結合瑪蒂爾達這個名字已經清楚地說明了，外祖母來自義大利，尤其是，她的父姓約瑟夫是義大利姓氏朱塞佩的俄語變體。但是，這些資訊在我的意識中還很邊緣化，資訊一下子來得太多了。
我感到自己彷彿找到了外祖母一樣。瑪蒂爾達·約瑟夫芙娜，母親為她流了那麼多眼淚，她去找被流放的女兒莉迪婭，再也沒有回來。我的發現如同逆轉了母親不幸的那一部分，她當時深陷母親失蹤的痛苦，幾乎沒法繼續活下去。我一再地想象自己飛奔向母親，告訴她：瑪蒂爾達·約瑟夫芙娜，你的母親，我找到她了！瑪蒂爾達，你還能再認出她來嗎？我真的找到她了，在這兒，你看……
姓名是有魔力的。母親的姐姐和哥哥突然變成了鮮活的人：莉迪婭和謝爾蓋。一切是那麼理所當然，他們就應該叫這個名字而不是其他名字，讓我驚訝的是，我自己怎麼沒想到。莉迪婭和謝爾蓋，這兩個名字好似母親名字的天然互補。我的姨母莉迪婭和舅父謝爾蓋。我一再地重讀謝爾蓋的榮譽證書，他被授予紅星國家勳章的證明，試圖從中找尋他人生的蛛絲馬跡，尋找母親人生的線索。
每次，當我想象那位幻想中的舅父，歌劇演唱家時，耳邊就會響起男高音，像威爾第《茶花女》中的詠歎調《沸騰激動的心靈》或者《友善的森林》那樣高亢，但是榮譽證書中的部分內容透露出，他是貝斯般的低音。在我腦海中和眼前出現的立刻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體形巨大，大腹便便，嗓音柔和而低沉。一位前線歌唱家，一名黨員，紅旗合唱團裡的獨唱家。榮譽證書奪去了歌劇演唱家舅父在我眼中的光環。很明顯，他被授予國家勳章不是因為他的演唱功底，而是為了褒獎他忠於黨的路線，給蘇聯人民做出了榜樣。康斯坦丁認為這非比尋常。一個出身貴族家庭的人，能在當時加入蘇聯共產黨，還能被授予國家勳章，按照康斯坦丁的說法，簡直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那麼我母親的哥哥到底是誰？他究竟做過些什麼，能夠「穿過針眼」？而且，姐姐莉迪婭之所以被流放到勞改營，毫無疑問是被視為人民公敵的人，對於弟弟謝爾蓋來說，針眼又細了一半。還有，我母親怎麼可能那麼愛他的哥哥，我能肯定她是把蘇聯共產黨視為魔鬼的。我再仔細回想，父母對蘇聯政權的仇恨，對斯大林的仇恨，可能是他倆最大的共同點了。母親從來沒放下對蘇聯政權手眼通天的恐懼，在她眼中，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蘇聯人是她生活一敗塗地的罪魁禍首，蘇聯人殺人無數，毀了她的家園，逼迫她背井離鄉。
現在的事實卻是，連她的父親也是社會主義者，是最早的布林什維主義者，他因為信仰被沙皇政權流放二十年之久。我頭腦開始混亂。這到底是個怎樣的家庭？母親的父親是個布林什維克，被長期流放，她的哥哥是個受褒獎的黨員，她的姐姐還有她自己都是變節分子，姐姐被流放到蘇聯勞改營，而妹妹是蘇聯死敵的強制勞工，潛在的通敵者。這個家庭裡面難道有個無底洞？母親是怎樣做到對蘇聯政權恨之入骨，同時又深愛著為蘇聯政權服務的父親和哥哥的？
我對母親家族的想象一片混亂，既不現實也不合情理。現在我知道的反而更少了。唯一知道的是，母親跟我一直以來認為的完全不是同一個人，而我自己也不是我認為的那個自己。
她的父親大學攻讀的是歷史和法律，倒是符合我記憶中「律師」這個詞，但是這個詞在我心目中是和一位可靠的中產階層先生的畫面聯絡在一起的，他整日坐在房間裡，用俄國式的銅茶炊喝著茶，接待委託人，戴著長柄眼鏡翻閱卷宗。二十年的流放生涯顛覆了這位「先生」的畫面。他不再是個穩重的大學生，拼命補習法律條文，為他的職業生涯精心準備，而是一個年輕的，參加布林什維克地下工作的反叛者，還是一位女士的哥哥，這位女士為出身貧寒的女孩們創辦了文理中學。一對為社會平等而抗爭的兄妹，為團結被沙皇政權壓迫的人民和廢除貴族階級而奮鬥，而他們自己卻出身於這個階級。為此，我的外祖父付出了沉重代價，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不知何處的蠻荒之地長達二十年，這二十年可能佔據了他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這樣一個遭受殘酷命運的人，和我童年想象中的「律師」沒有絲毫共同之處。
根據教區記事簿的記錄，他生於1864年。如果他是二十三歲時被流放的話，那他1907年重獲自由時已經四十三歲。十三年後，我母親才出生，那他當時已經五十六歲了。這是我和母親一個引人注意的共同點：我也有個年紀較大的父親，他足足比母親大了二十歲。那外祖父和我父親一樣，也是娶了一位比他年輕很多的妻子，不然也不會有我母親的出生。可能他從西伯利亞回來後，娶了年輕的瑪蒂爾達·約瑟夫芙娜，四年後生下了莉迪婭，我母親的姐姐，又過了四年生下我母親的哥哥謝爾蓋。我母親是三兄妹中最小的，一個遲來的孩子，最小的女兒。儘管當時，1920年，安樂窩很可能已經不復存在，家產早已被徵收，也許還遭到了嚴重的報復，至少我母親的哥哥和姐姐還經歷了大革命前的最後幾年，短暫地享受過來自他們出身的優越特權。與此相對，我母親只經歷了毀滅，從未享受過任何優越生活。她在內戰、恐怖、飢餓和迫害中出生。這些貫穿了她在烏克蘭生活的自始至終，除此之外，她沒見過其他。
漸漸地，我終於理解了為何她絕口不提她的出身。在她生活的蘇聯時期，沒有比貴族出身更糟糕的事情了。這種出身是一種罪行，一種原罪，是最大的恥辱，會置她於死地。也許她把恐懼、自我鄙視和羞恥混淆在一起，因為她慢慢地讓自己相信了，像她這樣的人是社會的低等贅瘤，不具有生存的權利，屬於歷史的垃圾。她不是在德國才被視作低等人的，早在烏克蘭時她已被歸為此類。我可憐的、矮小的、瘋癲的母親，她來自殘忍嗜血的二十世紀最黑暗的年代。
另外一個版本我覺得也是有可能的。沒有人告訴她，她到底是誰，身邊的人為了保護她而選擇了緘默。可能她像我一樣，一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出身來歷。或許她沒有聽人說起過她的長輩，因為在蘇聯時期的烏克蘭既不許「道聽」也不許「途說」，況且她的社會階級早在她的童年時期就被徹底剷除了，她在現實社會中根本不可能接觸到。
可能她之所以在烏克蘭帶出來的照片上標註「外祖父和兩位友人」，是因為她真的不知道照片上的兩位女性是誰。第二位年輕些的、臉上帶著羞怯微笑的女性，很可能也是她的一位姑母，是她父親的姐妹之一。也許，那個時代的巨大毀滅將所有人拋入混亂，把人連根拔起、衝散，切斷了一切聯絡，以至於誰也不認識其他人。或者，她在給照片標註時只是簡單地想，照片中的兩位女性對於妹妹和我來說沒有意義，因為我們反正也不認識而且也不可能認識她們，因為她們生活的那個世界，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在陌生的德國安全儲存下來。
然而，根據我現在所知曉的一切，其中一件事是清楚的：照片中的男人不是我母親的祖父，而是她的父親，我的外祖父。母親是從妹妹和我的視角來給照片標註的。不過比起我最近的想象，外祖父的形象更符合我以前想象中的他。我在他身上沒法看出任何曾經的革命者和西伯利亞流放犯的樣子。事實上，他的確讓我回憶起很多我孩童時期想象中的那種中產階級令人尊敬的律師的模樣。他散發著沉靜和溫暖，有聰慧而溫和的面容，還有和我母親一樣的充滿憂傷的雙眼。可能不只是因為他的年齡和心臟病，讓我母親擔憂的還有第三個危險因素，這超出所有的生理因素：一個政治人物隨時會墜入斯大林的死亡磨坊。沒人可以從中逃脫，特別是像他這樣不僅身負出身貴族之原罪，而且在沙皇時代已顯示出反抗、不服從精神的人。在斯大林看來，任何對權力的反抗都是可疑的，無論反抗什麼權力。康斯坦丁給了我檢視馬裡烏波爾教區記事簿電子版的許可權，當我重新檢視時，我留意到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其他家庭成員登記的死亡日期後面，都登記了死亡原因，只有我外祖父沒有。僅能知道他的死亡年份是1937年。這或許是蘇聯歷史上最可怕的一年，是大清洗的頂點，是人類歷史上最駭人的政治大屠殺之一。當時，我的母親十七歲。
後來，當我嘗試釐清我活到現在卻完全陌生的親戚關係網，並且對比年份時，我意識到，作為外祖父最小的孩子，母親不僅出生於充滿暴力和毀滅的時代中，而且也出生於一種強大的虛無中。當時，不單她上一輩人的世界消失殆盡，她的上一輩人也所剩無幾。枝繁葉茂的烏克蘭-義大利家族幾乎沒有剩下任何人。她的姑母瓦倫蒂娜，女子文理中學的創辦者，在她出生前兩年死於西班牙流感。另一位姑母奧爾加，十四年前就已跳窗身亡。她的祖母安娜·馮·愛倫施泰特已長眠地下十二年；祖父伊皮凡，來自切爾尼戈夫的大地主，在很久以前離家遠去。她的叔叔萊奧尼德在她出生前二十年死於癲癇。只有她的姑母娜塔莉亞和葉蓮娜的死亡時間沒有記載，教區記事簿上只記錄了她們的出生日期。她們倆比我母親早出生很多年，即使還在世，我母親認識的她倆也是老者了。
罕見的奇蹟在我身上發生了。生命的黑匣子在我年華老去時開啟，向里望去，我看到一個新的黑匣子，而這個黑匣子裡面可能還藏了一個黑匣子，然後裡面又藏了一個，像俄羅斯套娃一樣，即便到了最後，我的問題也沒有得到解答，而是又回到了原點。我第一次明白，我並非身處人類歷史之外，而是在歷史之中，和其他人並無二致。然而，到目前為止我獲悉的一切，全是有關我的外祖父家族。外祖母家族那邊，康斯坦丁和我始終徒勞無功。教區記事簿裡既沒有她的婚前姓氏，也沒有她的出生年月，只有她的名字、她的父稱以及宗教信仰。信奉羅馬天主教的瑪蒂爾達·約瑟夫芙娜，估計是個義大利人，她是我整個方程式中最大的未知數。
湖邊的秋天悄然而至。黃葉出人意料地飄落到陽臺，廚房裡，我與之鬥爭了數週之久的螞蟻們突然消失了。傍晚，當溫和倦怠的陽光拂向鏡面般的湖水時，空氣彷彿凝滯，不再有任何一片樹葉飄動，就連聒噪的水鳥也不再發出聲音，安寧得讓人吃驚，那麼不真實，讓我覺得自己根本不再身處我居住的世界。
我把行李搬上車時，內心突然湧上一陣莫名的恐懼。我覺得，我在這裡找到的一切會隨著我的離開而消失。我沒法想象，一切將隨著扁平毫不起眼的筆記型電腦一起被我帶回家。我擔心康斯坦丁也會因為我離開這個通訊地點而離我而去。通訊期間我得知，康斯坦丁，這個具有希臘血統的烏克蘭人根本不住在馬裡烏波爾。他雖然出生在烏克蘭，但是很久以前已搬到了俄羅斯北部的切列波韋茨，在當地的一家鋼鐵廠做工程師，另外還管理著一個專為有希臘血統的烏克蘭人而設立的論壇。他已婚，有四個兒女和眾多孫輩。其中一個兒子居住在美國，是位歷史學家。
雅科夫·伊瓦申科（1864-1937），葉芙根尼婭的父親，和他的妹妹葉蓮娜、瓦倫蒂娜以及娜塔莉亞，約1915-1920年
他為什麼願意幫助我尋找母親，我不知道。遇見他簡直是我最大的幸運。他不僅對俄國曆史瞭如指掌，也不僅僅是個電腦怪才，而且還是一個狂熱的系譜學迷。孩童時期，他的最大愛好就是繪製分支儘可能多的家譜樹狀圖。他自己家族的家譜樹狀圖，他一直追溯到十六世紀，直到追溯不到為止，他找到的先人名字長達幾米。
他的偵探傑作是，戰後六十多年，他在不知何處的野外找到的一架墜毀的佈滿槍眼的戰鬥機機翼上，辨認出了戰鬥機的編號，而駕駛員是他失蹤的叔叔。像在戰爭中失蹤的其他蘇聯人一樣，他叔叔也被懷疑是逃兵。康斯坦丁把真相公之於世，引發轟動。他的叔叔在身後得到平反，此前叔叔的兒子由於父親被疑為逃兵失去了工作資格，一直在烏克蘭鄉下靠一個貧困的農場艱難度日。平反後，才得以在晚年領到一份微薄的撫卹金，終於付得起一副假牙的錢。康斯坦丁甚至還挖掘出，是一個名叫胡貝圖斯·馮·博寧的德國戰鬥機駕駛員、騎士勳章獲得者，擊落了他叔叔的伊留申戰鬥機。博寧曾是「二戰」期間德國最好的殲擊機飛行員之一，後來在一場空中戰役中陣亡。我瞬間在網路上搜尋到博寧的一個侄子，把康斯坦丁寫的郵件翻譯成德語發給了他。這個騎士勳章獲得者的後人看上去不太明白康斯坦丁找他所謂何事，也許他懷疑康斯坦丁這個憑空冒出來的陌生人想找他算賬，因為七十年前，他叔叔在空戰中殺了康斯坦丁的叔叔，他甚至很可能以為，康斯坦丁想通過這種手段索要一筆私人補償金。反正，他把康斯坦丁的所有話，都用他的普魯士禮貌堵了回來。我為康斯坦丁感到遺憾，他不過是想閒聊幾句，他很好奇，擊落了他叔叔戰鬥機的德國飛行員是個怎樣的人，而且如果對方回問有關他叔叔的問題，他肯定會十分高興。可是，對方連一個問題也沒有提。儘管如此，大偵探康斯坦丁還是得勝了。七十多年後，他單憑他叔叔伊留申戰鬥機上的槍眼就找到了德方殲擊機飛行員的後人，還和他來往了幾封郵件。現在，不找到拼圖的最後一塊就不會停下的他，唯一缺少的就是所謂的擊落報告。多年前，他已向德國軍事博物館提出了申請，沒有得到回覆。現在，我再次向軍事博物館求助。在康斯坦丁的幫助下，我填寫完一個複雜的表格並轉賬三十歐。等了將近兩個月，我收到一個小郵包，裡面有一卷鉛封的電影膠片。戰後，舊的影像資料被美國的一家軍事檔案館收購，回到膠片的生產地。雖然影像的畫質很差，但是康斯坦丁從中看到了他想看的一切，他需要的最後的證據。
我相信，康斯坦丁不只是在幫我尋親。他一下班到家，就往他的數碼控制台前一坐，開始把破碎的線索拼在一起。這是他的愛好、他的偏執、他內心必不可少的事情。他把消失的人帶回現實世界，繪製大型複雜的家譜圖，和孩童時期做的一樣，只不過現在他是利用電腦來完成。我猜想，網際網路給了他周遊世界的機會，儘管他一輩子沒能出門遠行，而當終於可以出門時，又沒錢環遊世界。但在虛擬世界中，他可以毫無阻礙地去他尋找的所有地方旅行。最終，他也為我繪製了一張家族樹狀圖，不只是樹狀圖，而是一整個森林般的圖譜，我經常在其中迷路。我這個從來沒有過長輩先人的人，突然有了這麼多親人，以至於我經常把他們弄混，搞不清楚輩分。我把這張家族樹狀圖放大，貼在了寫字檯上方，有時我坐在圖前，像研究世界地圖一樣凝視許久。
其間我瞭解到，我絕非唯一一個在尋親的人。大革命後，貴族和地主被殺或被驅逐，農民被沒收財產，帶到營地，無數知識分子在古拉格和流亡中不知所蹤，戰爭中又有兩千萬人喪生，某些統計中還更多。二十世紀發生的這一切，切斷了代際的自然關聯。現在，在近百年的恐懼和沉默之後，蘇聯的大量民眾開始尋找親人，尋找失蹤的、被逮捕的和再未歸來的人。他們在找尋自己的出身、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根。在伊瓦申科的家族志中，1920年出生的母親是最後一個被記錄的人。在她之後，家族歷史就此中斷。她是整個家族消失前的最後一線光，就連她的哥哥姐姐們的孩子也沒有被提及，更不要說她自己的孩子了。
沒有人比著了迷的搜尋者康斯坦丁更讓人不可或缺。他在叢林中闢出空地，我跟隨著他，而他也跟隨著我，這是最讓我不能理解的一件事。他跟隨我一起經歷尋找路上的高低起伏，每當一個找到的線索又落空時，他分享我的狂熱，還有我的失望。有時候我在想，他才是我挖掘到的最大寶藏。沒有他的話，我很快就會迷失在俄羅斯的網際網路叢林中，沒有他的堅持，我早在搜尋遇到死衚衕時就放棄了。但是，康斯坦丁毫不氣餒，他總是不斷繼續下去，他是搜尋的動力，而且拉著我一起。他是魔法師，而我是他的助手，一位偵探大師的幫手。他是我搜尋之路上的唯一一個謎，可他從未幫我解開它。
家裡有一本書在等著我，就是康斯坦丁之前承諾寄給我的那本，有關烏克蘭哲學家和心理學家格奧爾吉·切爾班諾夫，我母親的姑母奧爾加的丈夫。網際網路上能找到關於我母親的一個詞條完全歸功於姑婆奧爾加。通過德文版維基百科，我已瞭解到，格奧爾吉生於1862年，卒於1936年，是一位新康德派哲學家，建立了俄國第一座實驗心理學研究機構。他撰寫了一系列書籍如《大腦和精神》《邏輯教科書》《實驗心理學導論》等。母親有可能還認識他，因為他的妻子奧爾加自殺之後，他還經常回到他的故鄉馬裡烏波爾，也許他會利用回鄉的機會拜訪他的內兄，我母親的父親。
裝書的小郵包用一根繩子捆住，郵包的其中一面從上到下貼滿了小面值的郵票，看來切列波韋茨的郵局沒其他面值的郵票了。一張白色的小方塊紙上有幾行小字，是我曾經在郵件中寫過的。康斯坦丁為了防止出錯，沒有自己手寫地址，而是把我的郵件列印了出來，剪下地址後貼在上面。我費勁地解著繩子，把這根磨損的、明顯用過多次的黃麻繩——這種繩子我只在小時候見過——貿然剪開簡直是一種褻瀆。一本中等厚度的書露出來，封面閃亮，是烏克蘭國旗的顏色，天藍色和麥黃色。幾張拼接著馬裡烏波爾和莫斯科的照片上方寫著書名：格奧爾吉·切爾班諾夫，生平與作品。
從康斯坦丁那裡我已得知，這本書中並沒有提到我母親，可是第一次如此接近她生活的時代，我有些眩暈。我翻開封面，目光立刻落在了卷首的一張照片上。照片並不是切爾班諾夫，而是他妻子奧爾加·伊瓦申科的家庭照。照片的拍攝地點是母親的祖父母家，我這輩子沒動過半點念頭思考過他們的存在。我第一眼就認出了瓦倫蒂娜，女子中學的創辦者，細看之下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張熟悉的面孔：她是母親從烏克蘭帶出的那張照片中坐在瓦倫蒂娜旁邊的女性。圖片說明告訴我，正如我猜測的，這位也是我母親的姑母——娜塔莉亞。這張家庭照沒有標註拍攝時間，但是我可以大概估算一下。我母親唯一的叔父萊奧尼德還在照片中，那照片應該是1901年之前拍攝的。1901年，萊奧尼德死於癲癇，時年二十六歲。照片中，他身穿深色西裝、繫著領帶站在姐姐們身後，手上拿著東西，可能是根香菸，完全沒有預感到死亡即將到來。
我已經知道了關於這個家庭的那麼多事情，這讓我自己都驚訝不已。我很清楚，這張照片上還少了三個人。伊皮凡，我母親的祖父，這個時間段極有可能已經拋妻棄子坐船逃走了。奧爾加，我母親的大姑母，同樣已離開了馬裡烏波爾，和她的丈夫格奧爾吉·切爾班諾夫生活在莫斯科。還有我母親的父親，我非常想再看看他生活中的另一面。而世紀交替之際的他，遠在西伯利亞的流放營地。照片中，很明顯是還居住在馬裡烏波爾的家庭成員聚在了一起。從貴重的舊傢俱和地毯可以推測，照片攝於家族經濟狀況更好的時期，也就是祖父伊皮凡還沒變窮，還沒有永遠消失的時候。照片背景中有一棵室內棕櫚樹，在被精心安排好座位的家庭成員上方伸展著枝葉。
照片中的娜塔莉亞，臉上還沒有那種虛妄的笑容，看上去年輕很多，充滿少女氣息，無憂無慮。她的頭髮鬆散地盤上去，穿著蓬蓬袖長裙，手上拿著一把扇子。瓦倫蒂娜還是我熟悉的女校長穿衣風格，細長消瘦，背挺得筆直，坐在她母親身邊的軟躺椅上。瓦倫蒂娜旁邊的扶手椅裡坐著她的丈夫瓦西里·奧斯托斯拉夫斯基。他年輕英俊，衣著高貴，一副富有的俄國貴族的氣派，怎樣也看不出來他後來會死於饑饉。這是我第一次在照片中見到葉蓮娜，我母親的三姑母，她是所有人中最時髦的。她身穿一條緊身剪裁的綢緞裙子，膝蓋上放著一本開啟的書。照片的正中，端坐著安娜·馮·愛倫施泰特，我母親的祖母，來自波羅的海東岸三國的德意志人，身邊簇擁著居住在馬裡烏波爾的孩子們。她個子矮小，看上去有些像農民，穿著一條樸素的深色裙子，一絲不苟梳起的頭髮盤在了腦後。
我童年害怕的鬼怪之一，是父親跟我講的母親的一個親戚，得了無法治癒的精神疾病，儘管請了一位著名的精神病醫生，也沒能治好。父親深信，母親和我都遺傳了這種精神病。我的整個童年和青年時代一直在等遺傳的精神病趕緊發作。後來，在我早已拋開父親惡毒的遺傳理論之後，我問自己，這種理論背後，隱藏更深的是否是父親對自己會精神錯亂的恐懼，這種對發瘋和躁狂的恐懼症在俄國廣泛流傳。普希金曾在他最有名的詩中描述過它。後來，在我長大成人之後，童年的精神創傷開始以一種莫名的、荒誕的恐懼感將我吞沒，我動彈不得。有時我在想，父親可能是對的，我精神的崩潰植根於我的長輩，就像匍匐冰草，即使旁人願意，也只能把它扯下，而沒法連根拔起，我不可能有機會把自己從童年的毀滅性影響中解放出來。
這個所謂的有精神病的親戚，現在已經再清楚不過，只可能是我母親的姑母奧爾加。在書中，她被描述為有精神疾病，並正如我之前從康斯坦丁處聽到的一樣，四十三歲跳窗自殺。而我父親口中的那位無法治好她的知名精神病醫生，除了奧爾加的丈夫切爾班諾夫，不可能是其他人。
書中除了切爾班諾夫，還有同一時期其他俄國哲學家的無數照片，還可以看到許多他妻子的照片。我端詳著照片中的人，我童年的鬼怪。的確有這個親戚，她不再是我童年裡的虛構，而是有血有肉的真人，是我的姑母。她一頭深色頭髮，滿臉溫柔天真，身材嬌小，特別秀氣，一雙眼睛大而嚴肅。其中一張照片裡，她身穿一條奢華的晚禮裙，濃密的頭髮上裝飾著花朵，另一張照片裡身著時髦的旅行裝站在丈夫身邊，第三張照片中，她和家人一起在夏季別墅的露臺上，周圍綠樹成蔭。這本書的作者把她描寫成一位特別聰慧、博學且感情豐富的女性。作者引用了她在馬裡烏波爾寫給未婚夫的書信，還有後來在莫斯科給父母信中的話。她用俄式小名和愛稱稱呼自己，溫柔且滿含深情。她想念母親和弟弟妹妹，特別是遠在西伯利亞的弟弟雅科夫。早期給未婚夫的信中顯示出她的不自信：她迫切地建議未婚夫再次考慮婚事。正因為他如此優秀，受人喜愛，當時已站在通向最高階科學機構和莫斯科頂級沙龍的門前，他本應該有另一位更好的妻子。她覺得自己既不美也不配，一直以來身體又不好，未老先衰，並且經常無法擺脫乖張消極的念頭。
然而，婚禮還是舉行了。奧爾加生了三個孩子，依靠保姆和一位女管家的幫助，操持著一大家子，家中時常賓客如雲，全是莫斯科知識界和文化界的精英。她應該是位溫柔的母親，全心全意地、忘我地愛著丈夫，而且她很早就已預料到政治局勢將會給丈夫帶來滅頂之災。她經常陪伴丈夫出遊國外，去紐約、瑞士、萊比錫拜訪德國知名的實驗心理學家威廉·馮特，丈夫和他合作密切，夫婦二人還多次前往柏林，造訪夏利特醫院。在她生命的最後幾年中，她飽受偏執的困擾，總是害怕她的孩子和丈夫會出事，她的注意力不斷圍繞著根本無法解釋的事情打轉，她對每個極微小的不公平都高度敏感，經常毫無來由地突然哭起來。1906年她跳窗自殺一事沒有被詳述，作者強調此事沒有任何佐證。
康斯坦丁認識這本書的作者，他住在烏克蘭南部偏僻的農村，和外界沒有任何聯絡。所有試圖聯絡他，向他詢問奧爾加以及他描述奧爾加的依據的嘗試，全部落空。他既不回康斯坦丁的電子郵件也不回我的。
我對這些故事思考得越久，就越感到毛骨悚然。切爾班諾夫，這個「遺傳」理論的擁躉者，是不是從他妻子不穩定的精神狀態中看出了天生的精神病？奧爾加會不會淪為了他實驗心理學的犧牲品？是不是所有人，奧爾加、我的母親還有我，都具有這種先天精神疾病基因？我是不是找到了瘋狂念頭的始作俑者，他不僅促使奧爾加自殺，也造成了我母親的自殺？切爾班諾夫延續了百餘年的先天論，是不是先被我父親接受，最後也侵入我的思想中？奧爾加那雙嬌小秀氣的腳總出現在我眼前。一百年前，就是這雙腳穿著繫帶的旅行靴，走在柏林的街道上，走在造訪夏利特醫院的丈夫身邊。當初的她離我那麼近，夏利特醫院離我現在柏林的家步行只需二十分鐘。
奧爾加死後十年，大革命爆發後不久，她丈夫這顆科學領域的星斗漸漸黯淡了，正如她之前預見的一樣。他被指責為搞神秘主義、理想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他失去了莫斯科大學的教席，他被禁止進入自己創立的學院，寫的書也在各大圖書館中消失了。他的大女兒是忠於黨的路線的藝術家，以建造雄偉的英雄雕塑而出名，二女兒嫁給了法國哲學家布里斯·帕蘭，移居巴黎。女兒跑去資本主義國家，更加敗壞了切爾班諾夫的聲譽。他的兒子，一位日耳曼學家和古典語言學家，參與編寫出版了一本德俄大辭典，卻在辭典面世後被批判為反革命和法西斯。辭典的三名出版者，其中包括切爾班諾夫的兒子，全部被判死刑並槍斃。他自己卻奇蹟般地逃脫了肉體上的毀滅。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孤獨窮困，在以前的學院入口處徘徊，問經過的人還記不記得他。如今，他被平反恢復了名譽，他的書得以出版，人們為他著書立傳並予以研究。
我一再地仔細研究伊瓦申科那張有棕櫚樹的家庭照。我母親見過這張照片嗎？她是不是曾經把它拿在手上？照片上會不會有她看不見的指紋？我盯著照片的時間越久，越覺得不真實——她居然會出生於這樣的家庭。在她身上察覺不出任何關於出身的痕跡，一丁點兒也沒有。儘管她恐懼不安地否定自己的出身，會不會至少有些東西還是會顯露出來？一個人是怎樣做到完全隱藏自己的？或者，只是因為我在童年沒法解讀一些訊號，並忽略了它們，而這些訊號，我可能今時今日立刻就能看穿？
我在尋找我母親的祖母，一個來自波羅的海東岸三國的德意志人，但是我只在網上找到了一條沒什麼啟發性的詞條，出自1826年的奧地利貴族百科全書：瓦拉赫第一陸戰隊團部上尉雅克布·茨維拉赫被封爵，1798年被封為貴族馮·愛倫施泰特。只要「瓦拉赫」不是源自瓦拉幾亞的瓦拉赫，而指的就是瓦拉幾亞，那麼不言而喻，被封爵的雅克布·茨維拉赫就是我外曾祖母的親戚，可能是她的父親或者祖父。很可能外曾祖母是按照他的名字雅克布來給她的大兒子，也就是我的外祖父雅科夫取的名。當時，位於現今羅馬尼亞的瓦拉幾亞大公國是俄羅斯帝國的保護國，其領域包括了現今的波羅的海三國和烏克蘭，所以愛倫施泰特家族和伊瓦申科家族的活動範圍無論如何都是在同一國家內。安娜·馮·愛倫施泰特應該是在很年輕的時候跟隨伊皮凡來到馬裡烏波爾的，因為根據教區記事簿的記錄，她十九歲時在馬裡烏波爾生下了第一個孩子奧爾加，間隔不長又陸續生下了兩個孩子，分別是我的外祖父雅科夫和葉蓮娜。五年之後，又生下了瓦倫蒂娜、娜塔莉亞和萊奧尼德。如果說最痛苦的莫過於喪子之痛，那我的外曾祖母這輩子經歷了兩次。她五十六歲時，最小的兒子萊奧尼德死於癲癇，五年後，大女兒奧爾加又跳窗自殺。或許，那個時候她已是孤身一人，因為丈夫伊皮凡離開了她。奧爾加死後第二年，她也離開了人世。我猜測，很可能她在死前見到了二十年流放期滿後回到馬裡烏波爾的兒子雅科夫，這對她來說是極大的慰藉。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去看我的外曾祖母，她看上去是那麼眼熟。終於，我恍然大悟：在這張百年前的馬裡烏波爾的老照片中，我認出了我自己。我酷似她，甚至連用胳膊肘撐在沙發扶手上的姿勢也一模一樣。外曾祖母比我早出生整整一百年，她的基因跨越了兩代到了我身上。難怪我和我父母在外表上毫不相像。也許這一顯眼的生理差異，讓母親對我強調，我不是她親生的，我的母親其實另有其人。她總是這麼和我說，以至於我成年之後也沒搞清楚，我到底是不是她親生的。現在，這麼多年過去後，這張有我外曾祖母的家庭照，打消了我的所有疑慮。我是她的曾外孫女，更是我母親的女兒。我不清楚這個證明對我來說意味著什麼，但是當我注視外曾祖母的時候，我心裡第一次湧起了我有生以來完全陌生的一種感覺，也許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血脈相連。大概這是人類這一物種最深層的歸屬感。
在我看有關切爾班諾夫的書期間，康斯坦丁把我給他的烏克蘭舊照片的其中一張貼到了他的論壇裡，母親年輕時站在一位白髮婦人旁邊的那張。一個來自哈爾科夫名叫伊莉娜的女人，長期尋找她義大利的先輩，她也找到了康斯坦丁的論壇，看到照片後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雙眼——論壇裡的那張照片，和她自己家族照片集裡的一張完全一樣。她從小就認識這張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兩個女人，按照她的說法，「痛苦得再熟悉不過」。
尋親中有些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寫字檯抽屜裡的這張老照片才剛見光，就有一位遠方的親戚冒出來，很可能是這個世界上除了我之外唯一一個擁有同樣的家庭照，也從小看著這張照片長大的人。
然而和我截然相反，她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誰。她寫道，我母親身邊的白髮婦人是我的外祖母瑪蒂爾達·約瑟夫芙娜。我簡直沒法相信，因為那位頭髮雪白的婦人年紀也太大了，我估計至少有七十歲，而我母親當年不過才十八歲。但是伊莉娜還健在的祖母不容置疑地告訴我，那就是瑪蒂爾達·約瑟夫芙娜，她的義大利祖母安吉麗娜·德·馬爾蒂諾的姐姐。
我搞不清楚伊莉娜和我到底算哪一層親戚關係，她給我講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瑪蒂爾達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外曾外祖父朱塞佩·德·馬爾蒂諾，出身那不勒斯一個貧窮的石匠家庭。他十二歲當見習水手，一步步往上爬，最後成了船長。他曾在香港感染了天花，但是活了下來，還曾是環行非洲的第一個義大利人。有一天，他駕駛著一艘商船來到馬裡烏波爾。在這裡他認識了一位義大利富商的女兒，十四歲的特蕾莎·帕切莉，她愛上了英俊的船長。一年後他們舉行了婚禮。十五歲的特蕾莎帶著她的洋娃娃上了船，陪伴她的丈夫開始繼續旅行。他們一共生了十六個孩子，當中只有七個存活了下來。其中一個就是瑪蒂爾達，我的外祖母。她和她的六個兄弟姐妹在馬裡烏波爾的親戚家長大，而他們鍾愛洋娃娃和義大利船長的母親依然在海上航行。當我的義大利外曾外祖父最終停止航海，和外曾外祖母定居馬裡烏波爾後，迅速富了起來。這個移居烏克蘭的義大利人經營有名的烏克蘭小麥、酒，還有頓巴斯地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煤炭。朱塞佩·德·馬爾蒂諾選取煤炭出口到世界各地，成了百萬富翁。運送煤炭的海船船主，正是朱塞佩·德·馬爾蒂諾未來的女婿雅科夫的父親——我的外曾祖父伊皮凡·伊瓦申科，和安娜·馮·愛倫施泰特結婚的烏克蘭人。兩個家庭關係很好，所以我母親的父母就此結識：義大利煤炭出口商的女兒瑪蒂爾達和烏克蘭海船船主的兒子雅科夫。
伊莉娜給我發了一打我們共同的義大利先輩的照片。其中一張是還年輕的義大利外曾外祖父母，兩人明顯正在鄉下度假。船長和妻子看上去並不起眼，同時又很古怪，兩人都身穿黑衣服，像要去教堂做禮拜。特蕾莎身著一條黑色的塔夫綢裙子，似乎能聽到裙子發出的窸窸窣窣聲，讓我想起維斯康蒂電影裡年輕的西西里寡婦。她倖存的七個孩子中，我只看到了瑪蒂爾達和安吉麗娜兩姐妹的照片。安吉麗娜有種天使長般雌雄同體的美，她嫁給了馬裡烏波爾最富有的男人，一個希臘人。他們住在一棟被稱為「白色別墅」的大宅裡，儘管那裡只是一個城堡，和夏季別墅並沒有共同之處。照片拍於蘇聯時期，希臘式石柱上面是富麗堂皇的欄杆，欄杆之上飄著蘇聯國旗，外面的花園裡站著兩個穿著白大褂的護士。大革命後，這棟大宅被改為工人肺病療養院，並以列寧的夫人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命名。
其餘鑲了金邊，還用小花飾裝點的照片上，是我的姨婆安吉麗娜的三個女兒，我母親的表姐妹。她們垂下的頭髮上佩戴著巨大的俄羅斯蝴蝶結，坐在名貴的座椅中，如同玩具娃娃一般。有的照片裡，她們被波蘭女保姆抱著，包裹著毛皮大衣和皮手籠。還有冬天滑雪的照片和穿著圖圖裙上芭蕾舞課的照片。另外一張照片裡是個身穿大衣、頭戴帽子的時髦男人，這是母親的希臘舅父，也是一位歌劇演唱家，據伊莉娜所知，他是聖彼得堡馬林斯基劇院的男高音。
我驚訝地看著這些陌生人的照片，啞然失笑。我小時候根本沒有說謊，我說的甚至還打了折扣。事實上，我的確是個大資本家的曾外孫女，煤炭生意可能大得和金礦一樣，就像今天的石油。這些人靡衣玉食，而與此同時，大多數烏克蘭民眾在艱難困苦中掙扎過活。
但是，我的外祖父雅科夫，怎麼可能在因革命思想被流放二十年後娶了外國百萬富商的女兒？他是不是在年輕的激情中接觸到了布林什維主義，其綱領恰好是推翻他自身的階級？勞改營讓他回心轉意了？他回到馬裡烏波爾是重返以前的富裕生活，回到年輕時期的女友瑪蒂爾達身邊嗎？也許他在被流放前已經愛上了她？能夠入贅一個有錢人家對他來說是否是件幸運的事，因為他自己家在他被流放期間變得窮困潦倒了？
我一次次地打量我年輕的母親和那位據稱是瑪蒂爾達·約瑟夫芙娜·德·馬爾蒂諾的老婦人的合照。儘管根據教區記事簿的年份登記，瑪蒂爾達很晚才生下我的母親，當時她四十三歲，那麼可想而知，我母親在被強行運送時，不是隨便帶了幾張照片，而是帶了母女合照。但是，我還是很難相信，這位幾乎年邁的白髮婦人是個十八歲年輕姑娘的母親。她會不會是我母親的義大利外祖母特蕾莎·帕切莉呢？
伊莉娜把我對母親的想象又一次完全打亂了。她的母親是不是一個在海上出生，卻不在船上的父母身邊，而被陸地上的親戚養大的船長之女呢？她是個被容忍多於被疼愛，被父母拋棄的孤獨的孩子，她從來沒有過真正的家嗎？這樣一個女人，後來會給她自己的孩子安全感嗎？突然間我發覺，我母親那種無家可歸的感覺不是在德國才有的，而是早在烏克蘭就開始了，她不是從安樂窩裡走出來的，她根本從來沒有過安樂的家，因為她的父母就沒有安樂窩。瑪蒂爾達被父母拋下，而雅科夫也被父親拋棄——他的父親，曾經富有後來潦倒的海船船主，某一天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且，雅科夫在被流放西伯利亞二十年後變成了無家可歸者，這個世界上的一個陌生人。我母親的父母，兩個無根無源的人，兩個被排斥的人，相遇後在對方身上找到了自己？倘若烏克蘭從來不曾是我母親的故鄉搖籃，那我現在是不是得重新講述她的故事？
童年記憶的可靠性讓我感到驚詫。最近得知的，全部是我很早以前以為是痴心妄想的事情，那些我心裡一直認為是真實的東西，現在被證明的確是事實。德·馬爾蒂諾這個姓氏的確真實存在於我的家族史中，我的母親真的是義大利人的女兒，連煤炭商人也不是我幻想出來的，而在家族中真實存在，即便說的完全是另外一個煤炭商人，那也和這個詞有關。
伊莉娜繼承的照片中，有一張上面有謝爾蓋，我母親的哥哥。嚴重褪色的照片拍攝於1927年，當時他十二歲。照片是在第聶伯河的港口城市赫爾松的河岸邊拍攝的。我母親的一位義大利舅父在那裡有一座葡萄酒酒莊。照片把我帶回到了1927年夏日的一天，母親還是個七歲的孩子。迷人的大自然，河岸邊一艘船，一棵巨大的老樹。看得出來，照片上的人不是隨便坐的，而是彼此和樹形成了一種極具藝術感的構圖，他們之間的距離又恰到好處。正中間的樹杈上，坐著一個楚楚動人的年輕姑娘，伊莉娜不知道她是誰。照片下方樹根旁，站著三個女孩兒，這是安吉麗娜的三個女兒，我母親的三個表姐。三個小美人明顯比之前的照片裡大了不少。她們扎著長辮子，穿著淺色襯衫。向河水處伸展的一根樹枝上坐著一個正在笑的男孩，他有一對招風耳。男孩穿著短褲戴著水手帽，光著的兩條腿懸在空中。
據伊莉娜所知，這個男孩是謝爾蓋，我母親的哥哥，是康斯坦丁和我至今也沒搜尋到蹤跡的人。當時還不流行拍照時微笑，至少在烏克蘭還沒有。目前為止我見過的所有照片裡，人們都一臉嚴肅，連孩子也是，可偏偏我母親的哥哥在笑。不知道什麼原因，他的笑讓我感到失望。偏巧是他，和我母親極其親密的他，我認為他應該是深沉的、敏感的、憂鬱的，或許我把他當成了和我的母親對稱的男性角色。可是，偏偏是他坐在樹枝上，在空中搖晃雙腿，還對著照相機開心地笑。一個樂觀的、有些粗野的，看上去皮實的男孩。另外，外表上我找不出他和我母親有任何相似之處。這真的是我母親的哥哥？還是伊莉娜記錯了，是另外一個男孩？
靠近岸邊的船上，能看見兩個人的輪廓，其中一個人拿著船槳。我不禁問自己，會不會是我母親和她的姐姐莉迪婭？難道不應該是她們倆嗎？為什麼謝爾蓋一個人和表姐妹們在岸上？這張照片難道不是孩子們一起在第聶伯河邊，在他們的義大利舅父那兒度假時拍攝的嗎？
我經常盯著船上的兩個人看，一直看得眼睛都流淚了。我在螢幕上一次次地把這張照片放大，又縮小，因為照片被放大到一定尺寸後開始模糊不清。我用放大鏡仔細觀察，還把照片以各種尺寸列印了出來，但是船上的兩人實在太小，距離太遠，照片也褪色得太厲害，即使利用現代科技也分辨不出來，我想窺探母親童年時期的嘗試失敗了。
伊莉娜從哈爾科夫寫信告訴我，我母親的大姐莉迪婭，和表妹瑪露斯佳關係親密，就是樹下三個小姑娘中最漂亮的那個。莉迪婭和瑪露斯佳十八歲的一天，兩人約好一起自殺。自殺的原因無人知曉。伊莉娜認為，她倆相約自殺是因為，在新體制下她們看不到未來的出路——因為兩人的出身。沒有被大學錄取的瑪露斯佳氣得揪自己的黑色長髮，詛咒生活，最後陷入了嚴重抑鬱。莉迪婭的情況可能也類似，總之她們有了自殺的念頭。兩個姑娘不知從哪裡弄來了毒藥，約好了日子和準確的時間一起服毒自盡。瑪露斯佳遵守約定，服毒死了，很可能死前痛苦萬狀，而莉迪婭在最後一刻害怕了，沒有服毒，因此活了下來。
這恐怖故事聽上去像源自俄式的戲劇天賦，然而我內心卻升起暗暗的恐懼。她們一個個按照順序：母親的姑母奧爾加跳窗自殺；母親的表姐瑪露斯佳，也是自殺；母親的親姐姐莉迪婭，在自殺前最後一刻才放棄；最後輪到我的母親。她們是不是都有切爾班諾夫所說的那種先天精神問題，而自殺屬於家族傳統？當時我母親才九歲，是不是已經聽聞了這些悲劇？還有，莉迪婭是怎樣繼續活下去的？自己打破了死亡約定，卻放任表妹相信兩人的約定就此服毒身亡？她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呢？也許在當時，懲罰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就已經懸在了她的頭上？
我本可以自己在網上查詢，但是不知為何我還是覺得那個詞對我來說太私人了，沒法把它輸入匿名的搜尋引擎。我問康斯坦丁是否知道一個叫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的地方。他回覆如下：
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是卡累利阿鐵路線上的一站。很久以前，醫科大學中期考試之後，我被分配到彼得羅扎沃茨克工作。我在那裡生活了幾年。騎腳踏車前往160公里外的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要一直穿過森林。如果您姨母真的是被流放到那裡的勞改營，那她自然死亡的可能性很低。勞改營的犯人要人工開鑿白海—波羅的海運河，一條230公里的水道，以連線白海和波羅的海並開啟聖彼得堡到巴倫支海的海路。犯人們要砍掉成千上萬的樹，他們沒有現代科技手段的幫助，須徒手挖出一條運河。這項浩大工程（即勞改營）的行政中心就在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這個勞改營是白海群島上臭名遠揚的索洛韋茨基勞改營的外營。以前索洛韋茨基是家著名的修道院，十八世紀中葉成為沙皇時期最令人聞風喪膽的國家監獄。蘇聯政權下，索洛韋茨基勞改營提供了古拉格的樣板。沒人知道，開鑿白海—波羅的海運河的工程中死了多少人，估計從5萬到25萬不等。許多犯人直接死在勞作過程中，他們陷入爛泥爬不出來，至今仍埋在河床裡。
迷人的卡累利阿，擁有無邊無際的森林和大海，寧靜而隱秘的木質教堂，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就在其中。「熊山」。原來真的有這個地方，我小時候連名字也記對了。母親的姐姐不可能在勞改營裡倖存下來，我之前也這麼想過，但是現在我看見她，和在工地上工作的其他人一樣，勞作至死，被踩進河床。長達230公里的河床下滿是屍體，其中就有我的姨母……
我翻閱地圖冊。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距離馬裡烏波爾2300公里，有15000居民。這座城市掩映在一片浩瀚無邊的森林海洋中，林海從白海、北冰洋的陸緣海一直綿延至芬蘭。一望無際的針葉林、沼澤，還有無數的狼、熊，一年超過一半時間被冰雪覆蓋。極夜漫長，而短暫的溫暖季節中又有數不清的蚊蟲。極權政權不僅利用距離，還利用非人的自然條件為他們的懲罰體系服務。我嘗試計算，在當時需要多長時間才能走完2300公里的路？有多少個日日夜夜，莉迪婭在去營地的路上？我第一次意識到了這個巨大帝國的距離和在廣闊空間裡迷路的可能性。按照距離故鄉的遠近來看，對莉迪婭的處罰算是相對溫和的，其他勞改營距離馬裡烏波爾要遙遠得多，10000公里或者更遠。
如今，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成了有溫泉的知名療養地。旅客們驚歎於極光的變幻以及冰雪覆蓋的白夜，他們遊覽白海群島上古老的、被永恆之牆環繞的修道院和另一處景點。俄羅斯網站上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
在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的林區中，曾經有無數犯人死於開鑿白海—波羅的海運河，當時他們被稱為運河士兵。參觀那裡的紀念墓地時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悲傷、恐懼和無力感交織在一起。沒有通常意義上的墓，只有樹，樹上掛著有死者照片和生卒年月的牌子。非常非常多的樹，整片森林那麼多。森林在風中颯颯作響，像成千上萬死去的人在對我們訴說……
母親的姐姐也曾是運河士兵的一員嗎？為了找到她，我是不是應該去卡累利阿一趟，尋找屬於她的那棵樹？我在某棵樹上，能見到我迫切想看到的東西嗎，比如一張母親姐姐的照片？
後來，經過又一番研究我才明白，我是不可能在那裡的樹上找到莉迪婭的照片的。運河開鑿於1931至1933年間。德國攻擊蘇聯是從1941年6月開始，那麼我的外祖母瑪蒂爾達，在德國攻擊蘇聯前去梅德韋日耶戈爾斯克探望莉迪婭，已是運河建成後第八年了。這意味著，莉迪婭倖存了下來，或者她是1933年之後才被遣送到勞改營的，當時，卡累利阿的樹林已經被砍伐下來以作他用。也許她也像不少犯人一樣，刑滿後在流放地定居下來。有些人永遠留在荒野中，還有些人寧願遠離政治中心，或者在漫長的流放期後和家人失去了聯絡。
其間，我和康斯坦丁互通了幾百封郵件，有時候一天就有一打或者更多。數月來，在我們共同繼續調查的過程中，我除了讀他的郵件和給他寫郵件以外，沒做其他事。儘管如此，還是找不到有關母親的哥哥和姐姐的線索。莉迪婭像在世界歷史的紛亂中消失了一樣，我們對謝爾蓋的搜尋也止步不前。康斯坦丁想出的，在一檔以俄羅斯戰爭詩人康斯坦丁·西蒙諾夫著名詩作《等著我吧》命名的家喻戶曉的電視尋人節目上尋找謝爾蓋的主意，由於節目組接到的尋人請求太多而失敗。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找節目組尋親，排隊等待時間超過一年，另外每個尋人的背景故事也需要足夠轟動才能吸引眼球，而我們提供不了這樣的故事。我們向中央黨史檔案館請求幫助，謝爾蓋作為黨員應該有他生平事蹟的記錄，然而我們並未收到回覆。康斯坦丁把所有目前居住在馬裡烏波爾，姓伊瓦申科的人的地址全部找了出來，我給他們寫了四十八封信，只收到兩個回覆，均稱無親屬關係。我們還給馬裡烏波爾的戶籍登記處寫了信，也石沉大海。我們跟隨一條線索找到亞述海邊的一個烏克蘭小鄉村，我和一個年輕人通訊，他堅稱他還健在的曾祖父母認識謝爾蓋，但是在這個大有指望的訊息之後，也聽了他對烏克蘭悲慘現狀的一通抱怨，之後他又一言不發了。我們研究基輔一條街上的居民，因為有個模糊的跡象顯示，謝爾蓋曾經在這條街上居住過。康斯坦丁甚至請一位住在基輔的朋友去幫忙尋找，可是一無所獲。最後，他給蘇聯最主要的幾家歌劇院寫信詢問，終於得到了一個好訊息。明斯克的一家名為「莫斯科大劇院」的白俄羅斯劇院告訴他，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謝爾蓋·雅科夫列維奇·伊瓦申科是歌劇合唱團的一流獨唱家。據瞭解，他和一位醫生結婚並有一個女兒，名叫葉芙根尼婭。1958年，他從明斯克轉去哈薩克阿拉木圖的國家大劇院。從阿拉木圖方面，我們只得到了很少的訊息，他於1962年又換到了頓河畔的羅斯托夫國家大劇院。訊息至此中斷了。
謝爾蓋生於1915年，我們確定他不會在世了，但是畢竟我們現在還是掌握了一條至關重要的資訊——他有一個女兒，名叫葉芙根尼婭·謝爾蓋耶夫娜，絕對還健在。可是我們從哪裡開始繼續尋找下去呢？倘若謝爾蓋生的是一個兒子，那找起來會方便很多。女兒卻很可能已經結婚，換了夫姓，我們無從得知。我們又進入了一個死衚衕。
戰時加入前線紅旗合唱團一事讓我把他視為一束光，但是他作為一流獨唱家任職的劇院，卻反駁了此事。我和歌劇之間有個說來話長的故事。在我年幼時，我對世界的認知還僅限於安置強制勞工的戰後營地。有一次，我偶然走進了正好剛開業的慕尼黑國家劇院。當時正上演《唐·卡洛》，我還看不懂劇情，但是當年邁的菲利普二世在夜晚的埃斯科里亞爾漸漸微弱的燭光中唱出《她從來沒有愛過我》時，我彷彿一下子經歷了成人儀式。我孤獨，餓得病懨懨的，我從來都不知道，還有這種精神食糧的存在。我第一次在生命中感受到了自我，第一次從外部世界觸到了由內而發的自我。歌劇，這個聲音的世界，成了我的第一個家。也許我是慕尼黑國家劇院觀眾席站位裡最孜孜不倦的聽眾。我熱切地渴望我是劇院的一塊石頭，這樣我就再也不用離開這棟建築，不會錯過這裡演唱的任何一個音節。我聽過當時所有偉大歌手的演唱，從瑞典歌劇女高音比爾伊特·尼爾森到希臘裔加拿大籍女高音特蕾莎·斯特拉塔斯，從德國男高音弗裡茨·溫德里希到「二戰」後最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尼克萊·吉奧羅夫。每場演出後，我都會顫抖著站在演員出口處，希望能得到一個簽在入場門票背面的簽名，能夠近距離地看到幾秒鐘我的神明。有沒有可能，我自己的親舅父也是神明中的一位呢？他會不會當時也站在光線黯淡的舞臺上，用他低沉的聲音演唱西班牙國王的詠歎調，唱出一位對權力厭倦的帝王、一個不曾被愛過的男人最深的苦楚？他的聲音，是否曾經有一瞬間把我從孤寂中解救出來，並把這一瞬變為永恆？
在俄語中，取名通常不是代表對某個名字的偏愛，而是表達對某位特定之人的喜愛，大多是對一位親近的親人的喜愛，那麼毫無疑問，謝爾蓋是以我母親的名字給他女兒取名的。我真想再次飛奔向母親，告訴她這一最新發現：你的哥哥謝爾蓋沒有忘記你，他從來沒有停止過對你的愛。我有證據，你聽，他給他的女兒取了你的名字……
在康斯坦丁和我繼續調查時，我的朋友奧爾加從基輔來看我。東西德合併後不久，她從貧困的烏克蘭第一次來到柏林，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庫達姆大街上的餐館正在給客人上一份巨大的烤肉。她這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地下工程師在柏林幹了許多年清潔女工的活，為了不讓她的外孫餓肚子，她把掙來的錢寄回烏克蘭。橙色革命後不久，她回到基輔，和已經離婚的丈夫，一個來自克里米亞的猶太教卡拉派教徒，還有她的外孫一起住在舊公寓裡，那是一間36平方米的平房，在那裡能看到第聶伯河上的日落。她女兒早在很久前選擇了流亡荷蘭。
奧爾加每次來都會給我帶基輔蛋糕，一種用蛋白脆餅、榛果和黃油霜做成的獨一無二的美食，這次也不例外。烏克蘭政權更替後，這種蛋糕被稱為波羅申科蛋糕，因為蛋糕出自新總統名下企業的工廠之一。我一直有「波羅申科腹痛」，因為我一吃蛋糕就停不下來，吃得太多肚子疼。奧爾加這次來不純粹是出於友情，她來是因為她的大姐塔瑪拉在柏林的一家猶太養老院中去世了。葬禮已經舉行完畢，奧爾加是來取骨灰盒的，將它帶回烏克蘭她們姐妹倆一起長大的村子，葬在鄉村墓地。烏克蘭恰好剛剛爆發了內戰，地點就在獨立廣場。那裡開始還一片祥和，現在已開始交火。
這種怪象實在是蹊蹺：我對母親的找尋和烏克蘭的新一輪軍事衝突同時發生。當我看著電視裡內戰的畫面，內戰在她出生的地方進行，我眼前彷彿出現了她當年經歷的一幕幕。戰火很快蔓延到了馬裡烏波爾，而那裡燒著的第一棟房子偏偏是建在我的姑婆瓦倫蒂娜創辦的女子文理中學原址上的那棟。烏克蘭媒體報道稱該處是「三次著火的房子」。第一次還是瓦倫蒂娜的中學，在內戰的戰火中燒燬。後來仍然在同一地址——格奧爾基耶夫斯卡亞大街69號，德國佔領者在這裡設立了勞動局，為了毀滅此地作為遣送機構的證據，在撤出馬裡烏波爾時一把火燒了這裡。
這個問題對我很重要，我需要首先找到它的答案。我的推測是，瓦倫蒂娜的中學在失火後又重建了，後來我母親作為已逝世的學校創辦者的侄女，也在這所中學教課。德國佔領者關閉了學校，在學校的中心建築裡設立了勞動局，並且徵用了學校的教職工。所以，母親才成了德國勞動局的職員。她既不是自己找的這份工作，也不是被聘用的，而是進入了一個自動的官僚主義程式。純粹偶然地被選用到這個工作位置上，工作地點還正好是她姑母曾經的中學，這個猜想無論如何都不太可能。
不久前，德國還幾乎沒人聽說過馬裡烏波爾，一夜之間，內戰把聚光燈投射到了這座城市。我在琢磨母親的事情的時候，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了這座城市的景象，這個母親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她走過的街道，她熟悉的房子，一個也許當時已經存在的小型停車場。尤其是那棟一再失火的濃煙滾滾的房子，格奧爾基耶夫斯卡亞大街69號，現在是被襲擊的馬裡烏波爾警察局總局所在地。我家族史的中心地就這麼突然成為德國電視報道的焦點。這棟建築上的紀念牌倖免於火，還可以看到：
1941年至1943年德國佔領期間，此處為德國勞動局。超過六萬名馬裡烏波爾居民被從此處強行遣送至德國，被奴役。每十人中就有一人在無人身自由的情況下死去。
奧爾加的姐姐塔瑪拉，在柏林以高齡離世，她也屬於被從烏克蘭強行遣送到德國的勞工之一。二十歲時，她被從基輔遣送至維也納，在一家罐頭工廠服勞役。返回烏克蘭後，雖然躲過了被當作叛國通敵者槍斃和被送往下一個強制勞工營的命運，但是，和大多數人一樣，她終生飽受因在德國服強制勞役帶來的折磨。返鄉者中，沒能成功抵抗敵人強行遣送的人不再為社會所接納，他們中的大部分在飢寒交迫中苦熬到死。塔瑪拉不能讀大學，也找不到工作，就連最低等的工作也找不到。她被迫多年來靠父母接濟艱難度日，而父母也在飢餓邊緣掙扎。最後，她父母的一個友人，一位上了年紀的生物化學教授愛上了她，向她提親。她並不愛他，但是結婚救了她，至少保證了她能活下去。然而，她勇敢的丈夫也未能完全免於處罰，作為猶太人，橫豎都會遭到汙衊。長時間來，他一直是整個基輔唯一一位連房子也沒分到，還要和妻子及兩個孩子一起擠集體公寓的教授。
我認識的奧爾加的姐姐沉靜、穩重。看上去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情能影響到她，她的臉上永遠是一副雲淡風輕的表情。八十年代中，她的丈夫去世了，她的兩個兒子移居德國，她就跟隨他們一起過來——作為猶太孩子的母親，她得到了居留許可。她生命的最後一段，還很漫長的一段中，她自願選擇回到她曾經被奴役的世界，領取救濟金，住在柏林威丁區的高樓裡。她坐在單間公寓裡，收看俄羅斯電視臺的節目或者玩俄羅斯填字遊戲。她耳中彷彿聽不到德語，也感知不到窗外陌生的國度。可是與此相反的是，她卻把在維也納的歲月稱為她這輩子最開心的時光。當她說起維也納時，她昏花的眼睛突然開始發亮，蒼白如同蠟像般的雙頰泛上一層粉紅色的光澤。奧爾加堅信，她姐姐在維也納遇到了她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愛情，而且她的情人是個德國人。如果的確如此，那她冒了極大的風險。因為和德國人交往的斯拉夫強制女勞工，會被處死或者送入集中營。就算她在烏克蘭和一個德國人相愛，那也會變得眾所周知，她將付出沉重的代價，甚至很可能賠上性命。除此之外，她的整個家族都將遭到報復。塔瑪拉對這些心知肚明，所以她終生保持沉默。顯然，她在她的意識中抹去了對強制勞役的所有恐懼，生活在虛幻的回憶裡。她活到快九十歲才去世，死在了世界的另一端，多年前她在這裡留下了她的心。最終，她把她的秘密帶進了墳墓。
奧爾加還必須完成一些領取骨灰的手續，所以會繼續再待幾周。我們整夜地在youtube上聽歌劇，每次她來看我都是如此。早在我們的友誼開始時，大概二十五年前，我對歌劇的激情就感染到了她。我們一遍又一遍地聽來自西伯利亞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俄羅斯男中音德米特里·赫沃羅斯托夫斯基演唱，如今他已成為世界巨星。他曾說過：「我歌唱，不是為了娛樂，也不是為了給你們帶來舒適感，我歌唱，是為了感動你們，讓你們痛苦，然後和我一起哭泣。」他演唱《啊，我永遠失去了你！》（義大利作曲家貝里尼的歌劇《清教徒》第一幕第二段），還演唱《我們曾經多麼年輕》（專輯《莫斯科之夜》中的歌曲），他輕鬆地用他的歌聲讓我們感到痛苦，奧爾加和我坐在螢幕前淚流滿面。
每天，我仍然花數小時時間找尋我的舅父謝爾蓋和他的女兒，我的表姐葉芙根尼婭。有一天，當我再次按照「試試看—錯誤提示」的方法在谷歌引擎輸入葉芙根尼婭·謝爾蓋耶夫娜·伊瓦申科，跳出來一個未定義的頁面，顯示基輔的一個地址：krutojspusk，26棟5號公寓。奧爾加認得這條街，德語直譯為「陡坡」。這條街地處基輔老城區的一個有代表性的街區中，在獨立廣場背面。這條地址後面還有一個電話號碼。在我終於平復心跳撥通這個號碼後，自動回覆錄音用烏克蘭語和英語說這個號碼已不存在。
對親人的擔憂一直是蘇聯國土上廣泛存在的現象。混亂無序的日常生活中，危險無處不在，犯罪率居高不下。現在，基輔仍舊有騷亂存在，按照奧爾加的說法，如果她二十三歲的外孫離開家，早就死了一千遍了。她從來不允許他去獨立廣場，儘管他想去那裡捍衛烏克蘭的自由。但是，奧爾加被我尋親的執著所打動，她在我的電腦上用skype叫來了她的外孫，千叮萬囑後，派他去我在網上找到的那個地址偵查一番。
時間過去了兩個半小時，對奧爾加來說簡直有永遠那麼久，她的外孫回來了。在按照網上地址找到的公寓裡，他沒碰到任何人，旁邊的公寓裡也沒有人回應他的門鈴。樓房管理員告訴他，幾年前是有一位老婦人住在5號公寓，可是已經死了，名字也記不起來了。公寓的主人已換過兩任，目前公寓正在翻修。
臨行前，奧爾加把骨灰盒用兩塊手帕包起來，放進了她的箱子。我把她送到位於城市另一端的火車站。她的姐姐塔瑪拉，一名曾在一家維也納罐頭工廠度過最快樂時光的強制勞工，將第二次回到烏克蘭——這次不是一輛運輸牲畜的鐵皮車，而是一輛舒適的有空調的長途客車。這次回鄉之後將不再離開。
回到基輔，長途旅行後的奧爾加連懶覺也沒睡，不受傳統科技影響的她灌下兩杯用長柄咖啡壺煮的黑咖啡，然後點了支菸，出門直奔地鐵站。每個在後面或者遠距離看到她的人，都會以為她還是個年輕人。她苗條矯健得像一隻狍鹿，七十二歲了還在鄉間的園子裡爬樹摘水果。
這次，「陡坡」大街26棟5號公寓裡還是沒人，但是鄰居在家。從鄰居那裡奧爾加得知，老婦人葉芙根尼婭·謝爾蓋耶夫娜·伊瓦申科，以前的社群醫生，根本沒死，而是幾年前搬家了。基本上可以確定，她就是謝爾蓋的女兒。很多女人叫葉芙根尼婭·謝爾蓋耶夫娜·伊瓦申科，但是既叫這個名字，又是一位女醫生的女兒，且本人也是醫生，應該只有她一人。儘管如此，奧爾加還是詢問鄰居，她是否碰巧也知道葉芙根尼婭·謝爾蓋耶夫娜的父親。
「我當然知道。」鄰居答道，「她父親來自馬裡烏波爾，是位有名的歌劇演唱家。」她把舊鄰居的新電話號碼給了奧爾加。
蘇聯時期，大家都在廚房裡聚會。後來，基輔出現了一大批餐館和咖啡店，取代了廚房，成為社會文化空間。不過，我的表姐葉芙根尼婭之所以不在家裡接待任何人，是因為正如她在電話裡和奧爾加解釋過的那樣，她狹小的兩間公寓裡住了六個租客。而這在擁擠成災、連一條縫都能租出去的基輔，也並不常見。